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推荐 |《摩尔镇日记》的后田园视野: 特德·休斯的农业实践与田园理想

作者简介：陈红，上海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点负责人，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及多个全国性学术组织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诗歌研究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特德·休斯诗歌研究（2007-2012），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自然诗歌传统与生态诗歌的兴起研究”（2016-2021）。出版中英文专著各一部，在《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ISLE、Concentric 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另有数篇文章收录在剑桥大学出版社、麦克米兰出版社等国外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发行的著作中，如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ed Hughes。目前担任英国及爱尔兰文学与环境学会官方学术期刊 Green Letters: Studies in Ecocriticism (Taylor and Francis）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环境人文学图书系列 Environmental Cultures (Bloomsbury Academic)的编委，以及包括 ISLE、Green Letters 和《外国文学研究》在内的中外期刊的外审专家。

内容提要：特德·休斯1989年出版题为《摩尔镇日记》的农场诗歌集，记录自己与家人1973至1976年间经营农场期间的经历和感受，与传统田园诗歌对乡村生活的浪漫想象形成明显反差，表现出令人敬佩的现实主义态度。然而一旦跳出文本的有限空间，我们会发现《摩尔镇日记》中的农场日常与彼时英国农业现代化高潮期的畜牧业生产的实际状况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休斯在《摩尔镇日记》中回避现代畜牧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目的在于透过农业现代化的现实表 面，再现人与自然关系中蕴含的深层现实，重建人与自然连接的后田园视野。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后田园《摩尔镇日记》特德·休斯

西方田园文学中的田园梦从一开始就隐含着梦想者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大多身居城镇或都市，乐于构想一个远离尘嚣的纯朴乡村并心向往之，却不曾真正有 所行动。当然也有例外，例如英国诗人特德·休斯 ( Ted Hughes) 就在1973年买下了位于北德文郡一个名叫“摩尔镇” ( Moortown) 的农场，与其妻和岳父一起劳作经营，直到1976 年岳父去世，其间他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下农场劳作的点点滴滴，并于1989 年将这些诗歌单独结集出版，取名《摩尔镇日记》( Moortown Diary) ¹。作为名符其实的农场诗，《摩尔镇日记》与英国田园文学传统不可避免地发生交集。英国田园文学研究者兼休斯研究专家特里·吉福德基于《摩尔镇日记》以农事为题材且在多首诗歌中描述了充满艰辛乃至血腥的畜牧业生产过程， 把《摩尔镇日记》视为早期英国农事诗所开启的“反田园”( anti-pastoral) 传统的承继之作²，但在笔者看来，《摩尔镇日记》与田园传统的关系及其与乡村现实的关系都极为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反田园”所能概括。休斯在这部作品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深入思考，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田园和“反田园”中普遍存在的有关文化与自然以及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思维模式，表现出吉福德所说的以消解对立、重建联系为特征的“后田园”( post-pastoral) 视野。

一、《摩尔镇日记》与田园文学传统

作为一个古老的文学类型，田园文学无疑有着支撑它走过两千多年坎坷岁月的 强健生命力。在此漫漫长途中田园文学一直饱受非议和苛责，所受质疑主要集中于它对现实的逃避和对乡村的浪漫想象，而田园语境中的现实特指城市对乡村的侵入以及城市或工业文明对乡村传统的破坏。这个现实在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创作《田园小诗》( ldyll) 时既已存在，可见城乡对立一直是传统田园文学内在的主题，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对立思维的存在，那些对现实心怀不满的诗人才纷纷在虚幻的田园胜景阿卡狄亚中寻求精神慰藉。即便偶有如詹姆斯·汤姆逊 ( James Thomson) 对现实不无信心的诗人，理想田园与现实中因工商业的迅猛发展而日益强大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局势之间不可忽视的矛盾，也绝对不是他凭其乐观之笔所能轻松化解的。田园看似与现实相距甚远，实则与之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虽然田园文学作者因其对现实的接受程度不同及其自身思想和艺术水平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回应方式³，但传统田园文学普遍以隐退乡村来表达对城市文明的批判或抗拒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隐退场所，乡村在此不可避免地被美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反田园”的出现。

“反田园”的基本特征便是现实性，这一点与传统田园文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雷蒙德·威廉斯也称之为“对抗田园”( counter-pastoral) ，约翰·巴洛尔和约翰·布尔在1974 年出版的 《英国田园诗集》( English Pastoral Verse) 中首次使 用了“反田园”这一描述⁴。“反田园”在英国最初以农事诗的形式出现于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期，此后一直与传统田园文学并行，直至二十世纪后期。虽然“反田园”与农事诗相互之间并未形成必然的对应关系，但农事诗的确构成了 “反田园”的主力，并从最初文学意义上的反传统，即反对传统田园诗对乡村生活的浪漫化表现，发展成现实层面对现世的直接批判。在这两种并非相互排斥的“反田园”形式中，城乡对立始终存在，或显现于文本之中，或隐藏于文本与现实之间; 在这一点上，“反田园”与田园文学并无二致，因为归根结底它们都是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的表达，是他们为心目中正在逝去的美好乡村所谱写的一曲曲挽歌。

《摩尔镇日记》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农事诗的写实风格，确如吉福德所言表现出 “反田园”特征，但它同时又在很多时候呈现出不同于“反田园”的景象， 暗示了不同的内在思想。笔者认为，在现有与田园文学相关的各种概念表述中，吉福德的“后田园”最能概括出《摩尔镇日记》内在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同时又能清晰地展露其与田园传统及外在现实之间的多层关系。

吉福德在1995年出版的《绿色之声: 解读当代自然诗歌》一书中，对学界围绕田园文学所产生的大量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从一个生态批评学者的关注点出发，提出“田园—反田园—后田园”的三段式田园理论，其中“后田园”概念为吉福德首创，之后他又在1999年出版的《田园》里对该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⁵“后田园”概念的产生有其现实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不仅改变了乡村面貌，还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环境，因此一种新的对于“环境”的关注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取代过往对于“乡村”、“风景”或“田园生活”的兴趣，田园文学所代表的“乡村书写”( countryside writing) 也逐渐演变为“环境书写”( environmental writing) 。⁶ 正是基于文学、文化及社会的新趋势和新现象，吉福德提出了“后田园”这一全新概念，以此超越传统田园和“反田园”的思想局限，尤其是其中蕴含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局限。吉福德没有对“后田园”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但他提出的“后田园”的六个特征反映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对如内外自然、自然与文化以及城市与乡村等多种二元对立关系的消解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现实的不同态度，即接受与担当。

张剑注意到吉福德对“后田园”概念的“模糊处理”，并尝试给出他对“后田园诗”的定义，即“反映了后现代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写作”⁸。张剑对“后田园”的理解实际与吉福德基本一致，他所说的“后现代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与自然之间新型的平等关系取代两者之间的不平等，以人与自然的沟通和连接取代两者之间的对立以及由此而来的多种对立关系。当然，改变现实所需要的勇气和担当，即“人类对环境的责任”( 《西》 : 91) ，正是这种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的最终表现。吉福德也强调，“后田园”更多地代表某种思想观念，并形容这种观念是“复杂的，能够重建连接的”⁹，但他并不认为此观念应该受到题材或时间的限制¹⁰。因此在他看来，无论是较早期的田园作家如布莱克、华兹华斯、劳伦斯，还是二十世纪后期的休斯以及希尼等，都因为表现出了这种“连接”或消除对立的能力而可以被归为“后田园”作家。吉福德把休斯在七十年代中期创作的组诗 《洞穴鸟》( Cave Birds) 以及八十年代创作的多首反映环境污染问题的诗歌视为典型的“后田园”作品，或因为前者表现出以连接为基本特点的“后田园”视野，或因为后者代表着田园文学从“乡村”转向“环境”的趋势。在笔者看来，同样表现出“后田园”视野的《摩尔镇日记》之所以没有登上吉福德的榜单，主要是因为休斯在这部作品中把自己有关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城乡关系的思考隐藏在错综复杂的多重现实的间隙之间，如文本内外的双重现实之间以及文本外部的表层与深层现实之间。休斯将自己所见证和经历的英国农业现代化运动影响下的乡村现实与畜牧业现状有选择地呈现在该诗集中，而本文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分析它对现实的显现或遮蔽，深入了解休斯对于变化中的乡村、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所持的态度及其所采取的文学应对策略。

二、田园不再 : 《摩尔镇日记》的外部现实

《摩尔镇日记》所记录的时代，处于英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即农业现代化的高速发展期。英国农业现代化始于二战后，以政府的强势干预为特点，以包括农业机械和化学制品在内的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为手段，以高效稳定地生产足够便宜的粮食和肉类食品为主要目的，这一切都使得传统的以人工为主的小型家庭式农业生产模式难以为继，让农业生产越来越多地受到体制的约束以及利益的驱动。按照霍华德·纽比在1988年的著作《问题重重的乡村》中的说法，英国农业在战后的40 年间已然完成了从“农事” ( agriculture) 到“农企” ( agribusiness) 的转变。¹¹ 纽比在该著作以及1979年出版的《英国乡村的社会变革》中列举出一些与畜牧业生产相关的现代化措施，比如利用层架式设备集中喂养 ( battery feeding) 、全时室内饲养 ( zero grazing) 以及人工授精 (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等，这些技术在休斯经营农场的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都已出现并得到广泛的应用。¹² 格雷厄姆·哈维也证实了纽比的观察，并称这种状况直到他写作《乡村的戕害》时仍没有太大改观。¹³ 事实上，战后英国农业生产的工业化趋势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的自然环境，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足以说明当时的农药滥用现象何其严重。虽然雷切尔·卡森的著作在西方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环境革命，但这场革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还 仅仅停留在政府和公众的意识层面。在畜牧业方面，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工厂化密集养殖以及各种化学添加剂和合成饲料的出现，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古沿袭下来的放牧式养殖方式，割断了传统上牧人与家养牲畜之间的情感纽带。传统田园诗歌中唱诵的悠游自在的牧人和随牧人一起游荡的成群牛羊本就有颇多浪漫想象的成分，如今更如梦境般遥不可及。如果把上述英国农业生产的现实与七十年代英国经济全面颓势下催生出的由城市中产阶级引领的对于乡村的浪漫化想象两相并置¹⁴， 由此产生的巨大讽刺不言而喻。

当然，英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存在地区间的不均衡，畜牧业生产的工厂化转向在七十年代初尚未深入到英国农村的各个角落。据休斯在《摩尔镇日记》的前言中所述，“相比英国其他地方的状况，北德文郡古老的农业群体基本保存完好，极少受到外界影响”( Moortown: vii) 。在他眼里，蜷缩于英格兰西南一隅并被悬崖林立的海岸线和达特莫尔与埃克斯莫尔两大荒原环绕的北德文郡好似“一座孤岛”， 那里的人们仿佛“一个孤立的民族”，有着“遗世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精神，足以“抵御现代性的零散渗透”( see Moortown: vii － viii) 。休斯用诗意盎然的语言刻画他所钟爱的坚守传统的北德文郡农民，但现代性对其所在的“孤岛”的进攻却是愈加猛烈，绝无半点诗意缠绵。接下来休斯用大段文字叙述了从他经营农场开始直至出版《摩尔镇日记》的十数年间发生在北德文郡的巨大变化，他看到随着老一辈人的逝去，他们的精神也随之而去，年轻一代难以抗拒外来的诱惑和压力:

［他们］被卷入了让农场主、农场和传统农作惨遭灭顶之灾的金融困境、技术革命和疯狂的国际市场竞争当中，这场噩梦持续至今，愈演愈烈，但这部分内容并未进入我收录在此的诗歌当中，或者说我只记录了其中很小的一部 分，间接反映出我和妻子在很多方面都不可避免地与时俱进的事实。我们曾经不顾她父亲的强烈反对，执意买进那些七十年代引进的国外牲畜品种，胆战心惊地看着它们的价格在《农场主周报》上不断攀升，当时的报纸上充斥着……各种尽可能多地从土地和动物身上榨取价值的新手段。我们与其他人一样茫然不知所措，不知不觉间便身陷其中，参与到那场足以让英国乡村和传统农业崩溃的毁灭行动当中。( Moortown: viii － ix)

仔细阅读以上文字，可以从中读出几条关键信息：首先，作为当时的一项国策，英国农业现代化在政府和相关企业的联合推动下已在英国农村全面推进，不留死角; 其次，所谓农业现代化，其实就是一个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也是更大规模与更大程度上以文化干预自然、掠夺自然的过程; 最后，休斯承认自己作为年轻一代农场主的一员，有主动迎合这场现代化运动以图谋利的想法和行动，但自己却很少将有关内容记录在农场日记中。那么这里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 既然休斯亲历了农业现代化对北德文郡传统农业的深刻影响，并深有感触，为什么会在以纪实为目的的日记体诗歌中对此避而不谈? 尤其是休斯一向关注环境问题，早在1957至1959年居住美国期间他就接触过卡森反映海洋污染的一系列著作，并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如 《七月四日》( “Fourth of July” ) 和 《对占有的呼救》( “Mayday on Helderness” ) 中揭露了因工业和生活垃圾以及核废料而造成的河流与海洋污染; 之后他又因《寂静的春天》了解到农业污染的现状， 并在1970 年为麦克斯·尼克尔森 ( Max Nicholson) 所著的《环境革命》 ( The Environmental Revalution) 一书写序，也在后续更多的作品中向恣意破坏环境的人类发出警告。¹⁵ 这让我们对于休斯何以在《摩尔镇日记》中彻底回避农业现代化 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抱有了更深的疑问。不过休斯在序言里告诉我们，他经过初期的困惑之后逐渐了解到所发生的一切，并相应地调整了农场的运作方式：

在很短的时间内，真正意义上的劳作所具有的最后一丝尊严彻底褪去，产品本身奇怪地变成了一个有违道德的无用的多余之物，牲畜成了公众健康的威胁 ( 除了农场主自己，没人知道他往它们的身体里倾倒了些什么)，土壤成了某种形式的毒物，河流成了下水道……我们敏感地嗅出了其中的危险，如梦初醒，于是重新回到过去的状态，按照传统方式饲养牛羊。( Moortown: ix) ¹⁶

休斯在此明确提到了因化学制品的滥用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而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人们在艰苦且相对低效的传统劳作与高效高回报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之间选择了后者，这也就意味着选择放弃了传统劳作给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带去的安全感以及劳作者自身的尊严感。休斯显然明白这种选择不仅涉及经济利益，更关乎“道德”，于是在两相权衡之下，他做出了合乎自 己良心的选择。可是为何休斯不愿在诗歌中与他的读者分享这一过程，宁愿失去 一个在我们看来绝好的以亲身体验去警示并教导公众的机会呢?

三、田园依旧 : 《摩尔镇日记》的内部世界

要回答以上问题，必须回到诗歌文本当中，通过文本内外的相互关照，尽可能多地去理解休斯围绕摩尔镇所做出的现实选择和艺术取舍。休斯在序言里对自己创作《摩尔镇日记》时的诸多考虑进行了说明，为我们解疑提供了重要参考。他首先强调创作这些诗歌的目的是为了如实记录农场的日常细节，因而选择采用不做任何艺术加工的即兴创作方式，通常当天完成记录，如写日记一般，为的是避免“失去对那一刻的直觉把握”。¹⁷他想竭力说明这些农场诗歌与众不同，更多地反映了自己的所见而非所思，却也暴露了他在选材上的主观性。他说到自己总是努力地贴近观察对象，同时努力“排除一切对肉眼的观察形成干扰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方法也排除了诗意的生成过程”( Moortown: x) 。此处的“也”( as well) 一词值得注意，它表明诗人不愿意看到观察对象在他的记忆中或诗意的想象中失去其本来面目，这是他从艺术角度出发所做的考虑，但绝不是他的全部考虑，因为事实上被他排除的还有农业现代化给北德文郡的农村带来的种种有形无形的改变以及给像他一样的农场主带来的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压力; 问题是，休斯在此含糊其词，是以艺术为借口回避政治问题，还是的确在其艺术思想的主导下进行必要的取舍?

或许我们可以借由休斯的肉眼来观察他所看到的具体事物，了解他的关注点何在。《摩尔镇日记》共收录34首诗歌，涉及农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农场主们不得不关注的天气变化，有农场里的动物和人及各种农活，当然这些题材之间互有交叉。就整部诗集而言，出现最多的是各种野生及饲养的动物，其中又以牛羊等牲畜为主，单单与牲畜相关的诗歌就多达21首。休斯对动物的关注与传统田园诗人以牧人为中心有着明显的不同，而更加不同的是他眼里的农场动物是一个个为了生存艰难挣扎的生命个体。诗人与这些动物朝夕相处，对于它们的了解是那些实际远离乡村生活、单凭想象来创作的田园诗人所不及的，因此他的诗歌才会出现一些让人难以想象甚至无法面对的痛苦情境。《二月十七日》( “February 17th” ) 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讲述一只母羊难产，人们不得不牺牲小羊以挽救母羊的故事。这样的事情在农场里应该很常见，但休斯以其不动声色的客观描述，把他亲历的一个个充满哀鸣和血腥的细节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眼前，竟让人不忍目睹或听闻。他讲到自己亲手杀死小羊的全过程，包括如何亲手割下小羊的头，之后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帮助母羊产下小羊: “身体出生了，在斩断的头颅旁。”( Moortown: 30 －31) 这里，小羊被切下的头颅与它的母亲以及与它自己那依然温暖搏动的身体形成了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生与死的对比，而休斯在描述整个过程时所采用的冷静语气也似乎为此事件平添了一种现实的残酷感。吉福德因此认为这首诗有着“反田园的力量”。¹⁸ 《二月十七日》以貌似平铺直叙的方式表现生命之苦难，却暗含足以激起读者强烈情感反应的戏剧元素¹⁹，相比之下，《摩尔镇日记》里其他一些类似题材的诗歌对于痛苦的表现则显得较为平和。《挣扎》( “Struggle” ) 讲到一头小公牛在走过“充满折磨的旅途”之后，终于来到了这个世界，然而天生的大个头成为它降生的障碍，它为此耗尽了所有的体能，再无力去进行生的斗争，甚至连吞咽奶汁的力气都已丧失殆尽。于是“他死 了，名叫挣扎。/忍耐之子”( Moortown: 12 － 13) 。这个故事里没有血腥，却也有着同样真实的生死博弈和同样让人深感无奈的生命之不易。《摩尔镇日记》里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羊》( “Sheep，I －II” ) 和《羊口疮》( “Orf” ) 都讲到了初生羊羔的不幸死亡。休斯在该书的注解中谈到他对牲畜之死的理解 : “所有的羊、羊羔和牛犊都是病人: 它们身体里的某个东西正在做着去死的平稳努力。这是一个农场主的印象。”( Moortown: 65) 休斯强调自己农场主的身份，说明他十分清楚他所面对的听众以及读者是对农业生产几乎一无所知的城市居民，或是生活在乡村却并没有像他那样从事实际的农业生产的城市中产阶级移民。休斯每次在公开场合朗读《二月十七日》时，总有听众因感觉不适离场，甚至当场晕倒，更加说明诗人所揭示出的生命的苦难景象与其听众或读者原有的田园想象之间有着令人难以适应的反差。休斯坚持以其切身感受告诉人们，生命体内不止有生的渴望，还有死的本能，后者让每一个生命的诞生和成长都历经坎坷。休斯对于“动物的苦 难”表现出深深的关切，这种关切也就构成了尼尔·罗伯茨眼中整部诗集的最大特点。²⁰ 从这个角度来看，《摩尔镇日记》是一部构筑在田园场景中的“反田园” 作品。

休斯的“反田园”源自他对于现实的了解与尊重，而这种态度又可以进一 步转化成一种深沉的责任感。吉福德称赞《摩尔镇日记》是 “一部有关个人对 牲畜和土地所负责任的杰出作品，充满了对于那种与生死相伴，深受天气和山水以及季节影响的生活的深刻理解”²¹。吉福德的观察是准确的，他看到了休斯所记录的农场生活的特点，看到了自然作用于人、牲畜和土地之上的力量，也看到 了人与牲畜在此过程中命运共享的事实，《彩虹的降生》 ( “Birth of Rainbow” ) 和 《孪生的红色小牛》( “Little Red Twin” ) 对此便有突出的表现。在《彩虹的降生》中，一头母牛在彩虹变幻出的色彩的天堂里兀自忙碌着，低头舔舐着刚刚降生的小牛，小牛在挣扎着站起来。诗人在一旁看着，与它们一起感受着大风吹刮的 “痛苦”，直到远处黑云压境，突然而至的冰雹和狂风模糊了一切，“我们起身寻求躲避/把牛犊和他母亲交给上帝”( Moortown: 35，36) 。在 《孪生的红色小牛》一诗中，刚刚诞生的小红牛喝多了妈妈的奶，腹泻到无力行走，接着又把后腿卡在了栅栏间，在太阳下暴晒八个小时，几乎丧命，幸好被及时发现，给灌了大量的葡萄糖水，然后，“我们把她交给/她的祖先们，它们应该教她应付/ 比这更糟糕的状况”( Moortown: 44) 。这两首诗歌讲述的故事大同小异，都在试图告诉读者这样一个“事实” : 对于农场的牲畜而言，人们能给予的帮助十分有限，它们更多地需要依靠造物主赋予它们的体能条件或生存本能，以此对抗各种意外状况或恶劣天气所带来的伤害。休斯以波澜不惊的语气，强调的是人与动物都不得不接受的所谓听天由命的生存之道。²² 然而，如果换个角度，我们会发现这两首诗歌在凸显自然力量的同时，极大地弱化了文化对自然的干预，诗中的人们与动物们一样，做着极其有限的努力，更多的是与动物们一起顺应自然; 在这一点上，诗中的人们不同于反田园诗中与自然辛苦抗争的农夫，也不同于传统田园诗中与自然貌合神离的牧人，而是表现出对自然毫无保留的心悦诚服，从而凸显出自然对人畜共有的绝对影响力。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农业生产的本质就是以文化干预自然，只不过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仍然给自然规律留有发挥其作用的一定空间，而英国农业现代化则企图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和越来越深的程度上以科技取代自然的位置。不难想见，休斯作为一名现代农场主不可能仅仅靠听天由命来维持农场的运作，在他的诗歌中依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力似乎不过是诗人不同于其读者的另一种形式的浪漫想象的结果。而事实上，上文所引诗歌中涉及的具体事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并无夸大或杜撰，但与它们一同发生的事件不计其数， 即便同样是那些涉及“动物的苦难”这个中心主题的事件，其中绝大部分并没有被他记录下来。当然，休斯的选择是必然的，记与不记、显现与遮蔽都是其选择的必然结果。徐德林借由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对英国文学传统中有关城乡关系的叙述的研究，认识到传统田园实际勾勒出以 “理想化的选择性叙述为前提的情感结构”²³。笔者认为这种理想化的选择性叙述同样见于《摩尔镇 日记》，只不过它表达了一种有异于传统田园的个人价值观; 而要真正深入到休斯的思想价值空间，就必须透过文本内外现实的间隔，窥见休斯在关注动物苦难以及人与动物共享命运的前提下，如何对相关事件进行全部或局部的取舍。

四、田园的实与虚 : 《摩尔镇日记》与《一年四季》中的动物命运

《摩尔镇日记》主要围绕农场动物的生与死来表现动物的苦难，重点展现生产过程中生与死的矛盾和对立，而当一幕幕的生死戏剧被置于春夏秋冬的更迭当中， 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便似乎成为动物们多舛命运的唯一解释。但在《摩尔镇日记》之外的现实中，无论是农场动物的生或死都另藏玄机，绝对不是单纯的自然力所能掌控的。从事农业教育的迈克尔·莫伯戈于1979年出版农场日记《一年四季》 ²⁴， 记录了此前的某一年里他在一个普通农户约翰·沃特的家庭农场里观察到的每一天的劳动过程²⁵，而这个名叫“牧师之家”的农场正位于摩尔镇农场所在的北德文郡，沃特一家和休斯一家比邻而居，莫伯戈的日记里甚至还提到休斯拿出自家多余的一百捆牧草来支援粮草缺乏的沃特家，并在按月分章的记录中插入休斯的12首 诗歌，对应相应的月份或季节，而这12首诗歌中有9首被收录在同年出版的《摩尔镇》中，可见莫伯戈的日记与休斯的诗、休斯本人以及他的农场都不无关系，可 以作为一个重要的佐证，让我们看清文本内外间隙之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一年四季》详细记录了农场的日常管理和运作，其中不少细节涉及牲畜的生育过程在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引导下以及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影响下正在发生的改 变，例如农场主为提高牛奶的产量，给奶牛全年投喂增加了人工合成营养成分的饲料，导致母牛的发情频率大大提高，完全打乱了自然的季节性规律; 与此同时，高效低价的人工授精成为农场主控制农场牛群品种的一个常用手段²⁶。不过所有这些违背自然规律之举均没有出现在休斯的《摩尔镇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是诗歌《当她侧身咀嚼之时》( “While She Chews Sideways” ) 中混迹于众母牛当中的一头成年公牛，急于寻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却嗅不到足够吸引它的味道，只能失望地埋首于草堆之中。休斯尽可能地把非自然的行为从他的诗歌中过滤掉，无论背后有何考虑，其结果便是过滤了现代农场主们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逐，也包括他自己在经营摩尔镇农场的初期曾有过的逐利行为。

休斯不愿意在他的农场日记里暴露现代农业体制下农场主们面临的各种经济压力，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回避，其方式常常十分隐蔽。如果对比《摩尔镇日记》和 《一年四季》中出现的牛羊的称谓，我们会注意到前者只使用一般性的称谓，如“羊”( sheep ) 、“羊羔”( lamb ) 、“公羊”( ram ) 、“母羊”( ewe) 、 “奶牛/母牛”( cow ) 、 “小牛”( calf ) 、 “公牛”( bull ) 、 “小公牛/阉牛” ( bullock) 和 “牲畜”( cattle) ，或表示亲缘关系的“母亲”( mother ) 、“孩子” ( baby ) 、“姐妹”( sister) 及“双胞胎”( twin) ，这些称谓都是一般诗歌中常见的，可见休斯无意在他的农场诗中表现出自己作为一个农场主应有的专业性和经济头脑。反观《一年四季》，其中则经常出现牲畜的名字以及品种名称，作者还会特别在注释中解释不同品种的特征、用途以及相应的经济价值，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都是外来品种，因为产奶量高或出肉多而受到欢迎。这也令我们想到休斯在《摩尔镇日记》的序言里提到自己曾一度偏爱国外的牲畜品种，只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种明显由经济考虑所引发的兴趣表露在诗歌中。莫伯戈的日记里还写到农场把两头不能生育的母牛送去屠宰场，还出现诸如“肉牛”( steer) 一词的解释: “被阉割的公牛，用以提供牛肉。”( All: 99) 而尽管休斯本人的农场主要饲养肉牛和羊²⁷，类似的事件或用词在《摩尔镇日记》中却完全不见踪迹。《摩尔镇日记》向我们频频展示自然原因导致的动物死亡，而在现实中，绝大多数牲畜的生命终点并不在它们生长的农场，而是在屠宰场; 诗歌中的人与牲畜一样在强大的死亡面前无奈且无助，而现实中的人们却把一群又一群的牲畜过早地推向死亡。

显而易见，《摩尔镇日记》呈现出的动物苦难与现实状况有着较大出入; 同样， 现实中人与动物命运共享的方式也远比诗歌中记录的要复杂得多。《摩尔镇日记》里的很多诗歌都写到人与动物在恶劣天气里的艰难挣扎，《拖拉机》( “Tractor” ) 、《带回新的双双对对》 ( “Bringing in New Couples” ) 和 《新年喜悦》 ( “New Year Exhilaration” ) 里的刺骨严寒和漫天风雪无论对人还是牲畜都是极大的考验; 而在诗 歌之外，将现实中的人与动物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除了自然元素，更多的还是以加大 产出为唯一目标的各种层出不穷的现代农业科技手段。我们在《一年四季》里看到， 农场会定期给草场施用氮肥，并喷洒农药。按照莫伯戈的说法，北德文郡一带的农场主与英国其他许多地方的农场主相比，在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上更为谨慎²⁸，但事实上人们很难把化肥农药的用量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而一旦这些过量的化学制剂进入生态系统，便会通过系统的循环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危害到其中的每一个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动物则是纯粹的受害者。人类对自然的伤害反过来危害到人类自身，这方面的例子不计其数，畜牧业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疯牛病”。虽然“疯牛病”首次被发现是在1985年，大规模爆发则在1996年之后， 但究其原因，科学界普遍认为很有可能是由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英国大量进口动物骨头和尸体，以此为原材料生产肥料和饲料所致。在《一年四季》中，沃特的农场给牲畜大量饲喂各种以谷类、蛋白质和矿物质为主要成分的浓缩饲料和合成饲料，作为草料的重要补充，以此提高牛奶产量。²⁹ 莫伯戈写书的年代，即休斯开办农场的年代，人们对“疯牛病”闻所未闻，但在今天看来，这些人工饲料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的来源无疑是可疑的。彼时的人们肯定想不到，人类一手制造出的“疯牛病”不仅断送了无数农场牛的性命，还将严重危及人类健康。

其实，不单人工化学制品会污染环境并带来人畜的健康问题，一些貌似“自然”之物也有可能造成同样的危害。以休斯对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尤其对水污染的重视，他似乎应该知道动物农场产生的大量排泄物是水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但他并没有在农场诗中提及这方面的问题。直到数年后，他写作诗歌《1984，走在“塔卡之路”上》( “1984 on‘The Tarka Trail’”) ，反映北德文郡一带河流污染问题，才明确这一事实，即河流污染的源头除了农药等化学制品，还有牲畜粪便。诗人看到年轻一代农场主在利益的驱使下饲养过多的牲畜，并将未经处理的牲畜粪便直接倾倒在河水中。《一年四季》也印证了这一事实，里面提到沃特的农场会每三年给所有土地播撒一次粪肥，但这样的频率显然不足以消耗掉农场近一百头牛、两百多头羊以及其他猪马鸡鸭等动物产生的所有粪便，因此农场需要定期用拖拉机“清空粪池”( All: 80); 至于大部分清理出来的粪便流向何处，这一点无须作者言明。休斯十分清楚，一旦污染形成，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农场及其周边。正如他在同样写于八十年代的诗歌《如果》( “ If” ) 中所说，河流中的各种有毒物质会进入“玉米”，回到我们的“餐盘”，还会变成“雨滴”，回到我们的“杯中”。³⁰

从这两本农场日记可以清楚认识到，《摩尔镇日记》的确如休斯自己承认的， 并没有反映出现代畜牧业存在的问题，也没有表露出农场日常活动背后的经济动力抑或压力。纽比在他1979年出版的著作中全面深入地分析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城市中产阶级的大量涌入，农村人口的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方式、景观以及环境等多方面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建议读者尽可能多地了解与“谋生”相关的事务，避免对乡村产生不切实际的浪漫想象，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完全理解英国乡村曾经和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³¹ 休斯的农场诗恰恰回避了那些与广义上的“谋生”相关的事物，也就回避了现代化进程中愈演愈烈的城乡冲突下的乡村现实，事实上，给英国乡村带来变化的不仅有来自城市的新移民，更有城市本身巨大的市场需求， 后者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有学者从空间正义的角度探讨城乡关系，指出资本与空间在现代以来持续结合的结果便是“把乡村纳入城市空间生产”，而这个被称为“城市空间的乡村生产”过程，正如英国农牧业生产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其实是“一种随着城市的需求变化而变化、失去乡村自主性的空间生产”。³²一旦乡村成为城市的附庸，其改变必然是全面和彻底的。在此背景的映衬下，休 斯诗中的自然场景无疑显得过于单纯，即便那些被归为“反田园”的诗歌也因其呈现出一种独立于世的孤傲，与精心搭建在远离宫廷争斗和城市纷扰的阿卡狄亚之上的传统田园颇有几分神似。

伊冯娜·雷迪克对《摩尔镇日记》及其创作过程的研究显示，休斯的确意识到农业技术革命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草率结合给乡村、农业生产及生态环境带来了难以消除的恶果，因此转而“选择一种传统的务农方式: 养一群肉牛和一群羊。牲畜均为放养，土地不再受化学制品的毒害”³³。雷迪克并未给出休斯这一 转变的时间节点，但休斯在为一首写于1974年5月30日的诗歌《她来此接受考验》( “She Has Come to Pass” ) 所作的注解中，说到那时他和妻子已经“不再痴迷于外国的牲畜品种”( Moortown: 63) ，由此可以推测他们的转变或者部分转变应发生在此之前; 而若以此日期为分界点，《摩尔镇日记》中有关牲畜的21首诗歌几乎前后各占一半。但无论如何，休斯的农场诗对于现实的回避都是不争的事实，区别仅在于他在前期诗歌中回避的是农场的生产行为中有违自然的部分，后期则回避了他在实施传统农业生产的过程里必定遭遇的困难和阻碍。

五、不曾放弃的田园理想 : 《摩尔镇日记》的深层现实

如前文所述，《摩尔镇日记》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主宰下的小世界，这个世界不乏安逸和温情，更多的却是生命的挣扎和生死的考验，还有终年无休的辛苦劳作; 但无论艰辛几许，这个世界始终“与自然同在”，与自然合拍³⁴。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世界是单纯的，也是踏实的，有着既不同于外在现实也有异于传统田园想象的别样美丽，传达出一种以自然为尊的新型田园理想。至于休斯是否具有田园理想，这其实是个很难一言以蔽之的问题。休斯早年曾两度给远在澳大利亚的兄嫂去信，谈到开办农场的计划以及对农场经济收益的预期³⁵，让人从中看到他的田园梦想背后的经济动因; 但如果就此妄下结论，断定休斯的田园梦想不过是发财梦的一部分，又未免过于简单粗暴。休斯在实际运作农场几年后，于1975年写信给友人汉堡，谈到农场生活对自己的影响，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脚踏实地也更加成熟的诗人兼农场主的形象。在信中休斯称农场的一切对于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我本就只属于这个世界，这个曾让我感到开始远离我的世界，现在我又重新与之连接”( Letters: 365) 。考虑到休斯的成长经历，他所说的这个世界应该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指自然万物，二指劳动阶层。在他看来，数年的农场生活让他重新感受到自幼就熟悉的大自然的脉动，同时也找到了回归劳动阶层的安稳感; 在贴近土地、贴近自然的同时，他懂得了“每个小时的宝贵价值”( Letters: 365) ，拥有了全新的时间观和价值观。显而易见，此时的休斯与十年乃至二十年前相比，更多地感受到农场生活带给自己的精神财富，他的改变无疑是巨大的。当然，正如我们所知，休斯的改变并不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为实践传统农业所付出的实际努力也使他最终得以重返自然。休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改变，并为之欢欣鼓舞———那是梦想得以实现的欢欣。

一旦了解到休斯对其田园梦想的珍视，我们便不难理解他在失去岳父杰克· 奥查德 ( Jack Orchard) 时感受到的巨大失落和悲痛，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 “一个美好的梦结束了。或许有点太过美好。”( Letters: 367) 休斯转变农场运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奥查德的影响。在休斯眼里，奥查德不仅是摩尔镇农场不可或缺的实际管理者，可以凭借以人工劳动为主的且与自然相对友善的传统方式维持农场运作，更因其“独特的、古风依旧的人格魅力”而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代表着日渐远去的传统社会的传统美德 ( see Letters: 376) 。爱德华·哈 德利 ( Edward Hadley) 评价《摩尔镇日记》里的 《他死去的那一天》( “The Day He Died” ) 一诗“与田园诗有相似之处”，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田园诗元素便是以“牧羊人形象”出现的奥查德。³⁶ 这首诗大量使用拟人手法，与整部诗集的写实风格形成极大反差。诗歌结尾部分写到奥查德死后的情景 : “明亮的田野看上去很迷茫”，土地也如失去依靠的“孩子一般”孤苦无助，只有牲畜们依然执着地等待他，“信赖他”( see Moortown: 54) 。土地和牲畜对充当庇护者角色的牧羊人奥查德的依赖，反映出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那是田园想象必不可少的核心， 曾被传统田园用来缅怀那个人类虽从未真正拥有但仍愈行愈远的过去，如今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休斯的田园理想。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笔者用 “理想”和 “梦想” 这两个词来表达对休斯田园生活期待的理解，前者是一种相对抽象的以顺应自然为前提的和谐状态，甚至可以脱离乡村背景而存在于城市空间，后者则更加具体和 实际，它因摩尔镇而生，后因奥查德的离世而破灭。休斯在《摩尔镇日记》中呈现出来的农场生活是他梦寐以求并且曾经努力追求的，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梦想与当时当地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部分反映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之所以只是“部分反映”，因为此处的现实仅仅是眼前的表层的现实，它既包括政府层面的农业政策，也包括个人层面的各种逐利行为。休斯为突破这个现实做出过努力，最终难以为继，他在这个现实面前深感无助，因而选择了回避。但休斯并没有因此放弃希望，因为他的眼里还有着另外一个现实，一个永恒的深层的现 实，它隐藏在表层现实之下，却被他的慧眼所见，成为他心中的田园理想。

休斯在1970年为《环境革命》所做的序言里向我们揭示了他的田园理想的根源。在该文中休斯从多方面分析了作者尼克尔森所从事的环保工作需要面对的阻力和压 力，也因此对尼克尔森所持的乐观态度表示由衷的赞赏。尼克尔森相信教育的力量， 认为当务之急应该为农场主提供环保教育，教会他们关爱土地以及所有依赖于土地的 生命，休斯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他还同尼克尔森一样对科技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认为如果人类正确运用科技手段，则有可能最终实现与自然的连接，实现那个似乎不可能 实现的“诗之梦想”，即“自然将再次被尊为人类的伟大女神和所有生命的母亲”³⁷。休斯在文章最后如此表达他对未来的信心：“文明的西方化的人类是进化的错误， 但如果他仍愿意改正错误，那么她会帮助他。”( Winter: 135) 可见休斯始终相信自然的力量，也相信人类通过自身努力以及自然女神的引导，能够重返自然家园。

休斯对于自然女神的崇敬之情以及对于未来的乐观态度在一部分读者看来也许有些脱离实际，但那些真正了解休斯诗歌创作全貌、对其思想轨迹了然于心的读者定会理解他在该文中表达的观点和态度。休斯所理解的自然一向包括内外两个层面，他在五十年代创作的诗歌中对于存在于人与自然、理性与非理性等诸多关系当中的力量对抗进行了深入思考，那个时期的他显然还不能完全接受生命本 能在自然界及人性自然中的自由流动，这个本能就是他无法完全接受的自然女神，那个“自然法则和爱的女神，［以及］ 所有感官感受和一切有机生命的女神”( Winter: 110) 。休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思想上的这一障碍，因此在其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后期的一系列作品中进行了一次次心理探索或“探险”³⁸，希望通过与自然和自然力的连接尝试，放弃对自然本能的抵触，尽情拥抱他的自然女神。从某种意义上讲，长篇叙事诗《沉醉》( Gaudete) 便是有关这样一个连接过程的神话故事，牧师拉姆经历了其替身与自然本能的原始连接之后，获得其替身永远都无法获得的远见卓识，真切感受到自然女神的召唤，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其实拉姆所做的连接和超越还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形式。在一篇题为《神话与 教育》( “Myth and Education” ) 的文章中，休斯分析了与西方文明进程相伴的人的内外世界的分离过程，并指出神话和民间传说这些古老的文学形式或许是连接内外世界的最佳途径。他在这篇文章中多次用到“眼睛”一词，认为正是西方崇尚理性的文化传统让文明的西方人过于依赖他们的“心智之眼”( mental eye) 或 “客观之眼”( objective eye) ，而事实上这个貌似无所不见的眼睛是“盲目的”( blind) ，只能保证人们与外在世界进行沟通，而无法帮助他们深入由其 “身体以及所有相关事物”构成的 “内在世界”( see Winter: 143，145) ; 于是人们不再看向这个内在世界，以所谓 “客观”来掩饰他们的愚蠢和短视; 他们的 内在世界也变得 “可怕、混乱，越来越原始，越来越失去控制”( Winter: 149) 。休斯在表达以上观点之前，即该文首次发表的1976 年之前，已经完成了包括《乌鸦》( “Crow” ) 、《沉醉》和《洞穴鸟》在内的一系列神话题材的诗歌，同时也完成了《摩尔镇日记》的创作，所以笔者认为休斯在《神话与教育》中所做的思考不只是针对他的神话诗歌，还关乎其农场诗歌。前文曾提到休斯在《摩尔 镇日记》的序言里交代他创作农场诗歌的目的和方式时，用到了 “肉眼”一词 ( the watching eye) 。在序言部分的上下文中，这个词似乎就是用来强调其观察的 客观性，但是如果把这个词与 《神话与教育》中出现的相关词语进行比对，就 有足够的理由说，休斯在观察农场动物时所用的 “肉眼”已没有了 “客观之眼” 的 “盲目”，他利用神话形式对内心世界展开的艺术探索让他能够正视自己与自 然的疏离以及对自然本能的抗拒，正视现代西方人身上普遍存在的内外自然的割 裂以及由此造成的对自然的无情伤害，因此他能在很大程度上透过农业现代化的 现实表面，克服自身对现代物质社会的盲从心理，发现自然女神的神秘所在。

《摩尔镇日记》之所以如此强调自然的规律性和顺应自然的重要性，是因为在休斯看来，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是人类的全部妄想和贪欲都无法改变的现实。数年的农场经历让他实际了解到现代畜牧业生产正在以其反自然的方式给动物带去极大的伤害，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大自然的惩罚会随时降临，因此便在其农场诗中强调自然的强大力量，对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化借由田园诗中轻松惬意的乡村生活传递出的天随人意的思想进行纠正; 强调人对自然应负的责任，对反田园诗中不堪辛劳的农夫形象所传递出的与自然抗争的思想进行纠正。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摩尔镇日记》里才能时刻感受到那些劳作场面所包含的对于农场动物的关爱和责任，也能在浓缩了这份强烈责任感或 “环境意识”的现代牧羊人奥查德的形象之中体会到文化与自然和谐相生所蕴含的美好³⁹。这份责任感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是休斯后田园视野的显现，也是其田园理想的根本。

张剑谈及当代后田园诗歌时说道 : “我们的时代对乡村和自然的理解，在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引导下，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西》 : 89) 事实的确如此。城市与乡村之间或自然与文化之间那条本已岌岌可危的、仅仅残存在旧时文字和人们臆想中的分界线在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攻击下早已荡然无存，人类亲手制造的灾难正威胁着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而要摆脱灾难，需要人与自然在相互协作中不懈努力。休斯在《环境革命》中读到了许多人的努力，他更了解自己曾经付出的辛劳，这些星星之火终将在其熊熊燃烧之际，重塑一个崭新天地。因此，《摩尔镇日记》在回避和超越当下现实的同时，也超越了由西方思想传统中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所衍生出的多种对立和矛盾，传达出休斯对于人与自然共有未来的坚定信心。如果说休斯在《摩尔镇日记》之前和之后的一些可以被归为生态诗歌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后田园”态度是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担当，那么他在《摩尔镇日记》中展露出的后田园视野则有一种穿透现实的深邃和沉静。

1. 休斯这一时期的农场诗发表时间不一，其中三首率先出现在1976 年版的《四季歌》中，第一次整体出现是在彩虹出版社1978年发行的限量版《摩尔镇挽歌》之中，第一次批量发行是在1979 年，标题为《摩尔镇》，包括以“摩尔 镇日记”开头的四部分诗歌，1989年版的《摩尔镇日记》只保留了《摩尔镇》中属于“摩尔镇日记”的那部分。本文依从1989年版 (see Ted Hughes，Moortown Diary，London: Faber and Faber，1989．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Moortown”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

2. 吉福德在其著作中明确把《摩尔镇日记》中的一些诗歌称为“反田园”(see Terry Gifford，Pastoral，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9，p. 137; Terry Gifford，Green Voices: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Nature Poetry，Nottingham: Critical，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Press，2011，p. 138) 。在最新发表的论文中，吉福德则在农事诗的传统之下讨论《摩 尔镇日记》并暗示农事诗因为关注人对土地的现实责任，为 “后田园”的出现做了铺垫 (see Terry Gifford，“From Pastoral to Post-Pastoral in British Nature Writing”，载《外国文学研究》2018 年第1 期，第28 页) ，但并没有把《摩尔镇日 记》归为“后田园”。

3. 这种差异被利奥·马克斯界定为“复杂型田园和感伤型田园”或“感伤田园和心智田园”之间的差异 (see Leo Marx，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 25， p. 32) 。吉福德也把田园作者对于隐退语境的处理分为“逃避型”和“探索型”，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优劣之分 (see Terry Gifford，Pastoral，p. 46) 。

4. See Raymond Williams，The Country and the Cit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p. 13; see also John Barrell and John Bull，eds. ，The Penguin Book of English Pastoral Verse，London: Penguin，1974，p. 375. 

5. See Terry Gifford，Green Voice: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Nature Poetry; see also Terry Gifford，Pastoral．

6. 吉福德在他最新发表的文章中追溯了这一转变过程 (see Terry Gifford，“From Pastoral to Post-Pastoral in British Nature Writing”，pp. 15－27) 。

7. 吉福德提出的六个“后田园”特征为: 一、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 二、肯定宇宙是一个毁灭与再生共存的动态 平衡系统; 三、承认内外自然相通; 四、充分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五、将文化意识转化为生态责任 感; 六、具有反对一切压迫的博爱情怀，在改善人与地球关系的同时，努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see Terry Gifford， Pastoral，pp. 150－165) 。

8.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 田园诗》，载《外国文学》2017 年第2 期，第91 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西》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9. Terry Gifford，“From Pastoral to Post-Pastoral in British Nature Writing”，p. 14。

10. 张剑在上引定义出现的同一段落中对后田园诗做出了一些限制，如“关于自然或乡村”题材，或符合劳伦斯· 布伊尔所说的“环境写作”(详见《西》 : 91) ，但其实布伊尔所说的“环境写作”并不仅限于自然或乡村题材，他对环境写作的讨论也只涉及当代作品。

11. See Howard Newby，The Countryside in Question，London: Hutchinson，1988，p. 6. 

12. See Howard Newby，Social Change in Rural England，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p. 19. 

13. See Graham Harvey，The Killing of the Countryside，New York: Vintage，1998，p. xiii．

14. 纽比用“乡村浪漫主义”(rural Romanticism) 来形容与深受通货膨胀和失业困扰的七十年代英国城市现状相对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即人们开始重新向往“真正的乡村式英国”，并赋予想象中的乡村生活种种原始且美好的价值观 (see Howard Newby，Social Change in Rural England，pp. 13－14，p. 18) 。该现象似乎与吉福德所说的同一时期发生在文学和文化层面上的由“乡村”到“环境”的转变有些矛盾，但其实恰恰说明这一转变之缓慢和艰难，也说明田园想象在英国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15. 休斯研究者及休斯的生前好友基思·萨格认为《环境革命》一书对诗人的影响很大 : “在休斯为《环境革命》 作序之后，他对于环境和生态的关注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和生活中，并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Keith Sagar，“Ted Hughes”， in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vol. 28，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 643)

16. 这一段原文中有几个与畜牧生产相关的俚语曾让笔者疑惑，如“一群混合了母牛和哺乳期小牛的肉牛”以及 “按传统方式行事”，所幸吉福德介绍笔者认识了杰克·撒克，笔者按照他的解释在此进行了比较笼统的翻译。撒克的博士论文以休斯的农场诗为主要研究对象，他给笔者提供了很多资料线索，也解答了我在研究中遇到的一些疑惑 (see Jack Thacker，The Farming of Verses: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Irish Georgic Poetry，PhD. Diss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unfinished) ， 在此表示感谢。

17.  休斯的原文是“missed the moment”，笔者根据他随后的解释，即“睡过一觉才提笔记录”以及上下文中他解释自己会刻意回避记忆或诗意的生成过程 (see Moortown: x) ，理解 the moment 应强调直觉的感官感受。

18. See Terry Gifford，Ted Hughe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9，p. 52. 

19. 本文中对《二月十七日》这首诗的分析，主要来自笔者所著《特德·休斯诗歌研究》，仅做了少量的文字改动 (详见陈红《特德·休斯诗歌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127 页) 。

20. See Neil Roberts，Ted Hughes: A Literary Life，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2006，p. 123. 

21. Terry Gifford，Ted Hughes，p. 51. 

22. 文中对《彩虹的降生》和《孪生的红色小牛》这两首诗的分析，主要来自笔者所著《特德·休斯诗歌研究》 (详见陈红《特德·休斯诗歌研究》，第125 页) ，有少量的文字改动和句子顺序的调整。

23. 徐德林《乡村与城市关系史书写: 以情感结构为方法》，载《外国文学评论》2016 年第4 期，第71 页。

24. See Michael Morpurgo，All Around the Year，London: John Murray，1979，p. 112.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All” 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5. 莫伯戈似乎有意在《一年四季》中隐去具体的写作年份，或许是为了突出季节的更迭与循环，不过从文中记载的沃特家与休斯的交往来看，并考虑到休斯参与农场管理和写作农场诗的时间，《一年四季》所记录的年份应该在1973 到1976 年之间。

26. 莫伯戈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农场主设法提高母牛的发情频率或控制牛群品种 (see All: 37，43，59) 。

27. See Terry Gifford，Ted Hughes，p. 52. 

28. 莫伯戈在对“氮肥”一词的解释中说到适度使用氮肥无害，但持续使用则会毁坏田地，并称当地农场主喷洒农 药的频率要低于全国其他许多地方 (see All: 133，149) 。

29. 莫伯戈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饲料的成分和作用 (see All: 31，34) 。

30. See Ted Hughes，Three Books，London: Faber and Faber，1993，pp. 119－120. 

31. See Howard Newby，Social Changes in Rural England，p. 24. 

32. 详见龚天平、张军《资本空间化与中国城乡关系重构: 基于空间正义的视角》，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2 期，第30－31 页。

33. Yvonne Reddick，Ted Hughes: Environmentalist and Ecopoet，Cham: Palgrave Macmillan，2017，pp. 189－190. 

34. See Neil Roberts，Ted Hughes: A Literary Life，p. 124. 

35. 此处提到的两封信分别写于1954 年和 1963 年 (see Ted Hughes，Letters of Ted Hughes，selected and edited by Christopher Reid，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7，pp. 26－27，p. 22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Letter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

36. See Edward Hadley，The Elegies of Ted Hughes，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2010，p. 75.

37. Ted Hughes，Winter Pollen: Occasional Prose，ed. William Scammell，New York: Picador USA， 1995，p. 133.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Winter” 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8. See Ted Hughes，Wodwo，London: Faber and Faber，1971，p. 9.

39. 雷迪克称休斯在这部诗集中主要通过奥查德这个典型形象而“赞美具有环境意识的农业劳作”(see Yvonne Reddick，Ted Hughes: Environmentalist and Ecopoet，p. 185) 。

编者按

本文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感谢陈红教授授权本公众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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