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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的一天，一架从南京飞往北平的飞机，因遇漫天大雾而在济南触山坠毁，诗人徐志摩不幸罹难，诗情流下衣袖融进了云朵。
这一年，徐志摩34岁。
噩耗传出，震动了整个文艺界。蔡元培专程为他写了这样一幅挽联：“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诗人已逝，诗魂长青。到今天，我们一提到徐志摩其人，依然会想起那些动人诗篇，那首“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美丽如星辰，流淌在时光里。
徐志摩
徐志摩的一生饱受争议。除了他的诗和浪漫，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他那纠缠不休的风流韵事。然而，拨开层层缭绕的云雾，我们或能从他诗化了的人生中，看到他的家国情怀。另一面的志摩，鲜为人知。
徐志摩曾说：“在24岁以前，最高的野心是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他试图从经济入手，推动中国社会发展。那时的他，还是个怀揣救国梦想渡海、以政论文章针砭时弊的热血青年。为此，他踏上赴美留学的旅程。1918年8月14日，上海十六铺码头，“南京号”轮船缓缓起锚离岸。21岁的徐志摩站在甲板上，挥手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告别。离愁别绪并未在他心中停留太久，轮船驶入太平洋时，他回到船舱，提笔写下了《赴美致亲友书》：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国运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属青年，实负其责。”
留美期间的徐志摩，纯粹而刻苦。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当时比哈佛大学更为著名的学府——克拉克大学一等荣誉后，又进入汉密尔顿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政治学。
徐志摩
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在北洋政府承认丧权辱国的中日“二十一条”的背景下，毫不犹豫加入当地爱国组织“中国国防会”，意欲唤醒国人，团结民众；他的目光还从实业救国转而关注社会问题，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成了中国学生口中的“鲍尔雪维克”，即“布尔什维克”……写诗前的徐志摩，散文风格飘逸清新，但他也有言辞尖锐、激烈之时，那他多半是在写自己的祖国。他为那些中国的积弊而愤怒，为政府的不争而无奈，他开始像鲁迅一样，句句带刺。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言语里，满满的都是对祖国的爱。1919年，徐志摩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五四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五月四日以来全国蜂起情事。国内学生已结有极坚固、极致密之全国学生联合会，专诚援盾外交、鼓吹民气，一面提倡国货抵制敌货。吾属在美同学，要当有所表示。此职任所在，不容含糊过去也。”类似的日志比比皆是，诠释了他晶莹的爱国赤心，真挚且直白。山灵水秀的浙江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走出了鲁迅、茅盾、徐志摩等文学大师，而徐志摩的人生是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
徐志摩出生在浙江海宁一个富庶家庭，在家塾里，古典诗词浸润了他整个童年，也让浪漫长在了他的骨子里。可叹的是，他短暂的一生，真可谓“成也浪漫，败也浪漫”。他的浪漫使他如鹃鸟般，啼血歌唱世间爱与美的理想；他的浪漫也让他缱绻于纠葛的感情漩涡中，为世人所诟病。1921年，徐志摩在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的介绍下，进入剑桥大学听课，并结识了许多英国文化界的名人，如作家威尔斯、福斯特、曼斯菲尔德，哲学家罗素等。受他们影响，徐志摩的兴趣转向文学，开始尝试分行创作新诗。这也许是他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也正是这些美好的积累，使他的诗情好似山洪般暴发出来，心中的喜怒哀乐都不受控制地从笔端流出。
1922年8月，徐志摩突然决定回国，放弃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直面沧桑而忧患的祖国现实。徐志摩一回国，便与胡适、梁启超等人创立了新月社。1926年，他在《晨报》上开辟了副刊《诗镌》，把它作为新月诗派的刊物。通过《诗镌》等文学刊物，徐志摩化身时政评论家，将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对现行中国政治的意见都刊登其上。“三一八”惨案后，他难抑愤怒，写下了《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在《诗镌》上，闻一多、饶孟侃、杨世恩等文人纷纷发表诗文谴责北洋政府的暴行，该创刊号几乎成了“三一八”惨案的纪念专号。1928年，徐志摩创办《新月》月刊；同年11月6日，著名的《再别康桥》问世。
《新月》杂志月刊第一卷第一号
诗即意象，诗即隐喻，诗即符号。很多人读《再别康桥》，只将它当作一首情诗，但如若我们结合诗人的留学经历，便不难联想到：康桥，是诗人诗情萌发的地方，是令其终生魂牵梦萦的地方，它孕育了诗人的理想，慰藉了诗人寂寞而悲苦的心灵。这就难怪诗人要来康桥“寻梦”了，这个“梦”，是他对政治理想、社会理想的高度追求，绝不仅囿儿女情长。但令人唏嘘的是，命运无情地揉碎了他的“少年英雄梦”，只留下一道道婉转的抒情，像一潭溪水，淌过无数人心间。从真正致力于文学创作到生命结束，徐志摩仅拥有短短10年时间，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用文学艺术抒发了对国家的热爱，对理想的憧憬，对爱情的追求，对大自然的赞美，以及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无限同情，留下了娓娓动人的不朽诗篇。他在剑桥求学期间还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主要译作包括莎士比亚、拜伦、歌德、海涅、尼采、泰戈尔等著名文学家的诗歌、散文、随笔等，为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作出了贡献。在早期白话诗时期，他还修正了胡适“作诗如作文”和郭沫若“绝端自由，绝端自主”的诗学观，主张节制情感，坚持新诗应该回到诗本身，并提出了新诗形式格律化的主张，要求诗歌要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扭转了当时出现的“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的混乱局面，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旧诗，又不同于早期白话诗的新的美学境界。
胡适曾这样评价徐志摩：“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只有三个大字：爱，自由，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确实，徐志摩短暂的一生，无论是在救国、文学或是爱情上，追求的都是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他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这一个”。无论如何，揭开岁月的尘封，他始终是那个执着“寻梦”的爱国青年，他的作品值得每一个人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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