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献| 翻译：生物符号学/超越人类的研究视角
Translation: a biosemiotic/more-than-human perspective
翻译：生物符号学/超越人类的研究视角
作者：Allison Sealey
背景：
Allison Sealey是英国兰卡斯特(Lancaster University)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她的研究领域主要为话语模式维持和影响人类社会关系、目标和利益等方面的作用，她主要运用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她最新的研究课题为动物的话语表示("People", "Products", "Pests" and "Pets": the 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 of Animals?) 。“翻译：生物符号学/超越人类的研究视角”一文于2019年2月11日发表在Target上。
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于推动学界关注人类语言与非人类语言之间的翻译所面临的挑战。生物符号学家认为，在所有生命系统的符号研究中，都存在同翻译学者指出的隔离、错误代表和为“他者”代言等政治议题。文章通过语料讨论了动词“听”(hear)不同的意义，从而揭示了“听”这一动作背后所隐藏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anthropocentric assumptions)，文章提出要认识到非人类生命形式交流中的各种符号形式。
引言：
人类同其他生命有机体一样，通过感官来体验世界，我们能对这些感官和情感进行反思和交流，而这有赖于我们借鉴广泛而复杂的符号形式，形成了视觉象征、口语与书写语言等。我们研究元符号话语(meta-semiotic discourse)，翻译研究就是其中之一，探讨各种符号形式之间的挑战，本文则将这种挑战拓展到了非人类语言领域。生物符号学研究所有生命有机体的交流能力(communication capacities)，作者关注的是人类交流中对于非人类生命形式的符号形式的探讨，以当代英语语言中非人类个体或物种的一个维度的符号形式、体验和行为为关注点，具体而言，即研究hear一词的不同意义。
翻译的挑战
首先，作者指出文章不关注翻译是否只是语言之间直接的意义转移问题，她关注的是翻译中一直存在的“不匹配”、“分离”和“权力差别”(“incommensurabilities, disjunctures, and power differentials” (Gal 2015, 226))，包括翻译中的“殖民”行为，以及如何在翻译中体现对“他者主体性”(the autonomy of the Other)的尊重。Temple 和Young (2004, 167) 认为，在任何语言中，为他者代言总是政治问题 (“speaking for others, in any language, is always a political issue”) 。目前，这些问题的讨论还仅限于人类社会，正如Cronin (2017)所言，在翻译研究短暂的历史中，动物们难以置信般一直处于沉默中 (“animals other than the human have been remarkably silent in its [translation studies’] brief history.”) ，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系统的不平等以及无法被简化为人类语言形式的非人类交流系统。
“动物转向”
本文所讨论的“动物转向”中的第一条线索，即将地球上的非人类栖息者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包括到对社会不公平的批判中，这种批判部分源自寻求对于人类自身冲突的解释。另一条为将人类按照各种具体的特征进行区分，将他们比作其他物种的一员，甚至是低于其他物种。因此，将其他物种加入到社会关系的批判分析中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不同民族回路上的权力和身份的新工具。
非人类视角和翻译的一致性在于提倡了代表“他者”，有许多类别的人们的视角只有通过其他研究他们的人才能得以体现。作者用一段连续区 (continuum)来表示，连续区的一端代表自身利益的，拥有语言媒体中重要的交流手段；连续区域的其中一点表示有可能代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另一端则是最没有影响力的群体，依靠其他人为他们翻译，而动物的代表就在这个区间。动物需要有人为其代表才能进入政策对话中，这也意味着将解释他们，将他们的思维翻译为人类语言。这一问题至今没有一致观点，分歧主要在于是强调人类和非人类的相似点还是承认人类和非人类的不同，并在人类语言的框架里找到折衷的办法。人类-动物交流的比较研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非人类物种对某些人类语言符号的使用研究。如某些灵长类能够识别人类符号，犬类能够对语义信息产生反应。然而，许多批评家指出这些探索都指向了人类中心主义，即核心是人类的规范，其他物种的能力和行为要藉由此进行判断。另外的观点认为，语言限制了人类的认知（德里达，2003），或非语言的人类和非人类主体性。
符号化和符号
为了更好的理解符号在人类社会以外的交流中所扮演的关键作用，动物符号学研究开始兴起，该词指动物物种内和物种间符号行为的科学研究。Kull (1998, 350) 定义了生态符号学 (eco-semiotics)，即自然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符号学研究。现在，“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则是最适合的一词，它的定义为，“对生命系统内部和相互之间可观察到的大量交流和符号化的研究”(Favareau, 2010)。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生命体并不是被动的客体，仅仅在基因和自然法则的作用下活动，而是能够产生符号、充当符号和解读符号的活跃系统。
生物符号学将所有生命有机体都视作动态的、显性的存在似乎与人类处于交流系统顶层的传统观点相背离。现代生物学研究发现，即使是最原始的有机体也会同周围的环境产生符号交流，即辨认、选择、躲避环境中的各种元素以求得生存。事实上，人类与大量的微生物有着共生关系，Dupré (2012)认为，生命有机体，与其称之为“物”，不如称其为“过程”，因为它们总是在适应，并非固定不变。有机体的关系网络在它们的能力、需求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下构成了一个经验世界 (experiential world)。作者也意识到，人类最基本的关于非人类生物交流的讨论方式是人类语言。
元符号学词素：听
作者首先解释了选择动词而非名词的原因，动词能够更好的表达关系和交际的过程。本文选择的动词“听”是一种核心的感官，许多动物都具备。根据牛津词典，“听”的宾语为声音和能够发出或产生声音的物体。语料库数据表明，人们听到的更频繁的是语言信息 (linguistic)。Lacassain-Lagoin (2011, 59) 指出，法语的“听”是作为将他者的话语嵌入自身的听觉感知中；López 和Valenzuela (2004, 15) 讨论了“听”作为“知道”的隐喻意义。作者进一步举例说明，人们通常听到的并不是具体的声音。
可以发现，“听”的用法还包括非字面意义以及机构情景含义。
作者接着谈到了“听”在非人类世界中的意义。“听”的定义直接指向了听觉器官耳朵，而这很明显的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非人类动物面对的是比人类听觉更广泛震动和声音，而耳朵也是由震动感受器进化而来(Gibson和Windmill, 2017)。我们用“成像”的隐喻来解释许多物种的回声定位系统，而海豚和蝙蝠的声纳系统因为传输介质的不同也有差别。与人类语言中不同音素的对比类似，动物也会有不同产生声音和感知声音的方式。但是，尽管动物有这些不同的交流方式，但是人类对于它们的表示则是倾向于一种语言模型，或者称之为“语言中心的”(linguicentric)，这种语言中心观默认了词语的主导地位(primacy)，如Merrell(2003)，
动物的听和被听
本部分内容主要是通过语料库数据来探究动词“听”在动物作为听者(hearer)和被听对象(the heard)是的用法。该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有九百万字，内容包括小说、诗歌以及科技期刊、法律文本和野生动电视节目转录等。作者首先从最常见的动物声音动词开始分析，通常认为用于体现绵羊、幼兽、鸟类等(sheep bleat, cub growling, goats bleat, chirping, croaking, buzzing)发生的动词是拟声的，也即是动物声音的体现，但其实认真思考便明白，这只是文化习惯的传承，是部分受到特定语言影响形成的，不同的语言有着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见下例：
作者将语料中的动物表示语句进行标记，并加入词素hear进行搜索，得出了多个语料条目。
表2表明动物的听觉能力总是会与人类听觉进行比较，我们也只能通过科技设备来了解动物的听觉能力。表4表明，动物产生的声音同时也是人类环境审美的一部分。
表5展示了动物在听到人类产生的声音后的反应。
讨论和启示
作者认为，总存在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要通过将他者的体验类比我们熟知的事物来使它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如何对其特殊性做到忠诚。作者引用Cronin的话，挑战在于如何找到有效应对差异的后人类中心主义的翻译伦理 (the challenge is to respond to the need for “any post-anthropocentric ethics of translation to engage properly with difference”)。
作者认为也许以上的例子显得平平无奇，但她认为这恰恰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在起作用，也即她称之为“三重霸权”(triple hegemony)的现象。人类至上主义 (human exceptionalism)的观点无处不在，部分批评家认为这也是造成当今全球环境危机的原因之一。人类的无数霸权行为就基于此观念，同时，这些衍生的各种规范和想法都深深嵌入在我们的话语中，在作者看来，这即是霸权一种运行方式：符号差异引起的某种特定社会结构变成了霸权形式，从而成为一种维持该统治关系的合理常识。[“a particular social structuring of semiotic difference [becomes] hegemonic, become[s] part of the legitimizing common sense which sustains relations of domination”, (Fairclough 2001, 124).]
与这些观点相交错的是另外一些假定，主要是符号化过程 (semiosis)在物种内和物种间的关系。对人类来说，要描述如此多的声音震动，总是显得不足，因此，词语总是呈现出人类中心主义。作者也对自己所使用的“符号”(sign)一词表达了疑问，因为人类语言交流所使用的词语，指代、意义和阐释等不一定适用于动物。第三，另外的一些观念还限制了人类对动物体验的呈现，即达尔文主义下的动物的听力能力只是一种适应性行为，服务于生存和繁殖，这种观点看似中立，实则具有政治意味。
结论
作者引用Marais和Kull (2016)，指出“意义产生是一种普遍现象，存在于所有层次的生命的交流过程中。”这就将翻译(translation)的概念延伸到了不同交流系统里面的符号转换。正如，第二部分所言，权力关系融入了翻译，这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对非人类社会同样适用。Cronin (2017) 提出了翻译圈 (tradosphere)一词来表示整个地球的翻译系统。最后，作者预感了生物符号学、翻译学和人类-动物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在未来的携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