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军语翻译理论建树、实践贡献及启示
01关于文章原文标题 | 刘伯承的军语翻译理论建树、实践贡献及启示原文刊登 | 《中国科技术语》2021年第4期文章版权 | 本文已获得原作者授权，如需转载，可关注本号，在后台留言02内容摘要刘伯承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领路人，也是军语翻译家。他在军语翻译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在军语翻译实践方面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军语翻译要紧密结合军队作战和建设的现实需要，坚定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准确严谨的质量要求。03作者简介
杨鲁(1962—)，男，军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究院研究员。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理事。长期从事军语的编纂、研究、管理工作。具体组织现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编纂，参与组织军兵种和专业军语、军事科学学科名词集的编纂。参与主编《军语概论》，著有《军事术语规范化研究》《军语学习使用读本》等。所参与完成的军语成果先后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优秀成果奖、军队科技进步奖和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优秀成果奖。
引言
刘伯承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理论和实践的开拓者、领路人，也是军语翻译家。他在军语翻译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在军语翻译实践方面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从红军时期开始，刘伯承在翻译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合同战术及一些成功的作战经验的同时，就翻译了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新中国成立后，在军事学院任职期间，刘伯承又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翻译审校上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著作，系统地介绍苏联红军及其他外国军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科学研究成果。同时，提出了军语翻译的基本要求，确定了军语译名的具体原则，并组织给《军语画一》中的每一条军语对应翻译了俄文名称······，“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元帅，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家”[1]。“刘伯承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军事翻译史的丰碑上。”[2]395
研究、学习刘伯承的军语翻译思想，回顾、梳理刘伯承的军语翻译实践，有利于构建和丰富我军军语翻译理论体系，为推进新时代我军军语翻译工作提供有益借鉴，从而使军语翻译工作更好地服务备战打仗，推进对外军事交流，提升我军软实力。
刘伯承的军语翻译理论建树
作为军事理论家、军事翻译家，刘伯承对包括军语翻译等军事翻译工作有许多独到的理论见解。其中，有关于军事翻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也有关于军事翻译工作应遵循的指导思想，还有关于做军事翻译应具备的条件，更有关于军语译名的原则和军语翻译把握质量的理念等，理论建树颇为丰富，为我军军语翻译工作指明了方向，是我军的军语翻译理论乃至军事翻译理论的奠基人。他的主要观点和理论建树如下：
1.1 阐明了包括军语翻译在内的军事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刘伯承认为：“翻译工作是站在学术介绍的‘关键’地位，所以是学术介绍工作中的很重要的一环。”[3]131他强
调，没有翻译，就没有借鉴，便难以发展现代中国的军事学术[2]337。“因为军语有许多不同意见，而苏联有军语方面的丰富资料。翻译工作需要加强”[4]486。
1.2明确了包括军语翻译在内的军事翻译工作应遵循的指导思想
刘伯承指出：“因为思想是指导行动的，是阶级立场的反映。只有正确的思想意识，才能正确指导革命行动。”[3]128因此，他明确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提高思想和指导思想。”[3]130并重申军事学院党委提出的“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等口号[3]131。
1.3 提出了包括军语翻译在内的军事翻译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
刘伯承曾形象地称军事翻译是学术研究的“水龙头”。他认为，做军事翻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不但要外文好，还要中文好，并懂得较多的军事知识，“这三种本事，缺一不可”[3]264。他要求：“军事翻译必须熟悉军事，军事译文必须做到内容正确、文字精通、有军事特色。”[4]443他还给译员亲笔题词：“军事科学的翻译：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本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俄文修养上，必须有掘发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在中文修养上，必须有表达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5]263
1.4 规定了军语译名的基本原则
刘伯承指出，军事科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科学，它涉及的面很广，每一个军事术语都含有一定的内容，并且要求是非常严密的，翻译有错或用语不当，就会弄错学术含义，曲解学术内容。他提出要“正本清源”，大抓翻译和军语统一工作[6]430。因此，刘伯承确定了军语译名的三条原则：“（一）根据军事科学实质正确命名；（二）文字表达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国原有军语，尤其是解放军用过的军语，尽量引用。如有不统一者，则统一之。”[5]266
1.5 强调了军语翻译要以质量为本
刘伯承认为：“翻译提高质量，十分重要；······这关系到国家安危人民生命的国防大事，不可不严肃认真。”[3]265他强调：“要从翻译角度上，要从军事学术和术语及文字使用上，一句句的仔细地推敲推敲，达到内容正确，文字清通。这样才能使学习的人容易接受下来，教者也可避免以讹传讹，后患无穷。”[6]451他曾严肃批评军语翻译中的粗枝大叶现象：“如海军教材中把‘登陆战’与‘反登陆战’译成‘陆战队作战’与‘反陆战队作战’。这些同志不问译得是否正确，只凭想象或从字句上臆测一下。这种张冠李戴的武断、轻率现象是不可原谅的。”[3]132他告诫译员说：“一字之差，会死人的！”[7]166
02
刘伯承的军语翻译实践贡献
刘伯承从20世纪3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他是最早把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和苏联红军的作战条令，特别是苏联红军军语翻译引介到中国工农红军的。例如，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干部”“司令员”等军语，就是他从苏联红军军语中翻译过来的[2]1。他是我军军语翻译事业乃至中国现代军事翻译事业的开创者。
1932年1月，刘伯承就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此时，红军学校刚成立不久，尚处于草创阶段，也距他从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才一年七个月的时间。“因为条件所限，当时的红军学校还没有统一的军事训练教材，上课时只得借用中国旧军队和日军的操典。尤其是反‘围剿’战争日益紧张、剧烈，训练干部的任务愈加繁重，对军事教材的需求也更加迫切。”[2]上任伊始，刘伯承从红军部队中挑选了一批曾就读于黄埔军校、保定军官学校、西北军干部学校和苏联军事院校的高、中级指挥员担任教员，同时组织他们翻译、编写各种教材和讲义。1932年8月15日，刘伯承亲自翻译了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其中，包括：“兵团”“部队”“分队”“机动”“包围”“迂回”“突破”“火力配系”“疏开”“展开”[2]431-432等一系列涉及部队编制和作战行动的军语。如，翻译的“部队”和“分队”的释义为：“步兵战斗条令说：‘每个步兵单位（营、连、排）对于编入其中的较小单位而言，这个步兵单位，就算是部队；而这些较小的单位，就算是这一部队的分队’。”[2]431又如，翻译的“机动”释义为：“照步兵战斗条令的解释来说：机动，是火力与运动相配合。其目的在包围和迂回敌人的翼侧。若不能如此时，则对之突破。照野外条令解释说来：‘兵团的机动，就是兵团之一切运动和一切动作的联合。这些运动和动作的目的：其一，是对于敌人采用最有力的部署，以便整个兵团与之战斗；其二，是使敌人部队立在不利于战斗的地位。’”[2]431再如，翻译的“火力配系”释义为：“依照诸火器的本质和战斗情况的条件而使此等火器有组织地利用起来，这就叫做火力配系。”[2]等等。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使用的军语多是沿用旧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因此，刘伯承翻译的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不仅规范了红军学校军事课教学用语，而且对于初创时期的红军学校乃至中国工农红军，学习借鉴现代军语特别是苏联红军正规化建设的已有标准、经验，促进自身的正规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50年11月，刘伯承任军事学院院长。不久，军事学院即开始整理汇编军语，使之规范化。为做好军语翻译和军事教学工作，1951年4月，刘伯承批准学院出版《军语通报》第1期，以后又陆续批准出版第2—10期。他指出：“军语画一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或单纯的语法修辞工作，而是统一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一项重要工作。”[4]4171953年4月，为统一军事翻译用语，刘伯承批准学院科研部颁发《军语译要》（第一部分，进攻范围的用语）一书[2]411。1957年1月，刘伯承批准出版《军语画一》（初稿），并报中央军委。《军语画一》（初稿）分为陆军、空军、海军、防空军4个部分（类目），收录词目2 545条，对所有词目名称均标注了俄文译名。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军语画一》（初稿）是我军第一部双语种《军语》。在《军语画一》（初稿）的整理过程中，对于每一个军语，刘伯承都亲自推敲审定，如把原来的“工兵”细分为“工程兵”及其下属“工兵”；把含义消极的“驱逐机”改为“歼击机”；把片面命名的“自动推进炮”改为“自行火炮”，刘伯承对此解释说它不但能自行推进，也能自行推退；参照《孙子兵法·兵势》，将战役上布成的阵势即战役军团的兵力兵器部署称为“战役布势”，以便与兵团、部队、分队为进行战斗所采取的“战斗队形”相对应，等等[7]164。《军语画一》（初稿）在军事学院的教学和引导学员使用统一的军语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对进一步规范当时全军的军事用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为我军开展军事科学研究，进行军事翻译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基准材料。”[2]354
刘伯承在所翻译、校译和编译的上百万字外国军事论著中，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军军语，其中，许多是作战原则方法、指挥艺术等方面的军语，还有不少是军队建设方面的军语。这些外军军语为我军作战和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借鉴。如，刘伯承于1933年夏翻译了苏联红军野外条令中关于“怎样是运动的防御”：“运动的防御就是在某地区不防御到底，随时脱离敌人去巩固新的防御地区的防御战斗。”[2]460又如，他于1934年5月从苏联《我们战术的原则》一书中摘译的《机动的要义》，不仅翻译了“机动”这一军语的定义和目的、时机、组织原则等内容，还专门撰写了“译者前言”，要求我军指挥员正确地理解“机动的要义”，并“参照我们的实际情况去灵活运用”[7]5。再如，他在长征途中翻译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第一章“司令部的使命和权责”的第一节“概则”中，翻译了苏军关于“司令部”的定义及主要使命。定义为：“司令部就是首长实行指挥军队的机关。”在其他各节中，他翻译了司令部在战斗动作各时间的工作内容，司令部与首长、诸勤务、政治机关、军队的相互关系等内容，极大丰富完善了以“司令部”为核心军语的该教令内容。为此，他还撰写了“译者前言”，介绍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提出加强司令部建设的重要性。
03
刘伯承军语翻译理论、实践的启示
进入新时代，回顾刘伯承军语翻译的理论建树和实践贡献，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在今后的军语翻译工作中，要在传承弘扬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军作战和建设的现实需要，坚定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准确严谨的质量要求。
3.1 军语翻译要服务军队需求
翻译源于需求，军语翻译必须着眼军队需求。刘伯承指出：“我们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亦即斯大林军事学说，毛泽东军事思想，其目的在使它能运用到人民解放事业中去。”[8]614在包括军语翻译在内的长达数十年的军事翻译过程中，刘伯承不断实践着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即“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9]。基于此，无论是我军建军初期翻译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步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轨道组织整理汇编我军第一部双语种《军语》——《军语画一》，还是在专题选译外国军事著作里的军语翻译中，刘伯承都是紧密结合我军当时的情况和实际需要进行运作的，体现了“取其用得着”的精神。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明确要求，“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战略需求，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拓展我国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10]。随着军队使命任务的拓展和深化，加强军语翻译工作就成为我军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题中应有之义。要以我军作战和建设的现实需求为牵引，注意紧密跟踪外军相关作战、建设用语的创新动向，尤其需要注意跟踪能够代表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的作战思想和理论创新、军事技术综合集成发展等相关用语，认真加以分析研究、及时进行翻译。一方面，对我主要战略对手和潜在敌人提出的相关作战用语，需要深入研究剖析其内涵、产生背景和作用意义等，提出具有针对性、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使军语更好地为备战打仗和强军兴军服务，为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如美军十分重视牵引作战能力发展的作战概念的研究，近些年来针对变化的作战环境、作战对手和作战任务，先后提出了“快速决定性作战”“战略瘫痪战”“网络中心战”“混合战争”“空海一体战”“跨域协同战”“全球一体化作战”“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作战”“多域作战”“马赛克战”等一系列新的作战概念，需要通过翻译、研究、剖析，“以期获得对这些作战概念更深层次的认识，为我军军事能力建设和装备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参考”[11]。另一方面，要有选择地、及时地借鉴转换源自外军有价值的相关作战、建设用语，充实完善我军的作战、建设军语体系。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中国、重视中国”[12]为此，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3]24的要求，最大限度地保留我军特色，高质量、高水平推出反映新时代强军兴军、备战打仗实践和军事理论创新的特色军语，如“强军目标”“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全域作战”和“体系破击战”等具有时代特点、我军特色且高度凝练、明白晓畅的相关原创性军语，努力打造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我军军事话语体系，以传递核心军事思想，正面宣传塑造我军形象，着力提升我军的软实力。
3.2军语翻译要把握正确方向
军语翻译工作关乎国家和军队的形象，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刘伯承明确要求：“军事翻译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中国军队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和谐地统一起来。”[2]337他提出：“以毛泽东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去学习斯大林的军事科学” [8]616。为了做好军语的翻译和规范化工作，刘伯承首倡“正本清源”，他引导大家学习恩格斯“论术语的革命”，深刻领会恩格斯所讲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14]接着他又让大家学习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6]430，以此提高大家的认识，把握军语翻译工作的正确方向。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快速发展，军事对外传播不断拓展，军队形象的影响力空前放大，在此过程中，需要军语翻译的准确表达、权威解释。与此同时，外国军事著作的成规模引入和译介，也大大丰富了军事领域的术语，需要正确把握军语翻译的原则立场，注意掌握用语的含义分寸。面对新形势，习近平主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13]8“要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15]。军语翻译工作要以此为指导，自觉把习近平强军思想贯穿工作全过程，军语翻译人员要坚定政治立场，保持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牢牢把握军语翻译工作的正确方向。一方面，在军事外宣工作中，对一些关系重大和十分敏感的军语，必须深刻理解其内涵、把握其实质，按照军语准确、简明、规范、统一的本质属性要求，树立政治意识，严格遵循对外宣传口径，做出权威的诠释。在此基础上，“力争运用精致的而不是粗疏的、活泼的而不是死板的、有亲和力的而不是生硬的外国语言，将其应有之义准确表达出来”[16]，达到意义准确、逻辑严密、表达贴切的军语翻译标准。另一方面，在外军军语译介和引用的过程中，要防止军语翻译不规范所带来的外来军语的“泛滥和污染”，对我军军语建设造成负面影响。在军语翻译过程中，要注意挖掘我军现有相似军语，或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防止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此外，对外军军语，要进行适当的本土化的语言文字改造，使其更符合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可接受性，做出体现我军自身观察视角和叙述内涵外延的新释义。
3.3军语翻译要坚持质量标准
质量是军语的生命。刘伯承十分重视包括翻译军语在内的译文的质量。他在战争年代的一位参谋，在《回忆刘帅编译〈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一书的情况》一文中这样写道：“从译稿上，显示出了他的治学精神，那确实是严谨、科学、一丝不苟。文中用到的每一个军事术语都进行了认真斟酌，力求准确。”[5]253在衡量军事译文的质量标准上，刘伯承根据军事翻译的特点，对“信”“达”“雅”三个字做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信’——就是要求译文的内容跟原文一致，在结构上、风格上要保持原有的特点，做到真实可信。他常常说：许多军事译文是要指导作战的，它的准确性要求更高。俗话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果译文中错一字，就会使读者（大多数是各级军事指挥员）产生误解，到战场上就要付出血的代价。‘达’——就是要求文字通达，突出重点，要把原文的要旨转达给读者，不能轻重不分，含糊不清，也不能隔靴挠痒，使人扑朔迷离。‘雅’——就是要综合两国文字的表达特点，讲究词章语法，要象行云流水，不佶牙赘齿，不文白夹杂。”[2]351在军事学院期间，针对有的译员在军语翻译中的错误，甚至把“敌人”译成 “我军”的错误，刘伯承在严肃批评的同时，及时地组织大家学习《人民日报》短评《加强对文学翻译工作的领导》，以及一篇批评“不求甚解”的翻译态度的文章和被批评的译者和编者的自我检讨，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7]166。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在信息网络时代，战争过程日益科学化，军队建设、管理和作战行动更加强调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17]军语是传递军事信息、统一军队认知、协调部队行动的基本工具。在军语翻译工作中，要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的要求，制定军语翻译标准，予以严格规范，确保军语翻译的准确。如，有专家提出，建立包括军语译写规范在内的具有我军特色、适应国防和军队发展需求的军事翻译标准体系。其中，“制定军事术语译写规范（包括军队单位及职务译写规范、各军种武器系统译写规范、各军兵种专业术语译写规范、外军专业术语译写规范），规定军事领域翻译和书写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明确军事领域专有名词的译写原则、译写方法和要求等”[18]。在军语翻译工作中，要依然把“信”作为翻译的首要原则。在翻译外军军语时，要通过正确理解源语军语的概念及其在具体语境中的确切含义，以此为基础，在汉语中找到合适的对应表达，准确传递原文的意思。在军事外宣或与外军交流沟通，翻译我军军语时，要树立军语意识，以准确为目标，严格按照对外宣传口径、切实遵从标准规范，体现出严密的逻辑和精确的表述。如向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派出我海军舰队编队，须使用“海上护航”这一军语，而不是国内媒体曾使用的“打击海盗”，更不是西方某些媒体所评论的“中国海军的战略转型”[19]。在军事外宣或与外军交流问题上，切不可掉以轻心，也不能“不拘小节”，确保不出现遗漏、拼写等技术性错误。可参照近年来我国政府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新出现的军语及其外语译法，或对照权威翻译软件的术语库。同时，还要注意内外有别，避免误译和泄密。
04
结语
综上所述，刘伯承厚重的军事翻译思想，为包括军语翻译在内的我军军事翻译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刘伯承丰富的军语翻译实践成果转化成了战斗力，为我军作战和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这些弥足珍贵的理论建树和实践贡献启示我们：应努力做好新时代的军语翻译工作，从中研究世界军事发展，服务备战打仗，加强国际军事交流合作，塑造军队良好形象，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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