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杭州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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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岁那年，范仲淹第一次来到了杭州，对西湖的秀美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的他，还是一位在基层辗转多年的小官，杭州于他，也只是过客。
很多年以后，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以及庆历新政的改革挫折，范仲淹在诗中写道：“长忆西湖胜鉴湖，春波千顷绿如铺。”
“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在范仲淹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杭州让他难忘的，绝不止于西湖。两度在杭州为官，不管在官场上是进还是退，不变的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
一
一直到过了40岁，范仲淹在晏殊的推荐之下，才得以入京为官。崭露头角的他，却很快因为敢于直言，在8年时间内三次被贬。
1034年，46岁的范仲淹被外放睦州（今杭州淳安、建德、桐庐一带），这是他的第二次被贬。
从京城到偏远之地，又是拖家带口，范仲淹一路花了4个月。3000多里的奔波，范仲淹对被贬没有怨天尤人。今天在他的诗文中，看不到太多郁闷和低落。或者说，他的所忧所乐与被贬或升官没有太多的关联。
乐在山水。在写给晏殊的书信中，范仲淹说，睦州“既清且幽，大得隐者之乐”。
抵达睦州已是4月，在这里虽然只是短短数月时间，却是范仲淹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有学者统计，范仲淹一生的诗文，有六分之一是在此期间创作的。
公事之余，面对睦州的山水、白云、石泉以及百姓生活，范仲淹兴之所至，写下了《潇洒桐庐郡十绝》。
10首诗，都以“潇洒桐庐郡”开头，如“潇洒桐庐郡，开轩即解颜。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这组诗，不仅是范仲淹心境的写照，还在千年以后成就了“潇洒桐庐”的名声。城以诗名，也许这就是文化力量的体现。
忧在民生。“进亦忧退亦忧”的范仲淹，虽然在山水中找到了潇洒之乐，但退隐山水从来不是他的本意。
范仲淹曾多次以鲈鱼入诗，如“不道鲈鱼美，还堪养病身”，向往的是远离朝堂后悠闲自在的生活，但同时，他也写下了“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充满着对渔者的关切与同情。
步入壮年的范仲淹，将睦州之行看成了一次短暂驻足。在睦州，他与自然风光相遇，与前辈先人“对话”。
要说范仲淹在睦州做得最有名的一件事，无过于修建严子陵祠堂了。严子陵是浙江人，博学多才，和光武帝刘秀是同学。东汉建立后，虽然刘秀多次邀请他入朝为官，但严子陵都拒绝了。
在范仲淹之前，李白、孟浩然、杜牧等人都到过严子陵钓台。范仲淹到了之后，修建了严子陵祠堂，并写下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将自身经历带入了对严子陵的感情，在他看来，严子陵不事权贵、为人高洁的情操，足以让“贪夫廉、懦夫立”。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将仰慕写成了广为流传的名句，而后人，将这句话作为对范仲淹人格魅力的评价。
睦州行近10年后，范仲淹主导了著名的庆历新政，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改革之一。
严子陵钓台 图源：“杭州文史”微信公众号
1049年，61岁的范仲淹主政杭州。经历了官场的起起伏伏，特别是庆历新政的荣光和挫败，此时的范仲淹，活得更为通透了。
西湖的碧水就在眼前，他可以畅快淋漓地表达对杭州的喜爱之情：“最爱湖山清绝处，晚来云破雨初停。”
“何处潮偏盛，钱唐无与俦。”得空时，他还可以去看看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领略杭州的另一种美。
到杭州的第二年，两浙路爆发饥荒，杭州灾情尤重。范仲淹一改单纯开仓济民的常规做法，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狠活”——“荒政三策”：一来主动抬高粮价，杭州官方粮价提升至每斗180文钱，比市场价还高出一半；二来利用“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的民俗，鼓励大兴公私土木之役；三来，更大胆的是纵民竞渡，休闲游湖。
施政初期，在杭州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饥荒肆虐，百姓苦不堪言，作为杭州太守的范仲淹，却在西湖画舫出游宴请，这还是“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么？
看似反其道而行之的“荒政三策”，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抬高粮价，外地粮商蜂拥而至，此时范仲淹再开仓放粮，市面上粮食价格大跌；大兴土木，以及举办龙舟比赛等，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促进了杭州商业发展，也让灾民得以自给自足。
杭州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在范仲淹的努力下，“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沈括称“荒政之施，莫此为大”。
范仲淹的杭州荒政，展现了他高超的治理能力，同时也体现了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忧乐观。只要天下乐，即使在政策的施行过程中，自身遭遇非议、弹劾也无妨。
正如欧阳修的评价所说：“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1050年，62岁的范仲淹见到了30岁的王安石。这两位北宋著名的改革家，在杭州完成了薪火传递。19年后，王安石变法拉开帷幕，其中，仍能看到一些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影子。
范仲淹像 图源：“杭州社科发布”微信公众号
三
湖山有幸，这位被朱熹称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的历史人物，杭州见证了他两个不同时期的人生旅程。
睦州、杭州的两段经历，时间都不长。但是，无论是踌躇满志的壮年，还是“尚能饭否”的老年，虽然他的官职和心境在变化，但始终不改的是他的家国情怀和政治理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忧乐精神，根源在于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并成为他秉承一世的为人信条。
初入官场，在泰州任盐官，他看到当地百姓为海潮所害，不顾官职卑微，上书提议修建海堰。如今，这条经过历代修补的堤坝，被当地人称为“范公堤”，以此铭记范仲淹的功绩。
庆历新政时，他位高权重，主持吏制改革，将不合格的官员“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同僚劝他，他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步入晚年，主政杭州的他，已是名满天下，但不顾个人名声，实施了荒政三策，救民无数。据《杭州地方志》记载，杭州人民为纪念范仲淹之惠政，曾在孤山建起“范文正公祠”，在梅登高桥建起“范府君庙”。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文武双全的能力固然世间罕有，但范仲淹经世济民的忧乐精神更为珍贵，对后世影响深远，激励着为国为民的担当与奉献，传世而长存。
在范仲淹的身后，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述不同，情感如一，跨越时代丰盈着千百年来无数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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