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民主改革、暴力转化与国家主义
日本近代史的大部分时期，暴力与民主一直以一种不安的、复杂的、紧张的关系共存着。在日本，一如在其他地方，暴力和民主被紧紧捆绑在一起，彼此吸纳，又彼此威胁，却又无法摧毁彼此。暴力并未一手消灭民主政治，民主也绝非暴力政治的万灵药。
确实，日本暴力民主的核心，即是一种紧张关系 ：民主政治到头来正好吸引了会导致不民主的那种暴力。19世纪90年代，宪法的施行、议会的成立以及国会的普选，并未平息前十年的壮士暴力，只是刺激着暴力改变其形式，从叛变及恐怖主义，到暴力行为。接下来数十年白热化的政治竞争和民主政治的意见相左，促使壮士暴力行为被当成一种工具来使用，影响政治结果、推进政治目标。民党与吏党之间、竞选候选人之间，以及两党政治要角之间的敌意，无不激起对某种手段——例如暴力——的需求，借此松动、说服、引诱某种被期待的政治行为。民主改革并不预示着暴力的终结，但转化了暴力，将曾经是从外部对抗不民主政治体制的反抗暴力，收编成为民主政治的施行手段。
《流氓、极道与国家主义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60—1960）》
[美]英子·丸子·施奈华 著
余静颖 / 游淑峰 译
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23年6月
当民主政治推动暴力行为持续的同时，这些暴力行为产生了各种不民主的负面效应。其非民主的特质并非总是那么清楚明确，例如院外团壮士可用来抑制藩阀势力，而且偶尔会支持政党所倡议的扩大政治参与，这与当时民众的需求一致。然而，壮士暴力倾向于威胁、恐吓，而且他们干扰行使民主的场所，例如演说会、议会辩论以及选举。壮士也助长了政治中的不平等，是有钱雇请他们的那些人的资产。当他们被纳入政治体系，也助长了一种政治暴力的文化 ；在这种文化里，暴力，以及那些与他们有关联的人，将运用肢体暴力的行为视作一种必要且可接受的政治策略。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个正走向全国男性普选且有政党内阁的两党政治体制，与院外团壮士和政治暴力文化，交织在一起且纠缠不休。
在暴力与民主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紧张关系。早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领导并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暴力事件的博徒及壮士，即体现了使用暴力手段达成民主目的之间的矛盾。他们为了建构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秩序，大肆破坏已有的政治秩序，并为了大量参与政治活动而排除异己。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暗杀与军事扩张以自由之名进行着。来自自由民权运动的民众，与怀有自由精神的大陆浪人，作为帝国主义以及战争暴力的一部分，四处耀武扬威。而像吉田矶吉和保良浅之助这样的极道老大，通过民主方式参选而进入国会，这多少和他们暴力胁迫的能力有关。
如某些历史学者所宣称的，这样的对立并不是什么日本民主倒退的独特征兆，或者说是被旧时代的封建遗毒所毒害着。民主的某些缺失确实助长了暴力的盛行，选举权限制便是最明显的例子。然而，暴力的出现不是一种政治上的回归现象；自由民权运动时的博徒，是推动民主改革的草根力量；大陆浪人推动着大陆扩张；壮士被组织化，进入了民主政治体系；而日本国粹会与日本正义团之类的组织，抵抗共产主义的蔓延，试图确保日本为资本的、工业的强权。某些暴力专家确实引用德川时代的理念和语汇，将自身描绘成——而且可能也自认为是——侠义的“侠客”，或者传说中的日本武士。但是在实际上，他们的政治暴力与最现代的动向密不可分——近代国家的建立、议会与宪政民主、国家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
暴力与民主的纠葛，以及这种纠葛所衍生的诸多政治后果，使人们难以理解暴力与民主是必然在根本上互不相容的。民主并未消灭暴力，反而可能助长暴力。而且，要说暴力是“民主巩固”的绊脚石，也没有太大意义。自由民权运动时的博徒与壮士，甚至院外团的壮士，再一次说明我们可能有必要检视以民主之名，或者以促进民主为目的而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使用暴力背后的动机，以及潜藏在暴力之下的因与果，也许与“民主化”和暴力本身一样息息相关。更广泛地说，将暴力视为“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绊脚石，即是冒着接纳一种简单概念的风险，也就是认同“暴力与民主绝对对立”，仿佛暴力的式微可以被轻易标示并测量，仿佛民主之中就没有了暴力。确实，“民主巩固”概念的用处不大。若认为有一种朝向稳固民主的自然演进过程，这似乎是进行混乱过程的特性描述时所产生的错误想法，而且，认为民主是永保安康的假设，无疑也是相当危险的。
事实上，日本的民主主义确实偏离正轨，而暴力也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初的悲惨命运。政党的政客长期与暴力专家合作，有些暴力专家甚至被纳入了组织，这种情况也许让政客较能容忍后来和军人共治的局面。而结构上嵌入的政治暴力，也引发了人民对于政党能否维持秩序的怀疑。来自日本暴力民主的担忧，因为国粹会与正义团这样的法西斯团体而加剧，他们加剧了既存的政治暴力文化，接受或认同暴力的使用是值得赞扬的，甚至将暴力荣耀化，将其美化成爱国的净化行为。充满自信的法西斯集团纷纷秀出自己的政治肌肉，借此确认他们对政党无能的担忧。法西斯运动对民主更是荼毒已久，因为它将国家（军方及官僚）与暴力专家（极道）结合在一起。日本在此之前就与暴力专家有了联结；明治时期的政治元老站在吏党壮士身后，派驻亚洲大陆的军方人员和国家主义的大陆浪人合作。但是从来不见国家精英分子作为一场政治运动中重要团体的领导人，与暴力专家建立过如此紧密的联结。因此，暴力民主与法西斯运动两者便助长了20世纪30年代军方企图政变的态势。
这并不是说暴力行为的组织化以及政治暴力的文化无法阻挡也无法避免地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军方统治抬头。这个转变极其复杂，已超越了本书的重点，其情势的形成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包括经济失序、农村困境、沙文式帝国主义、高官的谋略以及政治腐败。若没有这些各方压力促成并造成民主政治的崩坏，日本的暴力民主也许可能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与壮士和院外团的暴力行为不同，法西斯运动和军方统治没有任何民主可言。确实，法西斯暴力的特性之一，就是没有内部摩擦与矛盾。在暴力手段与民主结果之间、民主的成因与暴力的后果之间，民主意图与非民主结果之间，都不会有任何冲突矛盾。例如国粹会与正义团，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们一味只想通过暴力手段，打压那些拥有他们所不认同的意识形态的人。而30年代接手日本政治领袖的军政府，他们不需要壮士，甚至也不需要极道，因为造就这种需要非国家暴力专家的异质政治已被铲除。相反，这些暴力专家被正式的国家武力，或者国家武力专家所取代：警察和军人。当活跃的政治角力被浇灭，当民主与暴力的紧张关系被终结，当暴力专家的策略为国家所采用时，暴力显现出最惊人的系统性、支配性和强力性。
暴力专家体现了日本暴力民主的各种紧张关系与模糊的灰色地带。这或许在于他们拥有明显的特质 ：可从由谁动武、用什么方式、对抗谁以及为了什么目的看出，他们处理事情时所使用的暴力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工具，被赋予多重意义。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不同利益效劳，并且也不是国家行为者，他们还模糊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二分法概念，并擅长复杂化这个概念。有一段时间，某些暴力专家借助自身与国家各自独立的立场，挑战政府及当时的体制，例如19世纪80年代或者在“民众骚扰期”时某些壮士的作为。有些时候，非国家暴力专家与国家站在一起，或是站在国家身后，如19世纪90年代，壮士为政府支持的政党效力、暴力团镇压工人抗议，以及极道于二战后保守派联合阵线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不同的、因地制宜的操作，可以说是让他们得以存续的手段——暴力专家对于想要谴责他们的人来说，就是一个移动标靶。正因如此，他们狡猾不定的地位也许才能为国家所接受，国家甚至还支持他们使用暴力，因为一旦舆论施压，国家就可以否认与暴力专家的任何军队更具吸引力，因为与其回应国家暴力过度的指控，对可能与暴力专家勾结的批评含糊其词，似乎相对容易许多。关系。举例来说，对国家而言，向极道求助也许比使用国家警察或暴力专家不只是反映日本政治史的窗口，也是国家与社会的变动关系、民主政治争议性的特质，或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力量。他们也是重要的历史角色，形塑了日本政治与政治生活的轨迹。暴力专家影响力的核心，是他们实施暴力的能力及影响力。
知名的美国政治与社会史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提出有力的论说且经常被提及，他指出，暴力专家的存在，往往导致暴力的结果。比起非暴力的可能性，这些暴力的结果之后将继续加速传播不同的影响，诱发不同的反应。如果说是博徒与壮士助长了自由民权运动的暴力抵抗，进而促使明治政治元老走向民主改革，也不是天方夜谭般的论调。身为20世纪初前几十年民主运动的组织者，他们所属的壮士与院外团推动了民众抗议运动，其所造成的结果包括推倒内阁。而极道与自民党的合作，使战后日本的保守政权得以强化并长期延续下去。除了暴力专家的工具性价值，这些人物也塑造了他们运作其中的政治文化。暴力专家的存在，使得暴力更可能成为政治的常态工具，而非最后手段 ；这种“习以为常”，让暴力从目标的严肃性中剥离开来，人们也更习惯于不去思考暴力的后果。源于这种心态的政治暴力文化，造就了壮士组织化地进入政党，最终也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民主崩盘。
关于日本的暴力组织与政治暴力史，还有很多地方有待研究。本书将焦点放在政治领域中暴力的运作及影响，但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更多 ：关于各种暴力产生的过程，是什么触发、刺激并造成人们做出挥拳或拿起武器的决定。那将是本书之外的另一个计划了。和我调查壮士或极道时的情况如出一辙，届时需要日记、回忆录之类的参考资料，但能找到的简直少得可怜。然而，如果可能的话，这类问题将有助于将暴力放在社会学的角度，并强调这本书隐含的想法——暴力，包括本书所讨论到的各种暴力专家，是多种因素汇集而成的，而且不是天生或无法避免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败，接着战后由外国势力占领，将日本的暴力民主彻底改造成战后的模样。从根本上改变的，是战前曾被容忍，甚至被鼓励的，以肢体暴力作为政治工具的政治暴力文化。曾经有不同的声音，例如明治时期的报纸，曾试图将博徒暴力贴上罪犯的标签，20世纪20年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记者也将暴力描绘成倒退的行为。但是到了二战后，民众对肢体暴力的不耐和反感已广为蔓延，已经不只是几篇批评罢了，暴力不仅被斥为不文明、不合法、不稳定、具破坏性，而且也被斥为不民主。由于暴力越来越令人难以接受，暴力专家才逐渐淡出政治舞台，被迫转入地下，或者改以运用金钱，而非暴力。我们不应该因此以为，将暴力行为组织化的战前体系，已经对肢体暴力的使用进行了清洗；事实上，政治的暴力——尤其是右翼极道与左翼恐怖分子——持续对日本的民主构成着威胁。
因此，虽然已经和几十年前截然不同了，但当代日本仍是一个暴力的民主主义国家。随着暴力事件相对减少，暴力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得以缓和。通过肢体冲突的政治，不再是持续存在着的了。暴力的政治不被期待，也不再被当作习以为常的事情。而当政治暴力的行为真实发生时，也很快会被贴上不民主的标签，而且通常会引起民众的反弹与震惊，这正是因为暴力已不再是随处可见了。但是因为持续的、潜在的暴力威胁，我们还是可以谈论和研究日本的暴力民主（如同在其他任何民主国家一样）。
在日本民主中，暴力的可能性依旧持续着，部分是因为极道在持续参与着政治。当谈到政治，极道如今可能较常使用金钱，而非暴力的手段，但是他们依旧具体表现出肢体恐吓与强制的威胁；确实，极道经常使用暴力，主要在政治圈以外，偶尔会在政治圈内，以至于他们的威胁显得真实可信。日本不是唯一一直有暴力专家、组织罪犯，尤其是黑手党（极道）参与政治的国家。例如在俄罗斯，组织犯罪集团会以独立身份参选公职、地方政治机关代表，或极右翼政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Russian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候选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一些讨论是针对该国与某些组织犯罪团体合作，吸纳他们以维持秩序与稳定、控制某些他们同类中更残暴组织的活动，并和车臣的黑手党相对抗。在西西里，黑手党可以将票投给投其所好的政客及候选人，也会威胁、攻击那些企图削弱其势力和影响力的人。虽然方式不同，程度也不一样，这三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无不面临需要将组织犯罪和黑手党参与民主政治的暴力极小化的挑战。而这些国家本身也无法，或不愿意重击这些团体，或是和他们超乎寻常的适应及生存能力正面对决。
不是只有存在重大组织犯罪与黑手党的地方，才会有持续的与民主政治中内嵌的暴力的缠斗。即使在非国家暴力专家因为各种原因而未存活下来的国家（例如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效且有力的法律，以及民众的无法容忍），协商暴力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巨大的挑战。我会主张所有的现代国家—政府，以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应管控他们内部的潜在暴力。所有导致日本民主史上暴力兴起的重大议题——反抗及抗议运动、原本应该拥护平等的政治体制中的不平等、理想的政治经济体系愿景的碰撞、国家与政府对威胁其政权的事件的对策，以及如何对待政治上少数族群的问题——依然是日本如今所面临的问题，而且在日本之外的更广阔世界也会产生共鸣。所有的民主国家也必须面对从属于国家的暴力专家（军队以及警察）的问题，判定国家暴力何时是公义且合理的，讨论其限制及逾越程度，并谨慎讨论国家企图使用或误用法律，以合法化其武力能量的扩张。国家暴力专家和非国家暴力专家一样，最终必须由民众来监督；而人民则承担了一项重大责任：暴力那强大的工具逻辑（instrumental logic）不能盖过民众对其对民主实践后果的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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