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翻译思想≠翻译理论 ———以傅雷、 严复为例
摘要：
翻译思想不等于理论,思想是理论的原料,混淆了二者,小则分不清研究对象的层次与定位,大则失去发掘与提升理论的机会,失去理论原创的源泉。从思想到理论必须历经一系列过程:产生感性认识、确立翻译思想、 验证翻译假说 和形成翻译理论。
傅雷是翻译大家,其翻译行为具有重大的译学价值,其翻译作品对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作家的培养,有着独特的文化作用,均应得到研究。但是,从现有文献看,真正深入研究傅译的学 术论著只有十来篇 (部)。更多的傅译研究主要是宏观的、外围的和掠影式的。对其翻译文本的深入研究不多,原因有二:其一,国内法语学者不多, 法汉翻译研究者更少, 钟情于傅译者屈指可数;其二,不懂法语如我者研究傅译,只能是隔靴搔痒,以至于译学界人人皆知“神似”说,人人引用,却不能产出系统的研究成果。傅译研究是理论行为,那么傅雷本人对翻译的思考是思想还是理论? 推而广之, 翻译家严复又如何呢? 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有无界限? 若有, 具体何在? 分清二者有何作用? 翻译思想如何发展为翻译理论?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1.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的混淆
翻译家对翻译的认识是翻译学研究的宝贵财富,必然引起研究者的兴趣。那么, 傅雷与严复二人同是翻译家,译学界对其有关翻译的思考是如何定位的呢? 试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1)本文阐述了傅雷的“神似论”及“神似”与“形似”的辩证关系。……神似翻观……“神似”论翻译观的提出, 正确地处理了文学翻译的主次矛盾。(田金平, 1999)
(2)傅雷先生在翻译上倡导“神似神韵”说并以大量优秀译作实践自己的观点。(田蓉, 2000)(3)根据有关傅雷的各种第一手材料,特别是依据傅雷通信留下的文字,深入傅雷的内心世界才能从翻译动机、读者利益及美学追求三个方面全面地理解与把握傅雷的翻译观。(肖红、许钧, 2002)
(4)文章根据有关傅雷的各种第一手材料, 特别是依据傅雷通信留下的文字, 深入傅雷的内心世界从神似与形似问题、译者的修养问题和翻译的语言问题三个方面全面地阐述和理解傅雷的翻译观。( 魏薇、刘晓云, 2006)
(5)傅雷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在丰富的翻译实践与深刻的理论思考中,傅雷先生形成了自己完整科学的翻译理念。(惠燕, 2006) 由上可知, 译学界对傅雷的翻译思考定位以思想为主 (见表 1) 。
像例(5)那样将傅雷对翻译的认识定位为“理论”且将傅雷认定为“翻译理论家”的较少。多数研究者将其定位于“思想”,常冠以“论”“观”“说”等标记,即便如此,论及其翻译思想时也有不一致之处,如例(1)中“论”“观”并用, 还出现了“‘神似' 论翻译观”叠用。又如例(5)中“理念”与“理论”同指。与傅雷不同,严复的翻译思考则是另一种待遇。他的“信达雅”三字说,历经百年, 因众多名家推崇, 俨然成了“翻译理论”, 严复自然成了翻 译理论家。请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6)我国最著名的理论, 当推严复译《天演论》时所提出的 “信、 达、 雅” 的理论。(张树柏, 1984)
(7)就在《天演论》的卷头凡例里,严复提出了他的“三点论”:“译事三难 ……” 这是一段名文, 是近代中国最有名的翻译理论。(王佐良,1982)
(8)严复的《译例言》,客观上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 ……开近代翻译学说之先河, 所以他的译论一出, 备受学术界推崇。(罗新璋,1984)
(9)假如说近代有一种主导的翻译思想,那么严复的译论,可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杉杉, 1985)
(10)严复的三字理论均可见于最初的佛经译论。(陈福康, 1992:119)
(11)严复的翻译思想有着独特而完整的系统理论……严复首倡的“信、达、雅” 翻译标准,既言简意赅、层次分明、主次突出,又极为全面、系统、完整。(陈全明,1997)
(12)还“信达雅”这一著名翻译学说的有机完整性以本来面目,并将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理论与艺术之境界。(吴存民,1997)
(13)……到严复才第一次揭橥信达雅, 道出译事奥旨, 进于翻译之道, 开创近代意义上的“译学”。其次,三难说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将译事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罗新璋,1998)
(14)信达雅作为翻译理论,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的傅雷, 不但在翻译实践中贯彻一条艺术的路线,而且所提出的翻译理论也带有明显的艺术特色。( 王宏印, 2003:116)
(15)在这些著名的翻译家中,除了献身于翻译事业的翻译实践家和翻译理论家傅雷、 朱生豪外, 还有著名的思想家 ……严复……。(王秉钦, 2004:作者自序 ) 由上可知, 译学界将严复对翻译的思考主要定位于 “理论” 层面 (见表 2) 。
上述观点中冠以“理论” 者最多, 有9例, 其次是“学说”“论”“译学” 和 “思想”, 最少的是“理论家”, 其中“理论”“译学”和“学说” 属于理论学科类,而“理论家”更是以“理论”为前提;属于思想类的只有“论”和“思想”。例 (9) 在思想、理论、学说三个层面上发生内涵与外延的混杂;例(11)则思想等于理论, 二者又实指翻译标准;例(14)认为信达雅是理论, 却又说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既然是理论, 就应是自成体系,否则就不成其为理论, 也不称其为理论;例(15)将傅雷和严复同称为翻译理论家。而陈福康则将全部有关翻译的认识与论述(含翻译家的)都提至“译学理论”的高度(1992:119),书名就是《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述选用材料虽不能全面反映所研究的问题,却足以反映译学界对傅雷和严复等翻译家及其思想定位的意见不一,且呈现出一定的混乱, 表明译学界对译学理论研究的客体认识不准, 对译学概念内 涵不明确, 对译学概念定义不严, 对译学概念的指 称即译学术语使用不当, 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整个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2.翻译思想≠翻译理论
有人把傅雷和严复等翻译家对翻译的认识称为理论,更有人把他们称为翻译理论家, 这都有些失当。在别的研究领域, 严复充其量被视作思想家,很少被誉为理论家。到了译学界却被抬为理论家。说到底,严复是位翻译家,是位变译大师。一位翻译家说了一些理性的话,还不能上升为理论,至于话中蕴涵的理论元素,也只是思想火花。严复对翻译的态度和思考,至多是一种思想,思想如同火花,闪烁如星, 理论好比火焰,成片成柱。傅雷和严复虽有翻译思想, 但算不上翻译思想家, 更称不上翻译理论家。有翻译思想就一定是翻译思想家吗?不是。翻译思想家除了深入研究翻译、提出独到的见解外,还要使自己的思想自成体系,即使之系统化,这样才能成为翻译思想家。为什么说翻译思想称不上翻译理论呢? 翻译理论是从翻译中概括出来的系统的知识和原理,翻译家的几点想法并不成系统。肖红、许钧 (2002)认为:“傅雷是 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伟大翻译家,国内翻译界对他已有不少研究,但大都囿于某一个侧面。”这表明:第一,傅雷只是翻译家;第二,对其研究尚未形成理论。正如严复说了只言片语之后,也没有再深入阐发,倒是留下许多空间给后人。后人可以史海钩沉,总结理论,但那已不是严复的理论,而是严复翻译思想在翻译理论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思想不等于理论,傅雷和严复等自然就不是翻译理论家了。理论家是指“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和理论水平,能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专家”。( 李行健, 2004:804)以严复为例,他在军事学方面应该是很有理论学养的,对社会科学也颇有钻研。汉英双语,他是精通者,高妙的运用者,而翻译理论，他没有系统学过, 只能说他的双语修养很高, 翻译艺术高超, 而不是其翻译理论水平高。况且, 翻译水平高,不等于理论水平高。翻译大师不一定是理论大师, 反之,许多翻译理论大家, 也不一定是翻译大师, 诚如语言学大家不一定是语言大师。
3.思想与理论的生存形态与标记
3.1 思想与理论的生存形态
思想和理论都有各自的生存形态。思想是一种理性认识。傅雷对翻译的认识集中于译作的序言、前言或附识。其翻译思想可归于“一序一论两封信”:《〈高老头〉重译本序》、《论文学翻译书》、《致林以亮论翻译书》和《翻译经验点滴》。严复的翻译思想同样散见于译例言、序言、按语、书信及其他著作。而严复的变译思想主要集中于《天演论·译例言》。“译例言”是其译完《天演论》后的一些想法,是整个《天演论》翻译活动在其意识中的反映, 经过思考产生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这一思想产生后,又反作用于严复后来的翻译活动。以散见方式存在的思想自然缺乏系统性,而理论则在系统性上胜出。如田金平(1999)阐述了傅雷的“神似论”及“神似”与“形似”的辩证关系,认为“神似”即“传神达意”,“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神似与形似应浑然一致,不能取一方而舍另一方;不能两全时,应不拘泥于字面,死于句下, 略于形色而得神气, 即不求貌同, 正由神合。这是建立傅雷 “神似说”的尝试。更有甚者, 从神似出发, 写就《神似翻译学》,冯建文(2001)尝试了建立神似的内在体系。肖红、许钧 (2002)“全面地理解与把握傅雷的翻译观”的努力,实属于翻译思想的系统研究。惠燕(2006)认为傅雷的翻译观包括“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视文学翻译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翻译态度要“特别郑重”、译者“趣味”要“广”、“涵义”要“杂”而“精”、文学翻译“文字问题基本上也是艺术眼光问题”等几个层面,实为建立傅雷翻译理论的尝试。面对严复的翻译思想,我们同样可以总结出相应的理论。“信达雅”是变译的思想宝库,“达旨术”是变译的实践策略,二者的关系是内在统一的;在达旨过程中,严氏之“信”并非全信于原著,而是取信于读者;“雅”成了达旨的一种外在手段。“信达雅”均为争取读者的招数;“达旨术”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特定翻译思想———“信达雅”的特定基础,又是后者指导下的特定变译策略。(黄忠廉,2002)笔者尝试探讨“达旨术”与“信达雅”的辩证统一关系, 欲建严复变译思想体系 (见图 1)。
3.2 思想与理论的语词标记
由上可知, 翻译思想与翻译理论各有相应的语词标记。标记即标志和记号。标记思想或理论的语词往往是思想或理论产生的标志。一种思想或理论的命名求简求明,对语词标记更是要求简明,一般为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表示思想或理论的词语 + 语词标记, 合为名词性短语, 形成特有的译学术语, 进而产生新的译学范畴。标记具有称名功能。(刘云, 2005: 25)比如,“翻译”可做动词, 也可做名词, 一旦加上“说”“理论” 之类, 构成“翻译学”“翻译理论”, 绝对是名词性短语, 定名为译学术语, 使翻译思想或理论称名化达到极致。可见, 语词标记可以增强翻译思想或翻译理论在句法上的名词性和语用上的指称性。上文所论及的标记如“观”“说”“论”“理念”“理论”“学说”和“学”等,本身就是名词性的, 位于某些译学概念末尾, 旨在将其术语化, 增强其称名性。上述标记的区别与联系见表 3。
通观理论学说史,思想类中“论”与“观”用得较多,理论学科类中理论”与“学”用得较多,“论”可同时用于思想类和理论学科类。由表3可知, 翻译思想类的标记强调翻译认识的非系统性,任何一个NP或VP都可以加上这些标记成为译学术语, 这类术语具有较大的任意性, 翻译学者可以自由使用, 译学界接受起来也比较宽容,但不大容易进入译学术语体系;此外,“论”“观”“说”“思想”与表事物的词语搭配, 而“思想”还可与人名连用, 中间可加表限定关系的标记“的”, 如“严复 (的)翻译思想”。相比之下, 翻译理论学科类的标记强调翻译认识的系统性,任何一个NP或VP都可以加上这些标记成为译学术语, 这类术语须小心使用,译学界接受起来比较严格,最终能否纳入译学术语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因此带有原创性或独创性;此外,“理论”与“学(科)”之间分层次, 理论的系统化才能成为学科, 这也是使用时应当注意的。
4.从思想到理论的历程
思想为什么不等于理论? 这是因为对翻译的认识萌芽后, 产生某种思想的雏形, 再发展到假说, 得到论证, 最后才能走向理论。
4.1 产生感性认识
翻译实践产生的问题或矛盾总要逼得译家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最初的认识, 是思想。最初的感性认识不系统, 缺乏严谨的论述, 任何思考凭借一定的表述,才能成为思想。翻译家的感性认识来源于翻译实践和相关知识背景,如傅雷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认识到译与画(尤其是中国画)相通,于是借用中国画论说翻译,感觉文学译作与原作之 间有神似之感;钱钟书古今相承, 中西贯通, 译起来出神入化,又受林纾无痕妙译的启迪, 悟出文学译作与原作之间有达意化形之妙。
4.2 确立翻译思想
翻译思想是对翻译实践的认识的系统表述,是前期阶段翻译思考的小结和概括, 有若干概念构成 论述体系。思想的论述主要以概念为基础, 有时通过判断和推理等基本抽象思维形式而展现。由此看来,在此阶段对翻译的思考主要立足于概念阶段, 辅之以判断, 但缺乏严密的推理过程,至多能定位于翻译思想, 如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论”等。翻译观必须有体现其核心思想的概念。譬如严氏的“信达雅”, 分为三个概念, 多数学者认为其中核心概念是 “信”, 只有少数人, 如王宏志 (1999)等认为是“达 ”。观念已具理论的基本雏形, 但还不是理论本身。严氏的翻译思想至多是一种 “达旨观”。严复的翻译思想正是在此就停止了,没有经过下面的假说验证和理论推演两个环节。高惠群和乌传衮认为:“严复虽然没有一部翻译理论专著留世, 但散见于他写的译例言、序言、按语、书信及其他著作中关于翻译的大量言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体系性。可以说,这些虽然还不具备完整理论形态的翻译见解,集中国历史上翻译观点之大成,有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作用,因而有待我们做进一步钩沉发微和整理分析的工作。”( 1992:前言)
4.3 验证翻译假说
假说的灵魂在于它是“假设”“推断”和“姑且认定”。假说是一种判断, 判断是真还是伪,还有待论证。假说是思想和观念的升华,可以将思想和观念以一种命题提出,再对它进行证实或证伪。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表现为概念之间的运动,最终结果是命题经受检验, 要么正确, 值得推广, 要么偏颇, 需要改进和完善, 要么完全错误, 另立一个命题, 提出另一种主张。众所周知, 毛泽东没有留下专门的编辑论著,而陈其相等人(1998)却能从其著作、讲话、书信和由他起草的文献中, 通过搜集、 汇编和梳理, 为我们勾勒出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毛泽东编辑思想体系。不过, 这种思想体系只能是一种构想与假说。
4.4 形成翻译理论
理论都是从假说发展而来的,是以假说为基础的。假说一旦得到证实和证伪,就会得到发展和修正。理论的概念运动比假说的逻辑推演更严格,理论对现象本质的认识比假说更深刻和明确,理论的论述体系比假说更完善,理论比假说更能接受实践的证实和证伪。比方说,不妨把“神似”定于全译范围内,对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行推演, 建立其论述体系, 一个丰富的“神似说”必定会脱颖而出。
5.结论
思想不等于理论,思想是理论的原料,混淆二者,小则分不清研究对象的层次与定位,大则失去发掘与提升理论的机会,失去理论原创的源泉。严译研究一百多年来便是明证。从思想到理论必须历经一系列过程,思想与理论正是这一过程的两端。如果把思想当作理论, 就会裹足不前,无法向系统化拓展, 产生不了理论学说;傅译研究期待新的突破, 也将证明这一点。从事理论研究, 做好学术范畴的划分与定位是十分必要的, 这是学科方法的运用,是学术思想发展的需要。无论是整理思想, 还是提升理论, 都少不了对翻译认识的范畴化与定位,具体包括研究对象认识的范畴化(概念化)和对认识结果的定位的准确性。一个边界清晰的范畴有助于我们认识翻译理论研究的对象,也必将深化翻译研究。比较中西翻译学界, 我们善于对翻译感悟, 高度综合, 高度凝练;西方善于范畴化和系统化, 条分缕析, 架构体系。因此, 我们对翻译的认识多表现为思想, 不善推演, 常呈现为点评和短论, 且为泛论;西方对翻译的认识多表现为理论, 敢于标新, 常呈现为长文和专著, 且为实论。明乎此, 我们该做什么, 已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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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忠廉，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翻译理论家，变译理论创始人，科学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创建者。专攻翻译学、汉译语言和汉外对比。主持国家社科项目3项，部级6项，出版学术著译作26部，主编丛书3套，发表学术论文230余篇。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黑龙江省两次“龙江学者”特聘教授，黑龙江“文化名家”。现任陕西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大评委，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翻译学科组副组长。获第六届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成果奖。
原文刊发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