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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1936年，刚上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向新生抛出了两个问题。一问志向，二问行动。88年过去了，竺可桢“两问”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一校一地。作为提问者的竺可桢，又是如何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呢？
近期，部分高校纷纷开学，一批大一新生已经报到，开始憧憬大学生活。我们来品读这“两问”。竺可桢 图源：“浙江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成为浙江大学校长之前，竺可桢是一位醉心于气象学研究的学者。对于校长的职务，竺可桢一开始是抗拒的，几经劝说才勉强答应，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亦愿牺牲于一时，但不愿放弃气象研究所事。”但他没有想到，浙大校长一做就是13年。彼时的中国，忧患重重，日寇四处挑起事端，战争一触即发。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对身处大学校园里的青年来说，未卜的前途是摆在他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类似的困惑，身为校长的竺可桢同样也在思索。大学要如何教育学生？大学生的责任又是什么？从1936年4月到9月，竺可桢不停地自我发问，又不停地作答。自称一演讲就会紧张的竺可桢，却在上任后多次对学生发表演讲。本文开头的“两问”，便发生在1936年9月18日晚。经历了5个月思考和实践后的竺可桢，围绕这两个问题，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关于上大学做什么？竺可桢说：“教育不仅使学生谋得求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谋生之道很多，不一定要到大学来。因此，求学除了学科中的知识外，竺可桢认为最重要的是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使复杂的变成简单；以公正的态度来计划；以果断的决心来执行。关于大学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面对风雨飘摇中的祖国，竺可桢从孔孟、诸葛亮等人的观点出发，认为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之下，在国家深陷危难之时，“如果一个民族还是一味以享受为目的，不肯以服务为目的，必归失败”。“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在演讲的最后，竺可桢给出了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为社会服务。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对深受浙学影响的竺可桢而言可谓是“水到渠成”。当年4月到浙江大学的第一次演讲中，竺可桢就列举了黄宗羲等人的事迹，鼓励大家一方面要为学问而努力，一方面要为民族而奋斗。
竺可桢“两问” 图源：“浙江大学”微信公众号
上大学做什么？进入大学后做怎样一个人？当1936年的竺可桢提问青年学生时，望过去满满都是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1910年8月，20岁的竺可桢考取了第二期庚款留学美国的资格。从上海到美国，青年竺可桢站在横渡太平洋的轮船上，一边眺望着逐渐远去的故土，一边思考着自己的未来。此次远行，抱着“科学救国”的想法，竺可桢放弃了原本的土木工程专业，而改学农业。他觉得，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学好农科可以改善中国农业。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3年间，学习与考察让竺可桢觉得，美国农业的知识和经验，与中国农业完全不同，无法直接套用。获取学士学位后，竺可桢决定再学一门与农业相关的专业，他选择了气象学专业，从此终生未改。竺可桢对气象学注入了全部的热情，教室、图书馆、气象台，他在与时间赛跑。1918年，竺可桢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又该何去何从？虽然有众多选项，但竺可桢毅然选择了回国。已经28岁的他，正面临着第二个问题：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培养出一大批人才。1921年，竺可桢在《吾国地理家之责任》中写道，中国的气象机构被外国人掌握，日本人研究中国地理的书籍，比中国人自己的还多，他深以为耻。为了培养中国自己的地学人才，竺可桢先后在武昌、南京、天津任教。特别是在南京的东南大学，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包含了地理、气象、地质、矿物等学科，聘请知名教授讲课，竺可桢自己主讲“地学通论”，慕名而来的学生日益增多，胡焕庸等著名科学家也成长于此。他拉开了中国人主导中国气象事业的帷幕。当竺可桢回到国内时，整个中国竟然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台，现在看似寻常的气象预报，也是被外国人控制并发布的，特别是当时的日本人，正在研究着中国的气象、地理与水文信息。1928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竺可桢筹建了气象研究所，并在8年时间里主持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测量站。从1930年1月1日起，气象研究所正式对外发布天气预报与台风预报，并将温度的标准单位定为摄氏度。对于气象研究，竺可桢可谓一往情深，他以毕生的精力投入其中，即使是在浙大西迁跋涉的路上，也没有停歇。他最重要的论文之一——《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完成出版时，他已是八旬高龄。1949年7月，竺可桢（前排左4）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的合影 图源：“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
对于“两问”，人到中年的学者竺可桢无疑是有自己答案的。但对作为校长的竺可桢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帮助青年学子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遍寻良师。“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为了寻找传道授业解惑的良师，竺可桢四处努力，使浙大汇聚了王季梁、胡刚复、苏步青、贝时璋等知名教授。为了邀请隐居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出山，竺可桢一次又一次上门，直到1938年浙大西迁时，马一浮才答应到浙大讲课。马一浮的第一课便是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鼓励学生在非常时期树起脊梁、勇猛担当。竺可桢题写的“求是精神” 图源：“浙大档案馆”微信公众号
言传身教。在浙大的13年，竺可桢经历了浙大的西迁和迁回杭州，时局动荡，他以所思所行，帮助年轻一代厘清对个人前途、家国命运以及时代变幻的观念看法。在1938年的毕业典礼上，竺可桢说：“现在诸位离校以后，每个人也应该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1947年10月，爱国学生于子三被捕牺牲，国民党政府要求竺可桢向社会说明于子三“自杀身死”。在现场查验后，竺可桢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以辞职相抗议。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于子三作为一个学生是一个好学生，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求是”，这是由竺可桢提出的浙大校训，而他，始终是“求是精神”的实践者。88年后，再次温习竺可桢的“两问”，其意义，不止于将要入学的大学生们。人生谁无迷茫时，当前路尚不清晰之时，叩问一下自己的初心：你想做什么样的人？你要怎样去做？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回望来时的路，找到前行的勇气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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