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当前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的三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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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编者按：《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已经于7月19日发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但一个时期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少民营企业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迫切需要针对新情况，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体制机制，提振民营经济预期信心，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如何重振民营企业的信心，郑永年教授指出了三个关键。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发展靠的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但现在这三驾马车都出现了问题。
先看投资。今年一季度各个地方增加都很快，但民营企业的投资增长非常小，表明企业信心还不够足。新冠疫情三年，对中小微民营企业杀伤很大，尤其是去年上海管控，对民资影响很大。俄乌战争、中美关系的影响也很大。但我们也要反思。像前些年房地产、教培、互联网这三大领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大本营，虽然整顿的初心是好的，是为了造就一个更好的长远发展的营商环境，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
但是，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从汉朝到现在为止，中国一直是三层资本、三层市场。顶端的是国有资本，国计民生很重要的一些领域由国家占主导地位，底下的广大中小型、微型企业都是民营资本，中间是国有资本跟民间资本互动。进而形成了近代所说的官办、商办（也就是现在的民营企业）和官督商办三类企业。三类企业比较均衡发展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发展的好，比较稳定。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家说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实际上中国几千年就是这样的，不能走极端化，这三层资本还是要比较均衡的发展才行。那么，现在我们民营企业为什么不去投资？我觉得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为什么要投资？保证财富安全和企业家的生命安全很重要。这两个安全的保证并不是资本主义才有的，远远早于资本主义产生以前。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做了以后不安全，你肯定不做了。如果我做了、赚了钱，有一天发现这个钱不是我的，我肯定不做。
所以，通过法律保护财富安全和企业家的生命安全很重要。民营企业要的是确定性，最重要的是从法律上把民营企业的地位巩固住，而不是政策上的优惠。如果是法律多于政策，这个时候大家就安全了。当政策多于法律的时候，民营企业家就会感到不确定性，因为政策都是因人而变的。营商环境的“三化”，就是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其中法治化尤其重要。
二是要做什么投资？现在，国有资本大量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加上房地产、教培、互联网行业的整顿，导致很多企业无投资空间。国有资本做不了风投，因为风投就是长线的投资，最少8-15年甚至更长。现在央企布局是比较合理的，但大量的地方国资占据了太多的经济空间。国企和国资应该改革，掌握国资的人应当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官员。
三是怎么去做投资？这方面很难，因为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企业拿不到钱，大型国有银行缺乏足够的理由和动机去服务中小型民营企业。大家看美国往往看华尔街，但是美国的中小银行尤其社区银行起了非常大作用。2007、2008年金融危机是华尔街制造出来的，但帮助美国走出危机的是中小型银行尤其是社区银行。
中国一定要改变金融结构。有两个办法，一是成立一大批中小型民营银行，可以限制地域和服务领域，但必须要有。二是成立一大批中小型国有银行，但这些国有中小型银行的考核一定不要跟大的银行一样。
我们以前说数量型经济扩张，主要你投资就能赚钱，但现在这个好时光已经过去了，一定要精耕细作，从制度上思考怎么利用民资来推动发展。
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了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很多年，但是现在基本上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完成了，东南沿海地区已经饱和，中部地区也不错。西部地区还有一点投资空间，但西部地区本来经济活动就不多。经济活动不多，继续投资就是浪费。日本以前北海道边缘地带的投资非常好，但是现在人口萎缩，越来越集中到东京等大城市，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就废弛了。
再看贸易。首先是世界经济形势都不好，第二个就是美国跟我们系统脱钩。所以，用贸易来支撑、拉动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很困难。
最后看消费。虽然“五一”假期消费表现不错，但光靠吃喝拉撒还拉动不了中国经济，尤其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消费社会。学术上说，消费社会跟中产社会是同一个意思。任何社会，哪怕是最穷的社会，也有小部分人是消费过度的。穷人永远是消费不足的，只有中产阶层才能充分消费。
从世界经济史看的话，当一个社会中产阶层跨过50%的门槛，达到60%甚至70%的时候，才是中产社会。我们现在只有30%的中产阶层，所以还需要很大的努力。如果到2035年我们中产阶层能达到6、7亿人，那可能就是中产社会了。当然，如果年轻人不生小孩的话，那会是一个非常老的社会，可能也消费不动了。
本文系郑永年教授在2023国研东海智库论坛（2023年5月10日）上的部分演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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