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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善者”丁丙

杭轩 浙江宣传 202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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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上城区菜市桥桥头,有一对坐着的铜像,名为“丁氏兄弟”。铜像旁的铭牌上刻着“乱世救书 功德常存”八字。


丁氏兄弟是谁?在清末的杭州城,丁申、丁丙兄弟名声赫赫。他们的名声,并不是因为财或官,而是为善。其中,作为弟弟的丁丙,除了与哥哥丁申组织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抢救补抄外,还实际主持“杭州善举联合体”30余年,修桥铺路、救难济困......


1899年4月,在人生的终点,丁丙留下了“分应独善心兼善,家守清贫书不贫”的遗言。一个“善”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丁氏兄弟”铜像 图源:“杭州慈善”微信公众号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丁丙无疑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父亲是位成功的商人,且爱书如命,喜欢藏书。丁丙继承了父亲爱书的嗜好,青少年时就爱上了读书,手不释卷。或许正是这样家风,促使丁丙背负起了“乱世救书”的使命


1861年,杭州遭遇战乱。丁丙和家人暂避在留下镇。一日,丁丙发现,市面上买卖食物的包装纸用的竟然是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残页。这时他反应过来,《四库全书》正在遭遇一场灾难。


面对珍贵典籍的流失,丁氏兄弟决定行动起来。他们“集胆壮数人”乘夜入城,四处搜寻散落的《四库全书》,并想办法运到上海保存。无奈形势不由人,丁氏兄弟最后只抢救回8000多册,约占全部文澜阁本的四分之一。


战乱结束后,他们将书运回杭州,贮于位于孔庙里的杭州府学尊经阁。


1881年,丁丙主持完成文澜阁重修。此时,已年过50岁的他再次想起了残缺不全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于是第二年,丁氏兄弟就开启了补抄《四库全书》之路。从自家的藏书开始,再到从宣城、长沙、瑞安、广州等地的藏书楼不断借书抄书,他们花了整整7年时间。最多时,召集来的抄写者就多达百余人。


据统计,7年时间,他们共抄补缺失书籍2174种,补足缺卷书籍891种。丁氏补抄后,“劫后重生”的阁书共达34769册,大体恢复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规模。


源于丁氏兄弟的护书、补书行动,让中华文明的传世珍本得以保护、传承下来。他们的善举也带动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后面两次补抄,让其得以“涅槃重生”,其极高的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得以被“守护”。


清 沈锴《松存老人著书图卷》中的丁丙画像




1860年,战乱之下的杭州城哀鸿遍野:饥饿的难民苦苦哀求,重病的难民奄奄一息,无家可归的孩童无助痛哭,到处可见腐烂的尸骨。


满目疮痍让丁丙忧心忡忡。于是他立时组织开设粥场赈济难民,聘请医生给难民治病,收留难童……急民之所需,救人于水火。


据统计,战乱使杭州府人口锐减约300万,“断瓦颓垣,蒿蓬没路。湖山佳胜,遍地腥膻”的杭州急需重建。面对无底洞一样的财政窟窿与望不到头的重建重任,深埋在心底的善心与责任心让丁丙没法袖手旁观。此时,他在左宗棠的委任下开始重建、治杭州。


从带领丁氏家族自发济世到联合一众士绅不遗余力地创办普济堂、育婴堂、施医局等各类善堂善会,而后形成的下辖27个机构的“杭州善举联合体”逐渐承担了接种牛痘、疏浚西湖、维持治安等职责,丁丙的努力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民政事务,为杭城的重建作出大贡献。


此外,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丁丙还主持重修了断桥、湖心亭,筹集经费疏浚西湖,修复了钱王祠、白公苏公祠、岳飞祠、于谦祠等名胜古迹,让西湖最大程度上恢复了往日风光。


正如“浙江宣传”在《拱宸桥何以“通”世界》里说的,战火之后,拱宸桥桥体受损严重,濒临倒塌,丁丙慷慨捐资、重建此桥,才有了留存至今的拱宸桥。


乱世之中,要做一个尽善尽美的“为善者”,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比如经费不足问题。“杭州善举联合体”一年总支出早期为3万余千文,最多时达10万千文,但当时商人逐利、政府无为,以政府拨款和行会业捐为主要资金来源的“杭州善举联合体”面临着严峻的资金紧缺难题。


担任“杭州善举联合体”总董15年间,丁丙不仅不拿工资,还无偿垫补了大量资金。身心投入巨大、昼夜奔忙不息的他终于“力竭气馁,无从振作”,向官府写下长达两千言的辞呈。但因无人愿意接手这“烫手山芋”,致使此后轮值者变更数次,背后主持者仍是他本人。


于是他又继续为善举奔忙,这一忙又是16年。据记载,丁丙从事杭州善举事业所付出的资金,有文献记载可查者就超过10万千文。


丁丙编《乐善录》 图源:“杭州文史”微信公众号




社会动乱之际,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将领大臣,也有心怀慈悲之心的商绅布衣。微光也能汇成火炬,丁丙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


面对各种挫折,虽有一时气馁,但丁丙初心不改、鞠躬尽瘁,他也不愿自己辛苦搭建起来的“善堂”付与断壁残垣,更不愿让好不容易重燃希望的百姓们再度陷入绝望。这是一个“为善者”内心的倔强。


“分应独善心兼善,家守清贫书不贫。”丁丙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也是他为何能将慈善做成事业的回答。笔者认为,身正为范的丁丙为了慈善事业,做到了双重境界:


境界一:独善。有为善之心,方有行善之举,而行善一事向来“从我做起”。1898年至次年春,丁丙在病榻上编写了乐善》。其子丁立中在《乐善录》书跋中直言丁丙“书籍外寡所嗜好,生平精力均消耗于善举之中”。


丁丙将万贯家财都投到了公益慈善事业和补抄古籍之中,对自己却十分吝啬,“衣敝衣,食粗食,甘之如饴”,连信札、手稿都常常写于拼接成的废纸上


境界二:兼善。“达则兼善天下。”一己之力难填沟壑,全社会有力者共行善举,善行才能绵绵不息。丁丙利用上达官府、下达工商的商绅身份,带动杭城各界人士进行慈善救济活动,“杭州善举联合体”更是奠定了“善城杭州”的历史基础。


时人评价他,“宅心仁厚,一生从善如流,凡有利于国计者,事无不赴,为无不力。”他去世后,为其作诗纪文者不下百人,皆慷慨赞颂其为大善人,可见其高尚人格和道德情志的魅力。


今天,漫步杭州,文澜阁、钱王祠、岳飞祠、于谦祠、断桥、拱宸桥、庆春桥、宝善桥......在城市的许多角落里,我们仍能真切感受到丁丙之善。可见,真善美足以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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