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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城为何曾名“腰鼓城”

之江轩 浙江宣传
2024-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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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于是许多网友纷纷将打卡所在城市的中轴线作为Citywalk的首选。


同时,也有网友指出,中国的几大古都中,唯一不能明显体现中轴线设计理念的,似乎只有杭州——既没有夹着天子御道向远处延伸的中轴,也没有规模宏大左右对称的建设布局。第一个在杭州建都的是吴越国,当时杭州城“南北展而东西缩”,形似腰鼓。


那么,杭州“腰鼓城”的城市格局,是怎样形成的?


吴越国时期的杭州城 图源:“水韵西湖”微信公众号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记载秦始皇在巡游浙江时,“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据说这是历史上对“钱唐”也就是杭州最早的记录。


这样的地理环境,跟龙盘虎踞的都城地位并不沾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属于会稽郡及吴郡边缘属县的钱唐(杭州),发展较为缓慢。


直到进入隋朝,杭州才由吴越两郡的城乡“结合部”,完成从县到州(市)的“二级跳”。特别是大业六年(610年),江南运河正式通航,这座城市才更快速地发展涌动起来。


而真正将杭州的风景与“流量”优势变现的,则是吴越。在五代十国战乱未歇的背景下,钱镠在此建立地方政权。他选择将凤凰山麓的州治旧址作为吴越国首府,并开启了在杭州建都的历史。


在城建方面,钱镠启动了三次大规模外拓,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基本轮廓与发展形态。如果以时间顺序展开,三拓杭州城主要是指先后修建了用于军事防御的夹城、“为百姓计”的罗城,以及作为吴越王府的子城。


可就在修完夹城后的第二年(891年),黄巢的残将孙儒南下入侵,在不远处更为强大的南唐经济中心苏州一带,大肆烧杀抢掠。这也让钱镠开始检讨修建夹城的“失误”:“后始念子城之谋,未足以为百姓计”,也就是说虽然夹城建好了,但在安全上更多考虑守卫子城,却没有很好地顾及百姓安危。


因此,两年后,钱镠决定为自己的“任性”买单,一鼓作气发动吴越十三州军民,在夹城的基础上集中修筑罗城,进一步保卫杭城的南北区域,据《杭州志》记载:“由是复兴十三郡,经纬罗郭,上上下下,如响而应。”南北两头大、中间细的“腰鼓城”也正式形成。


钱镠三筑杭城 图源:“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微信公众号




至此,从隋唐之际“县”“州”身份演变而来的杭州,终于迎来作为王朝之都的“高光时刻”。而对于当时杭州为何成为“腰鼓城”,不妨从空间与时间这两条线上来一探究竟。


空间上,杭州城的东部和南边受制于钱塘江,定期起伏的海潮成为人们长期的“灰色记忆”;转向西面,西湖群山与西溪湿地又联手“封锁”了城市的发育走向;而吴山脚下的吴越国王宫主要依凤凰山而建,建筑本身无法完全对称。


因此,在实际操作层面,只能以一种倾斜逶迤的腰鼓姿态,顺势将城市格局进一步北拓南延。如杭州北部的夹城巷(长板巷),东西相距300米之内,南北方向却十分狭长,沿着运河拓展,长达10余里。这也让一直向中原和北方致敬的都城建制,在山水江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长脉络。


时间上,早在隋唐之前,靠南的江干与北边的武林就分别发展为杭州城市的中心,这也成为其“状如腰鼓”独特形制的前导。随着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更是将原本较为独立的钱塘水系,纳入全国交通网,杭州也随之升格为其中的集散枢纽。


因此,这一时期的大型城建,均将保护并拓展水运通道作为重要目标,这也再次决定了其所谓的“中轴”——即“腰鼓线”需沿水道的方向次第展开,这也是杭城区别于其他古都的一点。


其实,在隋唐时期,杭州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在江南地区算不上“龙头”城市。直到钱镠三代的大力建设,才逐渐超越了苏州、越州(绍兴)。


早在1930年,地理学家张其昀出版《中国地理大纲》,就将杭州作为中国的“六大古都”之一。然而,无论是作为吴越国的都城,还是南宋的都城,杭州都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而非真正意义上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但这丝毫没有撼动杭州的古都地位。可见吴越国时期完成的城市规划建设,意义不可小觑。


航拍杭城 图源:视觉中国




那么,吴越国的杭州城建有何深层意味?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道法自然”的城建理念。吴越国时期的三次大规模筑城,无不是在适应杭州山水形态的基础上,对城市做出因势利导的合理营建。特别是联通西湖、运河及钱塘江水系,并把其中的几处制高点都囊括入内。这样设置的巧妙之处在于,大体上让子城处在南北方向的居中地位,弥补了整个城市在形制上的缺陷。


显然,这一看似“顺其自然”的设计与规划,与《周礼》规定的国都建设——“匠人营国”需“中正平直”的要求并不相符,却是管子城建理念的鲜活实操。《管子·乘马》记载:“凡立国都……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二是“城建为民”的价值取向。钱镠认为:“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从最初修建夹城开始,他就考虑框定大运河北段的重要关口,后续两次城建,都高度契合“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价值取向。据史料记载,经历吴越国时期的杭州城户数,由唐元和年间的51276户,增长到北宋之初的170457户。


此外,钱镠倾注颇多心力的水利工程,让杭州的水运交通迅速发展,海内外商业贸易持续繁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的评价是:“吴越王镠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


三是“适当留白”的路径方法。如果说三扩杭州、大兴水利、坚固城池,都是极为务实的城建举措,那么,在较为狭小的腰鼓城之内,保护好西湖及群山作为留白之地,也引导着人们得以触摸“三面云山一面城”的自然脉动。其实,吴越国定都杭州之初,在修建吴越王府时,就有人提议把西湖填平。或许,这一“脑洞大开”的操作,恰好是看到了吴山脚下的空间太过局促。


所幸钱镠始终保持应有的“人间清醒”,至今西湖还是那个人见人爱的西湖。而且历经三代,最终将“腰鼓城”的建设提到了新高度,并开创了中国和平统一的先河,使得历史上另一个宏大时代——南宋得以在此开启。


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距离吴越国“纳土归宋”仅20余年,青年诗人柳永挥别故乡的武夷山,途经杭州前往汴京参加科举,醉心于湖山美好和都市盛景,创作了著名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他大笔一挥“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其实钱塘自古并不繁华,只因一代代人孜孜不懈,让她千百年来持续“输出”独特魅力与风华,也才让杭城成为了今天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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