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与共同富裕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是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的中国新型智库。
作者：陆铭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居民消费内部存在结构性失衡
当前中国经济有两个特征非常值得关注。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当前中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进程中。二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是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在就业中所占的份额可能会出现持续地提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中心城市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将进一步引领国家经济增长及结构调整。但坦率地说，国内仍然存在了一些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结构当中的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如何进一步的合理化。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以前中国经济呈现非常明显的依赖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现象，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中，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占比逐渐趋于合理，这是由经济结构调整所获得的结果。
但是总体上讲，在消费投资关系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消费端内部的结构还存在一些问题，最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居民的消费内部存在结构性的失衡。
一方面，在中国产能较旺盛的部门如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另一方面，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行业存在着旺盛的消费需求，但其供给端的供给能力、供给质量，还有易被忽视的供给布局等方面还存在调整的空间。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但消费需求仍未充分释放。
根据我前几年的研究，在控制收入、教育、年龄、性别等因素后，相较于本地城市居民，外来人口的消费平均低16%-20%，这主要是因为外来人口在城市生活时总觉得无法融入当地城市、无法长久居住，从而产生很强的储蓄欲望，宁愿把钱寄回老家盖房子，也不愿意在当地消费。与此同时，外来人口在社会保障的覆盖和公共服务的享受方面，较本地城镇户籍居民也稍低，这些因素制约了外来人口消费的增长。
这不仅是微观层面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对于国家的经济结构、城市的经济结构也有一些负面影响。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下一发展阶段中，大城市、中心城市以及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将如何进一步引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结构调整。
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建设中的共同富裕
当前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已经开始和周边的中小城市连片发展，进入到都市圈发展的状态。从卫星灯光图中可看到，广州、佛山已经连片发展，东莞和深圳也连片发展。
图 广佛深莞卫星灯光图
我们团队利用全国范围内的汽车大数据来评价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作用，车流密度越高，城市群越紧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城市已经形成网络化的特征，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圈呈现抱团取暖的特点，与此同时中心城市向外辐射、带动的作用非常明显。
在谈到经济和人口的集聚时，大家普遍关心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但实际上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少数地区集聚发展的态势。最近中央在区域发展问题中提出，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种“相对平衡”是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而不是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进行跨国的比较。数据显示，美国GDP规模在城市间的差距非常大，表明了经济的高度集中状态，但与此同时它的人口规模在地区间的差距也非常大。由于GDP和人口同时集中在少数地区，美国的人均GDP在地区间的差距反而非常小。日本和美国差不多，虽然它的GDP规模在城市间的差距和人口规模在城市间的差距都小于美国，但由于它也是GDP和人口同步集中，所以日本城市间的人均GDP差距也非常小。
回到中国，中国的GDP集中程度大概相当于日本的水平，但是人口集中程度却明显落后于GDP的集中程度，这样一来，有些地方GDP多而人相对少，有些地方人相对多而GDP相对少，由此导致了中国城市间的人均GDP差距比较高。好在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人口集中的趋势持续增强，人口规模差距逐渐增大，它带来的结果就是人均GDP差距实际上在缩小，这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状态。
从中国内部来看，现在社会各界包括政府都认为中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南北差距问题，北方相对来说落后了。但是从人均的角度来看，情况则完全不同。数据显示，北方城市的人均GDP与南方城市的人均GDP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5逐渐缩小到1，也就是说人均意义上南方北方就一样了，这种人均趋同的状态维持了20年之久，一直到最近才略有南方城市总体反超北方的现象出现。但如果把南方城市里沿长江中下游的一些港口城市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些临海城市从南方样本中拿掉，南北差距就又回到了比值为1的均衡发展状态。
在广东省内也是如此。总体来说，在过去20年里，广东省内城市间的GDP规模差距有略微增长的趋势，也就是经济在向中心城市如广州、深圳集中，但是与此同时人口也在集中，城市间人口规模差距上升的速度超过经济规模差距上升的速度，由此导致人均GDP在城市间的差距反而是缩小的，这就是我称之为“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状态，也是在发展中缩小区域间人均差距的“共同富裕”的状态。
在这种道路上就可以同时发挥中心城市引领发展和辐射带动周围城市的作用，从而走向城市间共同富裕的状态。这种集中发展的趋势，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优势
当前，中国提出要推进建设国际消费型中心城市，广州也入选了首批名单。相较于中国其它的大城市或准一线城市，广州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面有明显优势。
第一是地理位置。广州是华南地区绝对的经济中心，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同时又位于珠江入海口，经济开放程度非常高，自古就有“千年商都”的美誉。
第二是人口的聚集，广州现在已经形成了人口聚集态势。如上所述，一个大城市、人口众多的城市，通常来讲服务业的占比就更高。在中国迈向高收入发展阶段中，中心城市在引领国家服务业占比提升、服务于国家和城市群产业链方面，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消费端，人口集聚将提升城市消费的多样性、数量和品质，激发出更强的消费吸引力和活力。
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短板与建议
在中心城市的建设方面，我认为广州也有三方面的短板。
第一是文化方面。在对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这几个首批建设国家消费型中心城市对比研究后，我们发现，广州在文化、会展方面的短板相对较明显。从群众性的场馆设施、硬件条件，每年会展、展览举办的次数，参与活动人数等指标来看，广州和其他几个城市，特别是相较北京、上海还是存在明显差距。
但就如我之前所说，在中国整个地理版图里，广州是华南地区绝对的中心城市，所以如果广州在下一阶段能够在和文化相关的会展、文创等产业上补足短板，将会更加有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
第二是市民化的进程。现在中国的大城市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且人口在进一步向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集中。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认识到，人口集聚是长期的趋势，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加快推进外来人口的市民化。
现在中央层面提出要加快推进在特大和超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并以长期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作为积分制的一个主要指标，确保能够进一步推进市民化进程。广州也在提，未来在一定范围之内，特别是在珠三角的城市群中，推进不同城市在积分落户规则中实现积分累计互认。这个如果能够推进，将能很好地发挥广州在都市圈建设、中心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体制创新中的引领作用，是特别值得提倡和推进。
第三是规划方面。不仅是广州，而且是中国所有城市的规划体系都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即不能适应下一阶段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发展态势。
在传统体制里面，城市规划是以行政管辖的边界作为规划单位，比如北京做北京的规划，广州做广州的规划，但当前中国的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已经开始进入到都市圈发展的阶段，原来以城市管辖边界为单位所做的规划，可能会对接下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以及处理都市圈内部的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之间的关系形成不利的影响，甚至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在中国传统的体制之下，容易出现各自为政，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可能会受到阻碍。
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推进改革。
在人口管理方面，应淡化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辖边界范围内的人口管控目标，而更着眼于对都市圈范围内人口增长趋势的科学预测，比如广佛都市圈未来人口规模多大。
在土地和住房供应方面，应考虑如何改善住房供应的总量和空间布局从而顺应人口的增长趋势。其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政策举措就是要逐渐将外来常住人口纳入保障房的覆盖范围。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在都市圈范围内进一步形成网络化的轨道交通和高速网络，甚至在都市圈之间也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连接，同时要在轨道交通线和高速公路沿线进行土地开发。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有必要在土地开发强度方面突破传统的按照行政管辖边界设定土地开发强度管理目标的做法，从而为中心城市释放更多可开发的空间。
在公共服务方面，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目标是为所有常住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在这过程中矛盾特别突出的是教育，中国当前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还比较明显落后于OECD那些发达国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升一定会成为未来中国建设人力资本大国必须要做的举措。而其中焦点性的问题就是要提高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程度，城市发展要未雨绸缪，要更多地建设学校，尤其是高中学校。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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