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吴心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相关链接：我院成功举办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郑永年：G20引领世界重归可持续发展之路李成：亚太发生AI战争的风险在增加郑永年：管控大国竞争需要警惕民族主义情绪在失序的世界中管控分歧：寻找对话与合作机会何冬妮：用发展消弭冲突，用市场替代战场董云裳：防止把美中竞争简化为二元对立关系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2023年9月6日）中“管控大国竞争”对话的发言整理文稿，经作者审定。如何管理中美大国竞争，有很多需要破解的问题，但今天我只想聚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控制中美民间不断上升的敌意。我研究中美关系三十年，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过，也曾频繁往返两国之间，过去几年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变化让我感到非常担忧。根据2023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约40%的美国人认同中国是美国的敌人，而不是竞争对手或伙伴，这比上一年增加了13%。而在中国，虽然没有相关民意调查的数据，但我个人的感觉是，由于华盛顿持续采取强硬措施来遏制和打压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将美国视为中国主要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威胁。这种敌对情绪与中美两国的行为和言论有关。但我认为美国对两国之间日益增加的敌意负有更大责任，所以在这里我想特别讨论一下，美国如何用对华政策和政治话语在精英和公众中将中国塑造为敌人的形象。请看以下的例子。其一，特朗普执政以来，中国一直被视为对美国的严重安全威胁，甚至被描述成是生死攸关的威胁，这引发了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人对中国前所未有的恐惧。其二，拜登政府一直将中美之间的竞争描述为“民主”与“专制”的竞争，这实际上就变成了善与恶的博弈。如果是善恶的博弈，可以说双方都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因为在善恶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空间的。其三，中国也被华盛顿视为唯一有意愿也越来越有能力破坏现有国际规则体系的国家，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是无法共存共处的。其四，美国政界、军事和情报界的领导人越来越多地谈及台海战争即将爆发，而且呼吁美国需要做好应对准备，这向美国公众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即中国和美国可能会陷入重大军事冲突。其五，华盛顿关于“中俄轴心（China-Russia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董云裳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保罗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相关链接：我院成功举办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郑永年：G20引领世界重归可持续发展之路李成：亚太发生AI战争的风险在增加郑永年：管控大国竞争需要警惕民族主义情绪在失序的世界中管控分歧：寻找对话与合作机会何冬妮：用发展消弭冲突，用市场替代战场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2023年9月6日）中“管控大国竞争”对话的发言整理文稿。▎董云裳目前美中两国互为竞争对手，但是这是什么性质的竞争，我认为尚无定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一些人认为中美正在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零和博弈，双方发生军事冲突在所难免。很多思想家、学者和战略家认为目前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已然如此，也有人认为中美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讲互不兼容、无法共存，甚至还有人说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价值观是无法共存的。一直以来，根据我作为美国政府官员多年来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这些理论可以为解释双方关系的动态变化提供一些启示，但是不能具体地、深入地以及基于现实地去解读在21世纪美中关系面临的问题。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管理美中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什么、到底要做些什么，他们对此的印象主要来自新闻报道，并且一般来说都是一些负面报道。皮尤中心针对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开展了问卷调查。美国人对于中国到底持什么态度？是认可还是反对？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调查显示的结果越来越负面。但这种调查结果到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还是只是大家根据媒体里已经树立的中国形象做出的判断？零和博弈的支持者会把中美之间的问题错误地简化成一个二元对立关系。近期《外交事务》（Foreign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何冬妮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学术副院长、资深研究员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相关链接：我院成功举办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郑永年：G20引领世界重归可持续发展之路李成：亚太发生AI战争的风险在增加郑永年：管控大国竞争需要警惕民族主义情绪在失序的世界中管控分歧：寻找对话与合作机会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2023年9月6日）中闭幕小结的发言整理文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学术副院长何冬妮我难以总结今天26位战略思想家的发言，我的大脑还在拼命消化、吸收当中。我从各位嘉宾的发言中学习到许多。今年是GIG主办的第二届S20+对话会，去年首届会议的主题是G20如何拯救世界，今年会议的主题是G20如何管控冲突与促进发展。从这两个题目可以看出，20国+的战略思想家们关注的是这个世界会更好吗，如何能让这个世界更好一点。听起来是十分宏大的命题，但确实是人类社会以及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斗胆总结，可能从今天各位嘉宾的分享和探讨中可以看出，有三对关系是公共政策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这里头的一些关键词也是被专家们反复提及的。第一对关系是冲突与发展PART/1这是这次会议主题的两个关键词。从历史看，冲突和发展贯穿了人类社会演化的全过程。实际上，无论哪种文明，都是在冲突中发展的。巴西嘉宾说“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气候变化、贫困、社会不平等、健康脆弱性，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彼此孤立的，问题解决不了时就会有冲突。人类社会为何会有冲突？各种理论、各种学科对此的解释有很多。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资源稀缺，一个是理性经济人。资源是稀缺的，这给冲突埋下了伏线。在非理性状态下，资源的稀缺性似乎预示着冲突的必然发生。但从经济的角度看，市场机制能够消解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很大一部分因资源稀缺而导致的冲突甚至是战争风险。市场机制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产物。这意味着即便是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人类社会可以通过理性的选择，通过基于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劳动分工以及公平的市场交易，来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进而减少冲突和战争风险。欧盟一体化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开启的，欧洲的主权国家选择了用市场替代战场、用发展消解冲突。这背后凝聚了许多战略思想家的伟大智慧，也凝聚着伟大的政治妥协。市场机制，即便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也能解决大多数问题。推进可持续发展，即持续地把蛋糕做大，对防范和管控冲突而言是更根本的路径。所以，我们需要持续做大经济的蛋糕、科学的蛋糕和思想的蛋糕。第二对关系是竞争与合作PART/2我们刚才听了董云裳女士、吴心伯教授和郑永年教授关于中美竞争的讨论。公平竞争是产生效率的前提，也是活力的体现。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因而产生效率和活力，但是竞争管理不好就会引发冲突，特别是郑永年教授提到的恶性竞争更易导向冲突。熊彼特提出，技术创新是“创造性毁灭”（Creative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相关链接：我院成功举办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郑永年：G20引领世界重归可持续发展之路李成：亚太发生AI战争的风险在增加郑永年：管控大国竞争需要警惕民族主义情绪在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S20+)“G20如何管理世界冲突和促进发展”上，与会的战略思想家就俄乌冲突、沙伊关系和中美关系等分享洞见。专家强调，在世界格局动荡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需要更多的沟通与交流。专家们认为，各国不应相互对抗和猜忌，而是要通过加强对话及合作来管控分歧。专家提出，世界格局已经朝着分裂对立的方向发展，现有的战争和冲突只是开始并不是结束，所以世界急需要有效的机制来管控矛盾和分歧，避免各国走向战争和冲突的道路。现有G20机制是一个非常适合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平台，但近年的冲突和分歧使得G20无法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专家呼吁，各国应重视发挥G20在管控冲突和促进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应寻求建立具有排他性的集团，从而导致世界进一步分裂和对立。1各国应加强对话与交流努力消除猜忌与不信任在讨论沙特-伊朗未来关系的议题上，专家认为，虽然沙特与伊朗在中国的帮助下成功破冰，但是双方还未达到最终的关系正常化。只有通过持续的对话与交流，才能使得两国最后实现关系正常化。海湾研究中心主席和创始人阿卜杜勒阿齐兹•萨格尔（Abdulaziz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相关链接：我院成功举办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郑永年：G20引领世界重归可持续发展之路李成：亚太发生AI战争的风险在增加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2023年9月6日）中“管控大国竞争”对话的发言整理文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教授当前，中美两国的民间都有一股很强的敌视情绪。我们注意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3月发布了一组美国民调，其中有38%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敌人”，比去年增加了13%，过半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只有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合作伙伴”。在美国国内对华敌对情绪上升的同时，中国国内普通民众对美国的反感也日益增加。情况的确如此，尤其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些高涨。但是，并不是整个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高涨。如果我们与商界人士讨论这个话题，他们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例如深圳，深圳制造业非常发达，规模很大，与世界市场密切关联，虽然商界也有一些人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表示担忧，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希望中美能尽早回归正常关系。即使在特朗普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以来，中国商界还是在持续和美国做生意。即使不能和美国直接做生意，也会通过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甚至墨西哥等南美国家和美国继续做生意。所以，中美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贸易迄今仍然在发展。当然，对于一些对华鹰派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对华民族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否认的。其实，中国也有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对美国持鹰派态度。但是，政府官员总体仍然是非常理性的。我没有看到中国官员像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公开指责中国那样去指责美国。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态度也是非常理性的，他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保持稳定发展。所以谈论民族主义情绪，取决于我们观察的是哪个社会领域。在社交媒体上，确实存在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情形；但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在中国政府内部，我觉得并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总体还是比较理性的。根据我几十年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持续观察，中国政府一直能够比较好地管控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是一个那么悲观的人。我认为基本上是双方那些高知名度的鹰派公共知识分子将对方妖魔化了。有很多人都在讲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却根本不知道这种竞争是什么竞争。我认为竞争关系有好的竞争，也有不好的竞争。一方面，比如经济、技术的竞争，其实既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竞争大概率也是有益的，经济、技术方面的良性竞争其实会推动双方的发展。在芯片方面，虽然美国停止向中国出口尖端制程芯片，但中国自己全力研发出了新一代的芯片，华为近期便取得了一次技术上的突破。另一方面，拜登所说的体制竞争或者政治竞争，例如一些政客宣扬所谓的“民主”和“独裁”的对决，正在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竞争。对这种竞争，我们也不用恐惧。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体制，这是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对这种竞争也不用太过担心或者害怕。我们应该担忧的应该是军备竞争，这是一种最糟糕的竞争。我在东盟国家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东盟国家以及很多类似的区域是欢迎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的，他们也不担心其他领域的竞争，但是唯独对于军备竞争会感到担忧。中美间的军备竞争将会给这些地区带来很大的困扰。我个人认为，中国和美国必须非常谨慎地看待东盟的这种立场。东盟近几年已经做出了集体的决策，即他们不会选边站。如果美国和中国的冲突公开化，东盟大概率是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所以，中美两国必须谨慎。现在这种氛围和美苏当年冷战的氛围是完全不同的，过去小国必须选边站，但现在小国可以拒绝站队。我们所需要的是政治互信。我觉得商业合作、经济合作仍在继续进行，人们对这个方面比较有信心。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政治方面的互信。美国最近也有政府高级别官员到中国访问，比如布林肯国务卿、耶伦部长、雷蒙多部长。中美在政治上如果开始进行交流，双方的社会就会更好地朝互信这个方向前进。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是因为中美人民对彼此失去了信心，但为什么会失去信心？因为现在双方缺少交流，所以我们希望双方都可以开诚布公地进行交流。中美关系非常重要。这对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关系。两国是世界秩序的两大支柱，美国不可能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维持世界秩序，中国也不可能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建立世界秩序。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先生早些时候提出的观点，即如果中美开战，不仅对双方来说是具有毁灭性的，对于整个人类文明都是具有毁灭性的。作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应尽一切努力，让双方关系重回正常轨道。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郑永年：重振经济需要新一轮更深层次的改革郑永年：G20引领世界重归可持续发展之路李成：亚太发生AI战争的风险在增加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李成香港大学政治学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相关链接：我院成功举办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郑永年：G20引领世界重归可持续发展之路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上的主旨发言整理文稿。作者的英文标题是"Preventing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相关链接：我院成功举办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S20+战略对话会（2023年9月6日）上欢迎致辞的整理文稿。欢迎大家参加第二届S20+战略对话会，会议主题是“G20如何管控冲突和促进世界发展”。​▎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教授感谢大家的参与，在这个日益重要的话题上分享洞见。今天，我们邀请了许多二十国集团成员国非常资深的战略思想家。大家会在今天的讨论中谈到与发展、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管控冲突与促进发展作为今年S20+大会的主题。G20峰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印度举行，本次G20对话包含了以下重要议题：绿色发展和气候变化、包容及有韧性的增长、加速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推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转型、构建面向21世纪的多边制度、促进女性领导力的发展等。今年G20峰会的主题是“一个世界，一个家庭，一个未来”，我们这种关注“一个整体”的主张不仅符合G20国家的需求，也符合世界所有国家的需求，而刚才提到的议题是实现“一个整体”发展的工具和手段。当然，我们要面对现实，现在我们已经没法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原有的世界秩序面临分崩离析的巨大风险。二战之后形成的世界秩序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体系，而现在这一体系已经无法良好运作。这是一个基于规则的系统，所有国家应该遵守这些规则和规范，但是当有些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再遵守规则，这个系统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无法再有效管理世界秩序。许多人认为联合国已经没有能力去管理如俄乌冲突、大国竞争以及新冠疫情等问题。二战之后，世界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上一波全球化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到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就结束了，而这一波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红利和国民财富。今天的世界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国家之间缺乏国际合作，尤其是中国、美国、欧盟和印度这些大国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当下世界失序的一个根源是好的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2022年首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链接：GIG成功主办首届“20国集团战略思想家对话会”背景二十国集团（G20）第18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将于2023年9月8日至9日在新德里举行。G20成员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85%，贸易约占全球的75%，人口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二。今年G20峰会的主题是“一个世界，一个家庭，一个未来”，G20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围绕绿色发展、气候金融，加速包容且有韧性的增长，加速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和技术转型，面向21世纪的多边机制，女性领导力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9月6日，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主办的第二届“二十国集团+战略思想家”（S20+）对话会圆满落幕。本次S20+对话以“G20如何管控冲突及促进发展”为主题，邀请来自G20成员国及其他国家的20多位国际战略家和思想家，围绕如何避免全球经济衰退、促进数字经济合作、防范地区冲突升级、沙伊关系前景、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应对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以及管理大国竞争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次战略对话会高端嘉宾云集，包括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简依雯香港科技园公司业务发展副总监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和广州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新湾区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导读中国经济崛起的外部性一直备受西方关注。多年来，西方一直唱衰中国经济，但中国经济仍然为全球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近期，看空中国经济的声音尤为严峻，这其中涉及人口红利、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地缘政治等问题。经验地看，中国的崛起一直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减贫事业也具有实质性意义。针对西方“下一个中国在哪里”的疑问，郑永年教授指出，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创新是对唱衰中国经济最有效的回应，也是保障“下一个中国在中国”最有效的方法。1中国是个“例外”吗？西方唱衰中国经济并不新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西方唱衰中国经济的各种论调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以说，中国经济就是在西方的各种唱衰论调声音中崛起的。尽管每一波唱衰论终归破产，但在每一个时期唱衰论者总能找到新的证据使得他们自己相信，中国经济在衰落，并且必将衰落。经验地看，近代以来西方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发达经济体。久而久之，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人们就相信一个国家只有走与西方同样的发展道路、采用与西方同样的发展方法才能获得成功，反之就会失败。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之后，这种相信演变成为了一种信仰，于是就先有“历史终结论”，后有“华盛顿共识”的出现。▎漫画：唱衰中国经济（图源：光明日报）中国是个“例外”吗？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中国的崛起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存有巨大的争议。对有些人来说，中国的崛起就是顺应了西方的道路和方法。西方是这么认为的，中国的不少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很多人认为，总有一天，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会趋于统一。在八十年代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很多人都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终究会促使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market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谢丹阳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社会枢纽院长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讲座教授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和广州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新湾区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陆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在改革还不能让所有人立刻获得市民身份时，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做何考虑，应该要跟户籍制度改革齐头并进。近日，公安部发布公安机关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其中在户籍政策方面提出一系列举措，包括：健全以常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降低落户门槛；调整优化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完善积分落户制度等。1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加快推进作为我国在劳动力市场和人口迁移上的重要制度安排，户籍制度改革方面的推进，正在持续开展之中。目前的改革进程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已经完全实现自由落户；但在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一些大城市，与户籍制度、户籍身份挂钩的公共服务，仍然存在一些对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的差别化待遇，目前也在持续改革当中。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若干年的改革，实现人口在制度层面的无障碍流动，户籍制度完全变成居民在所居住地的身份登记制度，公共服务也不再按照居民是否是有户籍来划分，而是按照常住人口来进行配置。这个改革方向在中央的有关文件中，已经相当明确。当前，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落户制度仍然以积分落户为主，各地的积分标准有一些差异，但有三个因素最为重要，包括社保缴纳年限、实际居住年限，以及教育水平；其他会附加一些年龄、有无犯罪记录等要求；一些有突出贡献的，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政策。公安部公布的改革方向上，明确要求未来积分落户的标准，要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言下之意，就是包括教育水平在内的其他积分落户标准，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直至逐渐取消。这样一来，一些年龄较大，或教育水平不是很高的群体，落户的可能性就会提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这是因为，由于长时期以来的一些人口政策，我们一些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积分落户名额收得很紧，因此，达到积分落户标准的人群，远远超过实际落户的名额。公安部的这一要求，可以极大地推进已经达到积分落户标准的外来常住人口市民化，并获得与市民身份相对应的公共服务待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举措。在地方层面，各地的积分落户政策正在加快推进，比如浙江明确提出，全省除杭州市区以外的范围内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江苏全省（南京、苏州市区除外）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在上海等落户标准较严的城市，近些年积分落户的名额有明显的放宽，毕业生可直接落户的高校名单正在不断扩张，在郊区新城落户的标准有明显的降低。总体上，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展，在地区分布上有加快的迹象。2户籍制度改革将拉动消费和投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数量和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从供给侧而言，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背景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能有效对冲人口红利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虽然生育政策、延迟退休和提高教育水平等措施，可以一定程度缓解人口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但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被充分地强调，这就是让既有的人力资源，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再配置。在市场配置资源力量的主导之下，让人力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方，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方流动。存量人力资源再配置，在个体层面，能够给人们带来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在国家层面，能够实现对劳动资源的更为充分的利用。从中期长期角度而言，由于当前的户籍制度仍然跟公共服务的获取挂钩，因此，如果能够加快外来人口的市民化，实现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这就意味着，在本地获得市民待遇的人口，能够将自己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孩子带在身边，在当地接受教育。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推进户籍改革对于解决由于人口流动而导致的留守儿童问题，将有极大的帮助。当前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数量相当庞大，因此，教育机会的平等，对于中国建设人力资本大国非常重要。此外，根据我最近的研究，在后工业化阶段的人力资本积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经验的积累。中国当前的就业集中在服务业，服务业在就业当中所占的比重即将超过一半。换句话说，未来存量人口以及跨地区流动的人口的就业，将大量集中在服务业。制造业主要是人和机器打交道，但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是人和人之间打交道，因此特别需要积累在城市的生活经验。因此，越早让一些年轻人和孩子，从农村（或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迁移到城市，就越能够有利于积累其在城市的生活经验，融入城市。这对于流动人群来讲，有利于提高其终身的收入增长和就业机会，也能够为整个城市提供强劲的发展动力。对于人口流出地，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让相对偏远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农村的人口，逐渐地跨地区迁移出来。农村地区的人口持续减少，有利于农业、旅游、资源型产业实现规模化和现代化，对于未来留守在农村的人口，也可以获得更高的人均资源使用量，以提高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从需求侧角度而言，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量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直接地拉动消费需求。我国有接近3亿人的庞大的流动人口，长期以来，由于流动人口不能在城市建立稳定居住的预期，因此会严重地制约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未来要回老家”的预期，会促使流动人群为未来储蓄，同时大量的储蓄会被用在回农村老家造房子上。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农村的房子会出现大量空置，这实际上形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此外，在全国社保体系尚未一体化的情况下，由于社保账户的可携带性较差，因此流动人群在流入地加入社保的积极性不高。此外，耐用消费品如家用电器等，由于迁移时很难带走，也会制约流动人口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我在大约十年前有过一个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相同的社会经济特征的情况下，要比本地人的消费人均低16%-20%，所以，如果通过市民化能够让流动人口在本地安居乐业，那么消费需求将得到极大地释放，尤其是在耐用消费品以及服务消费方面，会有巨大的拉动作用。第二个方面的作用是拉动投资。当前城市面临着看病难、上学难、房价贵等等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在地区间是分化的。这些问题主要在人口流入地较为突出，因为这些地方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供给量，与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带来的需求中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就意味着需要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适应人口增长趋势来进行投资。这样的投资是能产生持续的回报的，既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又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户籍制度改革都能够释放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同时，这样的增长是能产生持续回报的，是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相一致的，也与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相互呼应，同时也是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目标必然的要求。3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关于户籍制度改革，首先需要认识到其紧迫性。尽管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有加快的迹象，但我仍然认为越快越好。应该充分认识到，存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十分迫切。主要原因在于，现存制度障碍对于存量流动人群的家庭和其后代，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改革推进得越快，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的改进就越快。其次，应重点提升学校，以及廉租房/公租房的建设。长期以来，我们对人口长期向大城市集聚的现象，缺乏科学客观的认知，导致城市的公共服务的提供，特别是教育的提供不足。其中，首先应该增加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幼儿园的投入，以更好地满足人口持续增长的需求。随着高中教育的逐渐普及，城市还需要建设大量的高中。长期以来，城市对教育用地的规划存在不足，这是当前需要解决最为突出的问题。随着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外来人口逐渐转化为本地市民，其中一些收入并不是很高的群体，迫切需要城市提供公租房/廉租房，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公租房/廉租房供应不足的时候，就需要在城市的空间布局里，充分考虑一些低成本的居住空间，避免城市的大拆大建对低收入群体的居住空间形成挤压。目前一些公租房/廉租房的供应，会放在城市比较外围的郊区，但大量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往往是集中在中心城区，这就造成供应和需求空间不匹配的问题。应该说，教育和住房两个方面的空间错配，是当前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第三，应充分讨论户籍制度渐进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地把存量外来人口全部变成户籍人口，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去讨论如何渐进的问题。比如关于积分落户制度，社保缴纳年限如果中断过，是不是可以累计；比如租住在商业性的房产里，不能开居住证明，这样的规定是否必要等等。换句话说，在改革还不能让所有人立刻获得市民身份时，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做何考虑，应该要跟户籍制度改革齐头并进。最后，不要忽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渐进性，在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的情况下，市场和社会的力量，不管是在教育还是在住房供应上，都可以与政府的力量形成有效补充。我们在珠三角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在广州、深圳，一些市场供应的住房和民办学校，对公共资源形成了有效的补充。大量民间社会组织、慈善机构，对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未来，应该对这一类市场和社会力量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释放市场和民间的活力。★来源：21财经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任泽平对谈陆铭：人口大迁移和房地产新模式郑永年：高水平开放适用于对内开放郑永年：中国要对东盟单边开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导读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四届新时代沿边开放论坛西双版纳分论坛上的主旨发言（2023年8月18日）修改而成，探讨了中国与老挝共同建立的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的发展前景。作者指出，中美在亚洲的竞争愈发激烈，分权制度与单边开放是中国推动东盟共同发展、深化经济合作，在东南亚制衡美国的关键。昨天搭乘中国-老挝铁路从昆明到磨憨，考察了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等地的沿边开放，对中国新时代的沿边开放政策和周边关系很有感触。借这个机会，谈几点看法。▎中国和老挝于2015年8月正式签署《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建设共同总体方案》（图源：中新网）1中国分权战略的改变首先讲一个关乎经济分权的学术观点，因为这个观点和随后要讨论的沿边开放政策有关。我们国家的沿边开放政策并不是现在才有，而是由来已久。我在1990年代初到美国以后发表的第一篇英文文章就是关于沿边开放政策的。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了沿边开放的概念并对沿边开放做出了很多的重要指示，之后的每一任总书记都很强调沿边的开放。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沿边开放已经成为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代初，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学术界，大家讨论的重点是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能进行，而苏联和东欧国家因为缺乏中国那样的改革而遭遇了当时人们所见的困难和悲剧。当时大家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分权战略，即中央—地方关系的深刻改变。在学术界，从中央地方关系变化的角度看中国的改革进程，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后来我自己选择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到云南。在做论文期间，我当时考察了80年代就开始的五省七方经济协调会。从1984年开始，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三个省，广西、西藏两个自治区和重庆、成都两个市（简称五省区七方）决定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发挥西南的整体优势，加速发展西南地区的经济。经研究，五省区七方商定以“经济协调会”的形式，实现区域联合。就我所知，这个协调会和后来发展起来的泛珠三角也是有关联的。泛珠三角区域较之五省七方面积更大，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等九省区（以下称内地九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我记得，当时五省七方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如何为四川这样一个内陆省份寻找一个出海口，而大家认为广西的北部湾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出海口。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五省七方是比较穷的省份，他们希望通过合作获得中央更多的支持，追求更快速的发展。不管怎么说，五省七方经济协调会的出现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沿边开放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个理念到现在还在践行。今天我们考察的磨憨磨丁经济区就是这样一种延续。▎毗邻珠三角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部湾经济区（图源：福布斯中国）2从产权角度看中苏计划经济为何结局不同后来我又进一步从分权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苏联解体了，而中国在90年代之后的发展反而更快了。我进一步从中央地方关系的角度来比较中国和苏联不同的发展模式。我发现，苏联实际上也处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西方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极端主义，非黑即白。这一点在西方的产权理论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西方，关于产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西欧和美国主张的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在西方直到现在还是一种信仰；另外一个极端以苏联为代表，主张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期的一个导师研究苏联和中国，他建议我从产权的角度去看中国和苏联的计划经济有什么不同。我发现，虽然中国和苏联一样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地方政府掌握了大多数生产资料；而苏联恰好相反，它的中央政府掌握了大多数生产资料。苏联的公有财产不可侵犯，并且是中央的官僚机构掌握财产；尽管苏联在形式上执行联邦体系，但是各加盟共和国实际并没有什么权力。与此相反，中国尽管实行的是单一制国家，也强调公有制，但是至少公有财产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是可以分割和分享的，中央、省、市和公社不同层级的政府可以分别享受一部分资源。实际上，中国文明对产权制度并不存在像西方那样的极端认知。经验地看，中国历史上既有公有制也有私有制，并且是同时存在的。春秋时期的井田制就是试图将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起来的一种制度安排。▎井田制（图源：维基百科）我提出这一学术观点主要是想说明分权政策在我们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至关重要性。今天，如果我们想要讲好、搞好沿边开放的话，分权和产权制度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地方政府没有一定程度的分权和产权（哪怕是使用权），没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决策权，沿边开放推动起来就会比较困难。顶层设计和地方执行之间的关系、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一定要理顺。3沿边开放的重要性：东盟是中美竞争的关键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要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沿边开放的重要性。昨天我们去调研了磨憨磨丁经济开放区，我们站立的对面就是老挝，老挝又是东盟的一部分，而东盟现在所处的位置对中国的国际战略非常关键。美国在尽力争取东盟，中国也在争取，东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美之间争取的一个最主要的对象。观察中国周边的国家，中亚很重要，虽然我们有上海合作组织，但是中亚这一区域主要涉及的是国家安全问题，而这些国家的经济体量并不大。再往东看是朝鲜半岛和日本，即东北亚，但日本和韩国今天已经躺平，成为了美国更加紧密的盟友，并且趋向于从双边联盟向三边联盟转型。剩下的就是东盟。美国现在对东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希望东盟可以倒向美国阵营。除了中美双方的因素外，东盟也有自己的考量因素。东盟内部的一些国家和美国有正式的联盟协议，比如菲律宾和泰国等。近年来，美国也在极力拉拢越南，越南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成为同盟，但也已经成为了准同盟。在发生了南海的种种争端后，东盟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东盟以前的决策机制被称为共识机制，在10个国家达到共识之后，大家默认就接受这个决策。近年来东盟内部有些国家，例如越南和菲律宾，在内部鼓动东盟实行票决制，即少数服从多数。如果这种票决决策机制形成，东盟就会变成美国的阵营。但在目前来看，在去年俄乌战争发生后，东盟暂时做了一个“集体决策”，即在中美之间保持自主，既不靠向美国，也不靠向中国，就是不做简单的“选边站”。但是东盟能够保持自主的窗口期有多长？目前还是未知数。如果东盟能够保持自主，对于中国是非常有利的。中国与东盟国家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同盟关系，如果中美之间真的发生冲突，大部分国家还是会跟着美国跑，因为他们的安全是美国安全体系里的一部分。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美国战略转移到亚太地区，美国的冷战派一直在破坏东亚的稳定。在整个区域，中美对抗已经显现，但能够保障和平的机制则几乎不存在。从这个角度看，类似中老铁路和中国—老挝经济开发区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在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中有一条原则我们必须坚持，即一定要避免和美国军事竞赛，把和美国的军事竞赛转换到和美国进行经济竞赛。一旦中美在东亚进行军事竞赛，那么整个南海和西太平洋就会成为火药桶，这是中国和东盟都不想看到的。中美之间在东盟的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可怕，因为经济也是中国在东盟的优势。4如何与东盟开展经济合作？要坚定单边开放策略那么，中国如何与东盟开展经济合作呢？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观点。我认为，我们需要进行单边开放。从这个角度看，磨憨-磨丁经济开发区的战略地位还需要提得更高，要从与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进行。现实地说，东盟在一些领域对和中国的合作还是保持着谨慎态度的。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中国周边都是较小的国家，而中国本身是最大的国家。一旦中国的崛起使得这些较小国家感觉到不确定性，那么他们就会去邀请距离遥远的美国，让西方和美国来“平衡”中国。但是在经济上，东盟又是依赖中国的，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依赖度越来越高。这些年来，一些东盟国家似乎总是帮中国说好话，但事实其实并非如此，这些国家只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说好话。一些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投资远远超过其对美国的投资。如果中美之间真的发生冲突，由于这些国家的安全体系是美国的一部分，它们就不得不选择美国；而一旦选择美国，他们在中国投资的经济利益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要在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中有足够的自信。中国应该在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实行单边开放。老挝的人口总量是700-800万，约等于中国香港的人口数；14亿人口的中国，或者说几千万人口的云南，和老挝在所有议题领域进行对等谈判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有很多政策中国方面可以先实行起来，而不是必须等待着老挝去做出对等的反应。作为小国和东盟的一员，老挝的开放困难其实不少。在历史上，英国的单边开放比美国的对等开放要成功得多。根据我自己去东盟各国的观察发现，一些国家对中国都存在一定的不满情绪。这些情绪是怎么来的呢？就经济而言，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和当地国家进行低端商品的竞争。中国商人去这些国家开餐馆、摆地摊出售中国商品，与当地民众在民生经济领域发生竞争，而导致当地小商小贩失去竞争力。这种竞争其实是不明智的，我们要改变思路。与东盟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化水平、工业化水平、技术水平远比东盟除新加坡外的九个国家发达。因此，中国的沿边开放形式，不应是通过廉价商品倾销、和当地民众抢饭碗等小商人思维获取资源。这样的沿边开放既没有给当地创造就业，也没有给当地创造税收，当地的不满情绪自然会滋生。中国应当综合考虑国内和周边国家的比较优势，根据这些比较优势，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沿边开放。中国可以更多考虑将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延伸到东盟国家，通过修建工厂为当地创业就业，为政府创造税收，实现共赢经济。就沿边开放而言，美国的沿边开放政策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美国北边的加拿大和南边的墨西哥，两国的经济重心都在靠近美国的边境。这三国很成功地把边境从经济边缘转变为经济中心。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接壤的区域转型成为经济中心，那么我们的周边安全和发展就会完全改观。在这方面，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区应当成为一个典范。此外，当前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所在的磨憨由昆明托管，这种飞地经济托管形式也参照了深圳深汕合作区的经验。在参照过程中，既要看到托管的长处也要看到托管的短板。以深汕合作区为例，深圳市和汕头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同样的政策往往无法在两地都适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更类似于“对口支持”模式。经验地看，要想发展，落后地区的思想要更加开放，也需要落实更为开放的政策。发达地区例如深圳和昆明，由于自身发展较早，已经形成了符合自身需要的规则和规制，如果把这套规则和规制直接应用到落后地区，不仅不会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反而会限制这些地区的发展。因此，很难把昆明的政策直接搬到经济合作区用，而是要分析什么政策适合在经济合作区实行，什么政策不能实行。也就是说，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需要比昆明更加开放的政策。▎深汕特别合作区示意图（图源：深圳新闻网）磨憨-磨丁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还可以参照国内的其他几个区域，例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我最近调研时发现，浙江、江苏、上海两省一市成立了一个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理事会，理事会下面又设立了执委会，都是政府层面的协调机构。但是区域一体化通过政府层面的协调远远不够，要让企业家、企业成为主体，才可以稳步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他们又成立了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开发者联盟。当然，这些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是远远不够。如果对比粤港澳大湾区和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就会发现后两者存在各种各样的协调机构，有政府协调机构、企业间的协调机构、行业间的协调机构、社会组织间的协调机构等等，而这些协调机构往往都是自下而上的。另一个可以参考的是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因为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涉及两个国家，苏州工业园区也涉及中国和新加坡两个国家。大家现在都低估了苏州工业园区的作用。实际上，苏州工业园区是我国第一个较大的两国合作建成的工业园区，后来苏州工业园区的模式也被拓展到了全国各个地方。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可以参考苏州工业园区早期中新两国合作协调的经验，两国之间设立一个顶层协调机构，再以企业为主体推动协调与合作。只以政府为主体的协调是很难推进的。一旦涉及到主权和份额，很多问题很难在政府层面得到解决或者得到妥协，而企业间的协调是相对比较灵活的。中老之间可以考虑设立一个理事会作为协调机构，再让企业和民间机构作为发展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于1994年2月在北京签署（图源：南洋视界·新加坡）总之，我们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中老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国与老挝的经济合作一旦做好了，就可以辐射到其他国家，比如说缅甸、越南。老挝目前与中国的关系良好，双方合作模式的探索可以作为中国与周边其他国家合作模式的突破点。中国可以通过单边开放政策，做出一些让步和让利，将沿边开放作为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这对云南、对国家、对整个区域都会带来益处。★来源：大湾区评论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导读2023年8月16-18日，第4届新时代沿边开放论坛在云南昆明举行。郑永年教授受邀参会并作主题发言。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商务部在和东盟讨论3.0版的自由贸易区，但3.0版与2.0版内容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可以把RCEP、中国东盟10+1机制、澜湄合作等统筹起来，对标CPTPP与DEPA地规则、规制、标准，打造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云南可以在构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方面扮演引领作用。如果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得以建立，云南可以在其中发挥引领作用。去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研究现代化几十年来，觉得这个定义是最全面、最综合、全方位的定义，也是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这个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现代化，这个定义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如何通过高质量、高水平的开放来实现高标准的中国式现代化？大家都意识到了开放很重要，可是做起来真的并不容易。这方面，世界各国有很多历史经验可供借鉴。1美国的经验与三大开放系统美国为什么强大？大家会说因为美国有民主、自由，正如美国人所一直宣称的。但我个人觉得，促使美国强大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保持高水平的开放。即使是民主与自由，也是和开放有直接关联的。美国有三大开放系统，即开放的教育系统、开放的企业系统和开放的金融系统。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陆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任泽平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泽平宏观创始人导读近期，相关部门频频发声，房地产政策持续优化调整。聚焦当下，我国的城镇化、房地产行业进入到了什么阶段？对我们每个人又有怎样的影响？人口大迁移的趋势和房地产的新模式是什么？人口迁移任泽平：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陆铭老师，陆老师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在人口的迁移、城镇化等领域非常专业，而且研究非常有前瞻性，很令人敬佩。陆老师出了一些很特别棒的书，我们很多同学可能都知道，其中有一本叫《大国大城》，非常有洞见、前瞻性，是能够奠定江湖地位的一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本书帮大家解答了很多基本的问题。例如，我们原来试图要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镇，后来陆老师就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错的，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这样坚持下去会付出代价的。今天特别想跟陆老师聊聊关于人口的迁移、老龄化、少子化对房价的影响，城镇化和大城市究竟该怎么发展呢？还有我们的区域规划，最重要的是背后的逻辑。我们希望这次把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的规律和常识，把它讲清楚，用知识推动社会的进步。根据国际经验和基本规律，人口迁移的基本的趋势是什么？陆铭：要从出的书的角度来讲，任老师刚才讲我2016年出那本《大国大城》，其实我去年有一本书叫《向心城市》，是《大国大城》那个书的姊妹篇，关于人口流动的趋势，我在《向心城市》这个书里面做了一个非常简洁的总结，就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还有呢，在我写《向心城市》这个书的时候，我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就是人口从一个城市的外围会回归到中心城区，那么这三个趋势呢，它背后的共同的驱动力，其实就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发展会带来人的需求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因为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我们有一个词叫结构转型，就是农业的比重会逐渐下降，制造业的比重一开始在工业化阶段会上升，但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制造业的比重也会下降，然后服务业的占比它会从比较低的状态逐渐上升，一直到最后就超过制造业，并且持续上升，这个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刚讲到城市发展的背后我其实是这样总结的：农业社会时期呢，人是跟土地走的。土地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农业社会时候，经济和人口它在空间上是均匀分布的。回顾古代，人口都是从人多的地方往人少的地方去迁移，因为在农业社会时期，如果一个地方人太多的话，它就会抢占资源，以至于到最后会出现粮食短缺。人呢，就从人多的地方往人少的地方去迁移。到了制造业阶段，人是跟着企业走的，而企业，又是跟企业走的，也就是说产生了所谓“产业集聚”的现象。那么到了服务业社会的时候呢，就变成人是跟人走的。我在《向心城市》讲到城市是怎么定义的，我给了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定义：城市是为了人和人见面的地方，因为服务业跟制造业的产品相比而言，它有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制造业的产品，它的生产和消费在时空上是可以分离的。比如我买一个手机，可能上个月在河南生产，这个月我在上海买。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往往在时空上是同时进行的，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去见面，那其实城市化的进程和人不断向大城市集中的这个过程，就是因为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大城市相比较于小城市、城市相比较于农村，它更加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因为城市比农村、大城市比小城市拥有更多的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以及人口流量，其实这就是背后的道理。任泽平：我觉得你刚才讲那句话，有点文艺范了，就是在服务业时代，城市是人和人见面的地方。陆铭：像制造业阶段，人是跟机器打交道的，人口集聚就不需要像大城市那么那么多，因为很多其实中小城市的制造业挺发达的。像我们在长三角地区，像常州、宁波等等。但是到了经济再往前发展，最近我在宁波，有些朋友就说宁波当地的领导，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宁波服务业发展就不是像大家所预期那么好，他们最近有一个总结，就觉得宁波的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和人口聚集程度不够高。反过来讲，你看像现在我们到了这个阶段，如果到像成都这样的城市去，你会发现真正有活力，还有像长沙也是，最后真正有活力还是中心城区。年轻人现在大量回归到中心城区去消费。相反在一些郊区，密度低的地方，原来为了工业化时期去发展这些城市的一些模式，它的发展的动力是不足的。所以好像城市是为了人和人之间见面，听起来好像很无厘头，但是你仔细想想，服务业发展阶段，城市就是这样的，就是为了大家见面和交流。任泽平：我们观察的这个空间布局哈，有的省是单核城市，有的是多核城市。比如安徽就是单核城市，合肥一家独大，但说山东呢，就是双核城市，济南青岛都发展的很好，烟台也不差。城市的内部也存在单核和多核，比如说像山东的城市里面，临沂它的那个中心城区很强，但是它的区县就没那么强，到了潍坊，人不往中心城市集聚，它的每个百强县也很厉害。陆老师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您刚才讲，到了服务业的时代，人往都市圈或者大的城市中心城区集聚，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种不同的空间布局？陆铭：任老师您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在回答您问题之前啊，把您的问题在跟另外一个在决策层和社会公众所关注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去回答。大家可能一段时间以来都听说一个词叫“一城独大”，比如说像四川的成都，湖北的武汉，大家都觉得一城独大，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种说法，希望在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内能够扶持一个次中心的城市。任老师前面讲到，有些地方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城市。我给大家梳理下，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凡是一个省内，有两个看上去比较重要的，双头重要的城市，一定是因为这个省里面一个是行政中心，比如它是省会，而另外一个就是港口城市。我们从北方开始梳理，辽宁的沈阳和大连，山东是济南和青岛，江苏就是南京和苏州，大家注意，苏州几乎就是一个临海的城市，而它绝对是临长江的城市，然后浙江是杭州和宁波；福建是福州和厦门；广东是广州和深圳；安徽合肥是行政中心，还有一个港口城市很厉害就是芜湖，一个是地理条件好，另一个是行政中心。以前在重庆没有直辖的时候，重庆跟成都两个中心，也是因为一个行政中心，而重庆是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当重庆直辖市后，成都就一城独大了。所以一个省有一个中心城市或是两个中心城市，是地理自然条件决定的，这是城市和城市之间。那么您刚讲的就是具体到一个城市内部，那要看自然地理条件等等，这个城市分成几个中心，武汉最典型的，我们以前一直讲武汉三镇嘛，其实武汉三镇的每一个镇，放到欧洲、美国或者日本的概念里面，它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啊，武昌是个独立的城市，汉口是个独立的城市，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自然地理条件的阻隔。还有一种可能性，它是一个工业城市。我前面讲到，如果一个城市的服务业占比很高，那么它就绝对往中心城市靠拢。如果一个城市的制造业比较发达，打个比方讲，这个县级市是生产木材，那个县级市生产小五金，它每个县级市容易产生自己独特的产业，尤其是它比较发达的这个产业本身产业链比较短。我刚举的例子，生产木材的跟生产五金的没啥关系，它不需要在空间上有那么强的集聚的，但如果这个城市的产业链比较长，它需要有上下游的配合。比如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汽车城，像我们上海的特斯拉，特斯拉一旦进入到上海以后，会引起特斯拉配套的很多其他的产业在临港集中，不需要政府规划，上下游的企业就会主动去靠近特斯拉，这样就会让整个产业链它的上下游集聚在一起，会节省成本，但是我前面讲到五金和木材就没有那么强的关系了。所以一个城市内部，多个中心还是单个中心，跟它的产业链长短有关。还有一种可能性，就在一个大城市，如果一个城市很大，比如说上海。其实上海这个城市严格来说它是一个多个小城市组成的都市圈，中国的直辖市管辖面积是很大的。那这个城市会形成每一个比如郊县的这个区啊，它都有自己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的产业，那这个时候它也会容易形成多点的这个布局。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嘉定，它汽车很强，我前面讲临港这汽车也很强，而松江就是大学城，有自己相对比较独立的功能，那这个时候你就容易形成一个多点布局的，多中心的一个格局。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城市的体量不大，它没有很强的多点的产业链，上下游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的这个产业，那它向中心城区集中的趋势比较比较明显，尤其当这个城市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的时候，就会出现向中心城区的集中。任泽平：按照您刚才讲的就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的时代，产业在变迁的过程当中，其实人口是变得越来越集聚的，是吗？陆铭：是的。任泽平：您说农业社会就是把种子撒在祖国的大地上，大家种地就行了，偶尔去集贸市场交换一下物资，就这点需求。工业呢，因为有一个产业链的分工，所以有一定的集聚性，但是产业是有物理条件，可以进行区域的分工的。但是像您说的，大家要创新，要消费，要研发，这个的集聚性比农业和工业更强。陆铭：展开讲两句，在农业社会，除了刚讲到农业生产天然有分散的这个特性以外，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我们那些城市，它为什么都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县级市这个单位那样分散开来的，它跟技术有关。古代的时候，人类的运输技术就是靠马车，它运输技术很差，消耗很多，远距离运输是实现不了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城市就是周边有一块地。农业这块地的范围就正好养中间城市那些人，所以城市和城市之间，也是相对比较分散。但到了今天的这个时代，很多像蔬菜粮食都可以长途运输，甚至空运的，还有冷链技术，所以就使得人口的集聚的条件能更加强。反过来讲，刚讲的服务业，比如说这个人的需求提高以后，我们有一些服务业特别需要人口规模的集聚。比如音乐会、画展这样的行业，还有体育赛事，但是在我们收入水平不够高的时候，这些东西离我太远了，我没那个需求。但是到现在这个时代，最近疫情放开以后，全世界全中国纷纷在搞演唱会，这种就是后工业化时期人的需求。而演唱会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需要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才搞得起来，一方面大城市借助于人口规模来搞演唱会、音乐节。同时对于那些没有人口集聚优势的那些城市的人，你就通过乘高铁或者飞机到大城市消费，这时候中心城市的这种消费的产业，实际上是服务于全国需求的。今年年初，上海有一个媒体关注度非常高的活动，就是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场英国的国家美术馆的馆藏精品大展。博物馆原来都是做公益的，这个展览是首次在上海博物馆收费的，票价大概在100块钱一张左右，它的营收达到了2400w，成本1000w。我们在这个2400w营收带来的游客里面，有一半是上海以外的。我刚才讲这个展一定在上海办，第一，因为上海人多，第二，这个展在上海办了以后呢，有一半的观众是从其他城市来的，其中大量长三角的，所以这就是中心城市在这个时代的功能。任泽平：陆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那个大型演唱会，你会去看吗？陆铭：我其实去看这些东西，一方面因为我自己感兴趣，另一方面我也是要了解现在年轻人是怎么去消费，他的行为是怎样的，我到那个现场去看到那些年轻人在那蹦，举着旗子在那挥舞，我也感受一下，也是调研吧。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在讲一句话，包括我在《向心城市》那个书的最后，我讲到一句话，我这书是写给年轻人看的，我们前面讲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带来的一些趋势性的变化，包括消费结构的变化，就发生在代际更迭当中，给定个人来讲，我们的消费是有一些在小的时候带来的习惯性的这种影响的。任泽平：那么我接着来提一些有挑战的问题。刚才您说，人口从农业工业到服务业，人口是越来越集聚的，也就是城市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人口往乡村往低能级城市倒流呢？就是扭转这个趋势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大家还有很多美好的愿景。很多人说，大城市有大城市病嘛，中国还有乡村振兴，还要东北振兴。我们很多低能级城市也不甘落后，要复兴自己的城市，那么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陆铭：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缩小不同城市之间的生活质量的差别。如果我们完全让纯粹自由市场经济来起作用，政府一点事情都不做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在一个人口不断减少，人口密度不够高的地方，像开学校啊，开医院啊，那就根本开不起来。那么相对于这种状态来讲，如果政府对于人口流出的地方去进行学校、医院、养老院、道路、机场的建设，它是有助于缓解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但是它不能扭转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最终人的需求，除了人的基本需求，我刚讲到教育、医疗、养老以外，还有他很多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前面讲到一些多样性的服务业的向往。同时，从就业机会角度来讲，人的需求在大城市能够得到满足，反过来讲，就需要有人为了那些行业去工作。比如，现在的生活都离不开外卖了，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外卖本身这种服务，包括像网约车，它是有规模效应的，如果到了郊区，就没有这些服务了，外卖可能要等很久，所以它本身就是在往大城市和中心城区集中。现在我们人类面临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它取代的是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往往是在原来的中小城市，人往往有个思维习惯，觉得建了高铁后到大城市很方便，就没有必要生活在大城市。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大城市就接待了更多的游客，就需要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服务人员。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的思维往往只看到前一种，没有看到后一种趋势。我们经济学界有大量的研究证实，在基础设施连接之后，是加剧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的。任泽平：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当年日本觉得东京的人太多了，当时修新干线，希望东京的人能往大阪去疏解一下，结果修完以后，不是东京的人去了大阪疏解，而是大阪被东京给吸附了，就是“虹吸效应”。日本一共才1.3亿人，现在东京大约3700万人，还在增长中我就想到中国为什么有很多断头路，很多低能级城市不敢把路修到大城市，修过去很多年轻人就会去大城市，导致这个城市进一步地被吸走。陆铭：断头路一方面是外围城市怕，其实中心城市也怕资源往外跑。其实今天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从整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的配置角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角度来讲，基础设施连通性和一体化的发展是有利于整个国家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我们总不至于因为修了路以后人口更加集中了就不修路，这对谁都没有好处，没有任何人得益。任泽平：其实经济学含义非常清楚，如果说按照市场化、资源更有效率、城市更有活力的角度，那么人口随着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时代，人就会往大的都市圈和城市群迁移。这是经济学、城镇化的基本规律。这也会引申出很多的含义，第一，低能级城市的房价可能漫长的阴跌，大城市、中心城市的房价，比如像纽约、伦敦包括中国的核心城市的房价都非常的坚挺；第二，人口的结构，越是大城市会越有活力，但越是低能级城市，它的老龄化程度会更高；第三，越是人口流入的大的都市圈、城市群，它的创新活力会更强，而低能级城市随着年轻人、高素质的人才的外迁，它的创新活力就会慢慢的变弱；第四，按照经济学的规律，城镇化越来越往都市圈集聚，包括年轻人、高净值人士，就会导致区域发展的差距实际上是越来越大的。是不是这样的陆老师？陆铭：最后一句话需要做一个补充，就是我们怎么理解差距，是总量差距还是人均差距，总量差距是不断扩大的，但是人均差距不是。任泽平：比如很多东北、西北的人走了以后，它释放出了很多的自然资源，人均GDP反而可能上升了。陆铭：对的，我们必须回到数据里来看，不管是在欧洲、美国、日本还是我们中国的数据里，地区和地区间的人均差距不断缩小，全国范围内地区间的人均GDP、城乡间、地区间、南北间、东中西之间、一个省内部的不同城市之间的人均差距全是在缩小的。任泽平：实际上放开人口的流动地区差距是缩小的，而反过来非要固化、束缚它，那地区间人均的差距反而是拉大的，这就是市场的伟大之处，市场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最有效的方式，在我们的城市化、人口的迁移也体验得淋漓尽致。陆铭：对的，就是如何理解平衡的问题，这个就需要我们去克服传统思维。因为前面已经讲到农业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变化的这个阶段，我们因为带有大量的农业社会的思维，总觉得人口流动会带来地区间的不平衡，但其实在现代社会里，人口流动反而带来的是地区之间的平衡，就是人均的平衡。但也的确跟农业社会时期的空间均匀分布的状态是反的，现代社会是集聚的，但地区间人均的差距是缩小的。任泽平：陆老师刚才讲，人在进入后工业时代、服务业时代，往大的都市圈、城市群迁移，这是不可对抗的趋势，这是大自然、市场化提高资源配置交流的法则。陆铭：一是人均的差距会缩小；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生活方式会不同。因为前面讲的那种趋势会让很多人对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未来觉得很灰暗。其实并不一定，最后人和人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都会出现生活方式的差异化。在大城市能够享受的就是活力创新、消费的多样性，比如文艺，但是大城市的代价就是房价高、生活成本高、生活节奏快、通勤时间长等；在小城市或农村是享受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安静、简单、生活成本低，但是可能会比较单调。不同的人就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即便在发达国家，虽然人口像纽约、东京周围集中，但像美国和日本也有很多安静、非常美的小城市。对于生活在小城市的人，如果偶尔想热闹一下，就跑东京、纽约；对于大城市的人，如果觉得大城市太闹，就跑到北海道去度度假。从不同的居民角度来讲，可以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方享受到不同种的生活组合，大城市负责挣钱、创新，小城市负责诗和远方。任泽平：以后有没有可能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年轻时候在大城市追逐梦想，到老的时候去小城镇享受生活？陆铭：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有，比如到云南，会看到大量北京人，海南就有很多东北人。因为美国的历史的原因，美国就更加明显，它的东北部经济是比较发达的，比如纽约、波士顿，但美国东北部有一个特点就是天气特别冷，所以美国有大量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在纽约、波士顿，等到老了跑到迈阿密去晒太阳，迈阿密现在就成了美国人养老的地方，而且房价很贵。随着经济发展再往下推进以后，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他选择不同的地方去居住，有些地方会变成养老圣地，特别像中国南方有些气候比较好、冬天没那么冷的地方，可能养老就是非常重要的产业。任泽平：日本刚才我们讲的很清楚了，日本人口是源源不断地向东京、大阪、名古屋迁移，东京尤为明显；韩国是5000万人口，2500万在首尔都市圈；那我们来看美国，美国在过去上半年也是往三大海岸线迁移，所以广阔的中部地区就变成了“铁锈州”，所以房价的差距也是巨大的，一个house在三大海岸线可能就是几百万美元，那中部地区可能就几十万。那您觉得未来中国的人口的空间第一个是迁移的趋势，第二个的空间布局是什么？陆铭：从迁移的趋势角度来讲，中国人口迁移方向不是在沿海地区，那就是在中国的中西部和东北的大城市周围，人口普查的数据是非常清楚的。在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中间十年，很多人以为这个趋势会逆转，其实没有逆转，甚至是加强的。随着我刚刚讲到的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这个趋势还会不断地往前演进，所以它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跟美国、日本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的差别，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单面临海的国家，美国是三面临海，日本是岛国四面临海，英国也是四面临海，俄罗斯的海岸线非常长。中国在我们地理教科书说是海岸线很长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总面积大，但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海岸线跟国土面积去比的话，相对来说，我们在大国里的海岸线长度没有那么长。中国还有一个特点：中国北方，尤其东北天气很寒冷，冬天到了河流和有些沿海的港口是结冰的，所以东北对于发展一些外向型的制造业就比较不利。任泽平：好的，那就是说请大家留意，如果说大家要买房子，可以注意往东南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尤其是这些大的城市，因为它人口在源源不断的集聚。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框架叫：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跟着人口流动去买房。现在中国的城市的迁移包括房地产面临着一个挑战：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加速到来。我们生育率现在只有1.15，最近说今年有可能会跌破1.1，现在中国的生育率在全球是倒数的。欧美的国家都能达到1.6到1.8，日本是1.35，我们可能只有1到1.1，今年还不排除能跌破1。那么问题来了，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到来会对我们的人口迁移、区域的房价等会产生影响吗？陆铭：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首先任老师您先自己发表一个评论，因为我也注意到您一段时间以来跟梁建章先生，就在呼吁就要对于低生育的政策采取一些措施，您先谈一谈，然后我再谈谈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或怎么办。任泽平：其实中国现在的生育的问题还是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后来我们在研究房地产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人口的问题。给大家说几个数据，第一个，我们现在14亿人口的一个大国，每年的新生儿已经跌破1000万，今年很多人预计可能就800、900万，而且还在下滑；第二个，我们的每个育龄妇女才生1.1个孩子，但这是去年的数据，今年有可能会跌破1。不仅是老龄化少子化，还有不婚化，这一代年轻人结婚率在大幅的下降，离婚率在大幅的上升，这对我们的民族的复兴包括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有年轻人的地方才会有创业创新的活力，所以世界上最好的独角兽企业在中国、美国、印度，但是都不在欧洲和日本。所以我有一个观点，当年日本失去20了年，不是金融战败，也不是房地产泡沫崩盘，而是老龄化、少子化，是人口战败。现在我们如果采取一些手段是可以扭转的，因为国际上是有经验的，我跟一些专家学者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叫育娲人口，做独立的研究。有些国家采取真金白银的政策，比如像欧洲，每孩每月是补两三百欧元，它是可以提升生育率的。我们的普惠的托育福利就0到3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知识女性不愿意生孩子，因为直接使她在职场上失去三年机会。像法国公立托儿所可以覆盖50%以上的婴幼儿，我们只有4%。还有就是辅助生殖纳入社保，比如试管婴儿等，还有就是加强对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要呼吁改变中国的人口的这种生育率下滑的趋势，办法并不复杂，就是出台真金白银的政策，真正地缓解降低我们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如果说未来老龄化，少子化不断的加重，我们的经济增长、房价、社会的活力、创新都会面临挑战。但如果说我们下定决心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拉回到1.6或1.8，中国经济长期的潜在增长率和社会的创业活力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和恢复。陆铭：我觉得从人口出生的出生率下滑的趋势角度来讲，您已经把原因还有解决的办法讲的非常完整了，那我再补充几个观点。第一，关于中国的出生率的下降，我觉得一方面是趋势，还跟近期的经济形势不好有关。还有比如中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们养孩子的成本，里面包括了教育和住房，要让生育率能够止跌回稳，要从生育之外去想办法，比如我们的公共服务能够更加均等化，家庭的教育成本和居住成本，能够通过更多的公共政策来把它降下来，或者不要涨得太快，其实可以形成生育友好型城市。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讲，在大城市的公租房、廉租房的政策其实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因为谈到房价了嘛，就是在大城市持续的增加土地和住房的供应，能够让房价稳住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人口的总量、出生率下滑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国家在考虑的问题就是延迟退休年龄，我想可能是有很大的争议，但这要看你看问题的角度，如果站在个体角度肯定很多人都不愿意。但从国家发展角度来讲，我们今天退休年龄是在1950年代制定的，那个时候，刚刚结束战争，其实我们的预期寿命只有40多岁，到今天你想我们的预期寿命已经77岁，所以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在制定政策，慢慢要去延迟退休。任泽平：而且我给大家补充一下欧美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到67岁，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的法则。陆铭：如果在工作的一代推迟退休年龄的话，对养老来讲就是个支持，它是一个代际利益平衡的过程。再接下来的一个办法就是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过人口的质量红利来对抗人口数量红利的减少，实际上是发展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还有就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有关的，中国的老龄化趋势是在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受到压抑的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长期以来有户籍制度，劳动力流动没有那么顺畅，中国的城市化率是跟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相比较而言，实际上我们是偏低的。一直到今天，我们城市化率大概65%-66%这个样子。我们仍然在保持一年一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大家想，如果要是在未来的20年，中国城市化率如果能从65%提高到85%的水平，什么概念呢？85%就是今天发达国家普遍达到的这个水平，我相信中国也会慢慢从发达国家变成中等发达国家，那我们城市化率也迟早达到85%甚至更高的水平。人口空间上的变化，实际上是可以对冲总量的人口下降的过程，换句话来讲，就是你只要人换个地方，他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就可以缓解我们刚刚讲到人口总量红利下降的影响。我们在《强城时代》这个书里其实就讲到了中国今天的人口在空间布局的变化，就是有一些大城市，它不光是总量高，劳动生产率也高。而相反的在县城，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化。有的县城像昆山，它靠近大城市，那么它就融入了大城市的发展，它人口可以达到200万，但中国最小的县城只有8000人。像昆山这样的，人口还有增长的可能性，但有些城市就会出现人口的外迁，特别是一些资源枯竭性的城市，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就看到它比较负面的方面。其实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迁移，恰恰可以对冲掉人口总量的红利下降的负面影响。真正要解决问题，不是说你要把这个人口的流动趋势给阻碍掉，而是说当人口往大城市集中的时候，你怎么去在大城市去建设一个生育友好型的城市。您刚刚提的很多建议，可以让生育率不要降那么快。这些事情全部做了以后，全世界范围出现的趋势仍然是生育率会逐渐慢慢下降，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是说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让它不要太快的下降，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任泽平：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一个是人类社会从农业到工业到服务业，人口的迁移实际上是不断的往都市圈的，往大的城市化越来越集聚的，即使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服务也扭转不了这个趋势。为什么呢？因为越到服务业的时代，人和人之间越要更加紧密的交流，并且有规模效应，它有利于创新，有利于资源配效率的提升，有利于服务业的各种各样业态的发展。那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一，跟着人口流动去买房，房地产长期看人口，房价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一定要是看人口流入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区域经济的活力也会拉大，这是一个经济的自然一个规律；第三个，并不意味着人均的GDP水平、人均的生产生活水平会拉大，因为有的城市人口迁出了以后，人均的耕地面积，人均占有的资源，人均的住房面积反而提高了。人往大的都市圈、城市群集聚，对大城市是好的，对那些低能级城市也是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伟大之处。然后刚才那个陆老师还讲了一个特别文艺，但是又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城市的规划多咨询九零后，零零后，因为最终城市是他们的，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友好，更有活力。城镇化和房地产新模式陆铭：任老师您前面也介绍了，在那个时代很多人对大城市抱有敌意，大城市很多病，认为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小城市衰落、乡村衰落。所以在那个时代，我写《大国大城》呼吁要为大城市的发展要松绑。但是，这个书写完以后呢，大家对于大城的理解又出现偏差了，很多人把大城就理解为，那我就要通过政府政策去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张，其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土地扩张，你看我们很多城市，拼命造新城。然后我们在《强城时代》这个书里就提到，你一个城市光大不行，因为坦率讲，在中国这个时代，中国这个体制下面，你要争大也容易，你就不断去征地、你就不断去借债，结果就会发现这种模式不利于效率的提高的。在《强城时代》里讲到一个城市不光要看他的大小，还要看他的效率，那么在效率指标里面呢，又特别强调一个城市的土地的利用效率，还有劳动生产率。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城市，体量很大，但它的土地利用效率并不高，就属于那种把城市摊的很大，但它的产出被这个土地面积平均以后，就资源很浪费。还有呢，就是劳动生产力不高，人倒是多了，但劳动生产率不高，那说明这个城市的创新的活力它不是很强。那么反过来讲呢，有一些城市，特别在长三角一些城市，它排名就很抢眼。比如说像常州，常州可能在社会公众的认知里面只是一个中等城市，其实常州最近这些年，他的创新非常好。有一些高科技产业拿了很多专利，所以如果按照这个专利这个指标来看的话，常州的创新能力还是蛮强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非常棒的，那么这就提醒我们什么呢？到了今天这个时代不能贪大。有的城市该大呢，要给它松绑，那就是像上海，有的城市如果你的地理条件不是那么好，你也不要贪大，你更加应该注重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这个就是我们在强城时代里面的一个核心的思想。我们在《强城时代》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在城市群的发展里面，你看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中央层面在讲要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带动力，这个大家已经有共识了，但是我们在书里讲到，其实每一个城市群他都已经分化成了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地，我们前面讲的是全国，但其实你看长三角，似乎应该是大家人口都在增长，其实不是的。我们如果看长三角人口增长它基本上有这么几个区：第一块是上海周边，上海，昆山，太仓这些地方人口是正增长的；第二块，是沿着浙江沿海，比如从上海往南到杭州，到宁波，再往南，比如说台州、温州这条线它是正增长；第三块，就是沿着长江比如说苏锡常再到安徽，安徽有一个地带，我们把称之叫“皖江都市带”，实际上是长江流经安徽这块地方，因为长江到这块地方它很宽，它的港口条件非常好，所以大量制造业，现在在往比如说芜湖啊这样地方去集中，它也形成了人口正增长，安徽再加上合肥有高科技产业。除了这些地方，大量的苏北、皖北和皖南，实际上人口是负增长的。广东也很有意思，广东在第六次到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里面，它从1亿人口变成1亿两千万，增加了20%。其实广东的人口增长就布局在珠江口那一圈，粤东粤北粤西人口都是负增长的。这颠覆了我们很多认知，我们以为整个广东省每年新增几十、上百万人，其实只有局部的区域几个城市人口净流入的。我再回应一下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一个问题，我做过广东省内的不同城市人均GDP差别的变化，你看它人口虽然在向珠江口集中，但是广东不同城市之间人均GDP差距实际上在缩小的，它符合我们前面讲的大的规律，也就是说一边集聚，一边实际上是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然后呢，再往县的这个层面就是分化。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我们在《强城时代》书里面，专门有一章就讲到了这个县城的分化，既有像昆山这样的200万的县级市啊，也有像东北有些地区，西南有些地区，一些县级单位人口有的是负增长，有的规模很小，像我前面讲的最小的县城只有8000人。所以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讲县城的时候，我们在经济学界有人说我们要发展到县城去办大学。所有这些讲法都忘了一点：中国的县城差异太大了，你办大学到哪办啊，如果你讲的是指到昆山去办，那我可以告诉你市场经济的力量，杜克、西交利物浦都在昆山办学了，所以在中国讨论笼统地讨论要去发展县城，其实没有意义的。在去年的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有一个关于县城发展的指导意见，我们在《强城时代》这个书里就特别做了一个回应，那个文件里面就讲到中国的县城是要分类发展的，那么他就讲到有些靠近大城市的县城叫要融入大城市的都市圈发展，这是第一类。第二类讲到有一些有特色产业的县城，那么要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比如说有的城市制造业很强。第三、四类是农业主产区和生态保护区的县城，那人口要向县城集中，外围产业可以规模化。第五类县城其实就是人口是绝对负增长的，其中有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比如它原来有个煤矿，然后煤矿挖没了，所以这些地方，硬要让人待在那里，其实没有意义的。就是让人去追求自己有收入和有就业机会的地方就好了，一个大国的统一市场就要实现这个目标嘛。任泽平：今天陆老师给我们带来一本书叫《强城时代》，这是告诉大家，就是未来整个哪些城市会崛起，哪些城市会没落，但是没关系，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且，他对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对我们每个人福利的提升都是有好处的，不要对抗规律，对抗规律都要付出代价的。陆铭：我特别想讲一句话，我可能打断您了，因为我觉得不要对没落这件事情太悲观，其实每一个城市都要在规律当中找趋势，而不要去对抗规律。有的小城市好山好水也挺好的。有些人口流出的地方是有自己新的机遇的，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看西北的有些荒漠地区它在发展新能源产业，因为那些地方阳光很好啊，然后大面积荒漠，然后放什么呢？放那个太阳能发电电池板，你想这些产业如果你放到上海和北京来发展，怎么发展？这就是它的优势，因为没人，它就可以去放大规模的那个电池板。然后有了这样一个新能源产业，有些中国有些电池生产企业他就往那边搬，这就是所谓的没落的地方的机会。任泽平：陆老师，你看大部分其实还是选择了去大城市，因为我们当时直播间里大部分的同学可能都相对比较年轻了，都是社会的这个年轻的力量，这年轻人还是向往去大城市好？陆铭：这里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总是有一种误解，年轻人总是觉得好像，大城市的发展是我们这些经济学家的主张，其实不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经济学要做的事情是告诉你人为什么会选择去大城市，然后把这个选择上升到经济的规律，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对未来发展的趋势能够有所理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其实我写的很多书，是非常希望有一个群体能看到，就是自己老家是在农村和小城市的人。你看我们很多从农村出来的朋友，他有一个行为就喜欢到老家去造房子。因为农村居民就是觉得，我回家造房子能光宗耀祖，但其实在我前面讲到的趋势之下，在农村造的房子很多都没有用。现在很多的一些小城市，它的房价都只有几千块钱。在一些大城市比较偏远的地方都还有1万的房子，你想你几十万实际上都已经可以买一个，如果老家造的房子最后空着，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不光是对自己是浪费，其实对整个国家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今天在农村地区出现了一个现象：一方面，人口往城市跑，另一方面我们农村的房子越造越多。我们一直到今天，国土资源的第三次调查还告诉我们，在农村地区以居住点形式存在的这个建设的面积，是我们今天整个城市面积的两倍，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啊。这个大家可能觉得很难理解，但是其实也不难理解的，大家想我们城市的楼是怎么建，城市楼是建楼房的，但农村地区楼它是平房，所以那里人是铺开的。所以其实在农村地区是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而城市化是节约土地的。一个农村居民在今天的制度背景之下，很可能是同时“占”了三块地：一块他在老家有一个宅基地，甚至还在造新房子，第二块地他挣钱到老家县城里买了个房子，第三块他在今天在大城市打工，在城市里租房子。实际上，这是我们的制度导致的，三边“占地”，其实只用了一处，对个体和国家都不是最优的。任泽平：我们就往下深入聊一下。一个是农村的地退不出来，不能变现，不能资本化。第二个，城市不给他户口，不给他平等的教育医疗。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户籍制度，医疗社保等等需要做出哪些改革呢？能让“三边占地”这种巨大的浪费得到改变？陆铭：一方面就是要让这些已经在城市里面事实上居住下来的这些人，尤其是长期稳定就业和居住的人，要在人口流入的这些城市能够留下来，然后能够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子女教育，还有廉租房、公租房。你一旦让他在城市里住下来以后，——我还特别强调，就是他是自愿的，你不能强迫他，但你要给他创造这个制度的可能性，——那么他留下来以后，他就觉得老家那个地方他不回去了，那对于他闲置的宅基地，我们在呼吁的就是农村的宅基地要有相应的改革，可以让他把农村的宅基地变成一个可携带的资产。一种就是他老家的宅基地闲置了，但他老家还有产业机会，他可以把这房子租出去，也可把这房子卖出去，或者给一些公司去发展民宿和旅游，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就是人口绝对的负增长以后，他农村的宅基就完全闲置了，今天我们在农村很多宅基地，甚至那上面的房子已经破败倒塌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把农村的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可以增加农业用地的面积，也有利于粮食安全。反过来，那个宅基地所覆盖那个面积呢，变成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一个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让他能够带到他今天居住的生活的那个城市去落户，然后把这个指标变成一个可以变现的、可携带的资产，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呼吁的改革。最近是户籍制度改革，国家推进得比较明显了。尤其在七月的时候，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公安部发文，要推进特大和超大城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所以最近户籍制度改革大家可以乐观一点。后来江苏和浙江就跟进了，除了少数的像南京、苏州、杭州这样的大城市，那基本上全面放开。而且我可以跟大家非常乐观的预期，接下来就是广东，广东正在研究相应的方案，除了少数大城市以外，可能就全面放开。那最后就是北京和上海，我觉得大势所趋啊，就是当其他城市都更加放松的时候，北上也会慢慢的会有所放松，乐观一点来看啊，当然这个要就落到地才知道。那么再往下的改革其实就要深化到土地了，等到户籍制度改革到位，流动人口可以相对来说在一些城市稳定，尤其是长期在这地方工作和就业的这个人群能够稳定在大城市落户的话，那么他在老家的宅基地闲置出来以后就可以实现更加自由的交易和转换了。很多人把这个理解为我们是不是主张去动农村的土地？我们讲所有这样的改革都建立在两个事情的基础之上，第一是自愿，你要为愿意放弃老家的宅基地的人提供一个可能性，第二是有偿，而不是说你就直接把这个宅基拿过来，不是这意思，是要有个市场的定价，一定要有这两个条件来保护农民利益。任泽平：谈到户籍制度放开，世界上有户籍制度的国家已经不多了，但是我们号称不要出现大城市病，防止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大城市还是户籍制度是管制的，那您觉得中国的户籍制度能不能一下把它放开它？陆铭：一下放开肯定不太可能啊，为什么呢？应该逐步的放开，从中央层面角度来讲，现在政策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已经是这样讲的，最后中国的户籍制度会逐渐全面放开，是一个就是叫常住地的登记制度，他后面不跟着什么上学，医疗这些东西都不能附着了。最后就实现什么呢？叫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你只要是常住人口就能够平等享受公共服务。至于你在一个地方居住多少时间能叫常住人口，并且能够平等地享受服务公共服务呢？它有个渐进的过程。那大家肯定会问我，那既然你讲户籍制度要解放，为什么不一下放开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啊，城市长期以来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比如说学校没有建够，那现在如果一下子放开，就算思想特别解放，一下子放开，那上学的人数会大大超过学校的数量。所以学校慢慢建，医院要慢慢建，还有轨道交通要慢慢建，最后让一边供给在增加，一边户籍制度的门槛慢慢放，能够让有一些相对来讲在城市稳定居住的年限更加长的，社保缴纳年限比较长的人，先优先满足这部分人去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然后逐渐过渡到我们刚刚讲到的完全按常住人口来配置公共服务，这个是需要时间。具体要多长时间我也很难预测，就取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供给增加的速度和改革的进程，但是方向是好的。任泽平：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未来逐步的放开我们的大城市，你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大城市，你觉得能够吸纳多少人口？陆铭：从国际上的发展的经验角度来讲，我觉得大家不要希望我给出一个具体的数据，但是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是北京2300万人，上海是2487万人。我现在要给大家讲两个事：第一个事是看看国际，在东京都市圈的核心地带，一个半径50公里的地方呢，它容纳人口是3700万，那50公里什么概念呢？我给大家两个类比，如果是以北京比的话，50公里就是天安门广场到大兴机场的距离，就是50公里，那么上海呢，50公里相当于从人民广场到了昆山就是50公里啊，就已经跨越北京和上海的这个边界的，那么在这个范围之内呢，东京是可以达到3700万的。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参照系。第二，我就要告诉大家，在中国的上海，还有像广州深圳这样地方的条件其实比东京要好很多。一，淡水资源。二，上海基本上没什么山，广州和深圳还是有点山的，但是山的面积跟东京都市圈的西边山地没法比，主要是平原。三，东京在地震带上，它的楼不能造很高，我们其实没有这个问题的。未来随着城市的发展，按行政区划来统计人口其实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关注的实际上是都市圈的人口。所以未来要讨论城市人口，不是讨论北上广深人口，而是要讨论北京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广佛都市圈、深莞都市圈的人口。我们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承载力完全可以达到，因为东京都做到了。甚至你看广东现在最近在建第二条广州到深圳的轨道交通，从都市圈的意义上来讲，未来可以考虑在珠江口这地方诞生一个广佛深莞大都市圈。按照现在的面积，我前面已经报了数给大家了，广佛2800万，深莞2800万。任泽平：大家今天就开开脑洞了，陆老师给我们讲，未来中国将会诞生三千万到四千万这个体量的都市圈，城市的地理边界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它的经济、产业的关联度形成了一体化、同城化。那人都往这些大的都市圈集聚，西北、东北这些城市怎么办？陆铭：其实就是要在趋势里面找到自己的机会，比如说有的县城，它有自己的特色产业。现在有些地方，发展自己的边境贸易、边境旅游，小而美。有些就是去顺应人的新的需求，比如说旅游的需求。我们以前觉得，荒漠地区没机会，结果现在都在搞小众的电影节，搞徒步旅游等等。它有些新的机会。还有我前面举到新能源产业，布局光伏，也都是它的机会。所以不要每一个城市都千篇一律去贪大，而是要找到自己独特的优势。任泽平：我在这里也分享一个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大家知道我一直讲，跟着人口流动去买房，房地产长期看人口。其实我和陆老师这些年一直有共同的观点，就是呼吁中国的空间规划、国土规划都市圈城市群化。因为它会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节约土地和资源，更能为那些有梦想的年轻人带来机会。我们要尊重经济的基本规律。越是大的城市，它代表更先进的文明，这是人类对文明的向往。不要通过人为的一些政策把这些有才华有梦想的年轻人再退回到农村去。我们这一代的读书人、知识分子，有责任普及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和规律，用知识来推动社会的进步。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过去的这几十年，中国在空间规划上分两派，一派是小城镇派，观点就是控制大城市发展，重要城镇区域均衡发展，抱着良好的初心，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也就是大城市病。另一派就是要尊重城市化的基本规律，都市圈城市群化。小城镇模式和都市圈模式为什么这几十年论战不休？甚至一度小城镇派还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空间规划？比如说我们曾经就设置了很多大城市发展的控制性的指标，人在不断往大的都市圈流入，而又不给它供地，直接导致了大城市的高房价，医疗和学校资源不足。要发展中小城镇，给它供地，导致房地产的高库存以及基础设施的过剩。您怎么看的这个问题？陆铭：用一个比较时下流行的说法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什么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是人民自己选择出来的，还是政策制定者给人民的？如果你觉得人民自己知道什么叫美好生活，那就为他的选择创造条件。如果你认为人民是不知道什么是美好生活的，那么你就会去计划人的生活。这个基本的逻辑想明白以后，我就能回答大家的问题了。我们原来的这种思维方式，受到两件事情的影响。一是农业社会，人是均匀分布的，所以古代的时候特别怕有些地方尾大不掉。如果一个地方特别强，甚至会担心是不是会产生社会动荡。在农业时期形成的这种思维是有惯性的。那么第二个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来自于我们的规划学界。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规划思维是学前苏联的，甚至到很微观的一些方法。强调规划式城市建设，低密度宽马路，给城市进行计划式的功能分区，强调产业和居住要分开。这些都是前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改变永远是渐进的，不是突变的。其实规划学界内部也出现了很多的分歧，有些人被称之为新城市主义，他们是能够看到密度的重要性等等。这时候，中国又叠加另外一件事，就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都有一个最大化本地GDP和税收的行为，每个地方政府都觉得，我要产业、人口、税收。这么一来，每个地方都希望自己要有人口、建设用地，人口流出地希望能够把人留下来。反过来，在人口流入的地方，大家就觉得交通拥堵、高房价、污染，全是人多导致的，而且是外地人导致的，因为他们在增加人口流量。实际上这些看法都有问题，我在《向心城市》里系统地做了梳理。上个礼拜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大家开玩笑说到，在我们国家让人理解到人口密度的重要性非常难。高密度地方理解不了，低密度的地方也理解不了。所以导致高密度地方在控制密度，低密度地方在扩张，两边都出问题。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强大的思维惯性。再加上我们对于现代经济密度的重要性的不理解，叠加地方政府最大化本地的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冲动，几个事情综合导致了前面讲到这些思维方式。但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仍是在往前走的。经济在往上发展，产业结构在不断变迁，最后还是抵不过经济规律和人的选择。因为最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定是由人民自己来选择的，而不是你或者我去说出来的。这个是检验实践的唯一真理。任泽平：今天我们很多同学被陆老师实力圈粉。虽然您的很多观点我以前都很熟悉，但是今天仍有很多新的思考。最后还有一个有点挑战性的问题想跟您交流，就是中国会不会重蹈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的覆辙？对于中国的房地产软着陆有什么好的建议？陆铭：日本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候出现房地产泡沫，其实它的背景跟中国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我一直有一个说法听起来有点戏谑，我说日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因为日本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它没有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当日本进入到80年代末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然后出现人口老龄化。在工业化、城市化期间，因为日本经济强劲，它积累了大量的资产泡沫。一出现日元升值，加上老龄化，经济发展动力弱了，所以就出现了泡沫破灭。但我还有个说法，叫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机遇。放到房地产市场上来看，我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房地产价格的分化，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反正当它出现房产泡沫的时候，一定是大城市也有泡沫，小城市也有泡沫，要跌一起跌，要涨一起涨，中国是没有这个事的。如果按照我们对泡沫定义的话，哪个国家会是一些城市有泡沫，一些城市没泡沫，甚至泡沫越来越小？而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大城市房价持续涨，小城市反而房价往下跌？原因就在于供求错配。我们在这过程当中，甚至有些房地产企业吃亏了。像最近某大企业出问题，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大量在三四线的城市拿地造房子，最终就走向今天的局面。所以中国跟日本的房价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儿。展望未来的话，您刚刚讲，房地产今天的困局可不可以软着陆？我的观点很简单，在人口流入的地方就多造房子，让能够买得起房子的群体不要买得太贵。在人口流入地方，还有一些群体可能买房子买不起了。那么这部分群体，通过公租廉租房的系统，居者能够有其屋。这里的有是指有居住的地方，但是并不一定要是所有权意义上的拥有。可能采取一些类似于像共有产权房，在大城市能够解决他的居住问题。中小城市就要看它人口流出还是能够继续增长。坦率讲，最后解决这些人口流出地方的住房库存就是慢慢拆房子。有些外围地方的人口，逐渐向中心区集中居住，偏远地方的房子可能就慢慢拆掉了，这就是未来中国的软着陆。这个过程很可能要持续十年甚至二十年时间，慢慢去变化。经过我们多年的呼吁，应该说到现在政策层已经接受了。特别从2020年以来，中央层面一直在提一个词叫因城施策，一城一策。这个政策就是从前一段时间大家很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严重泡沫逐步调整过来的。如果高房价就等同于泡沫这个判断是成立的，那就要去打压需求，因为泡沫是由需求过度，非理性导致的。现在的政策已经转化成因城施策，一城一策，实际上就是在回应我刚刚讲的问题。有需求的地方就增加供应，没需求的地方相应减少供应，来实现房产市场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任泽平：陆老师讲的特别好，因城施策其实就是实事求是，尊重规律。您这个观点跟我是高度一致的，就是中国房地产根本问题是供求错配，人地错配。因为人是需求，土地是供给。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按照市场的方式是有办法的。只要我们尊重规律，人地挂钩，供求就平衡了，就可以解决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和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问题。今天特别感谢陆老师，我们回顾一下，他大致讲了几个方面：第一个，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服务业社会，人口是不断集聚的，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和趋势。用陆老师的话说，城市是什么？是和人和人之间交流的地方，越到服务业的时代越是如此。第二个，即使我们互联网技术发展，包括我们可以在低能级城市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仍然无法扭转这个趋势。因为在大的都市圈，它有规模效应，更节约土地，更有活力，更能为那些年轻人带来梦想，是更先进的文明。而且它符合市场经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基本逻辑。第三个，在人往大的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过程当中，房价会越来越分化，城市发展的总量也会越来越分化，但是人均的生活水平或GDP可能是趋同的。第四个，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大国大城、强城时代来临的基本规律，中国将会在长三角、珠三角诞生三四千万人口的大的都市圈。这代表着我们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有活力。第五，于此所带来的是什么？未来我们的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要逐步开放。第六个，对于东北、西北以及低能级的城市，人口迁出就是坏事吗？也不一定，很可能是好事。它们可以在功能、产业上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分工，获得在国土和空间上的合理定位，反而释放了压力。第七个，过去小城镇模式和都市圈模式论战不休，现在是该尊重规律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尊重人不断往大的都市圈流入的基本规律。人流入了给他供地，人跑了就别供地。中国房地产根本的问题是供求错配、人地错配，所以解决它的办法就是尊重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基本规律。人地挂钩，供求平衡，因城施策，一城一策。最后，如果说能够采取这种科学理性的方法，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免像90年代日本那样的泡沫的。我们有空间、有机会，而且还有像陆老师这样带有科学家的精神、建设性的态度、家国情怀的学者，所以我选择相信时代的力量。感谢陆老师，也祝福大家。★来源：泽平宏观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姚洋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近期一些大型房企出现流动性危机，再次引发各方对房地产市场的担忧，高速增长多年的楼市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8.5%，已经连续十几个月处于负增长，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速，为何调控政策不断，但效果依旧不理想？楼市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分化，买房还能增值吗？8月22日，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在《有识》栏目对近期房地产市场做了解读，他认为，房地产依然是一个朝阳产业，现在的下行只是暂时的，是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目标导致的结果，如果及时进行政策调整，预期与信心都会恢复。以下是问答实录问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7717亿元，同比下降8.5%；其中，住宅投资51485亿元，下降7.6%。房地产投资已连续十几个月负增长，如果今年地产无法恢复增长，会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速？姚洋：房地产投资低迷，对经济复苏的拖累很大。我们到购物中心、景区去看一看，或者坐高铁、坐飞机，会发现人流量很大，消费好像起来了，但这种消费有一个限度，不可能太大。消费起不来，我个人觉得与房地产整体下行程度太大有关系。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有多大，有人计算是17%，房地产对GDP的直接贡献大概是8%，但上下游相关产业链还有9%。大家购房，不仅仅是买房子，还要装修、买家电、家具等，在大城市一般装修一套房子需要30万，所以房地产是一个很大体量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投资连续负增长，房地产增加值到底跌幅有多大，没有具体的数据，但从过去两年的情况看，平均每年估算跌了10%。这意味着什么？房地产对GDP的整体贡献是17%，如果下跌10%，那就拖累GDP增长1.7个百分点。为什么我们看到统计数据还不错，但是企业的实感不强，房地产下跌造成的需求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问恒大、融创、碧桂园等民营房企巨头都遇到了流动性问题，而在今年拿地榜单中主要都是央国企背景，未来房地产市场会形成怎样的格局，会不会出现“国进民退”的大分化？姚洋：民营房地产公司融资出现了困难，是因为房子不能及时出手。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转不动了，银行就不给贷款，这其中房子卖不动是最大问题。不能说所有房企都出现了问题，有些经营还是不错的。现在很多房企出问题纯粹是因为经济大环境不好，需求减少，房子卖不动，导致现金流出问题。房地产企业现金流出问题，银行就停贷，一停贷企业就无法运转，由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民企流动性出现问题，没钱买地，地方政府要发展，就把土地卖给国资背景的房企，甚至这其中也不排除左手倒右手的嫌疑，就是政府要求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把地买下来，但未必去盖房，造成“虚假繁荣”现象。大量国企背景企业拿地，民企退出，我想这是一个短期现象，未来的地产行业，不太可能都是“央企国企的天下”。问今年以来，楼市出台了很多调控政策，甚至存量房贷也在松动，但为什么都不见效？市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人建议，应当给予开发商更大的自主定价权，允许开发商以降价促销的方式展开自救，以尽快回笼资金。你有什么政策建议？姚洋：现在的房地产政策有一些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混淆，把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混在一起，想用短期的办法解决长期的问题。从长期来说，房地产要回归常态，回归以居住为主，同时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房子主要是用来住的，不过，也不能否认房地产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一种不动产只要标价，就会波动。经过这一轮洗牌，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在下降，老百姓也慢慢明白了，把资产押注在房子上，恐怕未来增值空间没有那么大。房子主要还是以居住为主，这其中也包括改善性居住，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但过去两年对房地产的调控，试图以短期的方法达到长期目标。比如“三条红线”，银行对房地产的贷款，包括对企业、购房者的贷款，都有一定比例约束，比如针对开发商，银行放出去的地产开发贷款不能超过总额的15%。过去两年，房地产行业的负增长，我个人觉得是政策造成的，并不是房地产自身规律导致的。有人把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比作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一个相似点是，日本在90年初房地产泡沫破灭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破灭了，中国会像日本经济一样，陷入长期衰退。我觉得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房地产泡沫、负增长，是政策有意调节形成的。它就是要用一种比较激进的、短期的办法，也就是收紧信贷，把房地产的预期调回来，一方面不能让开发商用无穷的资金建房子，另一方面，也要让购房者明白房地产的金融属性过重，不能期待房价永远涨下去。所以，这就是房地产为什么下跌的最重要原因。这个窗户纸要捅破，捅破了有什么好处？第一，这是政策调控造成的，现在需要再调整回来，解铃还要系铃人。第二，要让国际上明白，中国经济现在的下行压力不是中国经济本身的问题，是政府部门想对房地产进行调整造成的，中国经济还是很有希望。只要我们的政策再调回来，中国经济增长是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用短期的办法解决长期的问题，思路是不对的，会拖累经济发展。房地产企业现金为什么不足，民间投资增长为什么零增长，是因为预期太差。我们一直在强调增强民营企业家信心，但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经济要增长，他们企业的营收、利润要有所增长。如果，营收都是负增长了，利润就更惨，那谁还有信心？绝大多数企业都是活在当下，能把今天熬过去就不错了，空谈未来有多美好是没用的。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理解误区，需要纠正。说到措施，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是短期内应该做的。第一是放弃对房地产信贷的限制措施，说得激进一点就是明确三条红线是错的，需要尽快取消。第二，对那些经营不善导致资金流出问题的企业，进行破产重组。比如有一些企业，被活活耗死了，即便它没死，被它拖欠的企业也先死掉了。如果破产重组，很多企业还有不少资产，比如可以把土地拿出来还债，那些被欠钱的供应商，可以拿地做银行抵押，但现在债务悬在空中。一些大企业，大而不倒，而那些跟它有生意往来的供应商熬不住倒闭了，不能为了几家烂企业，把好企业拖死。同时，对一些守法经营，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要实施救助，让他们活下去，因为一旦这些企业垮了，他们的供应商都会跟着死。这不是几家房企的问题，处理不好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第三，要坚决停止各种限购限价措施。政治局会议已经明确提出，房地产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我的理解是房地产已经回归正常，既然是个正常行业，限什么购，限什么价？现在是房企一降价，地方政府马上出面干预，认为是扰乱市场秩序。房子卖不动，价格是一个很好的调节机制，降到一定程度，就有人来买房，预期就会转变。中国的房子够不够，我们喜欢看总体情况，强调人均面积达到多少平米，跟日本一样多，但日本都是小房子，跟它对比是不对的。我们发展GDP、推动技术进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有改善住房的需求，一些人还没房住，还有一些人一家三四口人挤在50平米的房子里，这种改善性需求不能被打压。另外，未来十来年还有近一亿人要进城，我们的人口还在流动，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还有大量购房需求，房地产行业永远是朝阳产业。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房地产行业都很兴旺。我们需要转变思路，为什么现在出台的政策没用，因为力度不够，比如认房不认贷这种措施没什么效果，就应该明确停止限购、限价，限价不光是不能限高价，也不能限低价，让市场自动调节。我觉得有了这些明确信号，老百姓的信心就会回来。我们老说老百姓没钱了，但居民存款还在增加，怎么能说没钱，只不过大家看跌房地产。现在价格应该跌下来，为啥就不跌？应该允许房地产企业降价自救，地方政府为什么还要管价格？调控失效，恰恰说明政策是乱套的，左脚绊右脚，右手捏左手，把自己反捆起来，然后喊着要往前跳，这怎么跳，跳了不就摔死了吗？问过去，我们都说房地产压制了中国人的消费，房贷压力过大，导致居民的购买力下降，但现在地产预期变差了，消费有可能承担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吗？姚洋：这是不懂经济学的胡说八道。首先，买新房就要花几十万装修，这不是消费吗，如果没那实力，就不会买新房。买二手房更是直接消费，买价值几百万的二手房，就消费了几百万，直接推动GDP增长。另外，买房会带来财富效应，房价持续上涨，消费就会增长，居民财富增加了，就敢消费。问过去20年中国人主要还是买房，七成财富在房子上，但现在这个财富增长的密码似乎失灵了，股市又长期无法赚到钱，我们的钱该往何处流？姚洋：我刚说了，房地产行业并没有到头，现在下行是政府政策造成的，不是房地产自身造成的。通过这一次市场下行，应该告诉老百姓，房价不可能永远涨下去，但房地产的金融属性仍然在，不说增值，至少在大城市仍然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值手段。但在一些中西部及东北城市，房地产连保值的价值都没了，不仅没有涨，甚至往下降。老百姓买房子，我觉得是无可厚非，但要推出一些长效机制加以保障。另外，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要分开，不能拿短期的手段来解决长期问题。房地产的长效机制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开征房产税，而且是累进制的房产税，可以遏制炒房冲动，避免盲目买房。建议按照平米数累进，现在我们的人均居住面积是37平米，这个标准以下的免征，超过的按照累进制执行，真正炒房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持有成本太高了，不再炒房了。第二，要加大出租房建设力度，鼓励开发商在城区建公寓。我现在住在北京郊外，接近六环区域，旁边就建了一大片出租房，很多年轻人来租住。年轻人有租住需求，可城区不批建设用地，他们只能住到五六环附近，单程通勤时间都要花一个半小时，很辛苦。那么，能不能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开发商在城区地段建公寓。我建议地方政府可以拿出中心区域甚至黄金地段附近，让开发商低价开发出租公寓，解决大家的住房需求。这也是压制房价的有效办法。其实，差不多20年前，我和茅老就提过类似建议，那个时候，我们就说要建廉价公寓房，被人家拍砖，说你瞧不起我们，让我们住筒子楼。20年前，打工的年轻人能住上筒子楼就不错了。遗憾的是，这些建议没人听，如果20年前就做了，就不会出现今天的高房价。第三，实现子女教育的租售同权，也是一个途径。有些城市已经在做，比如上海，把租房的价格控制住了，结果出现了二手市场，能摇上号不去租住，选择去做二房东。我觉得这块应该市场化，在一些好地段，租金可以高一些，因为会有年轻人去租。另外，要规范租房市场，保护房客的利益，房主不能随便更改合同、提高价格，国外对租客权益都有相关法律，中国在这方面是缺失的。只有这些长效机制得以顺利实施，才能彻底遏制住炒房冲动，让房地产回归常态，回归它应有的价值。问为什么购买的期房烂尾后，老百姓拿不到房，还需要承担还贷责任，银行、房企等却不需要负责，老百姓买房为什么像是在买高风险的理财产品？姚洋：我觉得这是政策造成的。首先，这是信贷管制造成的，不给房地产企业足够信贷，他们只好搞预售制、卖楼花，这样可以事先回流一些资金进行开发。按照规定，预售款只能放在银行监管，但地方政府监管不到位，房地产公司就把钱拿去他用了。很多人没有理解，房地产是个制造货币的过程，它必须要有信贷。一亩土地，是农用地或者荒地的时候，最多也就值5万块，但变成商用特别是住房用地，那可能就是1000万以上。房地产商没那么多钱，就需要信贷支持，把土地买下来，但现在是没有土地，就不给房企贷款，这不是第22条军规吗，这就进入一个死循环，所以必须找到其他手段去融资。第二，现在为什么房企房子盖一半停工了，开发商中有没有那种坏蛋，就是来骗钱的，这种情况要坚决打击，罚他个倾家荡产，再送进监狱。但绝大多数房地产开发商是守法经营的，只是他们没有资金了，没钱了就不能继续盖。那么，以前怎么没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有银行提供资金，能把楼给盖完，这样才能活下来。现在银行不给房企资金，他们现金流断了，只好躺平。本来银行给开发商放贷，就可以把楼建完，现在不放贷了，地方政府还得去筹资保交楼，这不是左右互搏吗？老百姓付了钱拿不到房子，怪罪开发商，这个逻辑有一定问题，这是政策自相矛盾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开发商有意为之。★来源：百度财经《有识》栏目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图源：网络）严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导读当地时间8月24日13点（北京时间12点），东京电力公司开始把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约有134万吨，保管在厂区内的约1000个储罐中，相当于容量的约98%。2023年度将把约3.12万吨核污染水分四次排放。对于日本政府一意孤行推进核污染水排海，引发周边国家的怒火。鉴于目前我们已无法在道德上规劝日本，更现实的办法是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科研、文化等领域多策并举，让日本认识到冒进排海计划的长远损失大于短期收益，迫使其回归正轨。总体而言，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应日本政府请求，发布“日本福岛核污水处置综合评估报告”，认为日本核污水排海方案“总体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但IAEA机构报告未能充分反映所有参加评估工作各方专家的意见，有关结论未能获得各方专家一致认可，不能成为日方排海的“护身符”和“通行证”。日方应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尽快建立一套包括日本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参与的长期国际监测机制。一、经济上，充分利用我国市场优势，对受核污水影响海域水产实施严格管控尽管日本海产进口在我国同类商品进口总额的占比并不高，但我国是日本海产的重要消费市场。加强对日海产的查验监管力度，不仅是保障国民生命健康和人身安全的职责所在，也可对日本政府、企业及民众产生直接影响。7月7日，我国海关已采取措施，禁止进口日本福岛等十个县（都）食品，对来自日本其他地区的食品特别是水产品（含食用水生动物）严格审核随附证明文件，强化监管，严格实施100%查验，持续加强对放射性物质的检测监测力度，确保日本输华食品安全，严防存在风险的产品输入。今后，我们可根据日本排海计划的落实情况，进一步强化对污染水域海产的进口禁令。除直接对日海产采取惩罚性贸易措施外，我们应充分利用已加入的区域贸易协定与安排，妥善利用相关例外条款，禁止为污染水域海产提供优惠措施或待遇，提升相关产品的制造与销售成本，降低区域成员进口或加工受污染海产品的意愿。例如，我国与日本均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缔约方，RCEP为缔约方设置比WTO更为优惠的原产地规则，以便于域内成员之间降低贸易成本，提升对外竞争力。但同时，RCEP也设置了例外条款（第17章），其中第13条第2款，赋予缔约方采取对保护自身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须的任何行动的权利，其中就包括了“与裂变和聚变物质或衍生此类物质的物质有关的行动”。妥善利用该例外，可迫使日本海产或利用日本海产作为原材料的其他缔约方产品无法享受RCEP优惠待遇，我们所采取的贸易措施将引发“链式反应”。RCEP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若域内各方无意愿进口或利用日本海产品，将对相应产业构成毁灭式打击。二、外交上，积极利用双边及多边外交策略，扩大反对排海行动“朋友圈”国际社会中实际支持日本排海行动的国家屈指可数。大多数国家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或受益于日方的利益而保持沉默，甚至做出违心的表态，相应表态的根基并不牢固。即便是美国，若国内环保声浪渐涨或发生变革性事件，其改变立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我们应当充分团结各方积极势力，针对不同情形采取具体策略：例如，针对反对排海态度坚决的国家，尤其是同时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我们应加强与其政府在环保领域的合作，巩固其环保立场，尽可能避免其倒向日本或美国；对于直接受核污水影响的东亚、东南亚、太平洋岛屿国家，我们可以通过“双轨并行”的方式，在官方发表共同声明，在民间通过智库和社会组织开展交流和互动，扩大阵营的国际影响力；对于关注程度较低甚至冷漠的国家，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等经贸和文化交流渠道，普及排海行动的危害性，争取其支持；对于美国甚至日本，应加强与其反对党派、商界企业、渔民团体，以及遭受核辐射危害的个人的联系与关怀，听取本土民众的真实意愿。应充分保持甚至加强与关联国际组织的联系，在必要时刻请求相应组织发挥积极作用。IAEA虽然通过本次报告发挥了为日本背书的作用，但也为自己留了后路。格罗西的系列举措是天野之弥等人在IAEA苦心经营多年的回馈，但相应的偏袒具有暂时性，天野之弥的遗产总有耗尽的一日。鉴于其权威性和专业性，我们仍应与IAEA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善意敦促其保持客观、公正和科学的立场，妥善为处理核污水事件发挥作用。除IAEA外，应尤其关注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海洋污染防治、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以及维护人类健康方面发挥的作用。必要时，可请求相关组织开展调查或举行国际会议，针对IAEA专业性不足的经济、社会以及其他因素充分发声，削弱IAEA报告事实上为日本背书的影响力。应适时发挥包括屈冬玉总干事在内的我国国际组织领导人的作用，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学习日本对全球国际组织布局的经验，为我国今后在国际社会发声积蓄力量。三、科研上，加大对相关海域的海洋科学考察，主动公开真实数据，提高海域海况透明度海洋科学研究是确认核污水造成实质影响的重要检测评估手段。我国今后针对核污水的研究活动水域既包括日本专属经济区，也包括更外围的公海。对于前者，虽然日本对海洋科学研究活动具有专属管辖权，但根据《海洋法公约》第246条第3款，正常情况下，对其他国家为了增进关于海洋环境知识以谋全人类利益的科研活动，应予以同意。我国至少应主动提出在相应水域开展科研的要求，并及时公布研究数据及结论。对于后者，我国开展科研活动不受日本影响，应加大研究频次，为获取科学数据和采取下一步措施奠定基础。四、法律上，充分做好请求争端解决机构行使诉讼管辖权或咨询管辖权的准备，必要时追究日本的国际法责任寻求法律救济往往是和平时期解决争端的最终手段。针对日本“一不做，二不休”的态度，我们可通过推动联合国大会、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向适格机构（如国际法院或国际海洋法庭）提请咨询管辖，也可以单方或联合其他国家提起诉讼。但这往往是难度最大的途径，需要提前组建专业的团队、制定相应策略，并耗费大量精力进行证据收集，且可能面临法庭公正性方面的风险，需做好周密计划，审慎应对。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鱼珠片区概念图（图源：网络）何冬妮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学术副院长、资深研究员自2013年全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设立至今已有十年，我国先后部署了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基本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地处我国沿海开放前沿的粤港澳大湾区，也建成了拥有由南沙、横琴、前海三大片区构成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广东自贸试验区”）。广东自贸试验区自设立起就把打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重要的目标和任务，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创新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率先把广东自贸试验区打造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最优地，持续地吸引和汇聚来自全球的科创、人才、资本等高端要素，并通过自贸试验区的扩散、示范和带动效应，推动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体化营商环境，是粤港澳大湾区对内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外引领扩大制度型开放的主动选择。一、广东自贸试验区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最优营商环境的先锋与重要载体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积极推动制度创新，以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营商环境涵盖了企业由“生”到“死”全生命周期的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市场准入、获得生产要素、竞争政策、产权保护、税负水平、市场监管、争端解决、基础设施、法治环境等要素。世界银行去年底推出了新的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即“宜商环境”（Business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8月22日，2023全球可持续发展论坛在深圳举行。郑永年教授受邀参会并作主旨演讲。郑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智慧对我们今天解决生态问题能够起到很大的参考作用。儒家秩序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意味着既要认识到政府在保护环境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同时也要尊重社会自下而上形成的环保秩序，从而形成政府、社会两种秩序之间的均衡。他还提出，如果我们要跟地球共存，应当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郑永年教授作主旨演讲（图源：主办方提供）1共同富裕的实质就是提高我们的消费水平吗？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中国式现代化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有14亿人口，也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对应的人口规模巨大；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贫富分化的现代化，而是脱离贫困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方面与本次论坛的ESG主题直接相关；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贵州省雷山县龙头街道一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上，村民和游客在苗年活动中跳芦笙舞（图源：新华社）那么，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对ESG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同时要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共同富裕的实质是什么？经验地看，共同富裕的实质就是提高我们的消费水平。但是，如果14亿人口的消费要提高到发达国家水平，全球资源能否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撑？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追求现代化，各国都把提高消费水平作为现代化的共性。但是如果越来越多国家都追求高消费，我们的地球能否支撑这样的消费水平？我们在追赶美国、学习美国，但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否要向美国看齐？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2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很多战争、国际冲突都跟现代化相关。越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越要消费更多资源。Mohan先生（编者注：Mohan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本视频系谢丹阳教授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和广州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新湾区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本视频系郑永年教授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和广州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新湾区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编者按在2023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上，郑永年教授分享了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刻观察和思考。郑永年教授对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提出了九条建议。这九条建议不仅仅是对长三角一体化有重要意义，也对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其他的区域一体化建设有借鉴意义。二十大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一个“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定义。在我研究现代化数十年的经验中，从来没有发现人们对现代化做过如此系统、立体和综合式的定义。这个定义也是迄今为止对现代化最高标准的定义。高标准的现代化需要通过高质量的发展来实现。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不难理解长三角一体化对长三角本身和国家的战略意义。简单地说，对国家来说，长三角一体化既是中国实现高标准现代化的关键抓手，更需要通过长三角一体化来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我想结合自己这些年的研究谈三个概念，并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如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提几点建议。中等技术陷阱近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而提升为发达经济体？通过比较包括欧美、亚洲日本和“四小龙”发达经济体经济和包括拉美、亚洲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我们提炼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中等技术陷阱”。简单地说，一个经济体尤其是一个大型经济体从低度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借助从发达经济体扩散而来的技术而实现，但很难通过应用性技术实现从中等收入到发达经济体的跨越。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现在刚好处于中等技术水平。世界经济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如果要从中等收入提升为发达经济体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具体来说要具备三个条件：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与科研机构；必须有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和机构；必须具有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提供能支撑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的金融服务。我把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服务称为“新的三驾马车”。对长三角来说，要思考如何利用“新的三驾马车”来突破“中等技术陷阱”。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20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不断面临各种危机，甚至深刻的危机，但其科技还在不断进步，经济在不断发展。一个核心问题是：发达国家是如何维持其科技和经济在创造财富方面的先进性的呢？我们认为，具有数个大规模“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是像美国那样的大型发达国家保持其经济先进性和竞争力的关键。比如美国硅谷、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波士顿湾区，日本东京湾区等，这些平台通过创造和提供一系列条件，每年都吸引着世界上最优质的资本、优质的技术、高端的人才。如果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等区域都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产业链，在留住自己的优质资本的同时吸引优质外资，那么无疑有助于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并且维持在稳定发展的经济水平。对长三角来说，要思考通过长三角一体化构建巨大的世界级经济平台。第三次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构建诸多大型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级平台，这些平台通过拥有具备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三个条件，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和金融服务，并通过这三者吸引全世界的优质资本、优质技术和高端人才。要构建这样的平台，最重要的前提是开放。中国近代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第一次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的被迫开放，第二次是邓小平时代的主动开放。现在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外，我们需要更高层次的开放，即二十大所强调的规则、标准和管理的制度性开放。对内，我们需要多个层次的开放，即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开放、不同行政单元之间的开放、不同区域之间的开放。通过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的开放，长三角可以释放出无限的生产力，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具体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我根据前面讲到的三个概念，提出九条建议。第一，跨区域协调体系建设。长三角要一体化发展，要建跨区域的协调体系。东京湾、旧金山、纽约有大量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协调机构。长三角在跨区域协调方面已经走出了重要一步，已经成立了一体化示范区理事会和执委会等。但这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建立各个功能领域的协调机构。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和社会组织也应当积极参与协调，甚至在一些领域成为主体。第二，区域劳动分工。无论是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还是金融服务，沪苏浙两省一市（包括安徽是三省一市）是能力分布不均衡的，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劳动分工之上。各地的竞争力应当建立在自身的比较优势之上，在专精特新领域找差异化的潜力。第三，长三角要建设开放的工业实验室体系。长三角已经建立了很多国家级工业实验室，要通过开放来有效提高工业实验室的有效使用率。比如，大学的实验室能不能向民营企业开放？国有企业的实验室能不能向民营企业开放？强省的实验室能不能向弱省的实验室开放？这非常重要，要减少重复建设。第四，建设长三角共同市场。应当通过市场化改革，促进长三角区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共同市场的基础是统一的统一的法律和法治。要把二十大所强调的“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的制度性开放”应用到三省一市之间，促进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起来，良性的劳动分工出现。第五，建设开放的企业制度。在公司运作方面，企业之间的互相不开放是中国最大的短板。我们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一个个土豆，互相不关联，加起来很大，但大而不强，没有足够的能力在技术标准、规则和规则方面起到领导作用，一直处于跟随者的地位。促进企业之间互相开放，可以促成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拉长，增强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第六，强化金融在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之间的协调作用。基础科研是兴趣密集型，不是资本密集型。但应用技术是资本密集型。如何把基础科研应用到应用技术？要利用金融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做转化。多年来，美国的大学实行产学研一体化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既懂得技术，又懂得金融的人才。这批人才活跃在风投界，无论对美国的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长三角要抓紧培养这类工业人才。第七，强化金融在区域协调过程中的作用。可以通过共同设立基金等金融抓手，根据各地的比较优势和劳动分工的原则来做区域协调，推动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产业和技术的发展。第八，人才是生产力。长三角在吸引外国人才方面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的优势，必然扮演引领角色，要在国际范围内去竞争世界人才。示范区、长三角在争取技术移民政策方面可以率先探索。第九，人口是生产力。希望长三角各个城市不仅可以生产GDP，还能生Baby。费孝通先生的老家在示范区，他提出的“小城镇”在这个区域有很多。好多城市提出要“宜居、宜业、宜游”，一定要把“宜育”放在最前面，长三角一定是适合人们生活的地方，以人为本的城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长三角都具备所有成为中国的超级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的条件，通过长三角一体化来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来源于公众号：长三角示范声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中国报道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7月29-30日，百川论坛——“政党与现代化：中国与世界2023研讨会”在深圳举行。郑永年教授致开幕辞，并对“政党与现代化”这一主题提出三点看法。郑教授指出，政党在中国并不是其中一种社会制度，而是超越所有社会制度的顶层结构。就功能或者责任来说，政党不仅仅是治理，而且更是发展。以下为郑永年教授致辞全文。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政党和现代化”。这里我想就这个主题谈三点看法。1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政党与现代化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学术界的新近发展。自去年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以来，现代化研究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几乎每周都能看到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会议或者论坛。上个周六，我刚刚在上海参加了由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主办的题为“比较视野下的国家现代化”的论坛。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讨论现代化，有助于深化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研究。这次百川论坛则是讨论政党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从政党的角度来讨论现代化，在今天不仅具有政策层面的意义，更具有学术层面的意义。政党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有一个变化过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党研究是比较政治学领域的一个显学，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但从1980年代以后，学术界转向了“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政党研究的作品并不多见。在政治实践领域，政党政治也一直处于衰落状态，政党危机不断，并且往往在一些国家导致治理危机。今天，在一些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党争已经变得不可控制。在中国国内，研究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显学。但在海外，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始终深受西方总体学术氛围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过时的”组织，甚至会很快消失。这种认知使得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一直不如对中国的社会组织的研究那样深入。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今天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一直处于衰退状态。▎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异（图源：Brookings）就研究队伍来说，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者也并不多见。今天从丹麦过来的柏思德教授（Kjeld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陆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导读大国要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以此为参照系，地方间竞争、官员考核晋升体制所推动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短期、局部和单维的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且这一冲突随着中国经济集聚的趋势而增强。为此，在未来的大国治理中，需要在中央和地方间关系方面改革激励、明确责权，并硬化约束，使地方政府行为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经济体量全球第二，人均GDP水平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时，经济增速有所放缓。面对这几十年的巨变，社会科学家责无旁贷，需要给出解释。这样的解释需要一以贯之，既要能够解释曾经的高速增长，也要能够解释近年来的增长速度放缓；既要能够基于中国发展的真实逻辑，又要能够与当代的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经济理论）对话。然而，有一些关于中国发展的解释急于从中国的特殊性出发，解释曾经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为流行的就是把地方间竞争、官员的考核晋升机制与曾经的高增长作因果式的关联，却忽视了这些因素与中国经济体制性结构性问题的关系。如果不对这些认识予以理论和实证上的辨析，那么就很难为当前中国要推进的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达成共识，难以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中国市场体系与国际经贸体系的对接建立基础。为了把各种涉及经济发展的问题及背后的理论逻辑梳理清楚，本文首先为理论探讨建立一个追求长期、全局、多维发展目标的基准（或者叫参照系，以下有时也简称“高质量发展”）。然后，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辨析官员考核晋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一些认识误区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实现长期、全局和多维发展的大国治理。1长期、全局、多维度的高质量发展为理论讨论建立基准的确是经济学比较强调的，但基准并不一定是纯经济的。人类发展共同的理想目标是要追求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陆铭,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姚洋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综合来看，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但对中国而言，仍具有很多有利条件。第一，从经贸领域看，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上升。2022年，中美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近7600亿美元，远高于2017年的5837亿美元。个别国家强推对华“脱钩断链”，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中国依然保持全球最大贸易国地位，出口强劲。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以人民币计算同比增长8.4%，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速加快，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16.1%。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同比增长66.9%，出口覆盖面涉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2年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今年汽车出口还在快速增长。此外，外资仍然在进入中国。近几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一直在增长。资本仍然愿意进入中国，并在中国长期投资，是给中国经济投下了肯定票。这得益于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大就是强，强在我们的综合成本优势以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上。第二，关于产业转移，从世界范围看，整个世界的制造业仍在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流是正常的，这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这也使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生产网络得到强化。产业转移很正常，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产业转移本身也会给我们带来好处，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做中间产品等，有利于我们的产业链实现升级。我们要以更开放的心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别国的发展。中国经济刚刚起飞的时候，有很多国家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也要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其他国家的发展，这样我们才能多交朋友。第三，一些发达国家采取“小院高墙”政策，实行技术封锁，将部分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并实施芯片出口管制措施等。“小院高墙”政策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反过来也促进了我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加快了进口替代。事实证明，全面遏制、全面脱钩不可能实现。此外，芯片迭代非常快，电子芯片已经快要到达极限，下一代技术可能是光子芯片，我国要加大对光子芯片等未来技术的投资。理性认识世界形势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如果要说有什么经验的话，开放应该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没有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我们要对世界形势有理性的判断。维持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发展仍然是最关键的。★来源：经济日报*免责声明：本文所阐述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代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立场。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张军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局面？又如何面对下半年的这种发展，张军教授受央视《新闻1+1》栏目采访，对相关问题进行解读。本文为视频文字整理稿，供读者参考。您也可以点击“阅读原文”，收看访谈视频。▎张军教授接受采访（图源：央视新闻视频截图）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4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一方面，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意味着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而另一方面，我们对于经济恢复的过程认知却也需要更新改变。昨天的会议上就有这样的一句表述，备受关注：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后，经济恢复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扩大内需是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的重点内容之一。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通过终端需求带动有效供给，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促进消费就必须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依托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布局联系会议机制，系统推进收入分配领域的重点工作，强化重点群体支持和帮扶，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积极探索促进居民征收的有效路径。另外，会议还具体明确了几点要求，包括要提振汽车、电子产品、家居等大宗消费，推动体育休闲、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政策已经陆续开始落地执行。针对当前消费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将抓紧制定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围绕稳定大宗消费、促进汽车消费和电子产品消费、拓展农村消费、优化消费环境等方面，出台一批务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并推动尽快落地见效。除了总体经济形势，会议还对当前房地产形势作出了最新判断，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面对这一新形势，会议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问在这次会议上关于经济恢复的过程是这样表述的：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作为研究经济的学者，您怎么看这句话？张军：这句话应该说是对当前我们经济在恢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因为过去我们理解有关限制性的政策一旦放开，经济会自动反弹到此前的这个状况当中。实际上我们看今年一季度前两个月情况不错，到了二季度以后，情况没有想象的这么好。实际上经济的恢复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的问题，不是一个短周期。我们可能认为政策之前收紧，一放开，经济就会自动反弹。那么现在的情况已经表明，可能在经历了过去这些年的内外部环境变化之后，整个经济无论在需求层面还是在供给层面，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比较大，都需要时间来慢慢恢复，信心和预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逐步修复。这就导致我们今天看到的以及我们上半年所经历的整个经济恢复的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会非常曲折，会有弯曲，可能在一定的这个时间里面情况会变得比较严峻，需要我们在政策层面上加大力度，来帮助经济更快地恢复到此前状态。但是总的向好趋势实际上是没有改变的，无非是我们经历了短期波折之后，需要一点时间来修复。问既然是曲折的、波浪式的，那么我们就要看困难都来自哪里。昨天的会议特别明确地说到，困难是来自四个方面，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每个人可能看待这些问题的排序会不一样，您认为哪个问题是最重的？张军：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需求不足，因为中国经济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来看，在供给上基本相对过剩，因为我们的产能比较大，那么需求的波动会对我们宏观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当前我们虽然也有供给侧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需求水平有所收缩，以至于不能够完全来吸纳或者来消化我们给定的这个比较大的产能。因为这个原因，就会出现比如说我们企业经营上面的一些困难，我们在整个债务层面上偿还债务的能力会受到影响，资金链可能发生一定的断裂。经济的运行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所以如果一旦这个流动性受到了某种障碍的制约或者妨碍，整个宏观经济就会慢慢地出现放缓的趋势，所以虽然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这些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困难，但如果让我找一个最核心的，那还是总需求的水平在当下有所收缩，也就是需求不足。这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整个经济的流动性就提高了，其实债务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有还本复息的能力，如果有，举债就不会有任何风险。所以当下需求不足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上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提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也把这个问题放在最突出的一个位置上。问对于老百姓来说，消费就是表达需求的一种方式。我们看最近一系列的政策都希望能够促进消费。比如说有消费方面的“四大金刚”——家电、家居、汽车、餐饮这些方面的政策上的发力，您怎么看？张军：消费的问题可以从短期和长期来看，比如说短期问题，因为经济受到各种冲击，市场变得不确定，大家对于经济前景发生一定的信心动摇，这种情况下它当期的消费支出一定会放慢，甚至于有所减少，所以短期来讲，无论是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还是我们自己最近一两年当中，有些地方政府比如说向家庭发放一定的消费券，可以在一定时间里帮助短期的消费支出，通过倍数效应不断提升消费的水平。但是短期的权宜之计不能从长期来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必须让家庭或者老百姓对预期收入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知道未来收入还会增长，才会对当前的消费支出按照给定的节奏来花费。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除了短期要动用比如政府发放消费券这样的手段来维持消费水平，不至于出现严重的收缩。更长远的办法恐怕还是要从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的角度来确保我们的消费支出增长跟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比较接近，或者说能够按照同步的方式保持消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的速度不断提升，我认为长期要从收入角度来。问说到要觉得长期来看提高收入，那您觉得提高居民的收入的方式和渠道在未来会有哪些？张军：我刚才讲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为什么我这样说？一方面我们知道提高居民的收入可以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因为大多数老百姓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报酬，那么劳动报酬就跟这些就业的单位、机构的生产率有关系。因此我觉得在基本的劳动收入层面上，工资还是要确保能够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不断的提高，所以中国的工资的形成机制要不断的优化，随着经济结构发生改变，确保工资的增长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能够同步，从而在我们的国民收入当中，劳动报酬的占比能够不断地提升，接近全球的平均水平，目前我们的水平还是偏低。另外一方面我讲实际收入的时候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也可以从成本的角度去提升老百姓的收入，例如可以减少老百姓在很多项目上面的支出压力，比如说育儿、养老、基础教育、医疗等等，在这些上面老百姓面临比较大的支出压力。那么这些支出的压力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些政策确保，比如说我们在育儿成本上面能不能政府买单，国家买单，能不能在其他的基础教育、医疗、养老上面，政府可以分摊更大的这个比例，这样就减轻了家庭的成本压力，也相当于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所以我认为这两个方面都要成为我们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问不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民营经济31条，还是接下来发改委的跟进的17条，其中很多过去我们都在各种各样的文件措施中见过。那么此时提及这些会对民间的投资产生多大的作用？张军：我个人觉得中央的31条，其实对各级地方政府和中央有关部委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尽管我们过去对民营经济出台过各种各样的有关政策，但实际上可能落实层面上还有欠缺，这一次应该说是动了真格，因为这么系统的集成所有，而且基于对民营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这么多年积累的问题逐一的化解提出的这样一种针对性强的政策框架应该说还是第一次。这些实际上最后都是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委拿出非常具体的、可以执行的行动方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落实中央的意见上面，拿出非常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行动方案来，我想整个民营经济所依赖的政策环境，以及这个政策框架的可预测性就会大大增强。我想现在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发展过程当中，经常谈起的一些所谓政策的不连续性以及不确定性等等这些问题，会从根本上得到彻底的改变。问您怎么看会议上“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和”制定出台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的表述？张军：因为在我们国家包括国企、国资，再加上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是公共资本支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政府部门或者公共部门，它的投资应该具有引导的作用，在经济有下行压力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上面，我想我们国家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就是国有部门占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要稳住经济，还得让我们的公共部门，包括地方政府、国有经济要在这个基本的投资领域当中走在最前边，发挥他们的引领作用。因为稳定总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总需求得到改善以后，经济慢慢地回到了基本正常的一个轨道，我想我们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得到大幅度改善，他们对经济的未来的前景也会开始抱有希望，这种情况之下民间投资也会更加活跃。所以这次强调说政府的投资要发挥引领作用，我想是蛮重要的。★来源：复旦发展研究院*免责声明：本文所阐述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代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立场。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导读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针对当前经济形势，会议指出，“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针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防范风险，不断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如何更好的拉动中国国内的内需？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结构性转型？如何建设中国的内需社会？郑永年教授曾就此问题提出了他的一系列改革路径。在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希望通过结构性调整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尽管结构调整是多方面的，例如环保和低碳经济，但其最高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没有这样一个目标，结构调整最终会不了了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出口的努力还是会继续，但如果国内市场不能得到建立，内需社会就很难出现。不管其他方面做得怎样好，没有内需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很难维持。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内需社会建设不好，中国社会内部各种社会问题就会恶化，从而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在建设内需社会方面，中国面临三大问题和三大任务。首要的问题是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现在面临无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大多数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没有发展，问题会恶化得更厉害。但同时也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一些发展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也有一些发展不仅解决不了老问题，而且会导致新问题的产生。作为当今公认的经济增长的衡量方法，GDP本身是中性的。但GDP所衡量的经济增长本身，对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会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如果GDP来自技术、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就是积极的发展；但如果GDP来自于对社会的破坏，例如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的高度产业化，那么就是负面的发展。很显然，中国要追求积极面的发展，而避免负面的发展。▎5月9日，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大批出口商品车集结到港准备通过汽车滚装船发运。（图：新华社）1攻克市场化不足的障碍有很多举措可以促进积极面的发展。在经济领域，要继续推进以深化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足，而社会方面的市场化过度。人们所说的“权贵经济”就是市场化不足的其中一个主要障碍。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领域。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法人化”或“公司化”非常有效。但因为缺乏继续的改革，大型国企逐渐成为了既享受某种垄断地位，又有独立行动能力，还能够调动强大政治、经济资源的利益个体。在缺失有效的公司治理改革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实际上被国家“代理人”层层掌控。在国家层次上，垄断央企很大程度脱离了国家的有效监督和管制。国有企业的作为本来应当和公共利益相一致，但现在的国有企业并不代表公共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相反，在很多方面，公共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背道而驰。在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被变相地“私有化”，即国有企业的代理人运作国有企业，仅仅是为了其私人的利益，并且是以国家利益名义来追求私人利益的。国有企业劳动生产力低下，其积累财富依靠的一是行政垄断，二是利用国家权力和财力优势，向其他部门和领域扩张，造成了今天财富从民间转移到国家（国富民穷）、从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富者愈富和穷者愈穷）、从地方到中央（地方穷和中央富）的局面。如何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首先，必须给国有企业设定边界。没有边界，国有企业必然滥用权力。民间资本能够做、也能做好的领域，尽量让民间资本来做，国有企业可以退出。同样重要的是要引入国有部门之间、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竞争。只有竞争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要竞争，就要开放。现在由国有企业垄断的领域必须开放给私人资本。中国现在是个资本过剩的国家，大量的民间资本处于盲目流动状态。如果不开放新的投资领域给民间资本，它们就会进入社会领域，例如具有重大政治社会意义的房地产领域，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即使是一些有必要保留一定国有垄断的部门，例如能源、电力、交通与通讯，也可实现参与型发展，如容许一定比例的民间资本进入。目前国有企业开放的局面非常不合理，国有企业的大门向国际投资公司敞开，但不容许或者限制中国民间资本的进入。这就相当于国际公司也在利用中国的国家权力，来获取在中国的利益，却牺牲了中国本身的利益。为了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获取，国有企业向国际资本开放有其理性的一面，但并不可以向中国自己的民间资本关闭大门。▎7月11日，天津东方国际邮轮有限公司旗下“梦想”号邮轮靠泊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图：新华社）2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第二个大问题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如果不能保证全体人民参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收入差异就会越来越大，社会两极化成为必然。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不仅不能成为内需社会，也会是个非常不稳定的社会。这两个特点的存在，本身也是可持续经济成长的结构性障碍。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消费社会都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从经济层面来说，最低限度的社会公平，源自社会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在经济成果的分享方面，中国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一次分配的不公平。中国长期以来的指导思想是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这是大错特错的。一次分配是结构性问题，一次分配不能做到基本的公平，那么二次分配再努力也会无济于事。在一次分配问题上，中国经济显然是问题重重。首先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发展不均衡。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是达到收入分配公平的最有效的方法，但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私营部门，一直被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所歧视。国家各方面的优势资源和扶持政策，大多流向大型国有企业。例如这次对付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人民币，大多就流向了央企和地方政府，并没有惠及中小企业。其次，国有部门的灰色收入过多。国有企业犹如独立王国，很多国有企业尽管名义上是国有的，享受国家赋予的行政垄断和融资优势，但企业老总具有高度的自由来支配国企收入。即使是在平均收入较高的大型垄断国企内部，管理人员的高薪高福利，和一线工人的低薪低福利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一方面造成整个社会的分配不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大型国有企业本身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劳动所得过少。政府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尤其是为GDP增长服务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过度压低各种资源价格。许多地方政府和资本的关系过于紧密，往往总是站在资方一边，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和福利水平，而对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尊严和合法利益则置若罔闻。这样做从短期看似乎帮助企业，但从长远看则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可以充分压低劳动成本，而没有动力来提高技术和劳动生产力，结果政府实际上帮助企业维持在低技术水平。珠江三角洲在这方面可说是典型，30年前使用低技术的农民工，30年后仍然如此，劳动者收入提高远远落后于GDP产值。因为没有技术的进步，今天珠三角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后继无力，不可持续。二次分配在分享成果上也很重要。中国目前的税制很大程度上还是递减（regressive）而不是递增的（progressive）。增值税和营业税作为现在的主税，对于调节收入作用有限。而对于直接税而言，现在的局面是，针对普通劳动者的“个人收入税”起征点过低，而对富人的税收，例如各种财富和财产税，不是尚未建立，就是收不上来。这就造成了富人消费过度，而穷人消费不足的情况。比起收入的不平等，中国财富集中的程度更是已经超越美国。民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私人资本的投资领域又很有限，于是形成了私人投资盲流，大肆操作房地产，或者任何一种可以操作的基本日常消费品，破坏市场秩序。最后，这里还有一个税收“私人化”问题。征税本来是政府的事情，但很多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民间投资者，甚至不惜使用种种不法手段来谋取私利。税收的“私人化”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税收，而且也遏制着民营企业的发展。▎5月1日，游客在海南省三亚市南山文化旅游区游览。（图：新华社）3确立保护社会的政策建立内需社会的第三个大问题是要确立社会政策。在GDP主义思想指导下，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不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造成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因为遇到了国有企业强大的行政和政治力量的抵制，西方式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能够攻克经济领域，但在社会领域则大行其道，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等领域，没有不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这些社会领域本来应当得到政府财力的大力投入和各种法规和政策的保护，但现在却落入过度市场化的陷阱。政府不仅没有担负起保护社会的责任，反而把GDP主义引入这些领域，使得这些领域成为中国经济的少数几个“暴富领域”。社会领域市场化的这十几年，中国社会从根基遭到破坏，派生出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就很难造就中产阶级的成长。现实的情形是，中产阶级在高房价的压迫下正在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导读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张军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张军教授就此次会议的几大亮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整个市场对7月份这次会议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因为宏观经济现在遇到的下行压力较大，整个市场非常期待在今年的下半年能够有一揽子的政策包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是政治局会议，所以不会推出具体的政策，但是可以在比较重要的领域给出方向性的文字表述。比如说过去我们经常说的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房住不炒”，在这次的会议里面并没有出现这4个字，这就意味着房地产的政策应该会有比较积极的一些变化。此外关于地方的债务风险，这是全球都在关心的问题。这次会议也特别用了“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这个表述，换句话说就是化解地方债务的风险，可能不是一个所谓单一的政策可以解决的，那么可能要动用银行，动用财政，可能还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才能够帮助地方政府缓解它的债务压力，我想在政策上可能不排除中央地方会进行债务置换。1通过提高收入扩大内需我们过去谈到扩内需的时候，是既要扩大消费需求，也要扩大投资需求。这次会议对消费需求的表述，是说要通过增加居民的收入来扩大需求，换句话说就是把扩需求跟增加我们家庭收入这两个事情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将推动我们相关政策的出台。要增加居民收入，你才能增加消费。但我一直强调，居民收入的增加是增加实际收入，所谓实际收入是说不一定增加居民的货币收入，也可以减免居民很多的成本支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结婚，因为育儿成本非常高，将来的负担会非常重。所以如果现在我们考虑，比如说在居民育儿的阶段完全由政府买单，国家买单，这样实际上就等于增加了很多家庭，特别是年轻家庭的实际收入。还有比如在我们的基础教育、医疗、养老这些方面，如果可以出台一些能够帮助家庭分摊这些成本支出的政策，实际上也是在提升我们家庭的实际收入。当然，提高家庭收入或者提高居民的收入，最基本的途径就是要增加我们的工资。所以我猜测在接下来几年，中国的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特别是小时工工资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这个是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需求不足一个最重要的政策。2创造就业岗位将成为投资布局重要考量因素会议提出，稳就业要提高到战略高度来通盘考虑，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已经不是一个战术的问题，不是要增加多少就业岗位的问题，而是说要把就业的增长，或者说新增就业岗位跟整个国家的经济的战略性行业，以及更长远的经济发展大局联系起来。所以现在不是说为了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找到工作，然后就会提供一些临时的解决的办法，这个已经不行了。而是说要有一个更长远的战略性考虑，对未来重点推进的领域和行业，布局要非常清晰。在布局、规划、投资这些领域时，创造就业岗位将会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整个教育和培训体系要从市场需求角度去布局、去规划。3旧城改造、平急两用将成政府投资新方向在投资层面，因为此前民间投资已经有了相关的意见，国家发改委今天也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的17条，所以这次会议可能重点讲的是政府投资。我此前也讲过，在当下稳经济的关键时刻，实际上公共部门应该要走到最前面，也就是说我们要更多地依赖公共部门来推动需求的扩大，从而达到稳经济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国有经济跟政府投资应该发挥引领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民营企业的投资更多的是一个追随者。这次会议强调了这一点，我想后面也会有相关的政策出台。此次会议还提到了在投资方面应该坚持的几大方向，比如说城市的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疫情发生以后，这个需求就起来了，有些城市的基础设施看上去建得很好，但是在应急的时候派不了用处。所以现在在建新的基础设施和对旧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的时候，就要考虑如何让这些基础设施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能够派上用处，所以平急两用现在就提到了比较高的一个高度，这个也是政府扩大投资的一个新领域。当然政府还有很多其他的投资方向，包括新型基础设施、旧城改造，基础教育、养老、医疗这些领域的基建与更新投资。我想对政府来讲，具有公共性的这样一些投资项目，其实清单上面应该还是很多的，只是在当下经济面临稳增长压力的时候，有些领域的投资会提前去布局。这次会议最后特别强调，地方政府和我们有关政府部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敢为，要担当。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就回到了我之前经常强调的，可能要给予各级政府和有关部委政策创新的一个空间，因为这次的会议给出的这些方向，最后都要靠各级政府以及中央的部委把它变成具体的政策。在这些基本大的方向，基本的原则确定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我们解决当下的问题可能是蛮重要的。★文章原载于：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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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何冬妮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学术副院长、资深研究员相关文章链接：郑永年：AI时代的中国开放战略何冬妮：科创新型举国体制对民营企业意味着什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下，国际科技竞合正呈现出以全球科创高地为主营地的格局。美国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以及日本东京湾区等都吸引集聚了来自国内外的高端科创要素，形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集群，对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与能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与全球百大科技集群榜单显示（表2），在132个经济体中，中国进入全球百强的科技集群数量达21个，5年增加14个。其中，深圳-香港-广州排名第2，北京第3，上海-苏州第6，上述地区PCT专利申请量占世界份额达到13%，科学论文产出占世界份额达到7.7%。未来，这些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能力及其对全国的辐射带动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郑永年，2022）。表2：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PO）全球科技集群TOP20榜单排名Cluster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7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图源：新华社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编者按】:百岁基辛格再次来华。7月20日，习近平会见了基辛格，说“我们不忘老朋友”。中方特意把会见地点放在了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那是基辛格第一次见到中国领导人的地方。此前，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分别会见了基辛格。中国对这位推动中美关系破冰的老朋友可谓情深义重。基辛格曾到访中国100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来源：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政策分析报告2022年12月增刊（第35期）封面图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编者按：《中共中央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素材来源：网络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编者按：《中共中央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姚洋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1中国经济的韧性何在？中国经济的韧性到底从哪里来？改革开放45年来，我们积累了非常深厚的经济基础，但也不要忘记，我们在建国初期所选择的是一条比较困难的工业化道路——从重工业开始做起，而不是从消费品、农产品开始做起。当时，这条路非常困难，今天回头看，建国后最初30年的重工业发展对产业基础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中国的出口产品构成中，又回到了以机械工业为主导的状态。虽然加上了自动化、电子化，但依然是在机械工业的基础上往上走，只是进入了一个更高级的循环。当我们谈中国经济韧性，特别是产业韧性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有非常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国经济厚积薄发，比如对照联合国工业目录，中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我们技术进步非常快。我不太认同中国过去十多年技术进步增速大大下降的结论，因为得出这一结论的计算方法有问题。疫情期间，中国经济优势依然显现，全世界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度不降反升，世界和中国的连接不弱反强。有人说这是临时性现象，未来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会下降。现实是，全球受到冲击之后会停在受冲击的水平上，不太可能立刻完全恢复到冲击前的水平。所以，我们对产业链的重构要有自信心，世界离不开中国。2产业链转移源自经济发展规律产业转移有其规律。回顾30多年前，当中国大陆还处在比较低的发展水平时，港澳台包括韩国的资金大规模涌入中国大陆，我们还承接了很多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个人看来，当时中国大陆各项指标均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其中，落后日本大概40-45年，落后亚洲四小龙大概22-25年。在十几年前，我们就提出“走出去”战略，就是产业要向外转移，现在这个产业转移之所以受到更多关注，和美国搞脱钩断链，令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有关系。很多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不得不采取“China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林毅夫全国政协委员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导读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到行动，从愿景到现实，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2023年7月12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林毅夫教授12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当前中国经济前景和世界经济形势等热点话题进行权威解读。▎7月12日，林毅夫在北京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中新社记者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张军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导读近日，张军教授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就预期管理在宏观政策中的有效性、下半年的需求表现等进行了探讨。张军教授认为，对经济恢复要有耐心，可从提高家庭实际收入入手改善预期。以下为采访原文。人们常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去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0.2个百分点至2.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连续4次下调2023年经济增速预期，展现了对未来经济摇摆的不确定。2023年上半年已经过去，情况似乎没有预期那么糟糕。中国今年上半年经济表现弱于预期，但部分行业需求旺盛，呈现一片较高景气度的景象。美联储再次释放加息信号、人民币贬值，系列新变化成为宏观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市场对下半年的经济复苏抱有更高期待。强预期与弱现实的强烈反差，也使得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期管理的话题被重新提及。1“没有预期管理会更糟糕”问过去，你曾强调预期管理要放到宏观经济的中心位置。现实世界中，我们很难预料“尾事件”所带来的连锁影响。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预期管理在宏观政策中仍有效吗？张军：没有预期管理的情况会更糟。市场存在太多噪音，市场主体无法看清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需要根据预测值来判定，而对宏观经济做出短期预测是宏观管理当局非常重要的职能。西方国家主要通过央行来进行预期管理，如美联储会基于美联储董事每季度对美国宏观经济的预测值，做出一个点阵图向市场发布。中国除央行外，还有如发改委等的机构也应该进行预期管理，这样的话就需要每个季度定期发布对宏观经济的预测。从这个意义上说，宏观预期管理的核心，就是宏观管理当局向市场不断公布和修正对经济运行状况的预测，引导市场主体的看法，通过与市场主体不断磨合，逐步消除不确定性。这有利于投资者、企业、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形成对经济未来走势的把握和认知，稳定其行为。总之，预测是预期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工具。要管理预期，央行或有关当局就要主动地发布预测。统计局应该每月、每季度公布更多具有信息量的数据。例如相对于同比增长率等数据，经过季节调整后的环比增长数据更重要，而且通过季度环比折年率，还可以预估年度增长率变化。有了预测值在先，还可以观察到一些宏观指标跟预测值的差距，市场主体经济表现是改善还是恶化了，这一信息对于理解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是有价值的。问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一定阻力，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张军：宏观经济的所有指标都是相互影响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很容易造成我们在分析一些现象时出现循环论证。比如，经济状况不好导致需求弱，但需求弱的原因是经济不好。有时候你会觉得宏观现象背后的头绪很多，但有时候一个单一的方面好转了，可能引起其它方面都会改善。所以，宏观问题看上去更复杂。为什么企业投资、老百姓消费意愿不高？老百姓的顾虑是挣钱可能越来越难了，因此大额消费要谨慎，家庭要做更多的预防储蓄。企业的顾虑是战线不能拉得太长，少投资项目，多去些库存，所以更愿意收缩而非扩张。一旦经济前景不乐观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时，总需求就会疲软下来，经济自然会变得更差。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国经济在2014年后增速开始放缓，当时还流行一个理论认为，经济放缓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经济进入到了“换档期”。如同开汽车一样，换档时首先要减速。经历了多年的持续放缓后，市场主体的预期发生变化了，他们会趋向于认为经济的增长能力不如从前，很多人会去适应放缓的环境和趋势，对经济前景变得不那么乐观，会下调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的预期下，支出变得谨慎，这便导致下一年的实际增长比上一年更差，从而不断积累经济下行的压力。加上这些年我们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变化，各种掣肘和约束变多，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总体表现得偏谨慎和保守。政策力度不够，需求就拉不上去，使得经济没有进一步增长的需求条件，自然也难以支撑消费需求。问需求与经济的循环影响要如何去打破或者改变呢？张军：如今打破这个互为因果的循环比较难。在经济放缓头两年，出台短期政策去调整或许更有效果。正如前文所说，时间越久，预期越不容易改善，要扭转预期就更困难。要打破这个循环，关键仍然是要出台足够强力、能够让预期至少在某一方面有所改善的政策。现在有不同的建议，有些人建议要从放松房地产市场开始，在大多数地方取消限购和限贷，降低首付款比重；有些人建议要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降息；有些人建议要从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入手，加快中央与地方债务置换等等。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伟玉珍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上演讲伟玉珍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东盟经济研讨会相关链接：中外学者共同呼吁建设中国-东盟共同市场GIG：打造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十条建议郑永年：构建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魏建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一个呼之欲出的世界经济最大增长极郑永年：基辛格忧虑战争，亚洲国家怎么办澎湃新闻三千字长文详解“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泰国前副财长林国孝：姗姗来迟的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钟正生：竞争还是互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再探讨王江雨：大湾区规则衔接需探索更多“软法”郭海：全球秩序变化中的中国-东盟合作前景周密：以基于信任的合作对抗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周晋竹：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制度与产业基础分析胡逸山：东南亚在大国间越发微妙的定位问题杨文辉：大国竞争下的中国-东盟关系李巍：拜登政府的亚太经济外交对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影响王江雨：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待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本文系南方防务智库高级研究员娄晓希及南方周末记者王瑭琳在由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上，对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进行的专访。导读“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在进步，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目前东盟没有特别值得借鉴的例子，但我会把中国作为一个很好的发展案例。”“西方国家的意图是分裂东盟，他们没有善意去维护东盟的稳定。”2023年5月27日，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主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上，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伟珍玉（Veronika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王江雨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上演讲王江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东盟经济研讨会相关链接：中外学者共同呼吁建设中国-东盟共同市场GIG：打造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十条建议郑永年：构建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魏建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一个呼之欲出的世界经济最大增长极郑永年：基辛格忧虑战争，亚洲国家怎么办澎湃新闻三千字长文详解“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泰国前副财长林国孝：姗姗来迟的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钟正生：竞争还是互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再探讨王江雨：大湾区规则衔接需探索更多“软法”郭海：全球秩序变化中的中国-东盟合作前景周密：以基于信任的合作对抗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周晋竹：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制度与产业基础分析胡逸山：东南亚在大国间越发微妙的定位问题杨文辉：大国竞争下的中国-东盟关系李巍：拜登政府的亚太经济外交对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影响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2023年5月27日）上的发言整理。很荣幸能够参加今天的活动，感谢郑永年教授和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向我发出的邀请。郑永年教授是政治科学以及国际关系领域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专家，我和郑教授在新加坡曾共事多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在国际关系政治科学以及发展科学方面，对我影响深远。我要感谢郑教授和他的同事，让亚洲经济的发展以及区域主义这个比较老的话题重焕新生。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崛起，以及数据科学、数字治理、数字货币这些概念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学术圈逐渐把研究重心转向这些新生事物。区域主义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之前我写过很多论文和专著，但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它没有什么生机了，对区域主义不太感兴趣了，会觉得经济一体化这个话题没什么可谈了，但是今天的会议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让老树发新芽。今天我主要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之下来看待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首先，会纵览它的历史并梳理现状，最后展望它在新世界和新时代的发展前景。其实区域主义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已经存在多年。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了三波区域主义的浪潮：第一波发生在欧洲，并且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之中；第二波发生在北美，主要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三波发展浪潮扎根于亚洲，新加坡其实是亚洲区域主义发展的先驱之一。例如有日本和美国签署的《日美自贸协定》，但是亚洲区域主义的标志性事件或者泛亚洲区域主义的标志性事件，则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因为这实际上是第一个包含了诸多亚洲国家的自贸协定，当时有11个国家签署，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前无古人的。之后就是东盟与韩国、日本、印度分别签订自贸协定，这实际上是同一个模块套于不同的国家开展合作。后来，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自贸协定签订，亚洲国家开始谈亚洲经济一体化。与前两波区域主义不一样的是，中国是一个非常积极进取的参与者，甚至在区域主义发展过程中，中国是引领者。大家可能觉得区域主义在全球经贸一体化之中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最好的是多边贸易体系（世贸组织的层面），但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因为地缘政治的考量被中断，因此不同的国家开始把目光放在区域机制和区域协议之上。关于郑永年教授提出的共同市场，我会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注解。根据经济一体化的文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轨迹可以分为五个步骤。首先，自贸区是最底层的形式；其次是关贸联盟，即有共同的关税；再次是共同市场，相应的生产要素（如货物、服务、人力资源、技术等）可以自由流动；之后就是经济联盟，例如欧盟，欧盟目前应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现经济一体化的联盟体，但是还没有达到完全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最后就是实现完全的经济一体化，比如中国经济、美国经济，这不是几个国家能够实现的，只有在国家内部才可以真正实现，国与国之间的联盟没有办法做到。现在的经济联盟还不完善，欧盟也是以一种不太完美的形式存在。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共同市场的概念，比如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概念，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想法，至少现在有比较成熟的条件，可以开展一些可行性的研究。开发经济一体化在亚洲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区域的经济整合毫无例外都要从政治一体化开始，而不是主要基于经济的考量。哪怕经济自由化的效益是主要的考量，也是最主要的动力，但一切还是要从政治的角度开始考量。在建立“东盟+1”的模型之后，东盟国家就开始向泛亚区域讨论区域一体化。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基本上有两种早期的模型：一种是中国提出的“东盟+3”，就是东盟加上东亚三国的模式；另一种是日本后来提出的“东盟+6”，也就是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拉进来。这就是地缘政治的考量。日本觉得在“东盟+3”中没有办法和东盟抗衡，所以日本模式和中国模式之争很多年没有一个定论。后来出现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一开始并没有加入东盟一体化的过程，因为美国当时比较关注反恐，对于亚洲经济一体化兴趣不大，是不置可否的态度。当亚洲开始通过东亚峰会讨论泛亚经济一体化议题之后，美国就感到有点焦虑了，开始希望干预、放缓或是阻断这一进程，但是都不太成功，这也是为什么后来TPP能够崛起。TPP最初只是贸易协定，当时只有三个亚太国家（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后来文莱在2005年也加入了，2008年美国也决定要加入TPP。当时还是小布什的时代，后来在奥巴马任期内才加入了TPP。TPP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协议，但它是代表了经济自由化最高水平的一个规则协定，目前仍然代表最高的水平，其他的协定（包括RCEP）都没有办法超越它。但是从地缘政治来说，TPP其实是一个分界线，最开始就停止了或者叫停了亚洲经济一体化，有一半亚洲国家加入了TPP，于是亚洲不再讲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话题了。在TPP的谈判完成之前都没有人谈亚洲经济一体化了，TPP谈完之后亚洲国家就开始担心了，因为在早期的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东盟其实发挥了引领作用，在早期他们比较尊重东盟的领导力，但是在TPP的进程中，东盟却被推到一边，基本没有话事权。特别是随着印尼提出RCEP的概念，中国的角色也开始加强，地缘政治的因素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又被提出来，美国和中国之争就是TPP和RCEP之争。其实RCEP是中国所乐见的，中国确实也感受到了TPP的威胁，所以非常支持RCEP的进程。以上是从历史的角度检视了亚洲经济一体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以及规则制定的角度回顾了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历史。那么当前状况如何呢？亚洲经济一体化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呢？可以描述为“停步不前”，没有人再谈亚洲经济一体化。RCEP协议其实是亚洲经济一体化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但是RCEP本身的成功还是相当有限的，因为RCEP代表的是所谓的浅层一体化，而不是深层一体化。RCEP当然有很多非常好的系统，比如有原产国制度，有助于塑造亚洲的身份，让亚洲国家有更多的身份认同，有自己的自由贸易协定，实现自己的经济一体化，而不需要有外部大国的参与。但是，从经济自由化的角度来看，RCEP的成就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它只是非常低层次或者浅层的自由化，并不能达到TPP深层自由化的程度。这就是现代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状。这主要是中美的地缘政治之争。现在亚洲国家从某种意义上开始回到双边主义，而不是一个泛亚的经济一体化，国家与国家开始进行双边的讨论。从高层的角度来说，这是有所倒退的。印度经济框架带来了新的局面、新的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模式。同时，美国已经不想搞自由贸易了，有的国家希望美国加入TPP，但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明美国不想再签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是昨日黄花，美国对此已经不感兴趣，要创立新的做法，在IPF新的框架下来做。美国不再想搞市场准入，比如降低关税，而是想专注两点：一是重新塑造供应链，希望能够加强经济的韧性和互援性，来确保供应链能够扎根于美国的友国和盟友。换句话说，就是要排除中国，尽可能把中国踢出供应链。二是美国通过ITE可以制定规则，制定新一代的规则，同时排除旧的规则。一旦规则制定之后，中国就已经不能参与规则制定，所以这就是美国IPA的角度。美国已经放弃自由贸易，转向了新的方向。中国推崇双边主义，正在寻求升级和东盟国家（包括和新加坡、新西兰）的双边贸易协定，和澳大利亚也在谈。中国在加强谈判的过程中，更希望可以加入传统的大型FTA，比如CPTPP。其实美国是有否决权的，但美国退出了。中国希望加入CPTPP，虽然这未必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秩序，更多是和“一带一路”相辅相成的一套路线，所以这其实和美国的IPA是一个角度，中国也不想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而是希望推动中国标准，推动建立起新的供应链，建立自己的角度、自己的供应链、自己的经济秩序。*免责声明：本文所阐述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代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立场。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余敏友武汉大学国际法教授、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严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环球时报》第5983期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导读6月14日，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论坛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共同主办，以“平等、合作、发展：《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3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主题，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300余位中外嘉宾，围绕主题，积极交流，坦诚对话，为推动全球人权事业发展贡献真知灼见。本文内容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在论坛上的主题发言。郑教授总结了西方和东亚国家及地区的权利发展历史，表示无论从欧洲社会、北美社会、东亚社会，大家实现人权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作为学术共同体，我们应当把各个文明、各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人权方面的最佳实践总结好，促进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更好的人权。今天想用这个机会，就发展和人权之间的关系谈几点我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无论在政策研究界还是学术界，很多人往往把人权视为发展的前提。但我的观点刚好相反，因为经验地看，发展往往是人权实现的前提。我想讲四点。第一，人权具有历史性，权利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实现的。英国20世纪中期著名的社会学家马歇尔（T.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何冬妮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学术副院长、资深研究员作者其他文章链接：何冬妮：以开放创新“再造一个新广州”的几点思考何冬妮：稳信心、稳预期，路虽远行则将至投资于人：财政支出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何冬妮：科创新型举国体制对民营企业意味着什么何冬妮：东盟国家产业转型政策及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何冬妮：“三思”共同富裕何冬妮：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何冬妮：宏观政策如何稳信心何冬妮：破解就业问题的几点思考（上篇）何冬妮：破解就业问题的几点思考（下篇）何冬妮：稳经济需要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叙事“腾笼换鸟”最早由浙江、广东等发达省份提出，写入了政府相关规划及政策文件。学界关于“腾笼换鸟”战略及政策成效有不同看法，有些认为这是促进增长模式转变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有些则认为这导致一些地方驱逐了低端产业却没能换来高端产业的结果。从实际看，浙江、广东推行“腾笼换鸟”战略及政策已有十多二十年，这些年这两个省份经济社会发展及对全国的贡献有目共睹，不是说战略没有改进的空间，但用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挑战来对之进行否定，不仅说服力不够，而且容易带偏方向。1产业升级伴随而来的产业转移是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方面，资本逐利而动，一个地方的市场成长空间和成本压缩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发达地区如果都守着传统优势，尖子生都不努力提升自己了，产业都不转移了，后进地区怎么办？别说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了，连想“抄作业”都缺少范本。此外，如果连发达地区的“尖子生”都不“走出去”了，中国怎么做全球化的推动者和引领者？“腾笼换鸟”可以看成是具有远见的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战略尝试，目标不在一时一地的GDP增长，而在经济结构的转变与经济效率的提升。所以，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与政府-市场关系下，更务实的可能是去思考如何提升“腾笼换鸟”的战略性、科学性和灵活性，使其更符合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趋势，更符合中国有效应对内外形势变化的需要。另一方面，如果就产业谈产业，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强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结果很大可能就像一些学者所批评的腾出了笼子却没换来鸟。“腾笼换鸟”与“筑巢引凤”是一体两面，这个“巢”对企业来说是一流的营商环境，对人才来说是一流的发展环境。没有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环境，哪个产业哪个企业哪个人才愿意心甘情愿地进“笼”？如果允许笔者再做一些书呆子式的思考，对前沿的科创企业和顶尖的科创人才来说，如果这个“笼”进得去出不来，那可能就算是金子打的也是不一定愿意进的。2“腾笼换鸟”的主体是企业，政府的职责在于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和发展环境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形成历史交汇之际，“腾笼换鸟”不失为一种远见，我们要问的实质问题在于，是“谁”来腾？是“谁”来换？“腾笼换鸟”的主体应当是企业，“凤凰涅槃”的主体也应当是企业，政府的职责在于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环境。在“腾笼换鸟”战略下，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公共投资应当最大限度地避免引起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也就是说，战略落地好不好要看公共投资、国有资本对私人投资、民间资本是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从这个角度看，日本90年代后实行的产业政策经验值得借鉴，把以对特定产业的扶持和补贴转向加大对基础研究、基础学科的投入与公共服务供给。“腾”“换”的主体是企业，更根本的要靠企业家精神。这既需要市场体系中坚定开拓技术与市场的“企业家精神”，也需要官僚体系中坚定营造一流环境、呵护市场主体“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精神”。3跳出产业政策去看“腾笼换鸟”，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工程目标不等于结果，过程中用的方式与手段不对，结果会与目标南辕北辙。总体而言，目前围绕“腾笼换鸟”有效性的讨论仍然比较局限在产业政策的框架内。我们需要的是跳出产业政策去看“腾笼换鸟”。“腾笼换鸟”，腾的是“市场”的笼，换的是“创新”的鸟，“腾”“换”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地方在推“腾笼换鸟”时，需要避免两个极端，既需要避免因为一时的增长与就业压力放弃中长期结构转型的战略目标，也需要避免僵硬地腾出物理空间后就能自然发展中高端产业的乌托邦式想象。浙江“以亩产论英雄”的考核机制，是比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更综合的考核指标，能更好反映经济的效率和效益，可以避免违背技术和产业发展规律，贪大求全强行上工业和制造业项目的做法。但是，“以亩产论英雄”也还不够，因为反映不出就业和收入分配的情况，没有就业和收入分配结构的稳固支撑，腾笼换鸟缺乏社会支持的土壤。所以，不仅是提升经济效率的问题，还要考虑“腾笼换鸟”能不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单纯靠产业政策无法破解这些问题，需要跳出产业政策看“腾笼换鸟”，这是涵盖市场机制、收入分配、教育、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工程。4防范“过早去工业化”，但解决方案并非“再工业化”，而是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的新型工业化近年来，对“去工业化”的反思正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思潮。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率先提出推动“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振兴制造业”等战略，并制定实施了相关的产业政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亦出现警惕和防范“过早去工业化”的政策导向。经济和产业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工业化是一个经济体中工业和制造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并带动经济效率整体提升的动态演进过程。“去工业化”是工业化的反向运动，一般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及其就业比重下降为标志。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规律看，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制造业的比重会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进入到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占比将明显高于制造业的比重，这与人均GDP达到高水平时人们的消费结构是相对应的。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未完成，应该继续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的新型工业化进程。制造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构成，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制造业的发达程度决定国计民生的水平，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综合实力与竞争力。但我们面临的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强不强的问题。据工信部数据，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中国已经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正如工信部原部长苗圩说的，我国仍处于全球制造业第三梯队，中国的制造业仍落后于美国、德国、日本等，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创新能力不足。中国一直走的都是工业立国路线，对“过早去工业化”的担忧实质是对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的担忧，但这应当避免把制造业的发展与服务业的发展、金融的发展对立起来。研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推动工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制造业转型升级，离不不开研发、金融等服务业的支撑，也离不开教育培训、医疗健康等服务业的支撑，前者直接关系到制造业的物质资本形成，后者直接关系到制造业的人力资本形成。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在全球化逆潮兴起之际，对“过早去工业化”的担忧与对本国本地区产业向外转移的担忧一结合，可能容易形成一股自我封闭的力量。如果有越来越多国家加入封闭的“再工业化”行列，全球化不可避免会陷入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困局。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我们不能跟着“逆全球化”起舞，特别要防止落入一些国家“去中国化”的战略布局，自绝于全球生产贸易网络。高水平开放不是一个口号，唯有与贸易伙伴进一步加深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上的分工协作，使得彼此的利益和发展捆绑的更紧，同时通过开放不断强大自身创新能力、持续推进自身产业升级，才能拥有推动制定更合理规则的实力和底气。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李巍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上演讲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东盟经济研讨会相关链接：中外学者共同呼吁建设中国-东盟共同市场GIG：打造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十条建议郑永年：构建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魏建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一个呼之欲出的世界经济最大增长极郑永年：基辛格忧虑战争，亚洲国家怎么办澎湃新闻三千字长文详解“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泰国前副财长林国孝：姗姗来迟的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钟正生：竞争还是互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再探讨王江雨：大湾区规则衔接需探索更多“软法”郭海：全球秩序变化中的中国-东盟合作前景周密：以基于信任的合作对抗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周晋竹：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制度与产业基础分析胡逸山：东南亚在大国间越发微妙的定位问题杨文辉：大国竞争下的中国-东盟关系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2023年5月27日）上的发言整理。非常感谢郑永年教授和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的邀请。今天我主要谈谈中美关系及其对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在今天这个时代，疫情拉缓了经济全球化过程，大国竞争正在让世界走向新的分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构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倡议，非常有创意，也非常必要。下一步，我们需要在国内和东盟国家有效推广这个概念。最近几个月，美国多位重量级的内阁成员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演讲。我们注意到，过去近三年来，拜登政府的内阁是相当稳定的，主要内阁成员总体上比较专业，而且整个团队运转比较有效。其中有三个内阁成员在最近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关于中美经济关系以及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重要演讲。我们也观察到，在美国华盛顿是不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30年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提出的概念，强调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要向全世界推广，自由市场经济已经在位于华盛顿的IMF、世界银行以及美国财政部形成了非常坚定的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美国通过外交等各种手段在全世界推动“华盛顿共识”的理念。什么叫“新华盛顿共识”？我们认为美国的经济理念已经发生了一场重大的转型。从耶伦、雷蒙多和苏利文三个内阁部长的演讲当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的经济理念经历了20世纪90年以来最大的转向。我把它总结为三个部分内容：一是中美关系本质上是竞争的关系，不是以前的伙伴关系，耶伦的讲话重点阐述了美国要寻求和中国维持健康、良性的竞争关系，建立在接触政策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彻底结束。二是中美究竟在竞争什么？两国竞争的核心是科技和产业。不管是雷蒙多还是耶伦、苏利文的讲话，都反复提到美国的产业基础受到侵蚀，美国科技创新能力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三是要重新获得与中国在产业和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美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抛弃旧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论调。新的华盛顿共识就是向中国学习，更好地平衡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今天的美国要重新利用国家的力量与中国展开竞争，他们认为靠以前的自由市场的方式不能够有效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这是我个人总结的新华盛顿共识的三个基本支柱。基于新华盛顿共识，美国在内政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内政方面，美国积极在国内层面推动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在美国话语体系下，长期以来都是负面的概念。我们还记得几年前特朗普发动了贸易战，很多人认为发动贸易战的原因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2025计划”被美国认为是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是中国的产业政策。而现在美国采取了和中国非常类似的方式，签署了三个法案（《基建法案》、《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这构成了拜登经济学的三个支柱，实际上就是带有美国特色的产业政策。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美国正在学习邓小平的智慧——“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不是违背了市场的理念，只要产业政策能够帮助美国竞赢中国，就可以用，美国现在非常务实。这一进步证明，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意识形态的偏执是可以抛弃的。关于上述三个产业发展相关的法案，我们平时讨论得已经挺多了，我今天就不再赘述。除了国内的产业政策，美国还是一个独特的全球霸权国家。当我们讨论产业政策的时候，更多说的是东亚国家，比如韩国、日本，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中国。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家，具有东亚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能够利用外交工具或者外交手段配合国内的产业政策。耶伦自称是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但是她最早提出或者系统阐述了“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的概念。友岸外包显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语境下的概念。为了配合耶伦提出的友岸外包的策略，美国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多个层次通过经济外交手段与中国展开产业竞争。一是在全球层面，美国以供应链韧性为主要抓手，在全球围绕供应链韧性进行外交协调。美国先后召开了供应链韧性峰会和供应链韧性部长级会议，团结盟友共同捍卫所谓的供应链韧性，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如果高度依赖中国，就不具备韧性；要具备韧性，就必须在中国之外找到替代者。二是提出新的基建设施的倡议（PGII）。刚刚在日本召开的G7峰会提出，美国和西方世界要拿出6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基建，以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三是提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倡议，在全球推动矿产外交。新能源产业是非常重要的新兴产业，它高度依赖关键的矿产资源。未来石油的地位将大幅下降，关键矿产资源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所以美国最近推动建立了全球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对话机制。同时，在地区层面，在欧洲、印太、美洲、太平洋岛国，美国都提出了新的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倡议。一个是和欧洲新建的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主要是协同美欧在贸易和技术领域遏制中国；二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发起了IPEF的倡议；三是在美洲地区和太平洋岛国拜登政府都发起了新的区域经济合作倡议。而在双边层次，我们会发现有4个国家成为美国经济外交的战略支点，分别是日本、英国、印度、韩国。美国和它们各自建立了新的双边经济合作机制，推动它们配合美国友岸外包的基本策略。在上述经济外交行动中，最值得关注的也是对中国和东盟国家均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就是IPEF。IPEF现在已经进行了三轮正式的谈判和一轮特别谈判，主要包括四个支柱。第一，互联经济。互联经济是推动数字贸易领域中的数据自由流动。第二，供应链韧性。美国以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为由，力推供应链韧性战略。第三，清洁经济。这实际上是指清洁能源产业，在这个方面，中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中美产业竞争中有两大产业是关键：一是半导体，美国处于攻势地位，中国属于守势地位；二是清洁能源，特别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而美国处于守势地位。在清洁能源产业链方面，中国具有明显优势，因此美国通过IPEF团结其成员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和中国展开竞争。第四，公平经济。公平经济其实剑指“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存在一些腐败行为。我们看到，IPEF的出现使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陷入更加复杂化的局面。印太地区有一些相互交叠的合作机制，有几个主要的经济合作框架：一个是日本主导的CPTTP，另一个是东盟国家担任“驾驶员”的RCEP，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IPEF。IPEF是美国所推动的新型印太经济战略，它是为了充实美国的印太战略而建立的。印太战略虽然在特朗普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一直没有经济合作作为支撑。拜登政府为了在印太战略框架之下加入充实经济内容，所以提出了IPEF的概念。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东盟的朋友，要注意IPEF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正如当年的TPP最后在美国夭折了，IPEF同样存在以下几个关键的缺陷。第一，IPEF目前没有承诺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公共物品。我是学国际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制度化的国际合作都涉及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IPEF还不如TPP。在TPP中，美国通过更高、更强力度的开放，把美国市场开放给东亚国家，为其提供贸易领域中的公共物品。但是IPEF中，美国没有做出任何相关的承诺，也就是说，IPEF只是一个概念，美国没有承诺要为IPEF做出什么样的投资或者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第二，IPEF是一个比TPP更具有地缘政治导向的经济合作倡议，它服务于美国单方面的战略利益。这个框架暗含着美国地缘政治的考虑，与其说它是经济合作倡议，不如说它是一个地缘政治导向的战略。所以，它一定会恶化或者加剧整个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矛盾和分歧。第三，IPEF将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美国第一”（America-First）。我们知道特朗普是单边主义者，拜登貌似是多边主义者，但是，IPEF实际上继续贯彻了“美国第一”这样的理念，IPEF的四个支柱都是基于美国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第四，IPEF可能将继CPTPP之后进一步分裂东盟，把东盟十家分为IPEF成员国和非IPEF成员国。我们注意到有三个东盟成员国——老挝、缅甸和柬埔寨——都不在IPEF框架内，而这三个国家是东盟地区最贫困的国家，是最需要美国发展援助的国家，但是这三个国家偏偏都不在IPEF成员国当中，所以它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东盟的分裂。最后，我非常赞成越南朋友的发言，说东盟国家在中美大国竞争当中不选边站队，但是IPEF的出台将进一步加剧东盟国家所面临的选边困境。绝大部分亚太地区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度更高。其中，依赖度最高的是澳大利亚，后面依次是新西兰、韩国、越南、日本等。在这种情况下，加入IPEF会进一步恶化东盟国家选边站队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概念和思想的提出就是来自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回应。从2020年开始，东盟就已经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随着西方国家不断提出所谓“脱钩”和“去风险化”的概念，东盟对于中国的经济意义大幅提升。过去十多年，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持续深化，2010年，1.0版本的自贸区建成；2019年，2.0版本的自贸区生效；今年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和东盟地区的3.0版本的自由贸易区的谈判。3.0版本自贸区谈判既包括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和便利化，也包括数字经济、清洁经济以及供应链互联互通等问题。展望未来，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概念将会成为推动东盟和中国进一步深化经济合作的非常好的思想基础。共同市场实际上代表着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即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不仅要实现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流动，还要推动人员、技术、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对于中国、东盟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谢谢！*免责声明：本文所阐述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代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立场。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郑永年教授发表主旨演讲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2023年6月19日，全球溯源中心系列成果发布活动暨第二届大湾区“未来论坛”。本次论坛主题为“世界新发展与中国数字经济战略”，郑永年教授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题为“AI时代的中国开放战略”。本文由演讲整理而来。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就中国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开放政策谈一些最近的思考。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AI）时代，这是开放的产物；如果不开放，我们就不会有像全球溯源中心这样的机构和产品。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多年，对中国人来说，“开放”这个词并不陌生，但是，开放在这个新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明白的。1AI时代的大国战略博弈基辛格先生今年100岁了，最近他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可以看出他最担心的还是世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他尤其对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感到非常悲观。上世纪70年代，基辛格先生经历了尼克松访华的中美关系破冰之旅，改变了世界权力格局。现在，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他再次审视世界局势，把中美关系放到整个世界局势来看，向我们释放出非常悲观的观点。他认为中美寻求和平共处之道的时间只剩下五到十年。如果两国不能找到和平相处的方式，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中美必然走向最终的冲突。所以，他在《经济学人》（Economist）上发表的文章的主题就是如何防止中美之间的竞争变成战争。同时他也认为中美如果要共存，彼此要学会如何相处，就是要合作、讨论和对话。中美之间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对话，气候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核不扩散问题，这些都是近几年非常重要的议题。比如气候问题，中美之间如果不合作，其他国家再努力也解决不了，因为中美两国的碳排放量加起来差不多是全世界总量的一半。再比如，刚刚过去的新冠疫情，如果中美两国一开始能合作，就不会演变成后来的样子。核不扩散问题也是一样，更需要中美的合作。基辛格先生认为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已经不能构成中美对话的基础了。那么，中美对话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AI，人工智能。去年基辛格先生刚出了一本书叫《领导力：世界战略六案研究》（Leadership: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杨文辉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上演讲杨文辉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东南亚岛国研究所所长、副教授中国-东盟经济研讨会相关链接：中外学者共同呼吁建设中国-东盟共同市场GIG：打造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十条建议郑永年：构建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魏建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一个呼之欲出的世界经济最大增长极郑永年：基辛格忧虑战争，亚洲国家怎么办澎湃新闻三千字长文详解“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泰国前副财长林国孝：姗姗来迟的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钟正生：竞争还是互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再探讨王江雨：大湾区规则衔接需探索更多“软法”郭海：全球秩序变化中的中国-东盟合作前景周密：以基于信任的合作对抗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周晋竹：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制度与产业基础分析胡逸山：东南亚在大国间越发微妙的定位问题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2023年5月27日）上的发言整理。谢谢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来自越南的杨文辉，感谢郑永年教授邀请我参加今天的研讨会。今天我将从越南的角度，分享如何看待大国竞争中的中国—东盟的关系。我的演讲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中美之间的竞争以及东南亚国家对这两国的依赖，这种依赖可能是对称的。第二部分，谈一下东盟和中国关系的未来。先讲第一部分，大国竞争以及东盟的应对。大国地缘政治的竞争，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使得这个世界更加不确定和危险。竞争长期存在于中美关系中，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希望成为世界领导力量的竞争对手，这意味着中美竞争更加激烈。东南亚一直都是大国竞争的一个战场，中美竞争在东南亚地区相对复杂，而且正在升温。中国采取行动更多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而非与美国对抗或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在追求各自的国际目标时，中美使用的工具手段截然不同：中国利用的是其经济实力，而美国则是借助军事实力，两国都在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展开竞争。美国重新启动并进一步强化了四方安全会谈（Quad）机制，还与澳大利亚、英国建立了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如今，AUKUS和Quad都对中国有着同样的威胁认知。虽然，Quad、AUKUS以及欧盟的印太战略都没有直指中国，但是，中国因素总是其中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反对这些机制。中国把这些协议称为“冷战思维”的产物，并且警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他们这种做法有损自己的利益。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倡议吸引了区域内14个国家的参与，IPEF是美国拜登总统为促进美国和区域内伙伴之间的经济合作、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而提出的最新倡议。除了“一带一路”以外，中国也推动全球安全倡议（GSI），东南亚地区是该倡议重点关注的区域之一。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希望它能够促进东盟与先前伙伴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多边化。但是，在乌克兰冲突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可能会导致美国加大在欧洲和亚洲的介入力度。美国加剧了亚太地区对立集团的形成，这对地区合作是危险的，特别是东盟国家可能被迫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东盟国家更有可能陷入“地缘政治陷阱”。因此，对于东盟国家来说，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就是中美竞争。随着现在地缘政治不断升温，特别是乌克兰局势的冲击日益复杂，美国也加强了它在亚太太平洋联盟的关系，进一步增加了东盟国家陷入“地缘政治陷阱”的可能性。美中竞争影响到地区和平与稳定，也使得东盟更加分裂，甚至可能失去在该地区的中心地位。因此，如果不加强东盟的团结并提升其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东盟国家可能成为权力竞争的俘虏。那么，东盟如何应对中美竞争的加剧？首先，东盟在与大国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中始终努力保持中立。东盟国家尽最大努力从每个大国那里获得最大的相关利益，不成为任何一个大国的附庸。美国仍然是该地区重要的安全提供者，但东盟的经济主要依赖中国，所以东盟不能将这两个大国完全割裂看待。其次，维持东盟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是东盟更好应对大国竞争挑战的关键因素。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力量平衡倾向于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原因如下：1.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图源：网络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本文系郑永年教授在2023年RCEP地方政府暨友城合作(黄山)论坛的主旨发言。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新形势下的经贸合作，这是一个很紧迫的主题。我观察到刚刚结束的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反映出我们区域合作的另一个格局，即地区安全问题。现实生活中，经贸合作和安全这两方面都是存在的。我为什么要提安全这个话题呢？最近基辛格先生接受了《经济学人》杂志长达八个小时的访谈，他非常担忧中美竞争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他甚至警告中美之间还有5-10年的和平窗口期。如果中美之间5-10年之内不能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方法，中美冲突就会变得不可避免，而这个冲突是可以毁灭人类文明的。基辛格是世界上非常受人尊敬的外交家，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基本上把他所有的著作都读了。最近这些年他的新著作我也差不多一个字不落都读了。我个人觉得，他还是一种西方式思维，不能反映我们亚洲人的智慧。尽管他是那么多西方外交家里面最了解亚洲的，他对我们亚洲人的智慧还是缺少了解。我想说的是，基辛格先生这么悲观的论断主要还是根据西方的经验而不是亚洲的经验。我一直记着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那句话，他说中国跟东盟国家是几千年的邻居，中国几千年时间里没有把亚洲国家变成殖民地，但当西方人来到亚洲之后没有多久，整个东南亚成为了西方的殖民地。过去的40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来的40多年，我们亚洲地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也是最和平稳定的区域。我1990年代初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时候，普林斯顿的一些教授就预测中日冲突。他们相信，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会赶上日本，中日必有一战。但是今天，中国经济的体量已经是日本的三倍，中日之间尽管围绕着东海等问题有一些纠纷，但我们还是维持着和平。中国跟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朱镕基总理的时代，中国跟东盟开始谈判，韩国跟日本也来竞争，形成了三个“10+1”机制。之后，在三个“10+1”机制之上形成了今天人们所见的东北亚三国和东盟的“10+3”机制。所以我非常认同经济竞争。在经济领域，即使初心是竞争，最终也会导向合作。我们今天所讨论经贸关系不可避免具有竞争性，但这是好的竞争，是共赢。历史地看，经贸合作是远远优于军事安全上的竞争。因此，像今天我们这样的经贸论坛，应当多开一点，像香格里拉论坛这样的安全论坛，充满了太多火药味的东西，还是少一点比较好，尽管安全问题也很重要。中国人相信“求同存异”，共同的利益做大了，分歧就会变小。国家间经贸关系紧密了，安全方面的顾虑就会减少。正因为我们亚洲国家尝到了经济合作的好处，我们在过去是最和平的，发展是最快的。今天中国是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日本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在崛起，整个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也在崛起。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世界的经济重心会在亚洲，这个大的趋势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只会加强。今天的欧美经济非常糟糕。尽管我们亚洲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但比较而言我们还是世界经济最好的一个区域。最近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欧美2023年的经济即使没有大的衰退，也非常难以引领世界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天推进的RCEP非常重要。RCEP无疑是一个新的机遇。不过，我们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美国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RCEP跟IPEF的成员有很多的重合，RCEP的15个成员里有11个加入了IPEF，没有加入的只有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四个国家。我们如果不努力，RCEP将面临被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分化和架空。不管怎么说，亚洲的自由贸易机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RCEP是开放包容性的，但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是排他性的。只有开放包容的区域主义才是与全球化相向而行的，排他性的区域主义是逆全球化的，跟全球化是相反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加快落实RCEP？15个国家都已经签署了文本，但是从文本落地，我们还需要很多的努力。在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企业永远是两个经济发展的主体，它们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在亚洲经济体内，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很重大的角色，地方政府跟企业如果合作，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就快，地方政府如果跟企业合作得不好，经济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在东南亚生活了20几年，对这个现象深有体会。我觉得如果地方政府跟企业两边能合作起来，能尽快落实RCEP。我最近也在构思，中国和东盟国家能否在RCEP的基础之上建设一个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大家知道，中国已经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的谈判，但我个人觉得自由贸易方式现在已经不够用了，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现实需要了。例如中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开放，把一些供应链、产业链延伸到东南亚国家。这种趋势可以使得东南亚国家获得更多的利益，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延申意味着地方有就业、税收，这样可以形成一种共赢经济。亚洲现行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的协定，应该统筹起来，整合成一个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框架。在亚洲区域的自由贸易安排有很多，有3个“10+1”，还有澜湄合作机制，有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有RCEP，但这些自由贸易协定有些地方是互相打架的，比如RCEP跟印太经济框架。此外，中国也正式申请加入CPTPP和DEPA。我们还是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整合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并提升为共同市场安排。尽管如基辛格先生所说，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竞争有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我们一定要避免中美之间的军事竞赛，因为中美之间的军事竞赛不仅对两国不利，对我们整个亚洲区域都不利。如果是中美的经济竞争，我们应当提倡。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不是说看哪个国家更封闭，哪个国家更能构建排他性的区域主义，而是要看哪一个国家更开放，哪一个国家更能构建包容性的地区合作机制。在亚洲或者世界范围内，中美之间的竞争就是要看谁能提供更多的区域国际公共品，最终的赢家是那个更开放、更包容、更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品的国家。在RCEP国家里面，中国是最大的单一市场，所以中国的开放、稳定、发展本身是对RCEP成功的一个重要要素。我们15个国家的协定来之不易，我们要抓紧行动。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好，企业也好，谁先行动起来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利益。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胡逸山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上演讲胡逸山马来西亚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高级顾问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顾问中国-东盟经济研讨会相关链接：中外学者共同呼吁建设中国-东盟共同市场GIG：打造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十条建议郑永年：构建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魏建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一个呼之欲出的世界经济最大增长极郑永年：基辛格忧虑战争，亚洲国家怎么办澎湃新闻三千字长文详解“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泰国前副财长林国孝：姗姗来迟的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钟正生：竞争还是互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再探讨王江雨：大湾区规则衔接需探索更多“软法”郭海：全球秩序变化中的中国-东盟合作前景周密：以基于信任的合作对抗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周晋竹：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制度与产业基础分析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2023年5月27日）上的发言整理。非常感谢严兴博士的热情介绍，感谢主办方郑永年教授及其他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同事对我的邀请。今天我主要从东南亚的定位以及技术创新的角度来分享一些我的看法。长期以来，东南亚一直都横跨在世界上最繁忙的海运航线上。世界航运总量的一半（有人认为甚至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要经过南海。上世纪中叶，东南亚国家逐渐从西方殖民统治的枷锁中艰难地独立出来，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即在试图管理自己日益壮大的国家时，选择哪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方案。当时正处于冷战高峰期，一方是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或至少是社会主义的东方集团，另一方是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的西方集团。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可能本不愿在两大阵营中选边站队，但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作为当时的小国——甚至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在某种意义上会受到两个对立阵营的双重挤压，最终不得不选择一方，不管他们喜欢与否。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当时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选择站在美国一边。他们选择了高度依靠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作为其国家经济社会体系的主流模式，尽管很多国家仍保留大量中央计划经济，而这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性特征。这些东南亚国家意识到自己在地缘战略方面的潜力。当时美国重视并推动了全球自由贸易的概念和实践，欧洲和日本也是如此。于是东南亚不仅与美国开展大量贸易，同时也敞开大门欢迎来自相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所以，在上世纪最后的25年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蓬勃，出现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与此同时，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根深蒂固，美军进驻当地变得司空见惯。当然，也有部分东南亚国家选择站在东方阵营一边，实施更为严苛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但他们的经济没有获得显著增长，人民的生计也往往非常匮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选择“错误”一方的悲惨经历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苏联在东南亚的军事和经济存在都没有美国深厚。所以，选择站在美国这边，当时被认为是安全的选择。当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时，大部分站在美国这边的东南亚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被证实是“正确”的，而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为了生存则不得不转向市场经济，使得这种选择进一步固化。然而到了21世纪，美国很快表现出新一轮保护主义迹象。虽然在口头上美国仍然支持自由贸易，但它逐渐地，甚至有时突然地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进口产品实施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另外，美国当年大肆宣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却又在最终突然退出协议。诸如此类的行为被很多东南亚的国家（包括TPP的缔约国）视为背叛，使得东南亚国家不再将美国视为可靠的贸易伙伴，东南亚与美国的整体经济关系无疑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同时，由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投资大幅减少，进一步加剧情况的恶化。与此同时，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抵消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留下的经济真空。中国在过去和现在都渴望与东南亚开展贸易和投资。中国对包括原材料在内的物资巨大需求吸收了东南亚的大量出口。由于东南亚大部分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同时中国向东南亚出口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所以双方之间的经济贸易持续繁荣。如今，中国和东盟已经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看到中国向东南亚投资的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还包括制造业，相关投资很多时候是按照“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来执行的。此外，RCEP涵盖了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所以，至少从经济上看，大部分东南亚国家越发依赖中国，即使他们没有选择站在中国一边。毫无疑问，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也存在分歧，比如说南海地区，我们在领土主权以及经济利益方面还有争议，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总体平稳温和关系上的一些“硬刺”。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南海争端当事国对中国在他们家门口的压倒性军事或准军事存在感到厌倦。有的当事国认为，在对抗或谈判方面，不用说单独与中国相抗衡，即便是整个东盟联合起来，都无法与中国相抗衡。同时，他们认识到美国在本区域的军事力量仍旧强大。所以，部分东南亚国家将欢迎美国的航行自由（Freedom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周晋竹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上演讲周晋竹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贸易数字化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东盟经济研讨会相关链接：中外学者共同呼吁建设中国-东盟共同市场GIG：打造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十条建议郑永年：构建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魏建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一个呼之欲出的世界经济最大增长极郑永年：基辛格忧虑战争，亚洲国家怎么办澎湃新闻三千字长文详解“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泰国前副财长林国孝：姗姗来迟的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钟正生：竞争还是互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再探讨王江雨：大湾区规则衔接需探索更多“软法”郭海：全球秩序变化中的中国-东盟合作前景周密：以基于信任的合作对抗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2023年5月27日）上的发言整理。感谢郑教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参与此次讨论。从区域一体化的理论角度来看，“共同市场”的概念意味着对非成员国实行统一关税，并在成员国之间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像欧盟一样。在回顾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和经济现实之后，我们发现建立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既有可依托的基础，也有需要克服的障碍。今天我想分享三个观点。首先，中国与东盟具备构建共同市场的经济和制度基础，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紧密、韧性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最成功且最具活力的典范。中国和东盟是彼此重要的合作伙伴。自1991年启动正式对话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过去的30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正式宣布建立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维护了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与稳定。今年一季度，欧盟GDP增长1.3%，美国GDP增长1.6%，中国GDP增长4.55%，而东盟成员国的表现更好，印尼增长了5.03%，菲律宾增长了6.4%，马来西亚增长了5.4%。中国和东盟的经济韧性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信心和动力。目前，中国和东盟已经建立了两个高质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自今年年初以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已经启动。这些协定大大降低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壁垒，为双方提供了更广泛的服务和投资市场准入，促进了双向贸易和投资的显著增长。中国与东盟已连续三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2.0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9%，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5.7%。2021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达197.3亿美元，同比增长22.8%，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1%。中国已在东盟投资设立了6200多家企业，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58万个。当前，世界正在经历全球性动荡。“脱钩断链”引发通胀，打击企业信心。全球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在此形势下，中国-东盟贸易和投资的韧性和内生驱动力拉动了东亚乃至更广泛地区的疫后经济复苏。可以说，中国与东盟构建了互利共赢的格局，树立了开放合作的典范，双方具备建设共同市场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其次，东盟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外商直接投资的热土。根据我们去年的调查，在与东盟国家有业务往来的中国企业中，有近50%的企业表示将扩大对东盟的投资。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增加将带来基于供应链的更紧密合作，为共同市场奠定产业基础。近年来，东盟成员国纷纷出台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降低外商投资准入门槛。调查显示，88%的中国企业认为，自RCEP实施以来，东盟成员国的营商环境有所改善。一些东盟成员国还主动出台法律法规，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条件。例如，2022年，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周密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上演讲周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东盟经济研讨会相关链接：中外学者共同呼吁建设中国-东盟共同市场GIG：打造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十条建议郑永年：构建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魏建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一个呼之欲出的世界经济最大增长极郑永年：基辛格忧虑战争，亚洲国家怎么办澎湃新闻三千字长文详解“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泰国前副财长林国孝：姗姗来迟的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钟正生：竞争还是互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再探讨王江雨：大湾区规则衔接需探索更多“软法”郭海：全球秩序变化中的中国-东盟合作前景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2023年5月27日）上的发言整理。很荣幸参与此次研讨会，这是一个讨论不同议题的绝佳时机。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似乎需要建立相应机制，来创建一个更强大、更具一致性的框架，以保护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是一个很好的构想，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所有国家都有其独特之处，我们必须处理各种差异，特别是当涉及不同的部门、资源和意愿时。在这里，我想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即应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网络中注入一个新的元素：信任。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间的合作模式多种多样，各方都想通过贸易来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然而，这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发展情况。以前，贸易曾是评价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如今贸易的发展往往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态度。接下来，我将讲三个部分。第一，在亚洲国家，特别是在东盟地区，已经拥有以信任为基础的贸易合作关系，并且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强这种合作。这是因为我们有许多共性，包括相似的文化、经济模式甚至是消费习惯等。这为我们的合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第二，我们都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甚至区外国家以及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压力，但我们拥有更好的技术手段来促进更好的贸易。贸易便利化的协议，包括WTO，均旨在进一步促进投资。尽管我们无法保证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但至少已经达成一定的共识，其中包括“一带一路”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可以以信任为基础展开合作。如果我们只基于市场的需求和供应来做出合作的话，那么很多合作关系可能就不太可靠。因为有时候一些国家可能会更换供应商，同时我们还可能面临通胀和货币问题等种种困难，这就可能导致合作关系出现问题，这也违背了过去合作的基础。中国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过去的三年中，由于无法面对面交流，供应商无法继续开展业务，供应链也遭受中断。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建立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基于信任。第三，基于信任的贸易网络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这个贸易网络应该是平等的。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控制整个网络，我们希望为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而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任何国家都不能强迫其他国家加入国际贸易，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意愿。例如，在研究关于中澳自贸协议的问题时，我们发现有不同的需求，尤其是澳大利亚方面，他们仅希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而不是促进贸易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对方只想保持现状，而不是扩大贸易容量。这需要我们的彼此理解和尊重。2.我们当前讨论在信任的基础之上建立贸易网络，其中的关键词或重点是合作。我们知道，东盟国家具有非常强的多样性。正如魏部长刚才所提到的，中国和柬埔寨之间的贸易额正在不断增长。从RCEP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非常有趣。因为RCEP涵盖了不同的国家，他们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因此，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可能需要特别的支持和关注，以确保贸易网络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3.为了更好地支持贸易发展，我们需要有效地开展治理方面的合作。我认为，贸易合作计划应该由政府提出，因为政府了解主要的发展趋势和贸易合作的主要方向。在此基础上，市场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合作过程中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政府提供方向和设置机制，市场以更加高效的方式确保开展相应的安排。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做了很多关于电商的研究，探讨了如何打造讲信用和有信任的合作网络。因为在相互之间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必须通过信息的交换来提高可信度和效率。4.我们需要夯实供应链内部的薄弱环节，以使它们更具实力和创新性。5.合作网络需要尊重市场需求，同时在该区域面临来自外部的影响、压力和风险时，我们需要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基于之前界定的相关元素，我个人有以下建议，希望能够提升基于信任的合作网络。第一，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成果。在普通的贸易合作机制中，我们也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成果，有些是具体的，有些是宽泛的。我们需要确定，对于信任而言，哪些成果更重要，例如RCEP中的原产国原则和规则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在CCPIT中，我们注意到企业可以自行申报并提供证书。因此，我们需要改进这些机制的使用方式，以更好地支持合作中的信任元素。第二，我们需要增强供应链的韧性，以实现产业政策的更好协同和合作。在当今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生事物，其中美国也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产业政策。因此，为了提高市场效率，有效地协调资源分配也变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我认为不同的国家应该设定自己的目标，并基于这些目标开展合作。第三，为了弥补市场中的某些缺陷，我们需要进一步在政策层面开展合作，以达到更高效的市场。在RCEP中，各国都做出了承诺，其中有一些是自愿性质的，有一些具有约束力。我们需要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就像中国的某些省份一样，需要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以实现更好的发展和相互之间的良性竞争。因此，我们必须在合作的基础上加强贸易合作的发展。第四，我们需要进一步鼓励创新元素的发展，以更好地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之前我们还做了一些研究，主要是关于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贸易。菲律宾是批准RCEP的最大国家之一。在批准之后，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网络越来越发达，不仅涵盖了货物贸易和商品交流，还包括政府合作、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服务贸易。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从传统方式看待贸易元素，还要看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以及新能源领域的创新机遇。各方必须打造更大的、更基于信任的合作框架。我们不仅要看到眼前的成果，更要关注未来，争取在降低成本、减少风险、提升合作效率和质量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免责声明：本文所阐述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代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立场。END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是“民间性质、官方支持、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研究院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政策咨询和解决方案。往期回顾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GIG）立足湾区，服务国家，面向未来。研究院由著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担任理事长。▎郭海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上演讲郭海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外交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东盟经济研讨会相关链接：中外学者共同呼吁建设中国-东盟共同市场GIG：打造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十条建议郑永年：构建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魏建国：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一个呼之欲出的世界经济最大增长极郑永年：基辛格忧虑战争，亚洲国家怎么办澎湃新闻三千字长文详解“中国-东盟共同市场”泰国前副财长林国孝：姗姗来迟的中国-东盟共同市场？钟正生：竞争还是互补？——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再探讨王江雨：大湾区规则衔接需探索更多“软法”本文系作者在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2023年5月27日）上的发言整理。导读本文探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的中国-东盟关系。文章审视了三个关于东盟-中国关系的传统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