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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都有座逸夫楼

甬轩 浙江宣传 2022-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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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心里,都有一座逸夫楼。


2014年,107岁的邵逸夫去世。那一年,有网友制作“逸夫楼分布图”,发现几乎整个中国都是密密麻麻的标记。


逸夫教学楼、逸夫图书馆、逸夫科技馆、逸夫体育馆,还有众多逸夫小学、逸夫中学、逸夫剧院、逸夫医院……一代传奇人物远去,但他留下的文教遗产灿若星河。


在国人心中,“邵逸夫”不仅只是个名字,而是内化成了一个符号。它星星点点点缀在中国版图之上,嵌入到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北京大学内的逸夫楼 图源:视觉中国


今天(11月19日),是邵逸夫先生诞辰115周年。斯人已逝,而他的善迹与精神,依然福泽后世。




邵逸夫的名字,自带两个标签:香港影视大亨、著名慈善家。


身为邵氏兄弟影业的开创者、香港无线电视TVB的掌舵人,中国影视史上,永久留有他的名字。


没有人生来就成功。他的英文名叫“Run Run Shaw”,是他本名邵仁楞的音译。这似乎成了他人生的生动写照——“跑来跑去”。


邵逸夫十六岁时,家族颜料产业“锦泰昌”因颜料生产的快速工业化而迅速败落。在这样的背景下,邵氏兄弟凭着一腔热情,集体闯入当时尚属草创的中国电影业。


在邵氏兄弟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里,邵逸夫从不拒绝脏活、累活,跑腿、打杂更是家常便饭,也因此熟悉了电影制作的全流程。


随着《女侠李飞飞》《梁祝痛史》等影片的播出,天一公司在上海滩逐渐站稳脚跟,但不久,就遭遇了一场针对和抵制他们的“六合”围剿。


为在夹缝中求生存,邵氏兄弟远下南洋,每天背着沉重的电影仪器、跋山涉水放映电影;为了学习先进的技术,邵逸夫又只身赴好莱坞学习有声电影拍摄技术,中途差点在风暴中葬身海底。


邵氏故居


历经风雨,才能笑傲江湖。


1933年,邵氏兄弟独立拍摄我国第一部有声片、第一部粤语片《白金龙》,创造当年百万票房神话;1958年,邵氏影城在香港清水湾荒地拔地而起,香港成为“东方好莱坞”。光影之间,邵逸夫拍摄了千余部电影和电视剧,捧红了数以千计的明星,TVB的《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电视剧,更是成为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不过,邵逸夫的人生远不止前半场。这个最“抠门”的老板,也是最慷慨的慈善家。


坐拥影视帝国为他带来了巨额财富,但他始终认为:“人们赚钱难,但有钱怎样去用,把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最难的事。”




 “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


1973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了私人慈善基金组织——邵氏基金会,开始向香港的教育和慈善机构提供资助。


第一笔善款捐给了香港苏浙公学,目的是给学校建图书馆;另一笔600万港元,用来建香港艺术中心,这里后来成了香港与内地及国外进行文艺交流的重要场所;听说同乡马临任校长的香港中文大学缺钱建书院,邵逸夫直接出资1亿港元“救急”;他还将巨额捐款投向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使多家医院受益其中。


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把关注的目光和大笔的善款投向祖国内地。就在这一年,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收到了来自邵逸夫的1000万港元捐助善款,用于安装壁画前的玻璃屏风,保护千年壁画艺术。


当国家受灾时,他总是第一时间慷慨解囊。2008年,汶川地震,捐款1亿港元;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捐款1亿港元;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再次捐款1亿港元……这位老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国家。


在众多捐资项目中,邵逸夫对教育项目情有独钟。他曾多次说,“内地与外国不同,教育不普及,很多人想读书没有好的先生……培养师资刻不容缓。”因而,他视教育为立国之本,体现着对祖国青年人才未来的殷切期望。


宁波大学逸夫艺术楼


比如,1985年,邵逸夫捐资1000万港元,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兴建邵逸夫科学馆,这也是中国最早的“逸夫楼”;从1987年至1992年,他3次向宁波师范学院捐款建图书馆、教学楼和职业教育中心,设立奖学金。


据新华网报道,截至2012年10月,邵逸夫基金已连续为内地教育事业捐赠达47.5亿港元,捐建项目6000余个,受惠学校千余所。他也由此被誉为“华夏捐资兴教第一人”。


当然,他的贡献远不止如此。1990年,他向英国牛津大学捐款1630万美元,帮助该校成立了中国研究所。




邵逸夫为何热衷于做慈善?


从他的人生轨迹和捐助倾向,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些许线索。


邵逸夫早年就读于家乡宁波的庄市叶氏中兴学堂,其创始人是著名宁波帮人士叶澄衷,之所以命名“中兴”,既因叶氏义庄边有一座中兴桥,也暗合叶澄衷“中华复兴”的旨意。


这所学堂治学严谨、学风淳正,德智并重、中西兼容。一批饮誉海内外的宁波帮人士都曾在此就读,如包玉刚、包从兴、赵安中等,所以又有“宁波帮的摇篮”之称。在这里,邵逸夫读完了高小,树立起基本的家国观念。


2004年4月,邵逸夫先生访问宁波大学


生于乱世的他深刻理解,“国破则家亡,国兴则家昌”,乱世之中,再庞大的财富,都可能只是黄粱一梦。邵逸夫曾说:“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或许就是在这里,他已经寻找到了关于财富何去何从的答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邵氏兄弟在上海初涉电影行业,风生水起时,因“九·一八”事变导致上海局势动荡而被迫转战香港,在远离战火的东南亚寻求更大发展机遇。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香港、东南亚地区相继沦陷。民族之痛,深深烙在邵逸夫的心里。


既有爱国之心,又有报国本领,邵逸夫的一生,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和奋斗中。他将“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奉为人生信条,并认为,“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


恍然回首,我们发现,邵氏出品的电影,大多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与宣扬侠义的观念在影片中比比皆是;而他捐赠教育,更是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体现教育兴邦的赤子之心。


作为华夏儿女,邵逸夫从未忘祖、忘根、忘本。家乡人民也从没有忘记他。


正如2014年1月,邵逸夫离世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邵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祉,慷慨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人们将铭记在心。


人们必将铭记的,是心中的那座逸夫楼。它的背后,是一种“不管能力大小,都能反哺社会”的悸动,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更是始终与祖国同命运、与时代共前进的强大感召和精神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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