作者｜罗伯特·哈姆斯（Robert Harms）
耶鲁大学历史系非洲史亨利·J.海因茨讲席教授，享誉全球的非洲研究专家。
从小型飞机上俯瞰，刚果盆地热带雨林宛如一张密不可透的绿色地毯。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由三层不同的植被组成：中间是树冠层，由100—150英尺高的树木组成；向上延伸是露生层，露生层的树木穿透了树冠层，已经可以见到阳光，到达200英尺的高度；树冠层下是小型阔叶树木的下层植被，依靠吸收到达这里的少量阳光生长。雨林植被十分茂密，树冠层的一滴雨水落至地面，竟需要十分钟之久。身处雨林，景观则大不相同。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在1870年如此写道：“这里的树太高了，以至于上好的猎枪也完全伤不着树顶的鹦鹉或者珍珠鸡。而且他们紧挨着生长，十分密集，以至于我可以听见50码外大猩猩的低吼声，却看不到它们。”（刚果盆地热带）雨林最显著的特点是缺少阳光。记者兼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b在1876年初入这片雨林时就写道：“我们愈加靠近阴冷而黑森森的米坦巴（Mitamba）森林，最终告别阳光和光明，进入了这片森林……头顶，枝繁叶茂，层层叠叠，完全遮挡住了阳光。不知道今天究竟是阳光明媚，还是昏暗、雾蒙蒙、阴郁的一天，因为我们前行在微弱但庄严的暮色中。”
《泪之地: 殖民、贸易与非洲全球化的残酷历史》
刚果盆地热带雨林形成了一条600 英里宽的带状地带，沿着北纬4°和南纬5°之间的赤道向东西方向延伸。它始于大西洋东海岸，向东延伸了近1500 英里，直至艾伯丁裂谷（Albertine Ri）的山脉和湖泊。来自大西洋的雨云翻山越岭，到这里已经蒸发掉了仅有的水分，因此热带雨林地形在这里戛然而止。刚果盆地雨林覆盖了刚果（金）、刚果（布）、加蓬、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和中非的部分地区，面积近80 万平方英里，几乎与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领土一样大。它是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仅次于亚马孙雨林。刚果盆地热带雨林最早的原住民是一群身材矮小、皮肤呈红褐色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作俾格米人（Pygmies）——尽管他们用“姆布提”（Mbuti）或“巴卡”（Baka）等特定的民族标签称呼自己。他们出没于暮色的森林，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大约5000 年前，一支来自西北方的族群迁移至此，这些人身材更高、皮肤黝黑，从事农业为生。他们原本居住于天然的林间空地，但后来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土，特别是在公元前500 年左右掌握冶铁技术后。最早定居在雨林的农民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但随着他们的分散，祖先流传下来的语言分裂成大约150 种紧密相关但又不同的语言。同时，社会文化身份又细分为约450 个独立的族群。19 世纪末，欧洲探险家们第一次穿越雨林的途中遇到了充满多样性的语言和种族特征，这其实就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发生历史变异的最佳体现。这一共同传统在森林的政治组织中尤为明显。与非洲南部草原的大帝国、王国和酋邦（chiefdom）或非洲大湖地区的山地王国相比，具有灵活的领导和权威形式的小规模的政治单位才是丛林社会的显著特点。大多数情况里，一个单独的村庄，甚至一个村庄的一部分可以构成最大的政治单位，其领导者往往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大人物”，而不是世袭的酋长。历史学家兼人类学家简·范西纳（Jan Vansina）认为，正是这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形式，将丛林民族与其生活在山区和草原上的邻居们区别开来。
几个世纪以来，地理因素共同阻止了外来人口进入刚果盆地热带雨林。欧洲船只在15世纪80年代就首次抵达非洲西海岸的刚果河河口，但约200英里长的急流阻止了他们逆流向上；与大西洋海岸平行的崎岖的水晶山脉（Crystal Mountains）也阻止了他们从陆路进入内陆的企图。在热带雨林的东部边缘，沿着艾伯丁裂谷的山脉和湖泊将它与向东延伸至印度洋的稀树草原隔离开来。然而，这种孤立也并非完全。在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1500—1870年），不计其数的丛林居民被贩卖至大西洋海岸。他们或是在当地战争中被俘，或因犯罪、欠债而沦为奴隶，沿贸易路线几经易手。枪炮、黄铜和布匹则沿着同样的路线逆向进入刚果雨林。在此期间，欧洲奴隶贩子从未远离他们沿海的飞地。不过，到19世纪末，刚果盆地雨林相对与世隔绝的状态，被入侵者们从东西两个方向打破了。从东非海岸方向而来的阿拉伯商人和斯瓦希里商人——桑给巴尔苏丹（the sultan of Zanzibar）的臣民——来这里寻找象牙和奴隶。紧随其后的是一批寻找尼罗河源头的英国探险者们，欧洲人最初曾把刚果河误作为尼罗河，对尼罗河源头的探寻最终促使亨利·莫顿·斯坦利在1877 年沿着刚果河顺流而下，一直走到了大西洋。来自西方的渗透则始于意大利探险家皮埃尔·萨沃尼昂·德·布拉柴，他于同年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穿过水晶山脉，进入刚果河的分水岭。于此同时，当时效力于比利时国王的斯坦利于1879 年回到刚果河河口，这回他的任务是在险滩周围修建一条货运马路。这些探索为掠夺刚果热带雨林的人力和自然资源打开了闸门。商人们进入雨林，肆意掠夺雨林的馈赠——象牙、俘虏和橡胶。他们或效力于桑给巴尔苏丹，或受比利时国王或法国政府的统治。平民被鞭打、奴役、监禁甚至枪毙；村庄被弃；土地荒废；由于缺乏治疗，常见的肠道和呼吸道疾病变得致命。人们为了逃离武装掠夺者躲进了森林，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分崩离析。1905 年，比利时和法国派出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发现，刚果盆地雨林的原住民是地球上被剥削得最残酷的民族之一。在短短30 年的时间里，入侵者将刚果盆地热带雨林从一个“未闻之地”（terra incognita）变成了但丁《神曲·地狱篇》（Inferno）中的“泪之地”。1880—1900 年欧洲帝国主义者对刚果盆地雨林的殖民占领，是历史学家所称的“瓜分非洲”（The Scramble for Africa）这一宏观进程的一部分。这也是欧洲帝国主义400 年扩张进程的最后阶段。16—17 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和法国在世界各地抢占殖民地，以垄断市场和殖民。但非洲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一方面由于非洲热带地区的疾病和环境对欧洲人来说是致命的，另一方面由于欧洲人只是把热带非洲看作一个奴隶贸易的人力蓄水池。19世纪初，英国和法国占领了非洲北部和南部的领土，这两个地区都是他们熟悉的地中海气候。他们选择避开非洲热带地区，仅通过沿海的小飞地进行贸易。1870年，欧洲人只控制了非洲大陆的十分之一。19世纪欧洲的三大历史事件促成了欧洲于80年代开启“瓜分非洲”的行动。其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促使欧洲人专注于更合法的商业形式；其二，欧洲工业革命激发了对新原材料产地和新市场的探索；其三，医学的进步使欧洲人在非洲热带环境中的生存变得更容易。在随后对非洲大陆的瓜分中，欧洲人与桑给巴尔苏丹的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展开了竞争。虽然对非洲偏远地区属地的边界调整和军事远征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但欧洲对非洲的大部分领土要求是在1885年至1890年的六年间提出的。引发这场争夺的导火索是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会议旨在将刚果河流域划分给法国、葡萄牙和“刚果自由邦”（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领地）。会议并没有像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完成对非洲大陆的“纸上瓜分”，但它成功地实现了其更聚焦的目标，即把刚果河流域划分给欧洲各国，并为日后提出领土要求、瓜分非洲提供合法性。从21世纪的视角观之，工业化的欧洲国家最终征服赤道、殖民非洲似乎不可阻挡，但对当时当地的人们来说，似乎并非如此。1885年1月，当欧洲列强加上美国和奥斯曼帝国在柏林召开会议时，两场基于非洲的扩张主义运动似乎取得了战果。在苏丹（Sudan），一位自称为马赫迪（Mahdi）的先知领导了一场伊斯兰革命来驱逐埃及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刚果盆地，绰号“蒂普·蒂普”（因其枪声而得名）的非洲裔阿拉伯商人和国家缔造者哈米德·本·穆罕默德扬言要征服延伸至大西洋的刚果河谷，欧洲人明白无力阻止他。虽然蒂普·蒂普最终放弃了，但他的威胁揭示了极大地改变了非洲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对于本书中的主人公来说，19 世纪晚期似乎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但一切又皆无定论的时代。19世纪90年代早期，三股不同的殖民势力在刚果盆地雨林攫取资源。来自东非海岸的阿拉伯商人和斯瓦希里商人组成的联盟控制着被称为马涅马（Manyema）的雨林东部，他们的武装商队在乡间搜刮象牙和俘虏。马涅马由几大贸易商组成的松散且不断变化的联盟管理，每一方都声称拥有自己专属的贸易和掠夺领地。法国政府控制着被称为法属刚果的雨林西部，这个地区在法国的帝国利益版图中处于较低顺位。相应地，法国不愿意在这块殖民地加大投资，倾向于保护贸易路线，并屯兵扩大殖民地边界。在东部的马涅马和西部的法属刚果之间是“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它成立于1885年，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领地，其属性与东西二邻不同。在最初尝试自由贸易之后，利奥波德二世发展了一套体系——将大片领土（通常较比利时本土大得多）授予比利时公司和英比公司，这些公司拥有私人军队，迫使原住民攫取森林中最宝贵的资源；当人民反抗这些强制措施时，刚果自由邦的军队将会介入支持这些公司。三种截然不同的剥削方式和殖民势力的相互作用，构建了赤道非洲最早的殖民统治体系。亨利·莫顿·斯坦利为建立刚果自由邦奠定了基础；哈米德·本·穆罕默德（蒂普·蒂普）创建了马涅马帝国（Manyema Empire）；皮埃尔·萨沃尼昂·德·布拉柴几乎是单枪匹马创建了法属刚果。这三个人的身份都很复杂，所效忠的对象也在不断变化。斯坦利是在威尔士出生的记者和探险家，但自称为美国人，后来又为比利时国王效力。蒂普·蒂普是桑给巴尔商人，非洲和阿拉伯混血，先后宣誓效忠于桑给巴尔苏丹和比利时国王。布拉柴是来自教皇国（Papal States）的意大利人，为法国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后来改信伊斯兰教，住在阿尔及利亚。这三人探险非洲的目标大不相同，他们与所经历之地的非洲人民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关联。蒂普·蒂普缓慢地穿越这片土地，用诡计和武力融入当地的政治生态；斯坦利行动迅速，不顾一切地为他的欧洲和美国赞助人攫取利益。与之相比，布拉柴走得很慢，试图在漫游中了解当地居民。19世纪90年代，当这三位非洲探险的奠基者离开赤道非洲之后，当地居民的命运就此落在后来的殖民官僚、贪婪的特许公司和武装贸易集团手中。到1900年，刚果盆地热带雨林的三个区域几乎都改造套用了利奥波德国王的那套殖民贸易体系。在马涅马，刚果自由邦驱逐了阿拉伯大商人，但没有引进欧洲的特许经营公司，而是雇佣了阿拉伯人和斯瓦希里人作为代理人收集象牙和橡胶，同时保留了先前阿拉伯剥削体系的某些元素。在法属刚果，法国特许公司试图效仿刚果自由邦的做法，但由于投资和军事支持水平较低，没有那么成功。法国政府称他们的橡胶收集体制与刚果自由邦的完全不同，尽管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大量历史文献将阿拉伯地区、法属刚果和刚果自由邦三者视为各自孤立，拥有独立的历史。与之相比，本书将这三种殖民征服视作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这一过程便是全球经济发展新需求和强国对抗更迭下的殖民史。斯坦利、布拉柴和蒂普·蒂普相互交织的职业生涯即是例证。如果没有来自蒂普·蒂普巨大的帮助，斯坦利不可能取得成功。斯坦利和布拉柴之间激烈的公开竞争也深刻影响了法国在赤道非洲殖民主张的性质和时机，影响了柏林会议格局。蒂普·蒂普与布拉柴素未谋面，但不愿与法国人为敌，这也是他决定不带领马涅马军队沿刚果河进入大西洋东岸的原因。将整个刚果盆地雨林作为分析的基本对象，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殖民地或帝国势力，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行事方式是如何相互交织并影响彼此的。本书中关于帝国主义剥削的叙述建立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背景之下，这两种背景都超越了民族历史的界限。一个是世界经济和帝国竞争的全球背景。与最近更强调暴力征收橡胶的论调相较，本书还强调了对象牙的搜寻。最初吸引阿拉伯商人和欧洲商人进入刚果盆地雨林的是象牙，而不是橡胶。直到象牙储备日渐枯竭，人们转而找寻橡胶才变得更加迫切。在外交方面，英国、法国、葡萄牙、德国和美国等大国，更关注自身在世界市场的位置以及彼此间的关系，而不是建立与非洲的联系。第二个背景是由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及原住民的文化所界定的。面对入侵者，刚果盆地雨林的人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是欢迎还是反对？是默许还是抵制他们的要求？这里独特的小规模政治组织形式之所以维持了几个世纪之久，是因为冲突通常发生在大小大致相同的政治组织间，其最终目的是达成决议或者恢复原状，而不是征服和掠夺。丛林居民们与外来者的对峙，让整个系统都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些外来者提出了无限的要求，并准备了足够的火力将原住民消灭。1870年，戴维·利文斯通跟随一支阿拉伯/斯瓦希里的象牙商队来到刚果盆地雨林。他把这些居民比作“狮子面前的小狗”。在刚果河流域早期殖民主义的历史中，有三个主题常被忽视。第一是非洲内部的奴隶贸易和欧洲的反奴隶制运动两者的影响。虽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在1870年已经终止，但非洲内部面向尼罗河和印度洋的奴隶贸易继续给桑给巴尔丁香种植园、开罗的富裕家庭、阿拉伯半岛的椰枣种植园以及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各个地方供应奴役劳工。反对奴隶贸易的民族主义斗争动员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人道主义者，他们游说海军封锁东非海岸，并成立了一支私人十字军以对抗非洲内陆的阿拉伯奴隶贩子。与此同时，英国和比利时的反奴隶制势力悄然成为利奥波德二世帝国主义体系的盟友，这些计划常常被解释为反奴隶制行动。奴隶制和反奴隶制就这样被编织进了帝国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第二，资源的枯竭。入侵者主要为剥夺热带雨林最宝贵和最易获得的资源而来。东非的大象屠杀形成了一个不断移动的象牙贸易边界，它吸引了桑给巴尔的阿拉伯商人和斯瓦希里商人进入刚果盆地雨林，后来又诱惑欧洲象牙商人从西部进入雨林。同样地，欧洲橡胶特许经营公司的诸多暴行扮演了致使热带雨林橡胶藤耗竭的幕后推手。象牙和橡胶贸易边界在这段时期一直在移动，使得该地区也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第三，非洲当地对阿拉伯象牙捕猎商队和欧洲橡胶特许经营公司的抵制。在蒂普·蒂普的一名高级副手动员当地军队反对蒂普·蒂普之后，阿拉伯象牙和奴隶贸易商才被赶出马涅马。在刚果自由邦和法属刚果，欧洲的人道主义改革者最终成功推行了行政改革，但他们的努力对当地的情况几乎没有立竿见影的影响。当地的非洲人民只能通过逃跑、反抗或毁坏橡胶树来解放自己，所有这些都削减了橡胶公司的利润。人们只能猜测，如果没有非洲内部人民激烈而持久的抵制，欧洲的改革努力是否会取得成功？非洲殖民不同历史进程的亲历者为读者了解热带雨林受掠夺和雨林原住民受迫害的遭遇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这群亲历者成分多元，包括：苏格兰传教士兼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他与第一波阿拉伯商队和斯瓦希里商队一同进入刚果雨林；比利时象牙采购商阿方斯·万格尔（Alphonse Vangele），他曾为刚果自由邦工作；英国传教士约翰（John）和爱丽丝·哈里斯（Alice Seeley Harris），他们揭露了英国-比利时印度橡胶公司（Anglo-Belgian India Rubber Company，Abir）的罪行；法国小说家安德烈·纪德，他目睹了法属刚果不断发生的暴行。还有如红衣主教拉维热里（Cardinal Lavigerie）在欧洲发起反奴隶贸易运动，以及罗杰·凯斯门特在英国进行刚果改革运动，诸如这些发生在欧洲的人道主义运动都试图去影响赤道非洲的发展。纵观全球经济势力对赤道非洲的影响，不少历史亲历者为这一事件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如来自罗德岛的经营象牙贸易的乔治·切尼（George Cheney），将其利润投资于康涅狄格州的钢琴键工厂；而亨利·谢尔顿·桑福德（Henry Shelton Sanford）是一位美国企业家，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比利时。在他们身后斡旋的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他虽从未踏足刚果河流域，但主导建立了刚果自由邦，这个私人拥有的领地比比利时国土大75倍以上。一些历史学家把利奥波德二世描绘成一个异常邪恶的天才，但如果不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探险家、商业利益集团、国家政府和反奴隶贸易人道主义者从旁协助，他的刚果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踏入赤道非洲这片土地的人以日记、书信、公文、演说、游记和自传等形式将其所见所闻公之于众。除了一小部分非洲原住民的口述史材料和来自阿拉伯商人书面记录的历史外，资料来源主要还是参与刚果盆地热带雨林殖民的欧洲人。绝大多数欧洲探险家都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心中有一种隐隐的种族优越感，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体现。例如，菲利普·奥古阿尔神父（Father Prosper Philippe Augouard）把巴特克人（Teke people，Bateke为Teke复数形式）描述为“食人族”，说他们看起来像“真正的野蛮人”，这展现了他粗暴的种族主义思想。但是其他旅行家的观点则复杂一些。斯坦利声称自己“没有种姓、肤色、种族或国籍的偏见”，却将住在马涅马边境的居民称为“堕落的人类标本”。不过，到他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他的想法已经改变了，并为“之前傲慢的感想”表示歉意。相似地，戴维·利文斯通在书中承认了自己对种族偏见的挣扎，他写道：“任何一个长期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人，都会忘记他们是黑人，会觉得他们就是同胞。”而鉴于作者身份和背景的巨大差异，每一条描述都必须结合相应的语境来评价。旅行家们的记述既是一种历史记录，又是对民族、地方和事件带有立场的历史建构，非洲历史学家用两种不同方法来使用这些材料。第一种是阅读欧洲文献史料，从中挖掘关于非洲的记录，并试图揭示欧洲人记录的信息中暗含的非洲人的声音。传记作家阅读探险者的记述是为了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以及这些行为揭示的人物性格和成就，而非洲历史学家面对同样的史料，了解的则是这些探险家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的非洲东道主和同伴告诉了他们什么。探险家们在穿越非洲大陆时的所见所闻往往比他们做了什么更为重要。另一种方法是文学的角度——将旅行者们的游记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形象表征来解读。丹麦文学评论家弗里茨·安德森（Frits Andersen）认为，旅行家们关于刚果盆地雨林的各种作品表达的共同点是“黑暗”的形象，这将该地区污名化为一个不适用规范、法律和规则的例外之地。亨利·莫顿·斯坦利的游记《暗黑非洲》（In Darkest Africa）和约瑟夫·康拉德的自传式小说《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等书的书名中都强调了这一形象，而未经证实的非洲“食人”故事和欧洲人实施恐怖暴行的真实记录更加强了这一形象。1906年，一组名为《刚果暴行》（Congo Atrocities）的幻灯片声称非洲“食人族”的存在，还展示了欧洲恐怖主义的例子，英国观众震惊之余也充满好奇。对欧洲人来说，它们都是弥漫在刚果盆地雨林中关涉生存之“黑暗”的表现。本书的分析试图从旅行家的丰富的记述中抽丝剥茧，而不陷入他们的预设立场之中。这些文字中所描述的恐怖，不过是阿拉伯和欧洲企业蓄意煽动的，目的是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扩增利润。如果说有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操纵着雨林，那必将是普遍存在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欲望。历史上与全球市场的相对孤立、分散的政治组织架构，造就了丛林社会的独有特质，而这也让他们更容易受到持枪入侵者的剥削。已故人类学家兼历史学家简·范西纳在他经常被低估的创新性著作《雨林之路：迈向赤道非洲政治传统的历史》（Paths In the Rainforests:Toward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radition In Equatorial Africa）中指出，热带雨林居民共有的文化传统以其千变万化的形式在赤道非洲繁盛了数千年，但在殖民占领的重压下，这一文化传统竟在短短几十年间土崩瓦解。范西纳只对这一破坏做了简短的总结，但在他看来，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在殖民征服和商业剥削的压力下，丛林社会的崩溃；接着是欧洲根据自己的意愿管理和统治非洲社会，强行对其进行重建的过程。本书探讨了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丛林社会的瓦解是各种个人、商业集团、组织和政府的行为与互动一步步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主体都在其中为最大化追求自身利益而追逐。它探讨了活跃的全球势力和所涉主要人物如何相互交织并导致非洲丛林社会的崩溃。最重要的是，本书探讨了人道主义与贪婪、发展与破坏、全球需求与地区利益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有这些都给刚果盆地热带雨林的人民带来了无法言说的悲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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