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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
目前，中外学界关于中共革命动员的研究论著很多，特别是农民何以支持中共的研究，如中国学者李金铮总结了迄今国内外在农民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问题上的成果，研究视野也较宽泛，不再赘述。但是以民俗节日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并不多见，鉴于此，本文以民俗节日——春节为研究对象，既考察中共围绕它进行一系列政治技术运作以实现革命动员目标的过程，又考察它作为乡村民俗文化载体在外力侵入时所发生的变化，这对理解中共革命与乡村传统、政治文化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关联，以及中共何以取得革命胜利或有裨益，对探究近代以来乡村民俗文化的演进形态或有启示。
一、春节的革命化
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民俗节日，也是集中体现中国乡村文化的节日。它以独特而厚重的文化内涵承载了民众对于祈福、避祸、团圆、放松、希望等追求。对于乡村社会来说，春节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节日；对于乡村家庭来说，春节无疑是一个祈福纳瑞的节日；对于乡村民众来说，春节无疑是一次释放感情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种种年俗和心性，种种功能和效果，充分显示了春节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民俗形态，也显现了它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功用。抗日战争前，华北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春节基本处在一个较为固化的民俗形态中，延续着已有的民俗传统。分析抗战前华北乡村社会中的春节可以发现，它至少具备节日活动丰富多样、节日时间跨度较长以及民众参与度较高等三个明显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春节在华北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不可取代，它不仅仅体现并传承乡村习俗文化，还影响甚至主导民众的日常生活。正因如此，春节具有其他任何民俗节日无法比拟的影响大、基础深的鲜明特点。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深入华北敌后，革命力量逐渐渗入乡村社会，为获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支持，中共政权通过各种渠道宣传革命理念，逐渐发现了春节所具备的鲜明特征，开始利用春节开展革命动员工作。于是，延续传统民俗形态的春节遇上了来自外部政治力量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逐渐地革命化。
春节处于农闲季节，时间跨度长，各种活动民众参与度高，是对民众进行革命动员的大好时机，因此边区各级政府将春节作为“教育群众、鼓舞群众、团结抗日、密切军民关系、发展生产、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最佳时期，无不竭力以革命的文化思想为武器，加强抗战信念，开展宣传工作”，希望借助这个民众心态放松平和的闲暇时光，使“一切宣传鼓动组织动员工作，可以在新年中收到特殊的效果”。为确保该效果达到，边区政府的宣教部门在春节来临之前会制定详细周密的宣传大纲与计划，有明确的活动和时间安排，并以文件的形式逐级下发，确定了宣传中的政治导向。 检视边区各政府春节期间有关宣传工作的文件和通知，可以发现其内容围绕时局变动和根据地发展两个方面展开。有关时局的内容多与政治形势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时效性和动员色彩。内容描述多以阐明中共的各种政治主张和揭露政治对手的各种腐败为主，通常是在阐明和揭露之中给民众指明选择方向。1942年的春节，抗日根据地正处于粉碎日军冬季大扫荡和敌伪阴谋的时刻，各地宣教部门纷纷将此内容作为春节政治宣传的中心，其中冀南区宣传部的指示指出：“我们在这次新旧年关的宣传工作，主要的应放在开展对敌伪军宣传战上”，着重“群众教育以反扫荡宣传为中心内容，从揭破敌人的造谣，教育群众，加强群众反扫荡的思想准备”。而有关根据地的内容则多围绕政治前途、生产建设和幸福生活等方面展开，且与时局描述中的揭露批判风格相反，它更多的是歌颂和赞美。在太行区党委的一份春节宣传材料中，根据地被描述为民众享有民主自由权利、物价便宜生活舒适、有自己的武装、精神生活充实的“幸福乐园”。当然，这种“幸福乐园”式的描述不仅仅是太行区一个地方，在当时极具普遍意义。为保护这份幸福，中共则进一步引导民众要弄清楚“靠谁翻身，靠谁吃饭，现在的天下是怎样得来的，要饮水思源”，政治宣传、革命动员的意图尤为明显。 不言而喻，中共在春节期间开展的宣传带有鲜明的政治导向。这种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宣传向来不是虚幻的，不是观念化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只不过从观念到实践的转变，需要一个完善的、成熟的宣传技术运作。有关春节宣传的政治指令下发后，边区各级政府便积极行动起来，组建春节宣传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统一部署政治宣传工作，采用文字、口头和娱乐等形式展开宣传工作。当带有鲜明政治导向的宣传内容通过各种形式渗入根据地各个角落的时候，一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舆论氛围便慢慢形成了。在这个氛围里，乡村民众对现存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认知发生变化，开始“从自己对合理的社会结构的构成的认识出发，制定理解的框架”，尤其当身处边区的乡村民众感同身受中共政权种种措施所带来实惠的时候，这种政治宣传的效力便愈加突出。 除了政治宣传，中共还会组织开展包括优待抗属等各种政治活动。团圆是乡村民众对春节内涵的理解之一，即使处于战乱岁月，也消除不了战士及其家人“阖家团圆”的心愿。正如同中共冀东十四地委在一份通知中提及的“现在我许多干部战士也在酝酿着‘快过年了，回家看看去’”(11)的想法。此种情势，倘若中共不能有效地弥补乡村家庭因家庭成员参加中共军队而造成的团圆缺失，不能有效地安抚抗属和军人，春节团圆之日，抗属就会“加倍思念到其出征在外的丈夫或儿子，于是家书频发，苦况缕述，结果必致影响到前线健儿抗战杀敌的情绪”(12)。因此，妥善处理战争需求与民众习俗的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关乎中共命运的军事问题。为了消除团圆缺失对战士及家属的影响，中共在春节期间发动了“优待抗属”运动，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在春节来临前后节日中的军事动员。每至春节来临，边区政府都会呼吁、指示、发动各级政权和群众团体表达对抗属的关切之情，通过物质补偿和精神慰藉两个层面优待抗属。 在物质方面，1939年春节，平山县对抗属在年节前后实行普遍优待一次，分发粮食估计在一千石上下，还发放零用钱(13)，唐县发动为抗属募集干粮运动，并重新发给抗属优待粮票(14)，阜平县则发放优待款，合计达2920.9元(15)。1941年到1943年是华北根据地极端困苦时期，物质优待也未间断。1942年春节，冀热察区党委开旧历年关优抗会议，指示要求各级机关、群众团体以及部队后方机关发动“一毛钱运动”，“对抗属实行以村为单位的互助”，发动每家每户“一碗米运动”(16)。许多区县政府积极响应，发动了“一把柴”“一块钱”“一个干粮”“一个饺子”“一斤柴”等运动(17)。至于精神慰藉方面，则是在物质匮乏时期一种有效的补充方式，主要有政治关怀、利用大会、悬挂花匾和儿童慰劳等途径。政治关怀主要表现为设立优抗节、领导干部亲自慰问，曲阳县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至正月初三为优抗节”，涞源县则“以每年元旦为优抗节”，届时“十区各村群众轮流宴请抗属吃饭拜年”。(18)边区政府的领导亲自慰问，更使抗属觉得光彩。1943年春节，行唐县各区请抗属聚餐时，县长亲临席前给抗属敬茶、献酒，有的干部还亲自到抗属家里贴春联、送饺子，有的还同抗属一起过年。(19)利用大会凸显抗属身份荣耀感是较为常用的慰藉途径。在大会上，大会组织者设计出一个完整的优待程式，设立抗属席位，向抗属致敬，戴光荣花，组织喊口号，增设敌伪耻辱席位进行比较，努力营造“抗属光荣”的氛围。悬挂花匾也是增强抗属身份荣誉感的方式。1942年春节，井陉县把“民族英雄”的光荣匾额挂在每家抗属门口，每个抗属都感到无限光荣与欣慰。(20) 通过物质和精神双重优待，中共既满足了抗属家庭过年时的物质渴求，又激发了抗属家庭的身份荣耀感，此举有效地弥补了因参军造成的团圆缺失，使抗属深受感动，他们纷纷致信前方，鼓励亲人努力杀敌。平顺县黄花村一位抗属给他儿子写信，在信上说：“过年村干部都以酒饭招待我们，乡亲们对我实在好。武委会主任无柴送柴、无水送水，真是关心。你在队伍上要好好用心打胜仗，努力进步，才能光耀门庭!”(21)抗属们的这份心情和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前线战士，那些回家过年的子弟兵看到此形势也兴奋地说到：“我们回家看到后方对我们的家属这样尊敬和关心，使我非常高兴，我们一定把这情形带到前方去。”(22) 春节中的年画，同样充满了革命色彩。年画是春节中随处可见的民俗符号，也是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俗习惯在民间代代传承的重要渠道，其内容承载着民众对于平安、祥和、富足的期待之情。动员民众的过程中，中共也希望“利用旧历春节的贺片、春联、年画、历书、日历等写作通俗的宣传词句”(23)，并希望年画像“美术作品和秧歌一样，深入到农村工厂部队里去，作为宣传教育武器的重要方式之一。”(24)然而，传统年画无论是内容还是主题，都不符合中共革命宣传的要求，甚至在有的地区，年画“就是神码子，都是封建迷信品，包括灶码、门神、牛马王、天地牌位等八九种。”(25)要想达到政治宣传意图，中共不得不改造旧年画，创作出新年画。 改造年画主要是通过在保留年画传统形式的基础上更换内容来实现的，使年画的主题由驱祸求福转变为革命宣传与动员。以春联和门神画为例，春联和门神画是华北乡村春节期间到处可见的艺术形式，除夕前夕，各家各户大小门户上都会粘贴。传统春联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平安和财运，而中共改造后的新春联则充满了抗日、拥军、民主等内容，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且主题始终随着中共所处斗争形势和工作中心的变化而变化，如抗日战争时期，“反分裂反投降赶走日寇万民乐；要团结要进步收复失地四海安”(26)、“参加八路，保卫家乡”、“妻子送郎上前线，母亲送儿打东洋”(27)等新春联在抗日根据地随处可见，抗日战争之后又以“反蒋”、反国民政府、争取解放等内容为主，春联为政治宣传服务的主旨十分明确。门神画一般与春联配套张贴于大门上，据华北各地县志载，传统门神形象有以秦叔宝、尉迟恭等人物形象为主的武门神和以福、禄、寿三仙为主的文门神两种。改造过程中，中共将“抗战”、“革命”与“门神”关联在一起，通常做法为“把群众家家春节贴的门神的画面加以改革，刻印成色彩艳丽的英武的八路军和民兵形象”(28)，如新门神《军民合作抗战胜利》就是“把传统观念中保护家宅的门神，做成保护国门的人民卫士”(29)，不再是传统的秦琼、尉迟恭等门神形象。除了春联和门神画，中共对那些张贴于墙面之上的装饰或祭祀用的年画也进行了改造，使之服从于政治需要，尤其到了国共内战时期，以表现解放区翻身农民新的社会生活为主的《选举图》、《学文化》等新年画几乎取代了传统的《年画娃娃》，张贴于各家各户墙壁之上。 为了使改造后的新年画易于被民众接受，中共在改造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年画的特征。据参与新年画创作的一位艺术家介绍，新年画创作的主要原则是“以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利用。群众愈能接受的形式，当然影响也愈大。”(30)所以新年画沿袭了旧年画中民众易于接受的形式、颜色和装饰图案，在表现手法上也力求单纯、明朗、刚健、鲜明和愉快，以求通俗易懂的效果。如新年画《立功喜报》是借用传统年画《天官赐福》的形式，以大红大绿、吉祥喜庆为特点，使用旧社会状元及第的报喜形式，把抗日英雄模范的“立功喜报”写上英雄姓名(31)。新年画《农家历》则完全利用《春牛图》的形式，只是把当中的“春牛”改成“变工队”，两面的“十二属相”，改成12个月农家的“工作中心”，然后填上简单的词，就变成了对根据地农家完全有用的东西了(32)。 上述可见，改造后的年画体现了中共的政治理念，成为中共政治宣传的载体，中共通过创作革命色彩浓厚的新年画向民众传达其政治诉求，通过发行新年画使其政治理念深入到社会层面，民众在张贴新年画的过程中接触并逐渐接受中共的政治理念，因此，新年画成为打通中共与民众关系的渠道之一。 春节中的娱乐活动，也成为一种社会教化的手段。娱乐活动是华北乡村社会春节中最为红火、热闹的群众活动，娱乐形式有打锣鼓、看大戏、扭秧歌、踩高跷、划旱船、耍狮子等等，参加或欣赏各种娱乐活动会给民众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与此同时，娱乐活动中的故事情节也蕴涵了历史知识、人伦道德、社会规范等内容，在教育资源匮乏、民众受教育机会较少的华北乡村，娱乐活动也是对民众进行知识传播、社会教化的有效途径，“乡人的戏乐，实在是唯一的娱乐与主要的受教途径。”(33)深处华北农村的中共也深谙民间娱乐的这一功能，利用各种娱乐活动进行政治宣传和革命动员也是中共宣传部门在春节期间的工作之一。1943年春节，太行区专门召开会议，决定采用社火、高跷、秧歌、国术、太平船及农村剧等娱乐形式，宣传政治内容(34)。国共内战时期，“文艺的各种形式，都为政治服务，主要为中心的政治任务服务”(35)仍然是开展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 但是旧有娱乐并不符合中共革命动员的要求，如传统戏剧多是宣传封建礼教、忠义观念，舞台主角则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传统秧歌“纯粹是一种民间娱乐，内容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讽刺的，讽刺官僚士绅，以发泄民间的苦闷；一种是娱乐的，多半为男女的调情”(36)。为此，中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对旧有娱乐的改造，革命艺术家起初采用的是“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即在保持旧有形式不变的情况下，置换其内容，增添反映中共政治理念的内容。如将传统历史剧“杨家将”、“岳家将”加上反扫荡、反维持会及汉奸典型事实等内容，将反映恶霸、农民痛苦、妇女痛苦、反迷信等内容的旧剧本添加上土地斗争、反恶霸斗争、婚姻问题及根据地人民民主幸福生活等内容(37)。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艺术家采用“新瓶装新酒”的方法，即摆脱旧的形式和内容，以农村、农民生活现实为依据编演现实，鼓励群众自编自演。如太行区林县道蓬菴村根据本村事实，自编自演翻身诉苦剧《斗争李子才》，将本村地主李子才的罪恶原本原样搬上舞台，表演时，除发动李子才的亲属参加外，演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自己熟悉的很，几乎只要把自己原封原样的搬上台就行了”。(38)经过政治改造，春节娱乐呈现出强烈的社会教化色彩。 除改造娱乐外，边区政府还出重拳治理与其政治理念冲突的娱乐活动，如赌博。为禁绝赌博现象，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冀中区十一地委组织开展关于禁赌的宣传教育，并以各地因赌而演成恶果的具体事实教育群众，提出“父教子、子劝父、一家大小都禁赌”的口号，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和家属都不许赌钱，将赌钱犯法的党员编为整党材料之一(39)；晋绥区岚县利用秧歌队，广泛宣传赌博的害处，并召开各种大小会议宣传劳动致富政策(40)；太行区永年县针对赌博现象甚至颁发了相当具体的惩罚措施，根据情节不同予以处罚(41)。上述措施在某种程度限制了赌博的发生，与此同时，中共还积极倡导“高尚”娱乐之风，公开呼吁“抗日的年头，就是玩也应该合乎抗日的要求，为了抗日的胜利才好”，号召各村进行文艺、武术竞赛或开展冬学和识字运动。(42) 春节作为乡村社会传统的民俗节日，其本身具有不同于其它节日所具有的民俗特性。对待这种特性，中共并非视而不见，而是积极地加以利用和改造，围绕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技术运作。在边区政府各级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层层努力下，体现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内容、新年画和娱乐活动被深入到根据地、解放区的各个村落，这无形中促使其开始了革命化历程。中共政治追求的革命理想也逐渐深入到乡村民众的思维意识与行为规范中，“使无数小农觉醒，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价值，从而在自己的心目中第一次明确地建立起了理想社会的生活目标”(43)。在中共各种政治策略和经济刺激面前，乡村民众无不将春节视为表达感情的最佳舞台，参与到各种组织活动中，迸发出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革命化的春节显露出来。
二、革命化的春节
中共的文化改造使华北乡村社会的春节悄然发生变化，节日期间政治宣传不断，政治活动频繁，传统节日元素也逐渐的政治化、革命化。生活于政治气息浓郁的节日氛围中的华北民众也最终被感染，再加上中共对乡村控制的深入，政治形势的变化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实际变化，民众由开始的被动接受宣传转变为主动支持、参与中共的革命事业。春节由一个民俗节日逐渐变成政治意义强烈的节日，中共借节日之际宣传理念、动员民众，民众借此节日释放政治热情，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中共的支持和拥护。在中共与民众的政治互动中，春节各种习性发生变化，逐渐呈现出感恩、狂欢等浓厚的革命色彩。 春节期间，中共无论是通过直接的政治宣传，还是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或是借助、改造年画、娱乐等节日元素来动员华北地区乡村民众，其宣传切入点总是围绕着中共事业和民众利益展开，时时刻刻将民众的生活利益与中共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并引导民众自觉地把自己生活已发生或即将发生的变化与中共的政治努力联系在一起，使民众形成“自己的生活变化都是中共带来的”的观念。对于政治素养、理论水平较低的乡村民众来说，简单说教略显苍白，但当中共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带来种种实惠的时候，这些政治宣教便开始产生实际社会效力，它会促使乡村民众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自觉地将自身生活的变化归功于中共的革命事业，政治活动较多的春节也演变为民众歌颂共产党的“感恩节”。1948年春节，晋绥区西王家沟等9村民众向八路军写信，说道：“我们有从来未在人前说过话的人，有被人小视看不起的人，有伺候人一辈子的人……我们已分到了土地，在年前又将分到衣服等，这一切都是你们的功劳。”(44)太岳区沁县南陈村张毛孩说得更为现实：“没有一天不在想八路军共产党是我的根本。往年腊月三十日，过年的面还不知在谁的面缸里，今年却早早的磨下二斗麦子，割了几斤肉，这还不是因为八路军共产党的恩典吗?”(45)甚至，有些翻身群众认为中共及其军队的恩情比亲生父母的还要深厚，诸如“共产党八路军帮我翻了身”、“八路军是我的重生父母”、“死也忘不了共产党八路军”这种说法高频率地出现在中共所办报刊上，而左权二区丈八村一个拥军模范提出的“能离开爷娘一世，不能离开八路军一日”(46)和太岳一分区青年王怀生所说的“八路军帮助我进步，真比咱爹娘还关心”(47)更是此种感情的写照。 乡村民众的此种政治感情让美国记者贝尔登感慨不已，他似乎明白了中共能够赢取乡村民众的原因，说：“当你把一种力量看作是亲爹娘时，你便承认这种力量是生活中的唯一权威。你就要使自己的希望、行动和思想都符合于这种自称代表人民意志的力量所指定的道德准则。”(48)这确实不是什么过誉之词，民国时期，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有乡村民众，尤其是贫雇农，对生存体验和饥饿感受敏感，或许他们对任何政治力量没有过多的政治热情，但是只要政治力量能够给予或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他们就会感恩戴德。在这样的政治感情下，乡村民众在过年时纷纷慰劳八路军及其家属，春节成为一个政治感恩的节日。1947年春节，在“吃水不忘打井人”、“共产党恩重如山”口号下，乡村民众掀起劳军优属和拥护共产党的热潮。在太岳区，沁县经过土地改革后，翻身群众拥军优属的热忱为历年来所未有。(49)在晋绥区，临县和兴县的民众除了慰劳前方将士和后方伤病员外，还极力优待和关照抗属(50)。在晋察冀，浑源县各区村都制定了优待军人家属的具体计划，从各方面保证军人家属过个安定、祥和、富足的春节(51)。除了用实物表达感激之情外，有些地区翻身群众还举行集体活动，如太岳区高平县石末、侯庄、寨萍、北张寨等12村集体举行翻身大会，到会群众达万人，集会后提灯游行，宣誓永远跟共产党走(52)。 然而，对于大多数乡村民众而言，“共产党”、“八路军”的形象过于宽泛，缺乏一个具体的亲切的感恩对象。在此种社会心理催动下，“毛泽东”开始取代传统神灵，走上乡村家庭供奉神像的龛位，受到顶礼膜拜。1947年春节，太岳区有的村庄把神棚改为农民团结棚，撤去神灵像，挂上毛主席像，向毛主席烧香(53)。程村把孔庙中的孔夫子像，换成毛泽东像。尚庄也将过去敬神的棚子改换，统一悬挂毛泽东大像，除夕时全村农民集体向毛主席拜年(54)。村庄如此，翻身家庭更是如此。太岳区翻身群众几乎家家供着毛主席，大年初一第一件事就是给毛主席磕头拜年(55)。林甸双城区农会唐副主任的哥哥，大年初一向毛主席像磕了三个头，边磕边说：“穷人要不是你们，哪有地种和房子住啊!吃白面、饺子、猪肉算今年过年才吃上嘴，往年不用说吃，连望也望不着。”(56)很多县区还组织民众集体感恩“毛泽东”。1947年春节，沁县群众正月初一组织大集会，集体向毛主席拜年。高平寺村民众用大花轿抬着“毛泽东像”，满街游行。伯方村等几个村民众则用纸、杆扎起“毛主席楼”，抬着“毛主席楼”游行(57)。1948年春节，闻喜县三区店头村召开大会，群众一致认为：“过去敬的灶君爷，什么事都不顶，毛主席一来，咱就翻了身，才是真正的活财神哩!”大会结束后，全村群众回到家里，纷纷扯掉灶君爷像，张贴毛主席像，形成敬奉毛泽东的热潮(58)。 经过政治改造的春节娱乐，被边区政府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广后，强力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参与热情，他们不再仅仅是娱乐活动中的观众，而成为表演者。春节娱乐无论是剧本内容编演，还是表演场面，都掀起娱乐热潮，形成“人人可演戏、处处是舞台”的娱乐形态。左权县五里墩村1946年元宵节演出秧歌剧《翻身乐》，全村有146户，其中超过五分之四的户数参加了表演(59)。温县1949年元宵节组织文娱竞赛，第一天到会人数超过3万人，第二天仍是如此(60)。重要的是，春节娱乐与中共政治主题紧密地糅合在一起。1944年春节，平陆县二区涧东村的民兵表演攻占炮楼、司令部，活捉杜聿明的情形(61)。太行区林县习家村高跷队表演大生产运动，穿着很朴素的衣裳，化装成农夫、农妇，手执木制的铁镢头、犁耙、镰刀等农具，表演了从春耕播种到锄苗、收割以及怎样空室清野、支援前线、争取群众翻身、拥军拥政等场景。(62)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春节娱乐逐渐成为乡村民众革命生活的现实反映和真实经历。1946年春节，在“自编自演、自唱自乐”原则指导下，黎城县洪井村不但自己编自己演，而且自己演自己，民众把本村模范人物事迹编成快板、扭成秧歌，当表演到模范干部陈本德时，陈本德兴奋地说：“这就是说我哩吧!”观众反映：“这真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老汉替咱们办事情就热心，真算模范。”(63)而阳南根据地固隆村民众白天批斗本村的地主恶霸，晚上就编出剧本演出，“并且打破剧团界线，尽量做到真人演真事，原来事件的当事人是谁，就是谁演。”(64) 当娱乐内容全部是真实的现实生活时，更多的民众被发动起来。此时的娱乐活动不再是反映现实的艺术作品，而是充满了革命气息、政治意味的实际生活的重现，这种娱乐给人的感受“与其是说安慰，不如说是刺激”(65)。1945年春节，滦南四区洪林出演《白毛女》时，观看民众静耳细听，有的流下泪来(66)。定唐县游击区某村结合本村实际，编排了反映游击区群众对敌斗争的《血债》，演出现场很多观众啼哭得抬不起头来，也有很多观众忿恨得骂不绝口(67)。曲阳县各村剧团演出《血泪仇》时，台上台下一起流泪，演出结束后，吹笛子的则说：“下次我可不吹了，光落泪。”(68)1946年春节，太行林县道蓬菴农村剧团演出诉苦剧《斗争李子才》时，演员们在台上真哭起来，台下观众也已哭不成声，台上台下哭成一片，第二天，剧情演到李子才被枪毙时，群众高兴地欢呼(69)。1947年春节，范亭中学宣传队在宁武、崞县各村庄演剧月余，走过了12个村子，在灰顺沟村演出《小两口一条心》剧目时，观看民众高呼“青年要参战去”，在下密都村演出《地主请客》后，一个老乡回到家里痛哭，他对剧团的赵同志说：“剧中那个老佃户就是我，我这老脑筋就该受穷?我今后不再受狗日的地主欺骗了。”(70)甚至，有的民众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除了痛哭、大骂外，还表现出更为过激的行为。阳城固隆村民众把他们过去受压榨的实事搬上舞台，自编自演《斗争王德元》广场秧歌剧，剧目演到一半时，民众竟然喊起来：“不要演了，斗!”于是，他们把真的王德元拖拉出来批斗，斗了三天，剧团也演了三晚上，一直到问题解决为止。(71)左权县五里墩村的春节秧歌《翻身乐》，演出现场也充满了政治气息，当秧歌队给67岁的老人刘玉林祝寿时，他的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跑到毛主席像前，注视着毛主席，伸出两个大拇指大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72) 伴随着根据地民众政治感情的激发，春节中的传统民俗逐渐嬗变，呈现出强烈的政治味道。对于春联的风格发生变化，有一位民众剧团的团员曾这样描述：除夕(1939年春节)，大清早起来，第一个新鲜异样的感觉映到眼里的是门旁边的春联：献金交粮纾国难，醉酒挥刀杀寇仇；过年勿忘打鬼子，迎春切记开荒田；旧历年要快乐去过，新阶段须努力来迎(73)。战斗剧社社员高鲁也这样描述：(1942年春节)，有的家的大门上写着“保家乡英雄壮志，雪国耻存世酒芳”，在大门墙壁上写着“送旧年铲除旧封建之残余，迎新春为建立民主而奋斗”。(74)门神画也与以往不同，据李公朴描述，“每个村庄里，你也可看见每家门上贴着的门神已不是秦叔宝、尉迟恭，而是标有‘加紧站岗放哨’、‘捉拿汉奸敌探’字样，手持红缨枪和亮闪闪的大刀的自卫队队员英姿，或是‘男女一起上战场’、‘大家参加抗日军’的子弟兵和老乡们的雄姿。”(75)年画的内容也发生变化，妇女们最欢喜《做军鞋》，娃娃们最欢喜《学文化》、《儿童劳军》，男人们最爱看《解放军攻城战》，晋绥解放区王老汉还把《解放军攻城战》贴在房里最显眼的地方(76)。过去由天津运送来的什么《麒麟送子》、《老鼠娶妻》一类的年画已代之为《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抬伤兵，送茶饭》、《开展民主运动，选举好村长》一类的抗日年画(77)。 不仅如此，传统的过年节俗也表现出契合中共革命需求的味道。1943年春节，一名记者报道了太行根据地乡村民众过年的情况，其中的变化尤为明显：旧历元旦，驻在各村团体机关与驻地民众，一同举行团拜，并和村代表携带礼物，慰问村中抗属；“耍钱”等各种不正当的娱乐，已经减少，踩高跷、演新戏、开晚会等是最常见的娱乐；有些村的民众不辞远途去凭吊左权将军的陵墓。壮年汉子把收藏了好些年的武器搬出来练武，用他们的话说：“这日子又得用它啦!杀鬼子是得劲些!”青年民兵举行实弹射击，用枪声代替往年的爆竹(78)。在武乡，以往春节时赌风甚盛，到1943年春，数百年之赌风从而绝迹，民众春节生活的内容改变为聚谈国事或集体商讨生产，准备春耕(79)。1945年春节，兴县杨家坡村将传统的平安会改造成群众生产动员会，取消了和尚念经等习俗(80)。偏城三区西戍全村400余人改变过去街头拜年的习俗，正月初一召开全村的团拜大会，在会场设置抗属席位和荣退军人席位，会上还谈论了准备反攻和加强互助组、开展大生产运动两个问题。而黎北下寨村民众改变了过去过年的三大习惯：一不烧香敬神，二不磕头拜年，三不赌钱，除夕时全村举行团拜，并总结过去工作，讨论今年大生产，团拜后并举行娱乐，实行敬老(81)。南凹村民众则创造出新办法：大年初一，家家吃饺子，开家庭讨论会，检讨去年生产，确定今年生产计划，实行家庭民主；初二，全村召开大祝贺会，搭光荣亭，把劳动英雄、抗属、各种能手、模范工作者请上台。搭万寿亭，向50岁以上的老汉老人贺寿，台上并摆光荣点心、寿桃，由老百姓自动送，谁想送谁就送谁。同时，秧歌社火出演一天；初三，彻底反省优抗拥军；初五举行拥干爱民大会。(82)1947年春节，一位《晋察冀日报》的记者巡行冀南大平原，访问了近百户农家，发现旧日之神像已被卸除，而代之以毛主席肖像，还流行着一首歌谣：有了毛主席，他比神还能，分房又分地，永远不受穷(83)。奚家大店里的群众，大年初一，在农会的组织下集体扭秧歌和大声唱歌，并大家一起向毛主席敬礼拜年(84)。该年元宵节，涉县漳河两岸村村张灯结彩，各村男女老少穿起新衣，参加了秧歌、高跷、打花棍、国术等各种娱乐，很多从没有搞过娱乐的老汉、老年妇女也热情参加(85)。1948年春节，正定县南岗村街头装扮也有了新变化，每隔十来步一串吊挂随风飘舞，两边是一对红布六角灯，那五光十色的花心中写上了：消灭封建、平分土地、挖掉蒋根、活捉蒋贼(86)。 综上所述，经过政治文化改造后的春节，较之抗战前，呈现出新的元素，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以往祭祀的是天地各路神灵，现在有了共产党、八路军和“毛泽东”；以往娱乐就是图个热闹、乐呵，现在有了打日本、批地主、庆翻身的狂欢；以往大年初一就是祭祀神灵、磕头拜年，现在有了军政民团拜大会、拥军优抗、集体向领袖拜年等政治性活动。种种变化昭示着中共革命动员的有效性，也预示着民俗文化在战争环境中依然具有传承的功能。
三、革命动员、民俗文化与乡村社会
革命动员的有效性依赖于动员路径，因为它是连接动员力量与动员对象的纽带。在惨烈的生存环境中，要想动员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民众，中共就要选择能够有效连接双方的动员路径，通过这种路径将自身的政治理念与底层的民众意识糅合在一起，进而完成革命动员，实现将民众意识导入符合自身革命事业道路的愿望。无疑，民俗节日——春节便是中共进行革命动员的一条路径，因为对于乡村民众来说，民俗节日无论是活动内容，还是庆贺形式，都有着熟悉感和亲切感，而对于中共来说，民俗节日所具有的群众基础正是革命动员的政治需求。于是，边区政府开始借助、利用民俗节日开展动员工作，那么，革命动员便与民俗节日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而革命的象征主义也连接在乡村社会的农民传统中。由于民俗节日本身蕴含着乡村社会长期积累的传统习性，革命动员与其的结合，就有了很大的弹性，使得动员技术也有了丰富的张力，它甚至可以利用乡村文化中的各种民俗形式进行动员。但是并非所有的传统民俗文化都适合动员民众，中共还需要对旧传统进行改造，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因此，无论是新年画，还是春节娱乐，中共都是从利用旧形式开始，通过置换内容来实现改造的目的，当政治、社会等条件成熟时，象征着边区新秩序的新形式、新内容就被创造了出来。这种利用和创造是中共利用旧民俗创造新民俗的过程，虽是如此，乡村民众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反感，而是将新民俗视为自身生活的重现，也就是说新民俗依然保持着旧有的民俗功能，并没有因为外在力量而失去原有的内涵，“还能保持其内在能量，即动员、激励以及强制的力量”(87)。因此，当蕴含中共政治理念的新民俗日益深入乡村社会的时候，那些抽象的政治概念和革命策略便会传输给乡村民众，并以民俗的习性被他们理解、接纳，此时的新民俗就具有了动员、激励甚至强制的力量。这是中共革命动员能够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也是春节这种民俗节日能够实现从传统到革命嬗变的原因所在。 革命动员与民俗节日的结合，实际也是中共政治文化与乡村民俗文化的结合，并且它们结合得愈紧密愈能体现出动员效果，愈能表明中共政治力量对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事实也是如此，当中共政治力量逐渐下移，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力得到强化时，边区政府与乡村民众的关系更为紧密，乡村社会与中共政权之间的关联更为牢固，最终促成一种象征新政权的社会秩序。如当光荣牌匾被悬挂在抗属家门口时，抗属们无不表示“咱还能抬一抬头?”“咱今年能在村里吐一口气?”(88)当看完新年画后，乡村民众无不感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事情，确是有办法，能将几千年来封建迷信麻醉老百姓的玩意，也改造成新的东西了，这真是新的道理、新的事情!”(89)当拥军运动开展时，乡村民众竞相背诵拥军公约，唱拥军歌，某些村庄过年见面语不仅说“恭喜发财”，还问答“拥爱公约”，站岗也查问公约，就是新媳妇回娘家拜年，也都热心反省学习(90)。甚至，连延续祖辈的年俗也能改变，如临县五区太平村每年正月初二都要唱一台戏、闹会子、招待亲朋，1948年春节该村决定用砍柴、拾粪、准备春耕代替上述活动(91)。可见，“至少在无意识层面，革命的象征主义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远离农民传统。”(92)无形之中，乡村社会得以改造。 同时也应该看到，革命对传统民俗的冲击并非是摧枯拉朽的，乡村社会中固有的民俗同样制约着革命。一般来说，乡村社会任何民俗的产生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且一旦形成便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韧性，即使有强大的外力作用，乡村民众在短时间内也很难与沿袭已久的行为习惯做彻底的割裂。所以，尽管中共借助政治强力，全面地开发与改造民俗文化，但是民俗文化本身所固有的传统习性仍难以改变、消除，成为革命动员的障碍因素。如春联在乡村社会有迎新纳吉的民俗心理需求，崇尚喜庆和欢乐，因此中共写的新春联在形式、内容上都要迎合这种民俗心理，诸如“讲卫生延年益寿，勤劳动立业兴家”、“民主风光全国鼓舞，和平景象大地腾欢”，民众便能接受，而“好男儿舍生取义，大丈夫杀身成仁”、“过去遭遇多困苦，当前环境仍艰难”便被弃用(93)。可见，在对民俗文化进行政治利用、改造的过程中，革命动员处处受到传统民俗的束缚。正是这种束缚的存在，使得与之结合的革命动员带有了质的规定性，而无法彻底与传统民俗文化决裂。所以，革命动员借助传统民俗获得了奇效，却又不得不承受着传统带来的制约，诚如学者高毅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指出的那样：“无所不在的传统像密如蛛网的绳索一样，死死地捆住了革命者的手脚。”(94) 既然革命动员无法摆脱传统的民俗文化，那么，打倒旧传统的中共革命只能在旧有的民俗文化形态中进行了。继之而来的是，传统民俗文化在革命力量中汲取了生存的营养剂，可以说“传统的生命力，没有任何地方比在节庆的历史中，有更明显的表现。”(95)于是，乡村社会民众仍会延续原有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一旦革命行为出现与政治理念不相适宜的时候，这种藏在深处的民俗心性便会显露出来，甚至明目张胆地做出与革命动员相左的举动来。比如，有的民众仍会按照旧有的习俗庆祝新年，有的民众还会对新的过年习俗报以各种怨言，有的民众为过年还要展开拥军优属工作以致得不到休息而埋怨，有的民众为年节里各路神灵遭到亵渎而担忧，有的民众为年节里仍要倡导节约而不满，有的民众为春节里因抵制赌博而缺乏刺激的娱乐游戏而怨愤。于是，有的民众在春节仍然祭祀各路神仙，从事边区政府反对的迷信活动，有的民众用乱放的枪炮声代替过年放的鞭炮，有的民众为吃喝招待而随便屠杀耕牛，有的民众为吃顿饺子大肆杀猪宰羊，有的民众在村政权党支部的眼皮底下公开赌博。这些举动都会因影响中共革命动员目标而遭到抵制，但是这些深源于传统民俗文化的心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长期存在，始终与乡村社会出现的新的革命行为相交织。从此种意义而言，中共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并不彻底，过多地注重了革命动员的现实需求，而缺乏了一种长期的常效的治理规划。 最后想说明的是，通过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春节的变化，可以发现中共在革命过程中，对待传统民俗文化，不是抛弃，而是利用、改造，这使得中共革命从乡村文化中获取了无限的力量，有力地推进了革命胜利的步伐。与此同时，传统民俗文化并没有因战争环境和政治势力介入而逐渐消退生命力，反而在政治力量之中延续了生命力，只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正如孙晓忠所言：“‘传统’的变迁不是时间因素导致的衰败或意义的耗散，而是因为后来的再诠释，这就是‘意义’再赋予的过程。”(96)因此，对于民俗文化自身演化机制来说，“政治因素的强力介入会短暂地改变它的内容和形式，而一旦政治力量上移，与民俗文化的直接链接断失，那民俗文化就会回归其本来的形态。”(97)由此来看，民俗文化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也没有改变乡村社会赋予它的感情，更不可能消除自身的生命力。所以，当政治这种外力逐渐弱化、消失时，这些传统民俗文化逐渐会还原其面貌，在乡村社会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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