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才”钱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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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月的一天，正在忙碌的于敏被钱三强紧急叫到办公室。钱三强一脸严肃：“经所里研究，报请上级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当时，钱三强正在物色氢弹研制的科学家，但于敏多次因为“只专不红”而挨批。钱三强重用于敏，要承受着压力。
历史证明，正是钱三强点了这名“战将”，让中国氢弹研究速度加快。而类似这样的用才故事，在钱三强身上屡见不鲜。俗话说，“百将易得，一帅难求”。今年是钱三强诞辰110周年，让我们走进他“帅才”的人生。
1938年夏，钱三强在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学习工作时摄于大学城宿舍 图源：视觉中国
一
帅才，自己首先得有“才”气。
钱三强出生于绍兴，祖籍湖州吴兴，父亲是国学大师、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钱玄同。在父亲的鼓励下，钱三强从小广泛阅读书籍，勇于尝试新事物，同学都说他“有一股牛劲”。
青年立志，有时源于偶然的一个兴趣。19岁时，钱三强在读了英国科学家罗素写的《原子新论》后，就做了一件极其“凡尔赛”的事——在北京大学预科就读的钱三强决心放弃电机工程专业，改学物理，并考入清华大学重读一年级。
此时，中国积贫积弱，别说重型武器，连重工业基础都没有。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钱玄同病情加重，钱三强获得了去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工作的机会，他自问：“国难家患临头，我能忍心离去吗？”最后，是病榻上的钱玄同劝勉他：“你学的东西，将来对国家是有用的。报效祖国，造福社会，路程远得很哩！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啊！”
到了实验室，导师有意考验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布置了一个难度极高的任务——改进记录原子核粒子轨迹的云雾室。钱三强除了用心钻研，还跑到巴黎郊外的一家金工厂，邀请技术工人一起制作构件，最后经检测改进效果不错，让曾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导师也很是惊讶。
“一股牛劲”的钻研精神，加上出色的协调能力，让钱三强很快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1946年，33岁的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带领科研团队，发现了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父亲临别的那句话时常回荡在他心中，如一团烈火燃烧：“你学的东西将来对国家是有用的”。1948年，他和夫人毅然返回祖国，此时他们的孩子才半岁。面对朋友的不理解和导师的挽留，他动情地说：
“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二
由才到帅，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
1950年初，钱三强的内心，或许是激动与忐忑并存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主攻原子物理学的“国家级”研究所，同年到来的还有“一纸任命”——由钱三强担任副所长。
从事科学组织工作，就意味着在专业上的研究和成就会有所减少。“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没有考虑这些，而是迅速投入工作，解决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国内原子物理研究的科学家太少。据估算，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1125万人口中有一个科研机构，每10万人口中才有一名科研人员。
该如何“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除了于敏，钱三强还曾推荐邓稼先、程开甲、周光召等科学家。像周光召，当时由于有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很难调动工作，钱三强大力推荐，周光召最终被调到了核武器研究所。总之，他用满腔热忱，邀请国内及海外的原子物理科学家聚拢到研究所来，期间还发生了三个小故事。
一封“真情信”。当时，我国还有不少科学家在国外留学或工作，对于回国有所顾虑。钱三强写信给《留美学生通讯》，言语真切自然：“凡是本身有用的人才，不是自私自利者，都欢迎回国，参加建设工作......凡是真埋头苦干，不骄不躁的专家都受到尊重。”这封信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作用，一些学者归国后被吸引到研究所。
一笔“急用款”。1950年，赵忠尧在回国时被驻日美军扣留，使其在南京的家眷生活发生困难。钱三强获悉立即致函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请求院方发给赵家生活补助费，数额相当于拟定工资的百分之七十。赵忠尧及其家眷，对钱三强深表感激。
一支“原子军”。为了让国内原子物理学习“蔚然成风”，钱三强在研究所建立了近代物理研究室（代号叫“6组”），从全国重点大学选拔学生专门培养。之后，“6组”与北京大学“联姻”成立技术物理系，钱三强领导的研究所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办了近代物理系和放射化学系，为国内源源不断输出原子物理人才。
而钱三强领导的研究所由初创时的10多人，到1956年达638人，被称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彭桓武曾评价：“三强在求才、育才、用才方面做得很出色、有特点。”
三
帅才，贵在有统帅之能，成为国家之栋梁。
1959年6月，中国原子能事业进入了“至暗时刻”。苏联反目毁约，撤走专家，带走了全部图纸。钱三强带着一腔愤怒与热血，重新“排兵布阵”。他把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等科学家，放到科研一线的合适岗位。他心中笃定的信念，如当年毛泽东主席对他的期盼：“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扩散分离膜是铀235生产中最关键、最机密的部分，苏联声称它是“社会主义安全的心脏”，钱三强在出访苏联时曾提出参观学习，也只许站在老远的地方望一眼。1959年，钱三强组织了攻关小组，让钱皋韵牵头，经过4年努力研制成功，使我国成为全球第四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
一篇报告文学这么写：这时的钱三强，是科学前沿战场上指挥若定的领军大将，他总是在关键时刻，调配关键人物去解决关键问题。在谋划全局的时候，钱三强总能周密地考虑到布局上还有哪些环节是空白点。他不能让这几个空白点堵塞千军万马的必经之路。
历史似乎有某种巧合，给钱三强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的荒漠里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而这一天，恰巧也是钱三强51岁的生日。仅仅2年零8个月后，中国西部上空再次响起轰天巨响，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是15岁的钱三强，在读到孙中山所著的《建国方略》时有感而发。从国外的学术辉煌，到回国后的默默领航，钱三强超过50载的“与核共舞”，源于一生不变的爱国赤子之心。
一路走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我们的内心依然能够保持笃定，这离不开如钱三强那样的无数先辈铸造了“大国重器”，让东方巨人傲然立于世界。如今，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需要无数人去开拓、去实干。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教育、人才的战略支撑；要着力造就大批胸怀使命感的尖端人才。钱三强的那句话——“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体现的就是一种深沉的使命感。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每个人都应把祖国放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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