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悖论，为何在浙江失灵？
美国政治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因两个理论在政治学界“出圈”，一是“文明冲突论”，二是“亨廷顿悖论”。
今天来聊聊后者。
简单来说，“亨廷顿悖论”认为，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社会稳定很难两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所有的好事情都会一起到来”。
放眼世界，许多国家都曾掉入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现代化陷阱”中，有些至今深陷泥淖。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理论却在中国失灵。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势头一直很猛，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能这么说，中国底气何在？我们不妨透过“浙江之窗”，具体来剖析。
一
为什么说“亨廷顿悖论”在浙江失灵了？
我们直接上数据，以事实说话。
从1978年至2021年，浙江全省GDP从124亿元增至73500亿元，人均GDP由331元提升至113000元。
放在世界坐标中看，2020年，浙江GDP以64613亿元的体量超过当年全球排名第17位的荷兰；2021年，浙江GDP已接近韩国的70%，并将其作为下个五年的赶超对象。
浙江民营经济、县域经济、数字经济发达，城乡差距小，等等，是远近闻名的。
而另一边，拿社会治理、社会和谐稳定摊开说，浙江也不逊色。
二
浙江何以能？
其实，对于发展和治理的关系，浙江早就有科学认知。
这里有个故事。
2003年9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奉化、鄞州考察。他对当地干部群众说，我们处于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这样一个“门槛”，很多别的地方没有遇到的问题，浙江往往最早遇到。我们既面临“成长的烦恼”，同时也要解决“先天不足”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良好的和谐社会运行机制”。
也是这一年，习近平同志在全面深入调研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八八战略”。
“八八战略”提出，浙江既要发挥体制机制、区位、块状特色产业等优势，大力发展经济，又要加强法治建设、机关效能建设等。
这一重大决策部署，观照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浙江省域治理的总方略。
以此为遵循，浙江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推进“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统筹城乡发展，念好“山海经”，还以“平安浙江”护航发展稳定，以“法治浙江”探索经济先发地区法治先行的发展道路……
就如何平衡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两者关系，浙江一直在探索、深挖。
比如，浙江讲求的发展，是持续促进均衡的发展。
近年来，浙江瞄准缩小区域、城乡、收入这“三大差距”，出台助力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等，破解发展不平衡可能带来的问题。
过去五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4，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超过98%。
再比如，浙江讲求的治理，是努力提升温度的治理。
立足社会需求，浙江推进数字化改革，尤其瞄准基层难点和痛点，精细化治理中彰显人文关怀。
像数字化改革成果之一的“志愿浙江”，一个应用归集1800多万志愿者数据。想要帮助别人一键可查、“触手可及”，助力志愿服务蔚然成风。
图源：视觉中国
三
“亨廷顿悖论”的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变化，这对政府而言，就带来更大的治理难度。这些挑战往往是政府难以适应的。
纵观拉美、北非等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确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社会动荡；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英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曾充满矛盾与不稳定。
秩序为何失范？就在于执政党和政府的失效失能。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可逆的进程。不过，问题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这个过程中选择了什么样的政党、走了什么样的道路。
中国打破“亨廷顿悖论”，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闯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共同富裕，成果属于全体人民。中国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关系，为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而对浙江而言，肩上扛着“红色根脉”“重要窗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使命担当，破解“亨氏悖论”也有了更深厚的定力和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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