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普·斯图尔曼（Siep Stuurman）
希罗多德对所有的帝国都持批评态度，但是司马迁把帝国看作是自己的自然栖息地。与希罗多德不同，中国历史学家假设一个帝国应该或者打算在未来统治“天下”。即使这样，帝国的统治仍然是不确定的、脆弱的。公元前221年短命的秦统一了中国，过去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司马迁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秦(前221—前206)的倒台,主要归因于其残酷的统治。汉朝采用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信条，表明统治者寻求一种可以深入人心影响思想的统治方法。尽管严厉的刑罚并没有消失,但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本质可以概括为“文明教化治理”。循着其父司马谈的足迹，司马迁在严厉的汉武帝(前140—前87)手下做了太史。然而,司马迁并不是一位没有独立见解的宫廷史官。事实上,在公元前99年,他遭受到了羞辱,因质疑皇帝的意见受到宫刑的羞辱。即使这样,他在历史探究中毕生求真的精神,不能用个人愤恨来解释。司马迁用过去同时代董仲舒(Dong Zhongshu)对孔子《春秋》的解释来证明这个问题。据董仲舒讲,“孔子当年批评过皇帝，训斥那些封建领主,谴责那些高级官吏”。司马迁在他的中国历史的最后自传章节中认可地引用了董仲舒的评价。但是,与希罗多德不同,他的声明是间接地表达出来的。
《全球知识史: 知识的产生和传播》
[美] 塞缪尔·莫恩 / [美] 安德鲁·萨托利 编
焦玉奎 译
大象出版社
2021年12月
基于秦朝灭亡的背景，扩张政策充满危险。帝国宫廷一个重要的政治派别，司马迁也属于这个派别，担心帝国扩张的黩武精神会和繁重的赋税及征兵联系起来,可能重现秦朝的暴政。然而，汉武帝并没有留意这个前车之鉴。相反，他大规模地发动了对强大匈奴联盟的远征,因为他们沿长城边界对中原形成了挑战。对于中原人来说,时常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对游牧部落联盟军事实力的恢复非常难以忍受。这些既没有大城市，也不精通书写的“野蛮人”，是如何运用如此强大的力量的呢？像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司马迁的《史记》(Records of the Historiam)(历史学家的记录，写于约公元前100—前90年)，也公平地记录了地理与种族,材料引自官方档案与旅游者见闻。司马迁亲自参与几次对长城前线的远征。出于成败的战略考虑,有关匈奴的章节在他的长文本当中是最长的。通过考察,司马迁开始认为匈奴对于汉人来说,是“一个持续烦恼与危害的根源”。相应地,司马迁解释说,帝国“已经试图搞清楚匈奴强盛与脆弱的周期”。“这样”,他宣称,“我描述了匈奴的情况”。从表面来看,这似乎是服务于帝国需求的工具性研究。还有一些有关匈奴史的简明记事,充满了否定的描述(“他们不……”),从许多自农耕社会到游牧地区的观察者对有关游牧文化的游记当中看得出来。对于这一点,司马迁注意到,四处洗劫与拦路劫掠对匈奴人来说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司马迁实事求是地评价游牧民族的军事战略与技巧,和希罗多德论述斯基泰人非常一样。尽管他不像希罗多德对军事游牧就其所知极尽赞美之词,司马迁也没有低估“文明开化”的标准。也像希罗多德一样,司马迁也强调游牧民族的习惯、食物、衣着、牲畜、武器和策略非常适合于草原的环境。与希罗多德一样,司马迁也意识到边界贸易的战略重要性。匈奴需要农业与手工艺品,中原人需要草原来放马。司马迁的匈奴种群学说在谴责他们“非汉化”方式与开诚布公的赞美之间摇摆,常常不情愿地赞美他们的军事才能与管理的有效方式。他对匈奴联盟政治组织的描述传达了一种有效国家治理的印象,而不是原始而嗜血的独裁专制。联盟复杂的中央集权联合体与分权管理可能使人想到这种体制与汉帝国庞大的官僚体制形成鲜明的对比。应当承认,司马迁举出匈奴许多残酷而无情的案例,但是他又列举出汉人当中许多类似的案例。司马迁严重偏离单纯中国中心主义在中行说(Zhonghang Yue)的故事中可以找到例证,中行说是汉文帝时期的一个太监,于公元前174年后不久为维护和平条约被派遣护送公主北上嫁给匈奴单于。朝廷把这个使命强行指派给了中行说,当他到达的时候,马上投降了匈奴,得到了恩宠,做了单于的谋臣。司马迁大量引述中行说,一是当中行说警告单于不要采纳汉朝的消费模式的时候,二是当他诘难汉朝使臣批评游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时候。中行说开始就指出,汉朝的人口远远超过游牧民人口(比率差不多50∶1)。尽管如此,匈奴还是能够反抗,有时还会取得对汉朝作战的优势,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适合于军事活动和草原环境。他还警告游牧民不要采用汉朝的品味与奢侈品,举例说,穿着丝绸长袍完全不利于骑马“通过灌木与荆棘”。长远来看,汉朝的奢华将削弱其军事优势。这个宦官还强调奢华对军事化社会的危险,这种观点跟后来欧洲解释罗马帝国崩溃有许多相似之处。迄今为止,该宦官主要强调了中国化的危险。不管怎样,他在诘难汉使的时候,从游牧民的角度批评了汉朝社会。汉使谴责游牧民把锦衣玉食送给年轻人,说他们对老年人不够尊重。中行说反诘汉使说,在战争时期,汉朝人也那样做,汉使不得不承认的确如此。那么,中行说坚称,战争是匈奴人的主要职责,年轻人承担战争主要责任,所以把那些美食与衣物给年轻人是恰当的:“年轻人愿意为保卫国家而战,父子才能安全生存,怎么能说匈奴看不起老年人呢?”这个宦官继续解释说,游牧民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实际上比在穷苦中不断劳作的汉朝百姓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在答复汉使非议匈奴“非中国化”婚姻法典的时候,中行说解释说,此举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人口的增长和维护宗族的延续,以便统治家族面对混乱与战争的时候,能够团结一致。他用下面这段话尖刻批评了汉朝社会:另一方面,在汉朝,一个男人或许永远不会娶他的继母与兄弟的遗孀,但是,同一家庭的成员甚至会疏离到以相互残杀告终!这也恰好说明,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的王朝更迭!此外,在汉朝人当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仇恨在不断上升……中国人尽管面对危险的威胁,但是,百姓在临战时不去练习攻战本领,稳定时却又被生计搞得疲惫不堪。唉!生活在土屋里的人啊———你们说得太多了……只是因为你们戴着帽子,难道这有什么了不起吗?在这个引人入胜的段落,司马迁是想告诉他的读者,如果一个明智而公正的中国人熟悉世界上“野蛮人的观点”,他会如何判断这个世界?在其他地方,司马迁谈论了类似于匈奴的其他游牧民的生活方式,即生活在亚洲内陆西部的乌孙人,对匈奴既害怕又敬畏,几乎不会想到遥远的中国。这样一种“全球的”观点,显示出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也许会让汉朝谦虚一些。中行说的文化自我转换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论据,他真正地揭穿了孟子的主张,他从来没听说过中国人接纳野蛮人的习惯。在司马迁的叙述当中,这个宦官是引人注目的,但决不是唯一跨越边界的例子。司马迁用中行说颠覆了汉人议论的标准,类似于希罗多德用埃及人认为所有不说埃及语的人都是“野蛮人”,颠覆了埃及人的标准。历史学家们移情对待匈奴,要更加显著地考虑,他们是汉朝的重要敌人。妮古拉·迪科斯莫(Nicola di Cosmo)认为,也许司马迁(正如希罗多德一样),“被同时代的人看作是‘亲野蛮人’(barbarophile)”。这个故事的主旨就是，在汉语的话语中,匈奴没有好的理由变成“文明的”,也没有更好的理由那样做。因此,文化多元化是历史的一个不朽的特征。对司马迁而言,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的,在其他地方,他冥想出一种未来,在那个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向往中国,即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些野蛮人还是待在他们那里。本文选编自《全球知识史: 知识的产生和传播》。特别推荐阅读作者相关著作。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留言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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