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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杭州岁月

杭轩 浙江宣传 202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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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岁那年,范仲淹第一次来到了杭州,对西湖的秀美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的他,还是一位在基层辗转多年的小官,杭州于他,也只是过客。


很多年以后,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以及庆历新政的改革挫折,范仲淹在诗中写道:“长忆西湖胜鉴湖,春波千顷绿如铺。”


“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在范仲淹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杭州让他难忘的,绝不止于西湖。两度在杭州为官,不管在官场上是进还是退,不变的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


位于杭州建德梅城的范仲淹祠 图源:视觉中国




一直到过了40岁,范仲淹在晏殊的推荐之下,才得以入京为官。崭露头角的他,却很快因为敢于直言,在8年时间内三次被贬。


1034年,46岁的范仲淹被外放睦州(今杭州淳安、建德、桐庐一带),这是他的第二次被贬。


从京城到偏远之地,又是拖家带口,范仲淹一路花了4个月。3000多里的奔波,范仲淹对被贬没有怨天尤人。今天在他的诗文中,看不到太多郁闷和低落。或者说,他的所忧所乐与被贬或升官没有太多的关联。


乐在山水。在写给晏殊的书信中,范仲淹说,睦州“既清且幽,大得隐者之乐”。


抵达睦州已是4月,在这里虽然只是短短数月时间,却是范仲淹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有学者统计,范仲淹一生的诗文,有六分之一是在此期间创作的。


公事之余,面对睦州的山水、白云、石泉以及百姓生活,范仲淹兴之所至,写下了《潇洒桐庐郡十绝》。


10首诗,都以“潇洒桐庐郡”开头,如“潇洒桐庐郡,开轩即解颜。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这组诗,不仅是范仲淹心境的写照,还在千年以后成就了“潇洒桐庐”的名声。城以诗名,也许这就是文化力量的体现。


忧在民生。“进亦忧退亦忧”的范仲淹,虽然在山水中找到了潇洒之乐,但退隐山水从来不是他的本意。


范仲淹曾多次以鲈鱼入诗,如“不道鲈鱼美,还堪养病身”,向往的是远离朝堂后悠闲自在的生活,但同时,他也写下了“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充满着对渔者的关切与同情。


步入壮年的范仲淹,将睦州之行看成了一次短暂驻足。在睦州,他与自然风光相遇,与前辈先人“对话”。


要说范仲淹在睦州做得最有名的一件事,无过于修建严子陵祠堂了。严子陵是浙江人,博学多才,和光武帝刘秀是同学。东汉建立后,虽然刘秀多次邀请他入朝为官,但严子陵都拒绝了。


在范仲淹之前,李白、孟浩然、杜牧等人都到过严子陵钓台。范仲淹到了之后,修建了严子陵祠堂,并写下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将自身经历带入了对严子陵的感情,在他看来,严子陵不事权贵、为人高洁的情操,足以让“贪夫廉、懦夫立”。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将仰慕写成了广为流传的名句,而后人,将这句话作为对范仲淹人格魅力的评价。


睦州行近10年后,范仲淹主导了著名的庆历新政,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改革之一。


严子陵钓台 图源:“杭州文史”微信公众号




1049年,61岁的范仲淹主政杭州。经历了官场的起起伏伏,特别是庆历新政的荣光和挫败,此时的范仲淹,活得更为通透了。


西湖的碧水就在眼前,他可以畅快淋漓地表达对杭州的喜爱之情:“最爱湖山清绝处,晚来云破雨初停。”


“何处潮偏盛,钱唐无与俦。”得空时,他还可以去看看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领略杭州的另一种美。


到杭州的第二年,两浙路爆发饥荒,杭州灾情尤重。范仲淹一改单纯开仓济民的常规做法,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狠活”——“荒政三策”:一来主动抬高粮价,杭州官方粮价提升至每斗180文钱,比市场价还高出一半;二来利用“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的民俗,鼓励大兴公私土木之役;三来,更大胆的是纵民竞渡,休闲游湖。


施政初期,在杭州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饥荒肆虐,百姓苦不堪言,作为杭州太守的范仲淹,却在西湖画舫出游宴请,这还是“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么?


看似反其道而行之的“荒政三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抬高粮价,外地粮商蜂拥而至,此时范仲淹再开仓放粮,市面上粮食价格大跌;大兴土木,以及举办龙舟比赛等,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促进了杭州商业发展,也让灾民得以自给自足。


杭州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在范仲淹的努力下,“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沈括称“荒政之施,莫此为大”。


范仲淹的杭州荒政,展现了他高超的治理能力,同时也体现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忧乐观。只要天下乐,即使在政策的施行过程中,自身遭遇非议、弹劾也无妨。


正如欧阳修的评价所说:“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1050年,62岁的范仲淹见到了30岁的王安石。这两位北宋著名的改革家,在杭州完成了薪火传递。19年后,王安石变法拉开帷幕,其中,仍能看到一些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影子。



范仲淹像 图源:“杭州社科发布”微信公众号




湖山有幸,这位被朱熹称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的历史人物,杭州见证了他两个不同时期的人生旅程。


睦州、杭州的两段经历,时间都不长。但是,无论是踌躇满志的壮年,还是“尚能饭否”的老年,虽然他的官职和心境在变化,但始终不改的是他的家国情怀和政治理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忧乐精神,根源在于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并成为他秉承一世的为人信条。


初入官场,在泰州任盐官,他看到当地百姓为海潮所害,不顾官职卑微,上书提议修建海堰。如今,这条经过历代修补的堤坝,被当地人称为“范公堤”,以此铭记范仲淹的功绩。


庆历新政时,他位高权重,主持吏制改革,将不合格的官员“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同僚劝他,他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步入晚年,主政杭州的他,已是名满天下,但不顾个人名声,实施了荒政三策,救民无数。据《杭州地方志》记载,杭州人民为纪念范仲淹之惠政,曾在孤山建起“范文正公祠”,在梅登高桥建起“范府君庙”。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文武双全的能力固然世间罕有,但范仲淹经世济民的忧乐精神更为珍贵,对后世影响深远,激励着为国为民的担当与奉献,传世而长存。


在范仲淹的身后,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述不同,情感如一,跨越时代丰盈着千百年来无数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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