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从那个地方活着回来，她必须拉小提琴
正是通过这一连串杂乱无章的推理，还有一些不大真实的联想，母亲的形象变得更加细腻、更加平和。这个过程分了很多阶段才完成，就像解压要一点一点才能完成一样。
我最初注意到的，是其他人向我谈起母亲时的那种矛盾。我从父亲和埃尔莎的兄弟那里了解到，母亲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可是我从来没看她演奏过任何乐器。她有一双精通音乐的耳朵，歌也唱得好听。我正是在家里，通过母亲的引导，听了最初的几张古典音乐唱片，斯美塔那（Smetana）的《莫尔道河》（Moldau）、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以及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Concerto in E minor）。我知道母亲曾有过一把小提琴，莉迪娅出生之后，我还把它装在一个有划痕的凹陷琴盒里，带去美国给了她。
《奥斯维辛的小提琴手》
我们俩，也就是我和母亲，曾与这把小提琴有过特别的相处时光。那一刻，我几乎就快接近事情最核心最本质的真相，可惜我让那一刻溜走了。当时我们在房间里，母亲打开琴盒，开始调音。那把小提琴有些年头了，品相也不是很好，声音听起来怪怪的，母亲花了几分钟调音。琴弦已经磨损，琴弓的松紧性不好，琴桥也需要更换。她像音乐家那样，按部就班地完成一整套调音动作，每一步都不假思索，因为在这之前母亲已经重复过100遍了。调完音之后，母亲演奏了几个音符。她有点紧张，不是很有把握的样子。调子不对劲，必须一次又一次重新调音。我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做这些动作，感觉肯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发生。母亲最后试了一次，调子还是不对，她叹了口气，然后把小提琴放回琴盒，坚定地盖上盒子，走去隔壁房间，去看正在哇哇哭的莉迪娅。我们本来可能聊些什么，但这一刻又一次与我擦肩而过。
我脑海里盘旋着几个问题。一个人怎么才能成为出色的音乐家？换句话说，为什么长时间不演奏就无法重拾原来的本领？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玩音乐，但我很早就开始听音乐。我只是想不通，埃尔莎怎么会把对自己如此重要的事情搁在一旁，而且不会心心念念惦记。我没法直接问她，可不管怎样，对母亲而言，拉小提琴肯定跟一些无法忍受的回忆相关。不知不觉，从小提琴到驱逐出境，再到妹妹出生所起到的弥补作用，我将种种联想完整串连起来。可是，这些答案没有像拼图那样，每一块都完美契合。相反，这些零碎的信息只是东拼西凑，左右不搭；抛开我和母亲之间的隔阂不说，母亲不是单纯为了生养孩子才活着，她的神秘、她的沉默，她的心不在焉和无法身体力行，都是有原因的，她身上还带着复杂、矛盾、难懂的东西。对我而言，母亲变得捉摸不透起来。
根据多年来断断续续的信息，我开始勾勒事情的全貌，让我迈出这一步的可能要归功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了一位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囚犯，双手被绑着，站在一辆破旧的推车上。这辆推车之前可能是个玩具，因为它就是一个安了几个轮子的板条箱而已。其他囚犯都穿着条纹囚服，正往前拖着这辆车。他们驼背屈膝的样子十分引人注目，那身囚服甚至都要招架不住这样的姿势。他们的头发都剪得很短，看上去千篇一律。站在推车上的那人，目光低垂，脸也比其他囚犯压得更低。这张照片的标题只是简单地说，被判绞刑的囚犯正押往刑场。
光是这张照片的存在，反人类的罪行已经昭然若揭：只有集中营的警卫才会有这种让这一幕“永垂不朽”的想法。我纳闷，到底什么样的人才会保留这样的东西当纪念品？
还有令这一幕更加骇人听闻的场景：推车后面有一些囚犯，五人一列，排成普鲁士方队的样子。这是一场游行，队伍里有几名小提琴手、一名手风琴手，还有几名长笛手。其中一位演奏者闭着眼睛，似乎想更加投入地演奏。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他们演奏的是哪首曲子。除了那个闭着眼睛的人，其他人都面无表情。他们是否在演奏肖邦的《葬礼进行曲》（Funeral March），把死刑犯变成一具活生生的尸体？他们是在演奏现代歌曲，还是在演奏庆祝死刑犯被绞死的动听曲目？
作为一个玩音乐的人，我在母亲去世之后开始弹吉他，也许我更能体会用这种方式把音乐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是多么怪异。
不过，我记得集中营里确实有一些演奏音乐的人。就这样，一切都串起来，在我脑海里排列组合起来。我曾经想过，我的母亲到底要怎样出卖灵魂或肉体，才能从那个无人生还的地方活着回来？这个问题如今有了答案：要想从那个地方活着回来，她必须拉小提琴。
这个猜想虽然算不上证据确凿，也没有拉近我和音乐的关系，但至少让埃尔莎的形象更加平和。至少，我内心能接受这样的故事情节。
不过这次猜想没有很快起作用，或者说并没有顺利起作用。我脑海里的种种联想，从顺序上似乎讲得通，但大多数都是来自各种印象，来自像一捆捆稻草一样断断续续的事实。而且支撑这种猜想的，只有我自己的渴望——我渴望弄明白，我和埃尔莎之间到底缺失了什么。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那些问题，答案并没有从丰饶角自动冒出来。我寻到的每条新线索，都在整个链条中起到一定作用，我经历过的触电般的震惊、我感受到的恶心、我出过的冷汗、都是我触及真相时必有的生理反应，可以作为判断真相的标准。这些震惊，还有后来我身体归于深深的平静，都提醒我，我在她身上发现的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共鸣。
我的一个舅舅是音乐家，他告诉我，我母亲曾是比克瑙集中营女子管弦乐团的一员。他差点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舅舅有些恼火，又有一点愧疚。他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他还告诉我，我可能是整个家族最后一个知道此事的人。我知道得太晚太晚——当时我已经35岁，埃尔莎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去世。我舅舅的话，再加上我个人做的那些研究工作，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如释重负。
纳粹想篡改过去，从生理上屠杀几代人，毁掉受难者曾经生活的地方，抹去他们在民事档案中活过的痕迹，让他们死得无影无踪。纳粹最大的恶就是将家族叙事和幸存者后代的记忆都转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掐灭，可是虽然纳粹万般阻扰，那些像我一样的幸存者后代，还是出生了。
经过这段蜿蜒曲折、难以记录、潜意识中的旅程，我曾经的猜想得到了验证，结果是我终于放弃在奥斯维辛寻找自己的身份，而是让它成为我身份和起源的一部分。我想“重回”这个卑鄙、冷漠、工业化死亡之地的执着也不再必要。
对我来说，埃尔莎不再是神秘和超自然的存在，她（重新）变成了一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所生的女儿。我那么渴望的关于她的故事，可以在罗兹、多特蒙德、科隆或威奇托福尔斯的残垣断壁中找到。她不再仅仅是“被驱逐出境者”，用不着一言一行都用那说不出口的两年来评判。虽然她经常做噩梦，我也噩梦不断，虽然她的家人总是把她当成圣人和殉道者，可我曾经爱着她，我可以爱她，我依然爱着她，我依然为我们之间的种种误会而恼怒，也依然想念她：毕竟，她只是我的母亲啊。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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