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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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9日早晨,尖锐刺耳的飞机轰鸣声撕碎了上海的天空。随着数声巨响,与商务印书馆一路之隔的、有着“亚洲第一图书馆”美誉的东方图书馆,瞬间被吞没在熊熊大火中。
46万册馆藏图书,包括35000多册价值连城的善本古籍从此绝迹,“纸灰在上海的上空飘落数日不散”……看着满眼灰烬,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的主要经营者张元济哽咽难言,甚至后悔不该将如此多的典籍存放在一处。
不久后,在商务印书馆河南中路发行所外,一张承载着一代出版人心愿的巨幅标语挂了起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拭去历史的烟尘,今天,我们回望张元济和那一代出版人用生命守护文脉的故事,感受他们接续文脉的执念。
一
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出身于嘉兴海盐一个书香世家的张元济,是名副其实的学霸。然而,因参与戊戌变法,他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后经李鸿章推荐,他来到上海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做译书院主事,算是交大的“老校长”。
谁也没料到,不久后,张元济“下海”了。1901年,他加入商务印书馆做股东。彼时,商务印书馆不过是四个排字工凑钱创办的一个小作坊。对此,太多人表示不理解,但张元济却是铁了心的。
在他的悉心经营下,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规模超过了整个亚洲所有出版企业,出版物占全国的52%。他一头猛地扎进了出版行业,是因为内心深深的执念。
当时,列强劫掠,古籍沦亡,“国运日衰,楹书难守”,张元济痛感中华古籍流失。比如,浙江归安陆氏皕宋楼,藏有百余部珍贵的宋本古籍。“一页宋版一两金”,在古籍中,宋本十分稀缺。然而,这些国宝级的宋本书却被日本财阀打包买走,四处流落。这件事,让他直到晚年依旧痛心疾首。更令他哀伤的是,此类事情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时有发生。
如何最大程度存续民族文化?张元济常深深思索。他开始一边整理家中的藏书,一边建立图书馆、采购古籍。1915年,他做了个大决定:搜罗古籍,影印出版大型古籍丛书,即后来的《四部丛刊》。
如此卷帙浩繁的工程,历史上或许只有《四库全书》能算先例,可那是乾隆倾国家之力才编纂铸成的。一个普通人,能完成这一浩大工程吗?
漫漫七年,《四部丛刊》终于面世。这部丛书把我国古代重要的经史著作、诸子百家代表作、历代著名学者、文人的别集,都按《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编排成经史子集四部分,先后出了“初编”“续编”“三编”。它收录古籍502种、3100多册,近9000万字,被称为中国现代出版史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
二
《四部丛刊》出版大获成功,为张元济孜孜以求的执念作了正名。
任何一件事的成功都不是毫无缘由的。要知道,在当时,完成这么一项大工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连商务印书馆内部都出现了反对声音。面对非议,张元济苦苦支撑、全力以赴。
比如,为了尽可能收集到最全的古籍,他把能用的法子都用了个遍。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自家门口挂了一块“收买旧书”的招牌;遍访全国有名的藏书楼,向藏书家商借古籍摄影……常熟古里铁琴铜剑楼、江安傅氏双鉴楼、长沙叶氏观古堂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专程奔赴日本,带回罕见中国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有此前从皕宋楼流亡到日本的宋本。
古籍版本决定书的品质,他遍寻上世纪初的藏书楼书目,从中选择最优版本。如果发现更好善本,便不惜成本将先前所印的书撤回、重印。比如在收录《水经注》时,他听从王国维建议,弃用了原武英殿聚珍版本,从北大教授朱希祖手里借用了明钞宋本《水经注》。
不少古籍因保存不善,残破、缺页、墨迹不清等问题不少,需精心修校比对。张元济总是亲力亲为,伏案为每一页书校准,不清楚的字迹,一笔一笔描润清晰,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确保准确无误。他每天至少完成100页的修校,以致用眼过度,医生多次叮嘱不能这般看书,但只要情况稍有好转,他又立即投入工作。
《四部丛刊》成功出版后,张元济更马不停蹄增补古籍,继续出版《续编》《三编》,收书150余种、3000余卷,并筹划出版《四编》。
三
张元济曾说,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今天,翻开《四部丛刊》的不同版本,从密密麻麻的方块字里,我们能读懂什么?
“莫愁前路无知己”的自信。最早编古籍丛刊时,张元济也有顾虑,他审慎地和前辈说,“此时尚应者寥寥”。然而,《四部丛刊》编印期间,他得到诸多相助,众多藏书家、文人、学者前来“聚薪成火”。比如,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慷慨出借珍贵善本,不收一分一厘;蔡元培、胡适等加入商务印书馆复兴委员会,参与古籍收集和出版等工作。
而《四部丛刊》出版后,很快成为了不少文人的案头标配。胡适曾三次购买《四部丛刊》,连在美国时都辗转托人购买,漂洋过海运至住所;鲁迅对其尤有好感,日记里多次记录购书过程。
“为往圣继绝学”的情怀。如果说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文化符号,那么提及这个符号就不能不提“张元济”。而这一切背后,靠的正是那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情怀,那份记录时代、传承文脉、启迪后人的执念。
为回击日本人毁我文化之举,年近古稀的张元济同时编校《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与时间赛跑,为古籍“续命”。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筹划的《四编》不得不搁置下来。
这份情怀,后人能懂。80年后,当代学者拾起了接力棒,根据张元济留下的《四编》目录,于2016年完成了《四部丛刊四编》出版;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寻找、汇编了更多稀有古籍,2020年《四部丛刊五编》刊印。
百年来,几代学者前赴后继,无数出版人倾心倾力,才积淀出了古籍出版界今天所享有的口碑和声誉。大家的初心与底气,如张元济曾在与好友蔡元培的书信中坦露心迹时所言:“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英才为要。”
古籍虽无声,其一笔一画之间保存的正是中华文化的密码,一帧一页之间“流动”着我们的文化血脉。所谓弦歌不绝、文明日新,它们将深沉、持久地流淌在中华儿女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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