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ICU医生，要出庭一场官司，但没有一个坏人

签字放弃治疗的权利到底属于哪一方？

我是一个ICU医生。

记得那个值班是元旦。东北的冬天，白天一闪就结束了，5点钟交接班的时间点，天色浓黑，冰冷的风呼啸着穿过长春市中心，墙体厚实、体型巨大的石头建筑像沉沉的巨兽匍匐在新民大街的两侧。乌鸦在柏树的树梢上噗啦噗啦发出振翅的沉重声音。这里是吉林的医疗中心，而我是守卫重症监护室的值班医生。

“收病人了，26岁，重症肺炎，感染性休克，已经心跳停过一次，需要准备ECMO（ 浪花一朵朵注：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还没有等我们交接班完毕，急诊室的电话就来了。我向值班的组长示意尽快准备床位。冬天的重症监护室格外忙碌，我们医院需要接受全省各地转诊的危重病人，始终处于饱和状态。而旁人不知道的是：“30个病人，并不等于30个病人”。有时候，一个疑难危重的病人，就能让全部值班的兵力全线压上，整个通宵地忙碌。

值班的护理组长小林似笑非笑地乜我一眼，手脚麻利地准备床位：“胡姐姐又够折腾了。”库房的一角，ECMO机器冰冷地处于待命状态。它旁边是高它一头的CRRT（ 浪花一朵朵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这两个钢铁大家伙是多脏器功能衰竭的最后防线，今晚它们又要整装待命了吗？

病人送来得很快，3个急诊科医护人员捏着呼吸皮囊送过来。“快！”小沈沉沉地催促了一句。病人青灰色的面色，和泛着青紫色花斑的肢体皮肤，提示感染性休克在转运的路途上又加重了，需要立刻处理。转运的平车后面还跟着10多个衣着臃肿的家属。面色焦灼地被挡在迅速合拢的监护室大门外面。

连呼吸机、连监护仪，调整参数，调整升压药。病人的状态十分糟糕。“血压60/40，氧饱和度78%，心率155次/分。”护士在监护单上记录着生命体征的基本参数。“半个月前开始反复发热，三天前病情加重，一天前心跳骤停，当地医院没有条件处理。”小沈语调干涩地跟我交班，那个魁梧的身躯属于一个26岁的草原大汉，他的身高把病床撑得顶了头，但是此刻生命的烛光只剩下微弱的火苗，靠呼吸机、升压药勉力维持着极其不易的闪烁，一阵风就能把它彻底吹灭。

“胡姐姐，我觉得他的CT像个病毒性肺炎为主，并发细菌感染，到眼下这个点，即使上了ECMO，希望也是十分渺茫。”小沈手脚麻利地把监护仪的导联线缠好，放上转运平车，不无遗憾地跟我说。三年工作经验的急诊科医生临床判断已经很见功力。

“需要即刻准备ECMO吗？”住院医生艺涵与我在床边看最关键的肺部CT影像，两肺的渗出病灶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一朵朵连成一片，最严重的两下肺已经完全实变。我把呼吸机的氧浓度调到纯氧，仰头看了一会儿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病人的氧饱和度缓慢地抬升着，从危险的78%，慢慢升到仍然不及格的85%，就再也不动了。

“这家里可能没有经济能力做ECMO。”小沈拖着平车往外走，准备撤退了，这个点是急诊室的高峰时刻，而他们是抢救室里的战士。“胡姐姐，他们家都只会蒙语，只有一个亲戚勉强可以用汉语交流。”小沈眼睛仍然注视着监护仪上的数字，勉强说道。

床边的护士们一通忙乱之后，迅速恢复秩序，一班训练有素的战士手脚麻利地在做容量复苏。等我整理完医嘱，艺涵已经动作迅速地建立起了深静脉通路，两路快速补入的液体，让病人的血压升到了100/60mmHg的及格线范围内。我调整呼吸机参数，叮嘱艺涵看住生命体征，自己拿着一叠告知单，到“谈话间”向家属告知病情。

接下来，我遭遇了最让人崩溃的告知和签字。“我，姐夫；他，爸爸；她，妈妈；她妻子……”一帮身材高大，面色黝黑的家属，低声操着蒙语相互交流着，一个中年男人用生涩的汉语磕磕巴巴地向我示意，所有的交流由他来代表。

高大的年轻女子挺着快要临盆的肚子，一左一右两个女性家属在旁边陪着。她身上裹着松垮略显油腻的羽绒衫并没有脱去，油腻的头发和轻微浮肿的面容，蠕动的嘴唇低低自言自语着什么。牧民装扮的老夫妻显然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他们只是凝神在听。

“感染性休克，现在用机器维持呼吸，用最好的抗菌药物抵抗肺内的细菌，但是从前期的结果来看，效果非常不好，随时可能会死亡。”这样直白的告知，我不知道那个凝神在听的中年男子可以明白几分，他用蒙语转述给那一大家子之后，同样凝神在听的那些男男女女，钝滞、悲伤的表情，又表示他们能理解了多少。

“即便抗菌药物即刻有效，所有的治疗即刻有效，病人的状态一步一步好转，发生奇迹一样的改变，治疗的时间也不会少于一个月。眼下这样的治疗费用大约是5000—8000元一天。”因为沟通实在困难，我只能硬起心肠把病人家属必须知道，必须做好心理建设的一部分，用尽量简单语句一五一十地传递过去，哪怕我自己都感觉到那其中刀锋一样的含义。

“ECMO和CRRT可能是接下来需要使用的治疗方式，相当于人工的肺和肾脏，费用大致在……”

等到那中年男子用低沉的语音把我的话翻译了一遍，几个年长的家属低声交流几句，年轻的孕妇急急地冲着我叫了一声，模糊难辨的低钝声音，是：“救他。”她甩开正在劝慰她的手，重重地对我说：“卖房子，救他。”那种绝望的决心，即使分辨不清语音，也感觉到恻然。

病人的姐夫迅速在一叠告知书上签字，老夫妻木然盯着每一个签名。“家里为了结婚，已经借债，现在的钱也是借的。”歪歪扭扭的字迹，不知道是因为不知所措，还是本来就不太会写。他简单地解释，显然看不懂告知书上的汉字，视线越过所有字句，直接落在签字的那个框框里。那些专业的词句，经过他二传手的语义含混的传递，最后有多少是真的传递过去了呢？我不知道。

长春冬天的夜晚真是漫长，整个夜晚在不停评估容量，监测内环境，调整药物剂量中一寸一寸过去，拖鞋踢里踏拉在监护床边兜兜转转。这是ICU医生的日常夜晚，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在寂静的深夜，疲惫的眼睛仍然警觉地关注着每一个细小的变化。各种机器低级别的报警声在病房里此起彼伏地鸣响。

半夜时分，我在门口听到低低的哭声，是那个孕妇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用袖子捂着脸，尽量不发出声音来，影响周围倚着、靠着、躺着盹着的家属。那压抑的哀切的声音传递着一个家庭即将碎裂的声音，传递着一颗心破碎的声音。我并没有开门去安慰她，只是隔着磨砂玻璃的门缝静静地注视了她一会儿，或许，只有哭泣才能够缓解那碎裂的痛楚。

她抬起头，茫然的目光哀切地注视着ICU的大门，她看不到我，看不到我正在望着她，那个片刻，在不同的空间里，隔着那扇磨砂玻璃电动门，我们的视线交错在同一个焦点上。

那个没有停歇的夜班并没有安然度过，病人的血压惊险地维持在及格线上，肺水肿让氧合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住，脑水肿也持续加重，进入深昏迷状态。两天之后，病人的姐夫过来签字放弃治疗。“没有钱了。”中年人一脸疲态地在告知书上签下最后的字迹。孕妇妻子并没有在旁边，那随时可能生产的状态，任何人都知道不宜经受一次又一次的悲痛欲绝。签字的牧民的手有着厚厚的茧节，深深的裂口在茧节之间渗出血肉之间的疼痛。

“请你告诉他，是个男孩子……我们求超声医生告诉的。”中年人低声央求我。监护仪的屏幕上，那条荧光线慢慢越来越迟缓的时候，我轻轻在那个大汉的耳边说：是个男孩子，他在几个星期之后，就会来到这个世界上……永远沉睡的躯体无以回应那些柔软的盼望。

这样的重症肺炎，在我们重症专业看来，并不罕见，并不偶然。那个案例倏然成为一本整理完毕的病历，收藏入病案室整排整列壮观的病案库中，渐渐在我记忆中淡去……

一年之后，有一天，医务科长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小胡，你现在到医务科来一下，医院收到通知，有个官司需要你出庭。”

出庭……庭……庭，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牛皮纸袋里拿出的一堆材料中，锋利的官方语言像剑一样指着我：“未向病人的监护人执行有效告知病情的义务”。胸膛中仿佛百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泥泞狼藉，我下意识地掏出苹果手机，用镜面照了照自己的脸：圆脸上架了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端详自己到底像不像一个“被-告”。医务科长被我的呆萌表现搞得啼笑皆非，放缓了语气对我说：“罗律师会陪你去那个县城的法院，不用紧张，好好准备一下，还好罗律师懂得蒙语。”

在纸质材料逻辑清晰的语言中，我很快弄懂了官司背后的故事：老夫妻和长女夫妻倾全力，动用所有的积蓄为儿子结婚购置了婚房，并且举债举行婚礼。小夫妻婚后很快有了孩子。20天后降临世界的孩子、房产的归属成了争议的焦点。老夫妻认为，他们与孙子是房子的主人，而妻子认为她和孩子是房子理所当然的主人。而我被牵扯进去的理由是：妻子曾经提出过卖房子救治丈夫，签字放弃治疗的权利到底属于哪一方？

在去法院的路上，我胸中翻腾着各种各样愤怒的质问。想当面质问那个姐夫，质问那个妻子，质问那对老夫妻：我到底错在哪里？你告诉我，如果那是错的，我该如何做对？一遍一遍回想着那个通宵奔忙的夜班，那次困难的告知，那晚隔着玻璃门的对视，心愤懑得要炸出胸膛来。博士生课题已经到了关键的步骤，我尽心尽责地忙完一个又一个通宵，我此刻却要——上法庭。

电视剧里的对白并没有机会在现实中发生。蒙语的对话急促的、愤怒的、悲痛的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穿梭。到场的几位，容貌都已经在我记忆里消失。毕竟一年里每天进进出出有那样多的病人和家属。草原上凛冽的风常年侵蚀过的圆脸，有着朴实外表和朴实的语言。让我简直不知道该把我的愤怒投向谁。罗律师简单地为我翻译：

“这是我们两家所有的积蓄，这是我们独生子唯一的遗腹子，那不该是我们的吗？”……

“这是我的家，我和儿子不住在那里，该住在哪里？”……“我是他的妻子，为什么不能卖掉房子去救他。”

这是一场关于子嗣、财产、权利的家庭剧，而医疗的那一部分很快就询问结束了。

“患者的父母有权在患者妻子处于孕末期的特殊情况下，委托姐夫签署医疗知情告知同意。”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却发现，所有人的视线自始至终都没有投向过我。

啊！我不在他们的语境中，而一个飞来的榴弹片，却把我砸了个重伤。年轻的妻子体态不再臃肿，赭色的面庞有着与年龄不符的阴郁。她低头用汉语艰涩地说了一句：“我想救他。”

博士生的脑子不由自主地开始假想，假想那天我如果在第一时间给他上ECMO，光凭VV-ECMO（ 浪花一朵朵注：静脉-静脉体外膜肺氧合，主要应用于呼吸衰竭的患者）是不足以维持那样严重的感染性休克的，需要加用CRRT，如果血和痰的标本有机会送宏基因测序就有可能知道病原体，但或许中间还需要转V-A ECMO（ 浪花一朵朵注：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主要应用于循环衰竭的患者）……唉！

深深地叹一口气，用手机的屏幕下意识地照照自己的脸：短短一排刘海下是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胡博士，你像个傻瓜，你的脑子被RCT（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中文译为随机对照试验）、Meta（浪花一朵朵注：Meta分析，Meta-analysis，是用于比较和综合针对同一科学问题研究结果的统计学方法，其结论是否有意义取决于纳入研究的质量，常用于系统综述中的定量合并分析。）、SCI（浪花一朵朵注：全称“Science Citation Index”，中文意思是“科学引文索引”，是国际上被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踢坏了，你和他们不在一个语境中，却妄想用渺小的十八般武艺来改变命运，胡博士，你像个傻瓜！被数据分析蛀坏了的脑细胞，根本分析不来这荒诞的剧情。我沮丧地把眼镜摘下来，重重地搓着酸痛的眼睛。

法律上我没有事，却被气得快炸了；气得快炸了，却发现每个人都值得同情，根本没有一个坏人。

回到医院的时候，我没有直接钻进温暖的大门，在12月刺骨的冷风里，绕着医学院巨大的建筑群一边走，一边发呆。墙壁厚重的巨大建筑曾经是伪满洲国的国务院，森冷地耸立在长春市中心，巨大的松柏间，乌鸦凄切地低鸣。我像一个刚从火线下来的伤兵，不知道被敌军所伤还是被己方误伤，反正莫名其妙伤得很重。纠缠混乱的思绪需要在真实广阔的空间里再多盘旋一会儿，在冰冻的湖边多冷静一会儿……才能回到空气浊重的监护室继续下一场和再下一场的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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