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何畅：后殖民生态批评
内容提要：本文详述了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契合点，以及建构“后殖 民生态批评”空间的必要性。除去两者对空间的共同关注外，从时间上来看，生态史与殖民史之间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其次，两者对“他者”的共同强调是空间建构的理论砝码。此外，主流生态批评理论的“白色化”倾向，以及“环境非正义”现象的存在，都使后殖民视角的融入成为生态批评发展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后殖民批评也需要一个“被绿色”的过程，因为任何关于 后殖民批评的研究都无法拒绝对环境文本的建构与分析。可见，在见证民族融合和生态融合的 “全球化”语境中，“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并在中国具有一定的“本土化”前景。
关键词：后殖民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 后殖民批评 全球化
一、略说
“后殖民生态批评”(Post-colonial eco-criticism)的出现迎合了布伊尔(Lawrence Buell)对生态批评发展趋势的预测，他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已然经历了两次“生态风波”：第一波可大体归为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eco-centric eco-criticism)，而第二波则是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justice)生态批评的转向。(2005:138)显然，第二波的“转向”意味着种族视野的介入。只有通过上述批评角度的介入，少数族群、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人民才能进入生态批评学者的学术视野，我们才能意识到环境问题不单是一个哲学、伦理和美学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再分配问题，更是一个延续至今的殖民主义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殖民批评视角的融入是生态批评发展的大势所趋。正如德洛格利(Elizabeth DeLoughrey)和汉德利(George Handeley)在《后殖民生态批评：环境文学》一书中所言：“既然关于自然和帝国的研究有那么多，我们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关于环境的关注就不能与后殖民理论相关呢？为什么要把它们看作是平行而不是息息相关的领域呢？”(14)
上述疑问道出了众多学者的心声。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新出现的研究热点，国外研究尚处在理论建构阶段，即反复论证两者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阶段。即使关于命名，众人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绿色帝国主义”(Green Imperialism)、“绿色后殖民主义”(Green Post-colonialism)、“后殖民绿色”(Post-colonial Green)等标签层出不穷。但是，近两年出版的《后殖民生态批评：环境文学》、《后殖民绿色：环境政治与世界》(Post-colonial Green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and World,2010)，以及《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和环境》等书逐渐将“后殖民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固定下来，并推入公众视野。但是，人们仍倾向于将两者视为毫无关联的异己。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在此梳理建构后殖民生态批评空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讨论该关键词在中国的“本土化”前景。因为，缺乏对前者的了解，任何理论传播都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被动接受，而缺乏对后者的思索，任何研究热点在中国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综述
事实上，全球化语境的介入是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出现的大背景。因此，任何有关上述关键词的探讨都基于我们对全球化的洞悉。奥－罗德汉博士(Nayef R.F.Al-Rodhan)在详细阐释了各类有关“全球化”的定义之后，对全球化过程做出了如下解释：“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一切跨民族和跨文化融合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上述融合不仅包含人类行为，也囊括非人类行为。”①显然，在这个定义中民族融合和生态融合被认为是全球化过程必不可少的两大要义。换句话说，在全球化语境中，“民族”与“环境”唇齿相依。对此，穆克杰(Pablo Mukherjee)更是直言不讳：在全球化语境下，任何声称理论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姑且让我们称它为后殖民研究）的尝试都不能忽视环境因素与政治、文化因素之间的复杂影响。前者包括水、土地、能源、(动植物的)栖息地、迁徙，而后者则涉及国家(或者政府、领土)、社会、斗争、文学、戏剧和视觉艺术。同样，任何声称赋予环境阐释重要性的尝试(姑且让我们称它为生态／环境研究)在探索森林、河流、生物区和生物种类等因素时，都不应忽视社会、历史和物质等坐标值。(144)
可见，全球化如同一块巨大的磁铁，加速了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的融合，构成了两者结合的种种可能性与必要性。从某种角度讲，全球化如同一张摊开的世界地图，纵横交错的各种理论构成了经线与纬线，而后殖民生态批评则是这张经纬图上的空间之一。
三、建构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可能性
确实，当我们梳理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时，我们不难发现，两者有着众多共同点。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两者对“空间”（Place）的共同关注。我们不能否认，“对于殖民主义的暴力过程而言，环境就是一个‘非人类’的证人，而置身于变化之中的环境本身就是‘后殖民性’（Post-colonialty）的必要构成部分”。（DeLoughrey and Handley:6）换句话说，殖民史是关于空间的征服史。因此，任何后殖民创作都无法回避对空间的关注和想象性再现。这个空间可以是具体的风景、地理、疆域，也可泛指环境、自然、土地和故乡。正因为此，将空间建构视为第一要义的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ntings）越来越引起当下生态批评家和后殖民批评家的注意。在探讨“全球流散”的特点时，科恩（Robin Cohen）指出，“流散”人口往往保持着一种集体回忆，时时念想着故土的种种，包括它的位置、历史和成就。（26）可以说，对故乡的向往决定了流散作家重构故土环境的热情。而正是在诸如此类的的空间想象中，生态乌托邦、生态灭绝、环境控诉、环境正义和殖民破坏等种种元素杂糅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后殖民生态叙事和批评的可能性。
除去对空间的共同关注外，从时间上来看，生态史与殖民史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确切地说，任何一部殖民扩张史都是一部自然史，而自然史本身也无法回避殖民扩张带来的种种人为影响。例如，殖民输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殖民者带来了庄稼和成群的牛羊，除此之外，他们清理土地，不断地将当地的生态系统破坏殆尽。与此相反的是，欧洲殖民者从“新世界”带去的却只是为数不多的人、动物和了无生气的植物标本。（很有意思的是，被带往欧洲的动植物，无论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基本对欧洲的生态系统不构成威胁。）由于没有任何权威的规范和标准强行本地化这些动植物，它们到达欧洲后并不会成为当地传统农业和田园习俗的一部分。反之，它们只是具有异国情调的舶来品。……迥然不同的是，由欧洲带入新殖民地的人或动植物却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当地所必须适应的“麻烦”，或者是当地灌木丛和荒野不容置疑的取代物。尽管这些动植物种类起初都水土不服，难以定植，然而不久之后，它们就由于天敌的缺乏，迅速繁殖起来。（Huggan and Tiffin: 7-8）
细读之下，上述引文至少从三个层面说明了自然史与殖民史的关系：第一，殖民扩张虽然以经济和政治为目的，但其对土地的关注和征服必然导致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改变。从这个层面讲，帝国殖民史无法忽略生态学的维度。第二，宗主国与被殖民国之间的生态影响往往是不对等的，这必然造成环境的不平等与环境正义的缺失，因此，帝国殖民史也是一部生态殖民（ecological imperialism）史和环境种族（environmental racism）史。第三，虽然被殖民国的生态输出微小，但是这些被输出的动植物种类毕竟对宗主国的生态系统起到了补充和多元化的作用。因此，从生物学的角度讲，生态殖民不一定是贬义词。有鉴于此，通过详细分析生物种类和自然环境在欧洲殖民扩张中的变迁，环境历史学家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和格罗夫（Richard Grove）都在各自的著作《生态殖民主义：欧洲生物扩张史 900-1900》和《绿色殖民主义：殖民扩张，热带岛屿上的伊甸园及环境主义的缘起》中重申了上述观点，并明确指出：“欧洲殖民史的成功是生物性的，或者说，是生态性的。”（Crosby:7）可见，殖民史与生态史之间的关系不彰自显，离开了任何一方，历史都不能成为完整的历史。
抛开上述时、空的原因，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在各自领域都强调“他者”，这无疑为两者的结合增加了理论的砝码。有学者指出：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及其文学的价值和传统，甚至包括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都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因而西方的思想文化总是被认为居于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对照的是，非西方的第三世界或东方的传统则被排挤到了边缘地带，或不时地扮演一种相对于西方的“他者”（the other）的角色。（王宁：3）
无独有偶，在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中，很多学者都曾指出，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与剥削恰恰来自人类的优越感和对自然的边缘化。因此，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的眼中，“自然”与后殖民批评中的“第三世界或东方的传统”一样，扮演着被边缘化的“他者”角色。从这个角度看，两者惺惺相惜，也不难理解。正如布伊尔所说，将自然环境纳入帝国事实的有益之处之一在于，自然的弱者身份进一步促进人们意识到了其他弱势的群体：非白人、女性和孩子（1996:21）换句话说，“自然”不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也是殖民扩张的受害者；而被殖民国家人民不仅是帝国殖民的被压迫者，也是环境破坏的承受者。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的“相遇”并非无稽之谈。两者有理论的契合点，也有时、空的连接点。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两者的结合对双方都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两者不仅必然“相遇”，而且必须“相遇”。
四、建构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必要性
关于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两者结合的必要性，我们首先应看到，后殖民视角对主流生态批评起到了必要的补充作用。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西方生态批评的译介基本以英、美两国为主。上述现象与国外生态批评的发生、嬗变不无关系，也适度反映了国外生态批评的理论局限。如果我们以颇具权威性的《约翰·霍普金斯文学理论与批评导读》（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生态批评”一栏涉及的作家基本以美国为主，如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等，此外只涉及了个别英国作家。对此，尼克森（Rob Nixon）如此评价道：“尽管生态批评的谱系包括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与年代学、主题学、认识论和教育学都不无关系。但是，我们发现，它们中的大部分仍然以美国作家（极小范围内的英国作家）为主。”（234）换句话说，目前的生态批评研究基本上还只是一场以英美为主（或者说以欧洲为主）的“白色运动”，这自然就将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等被殖民国家的声音排除在外，也直接导致了对“环境非正义”现象的忽略。此处，我们仅以被殖民国家的“生态保护区”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根据格罗夫的研究，很多宗主国于18世纪中后期在热带岛屿建立了“自然保护区”。（226-230）通过规划带有欺骗性的自然保护区，他们意图在殖民岛屿上建立新的带有原始风情却符合宗主国审美的“风景”，并使之成为旅游消费和集体怀旧的对象。（280）对此，克力布（Robert Cribb）指出：“所谓的国家公园以及濒危动物保护措施往往将当地人民从他们世代占据、谋生的土地上逐走。”（Huggan and Tiffin:3）确实，对当地人来说，原本的“故土”，反而变成了让他们流离失所的“他者”。当人与自然疏离之时，环境保护又从何谈起呢？即使是当下，虽然政治殖民早已成为历史，各类跨国公司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离岸外包服务合同（offshore outsourcing）仍然延续了自殖民时代开始的环境非正义行为。对此，许多族裔环境运动家挺身而出，尼日利亚作家、环境运动家沙罗－维瓦（Kensaro-Wiwa）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可见，主流生态批评往往过度浪漫化，并掩盖了大量环境非正义行为，而后殖民批评视角的介入则无情地揭开了其脉脉温情的面纱。
与上述观点相对应的是，主流后殖民批评也需要一个“被绿色”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势不可挡、无法拒绝。我们知道，在这个“后帝国时代”，单纯的领土侵略和疆土扩张已被文化殖民取代。萨义德（Eward 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这样说道：“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殖民主义，它们都绝不是简单的积累和获取。反之，它们都有意识形态的依托，并受意识形态的驱动。”（9）对于上述意识形态领域的殖民扩张，简单的反殖民武装斗争已回天乏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是上上之策。因此，环境想象成为为不少作家解构和抵抗文化殖民政策的首选策略。事实上，萨义德早已注意到了上述倾向，他说：对地理元素的首肯让反帝国主义想象独树一帜。帝国主义说到底是一种地理暴力。通过上述暴力，世界的每一寸空间被标识，被探索，并最终被控制。对当地人来说，正是入侵者对土地的占有宣告了殖民劳役史的开始。因此，对被殖民国来说，地理身份的重新界定与建构势在必行。但是由于殖民者的存在，最初的土地收复只能通过想象来完成。（225）
出于如此这番考虑，很多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了对土地的“收复”中去，并创作了许多关于地理的作品，例如叶芝的诗集《玫瑰》中关于爱尔兰的描写、聂鲁达笔下的智利景色、达沃什（Mahmound Darwich）作品中关于巴勒斯坦的描写等。显然，在后殖民书写中，环境想象不再只是阿卡迪亚式的乌托邦想象，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抗”，代表了一种对民族身份的指称（signification）过程。也正因此，萨义德把后殖民书写中的环境想象称为“收复疆土”（Territory Reclaimed）的反抗行为，（212）和一场矢志不渝的“反殖民”（decolonization）运动。（219）可见，任何关于后殖民批评理论的研究都无法拒绝对环境文本的挖掘与分析，即无法排斥生态批评的融合与渗透。换句话说，主流后殖民批评的 “被绿色”过程也是其理论扩展和深化的过程。
总而言之，“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出现并非横空出世。一方面，生态批评和后殖民批评两者各自的特点、发展需求决定了它们兼容的前景；另一方面，它的出现顺应了全球化的语境。可惜，在这个空间里，中国学者的参与仍然微乎其微，中国生态批评运用的理论“缺乏西方生态批评所具有的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广阔视野”，并对种族、阶级等问题缺乏应有的敏感度。（胡志红：15）也就是说，在国内研究中，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依然停留在各自领地，徘徊不前，缺乏诗意的相逢。因此，上述现象决定了该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缺乏本土视角。有鉴于此，在讨论各研究热点的同时，以下部分也试图探讨它们在中国的“本土化”前景。
五、研究热点及本土化前景
从近两年的理论建构来看，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关键词大致如下：空间想象与建构、动物批评（zoo criticism）、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种族与环境非正义等。其中，关于空间的讨论前文业已涉及，此处不再详述，而其他各点在中国都有“本土化”的研究空间。
（1）旅游与可持续发展
后殖民生态批评视野中的大众旅游（mass tourism）与“种族”问题密切相关。凯里根（Anthony Carrigan）在《后殖民旅游：文学、文化与环境》一书中指出，由于财富的不均等，大量富裕国家的国民前往贫穷国家旅游，因此，大众旅游有效重构了殖民旅游的模式，并直接导致了旅游输入国的环境变迁与文化流失。（Preface）可见，旅游已成为后殖民建构的手段之一。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使这些旅游输入国获得生态可持续性？并使它们在铺天盖地的旅游输入中保持文化独立性？在尝试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后殖民生态批评家旨在唤起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保护意识和文化独立意识，从而有效解构旅游者的文化殖民倾向。事实上，尼泊尔珠穆拉玛峰山口成堆的垃圾、柬埔寨吴哥窟面临的破坏、西藏的生态恶化等问题，都有力证明了大众旅游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的环境困扰。尤其对中国来说，大量涉外旅游景点的建立，以及旅游输入与输出的不对等，都预示着大众旅游成为环境破坏与文化殖民载体的可能性。
（2）种族与环境非正义
从某种程度上讲，后殖民生态批评所说的“环境非正义”试图解构的，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德国社会学家萨荷斯（Wolfang Sachs）指出，关于全球化发展的讨论受以美国为首的北半球富裕国家支配。换句话说，西方的“可持续发展观”依赖于富裕国家的需求与感受。（Huggan and Tiffin:28）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观引导下，发达国家以经济和技术援助等形式为掩盖，以牺牲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为代价，来实现所谓的全球经济增长。而实际上，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观”早已失去了其原有的积极意义，成为掠夺、贫穷与环境恶化的代名词。越“发展”越“后退”，成为许多族裔环境运动家的共识。在中国，环境非正义还没有进入大多数生态批评研究者的视野。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到２０1５年，中国将赶上印度成为离岸外包业务的最大地接商。无可否认，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制造业离岸外包引起的，但是，这些活动造成的空气、水、噪音和垃圾污染却不可估量。而美国一方面以离岸外包业务的形式来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一方面却又不断发表环境报告来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问题，其政治干预目的昭然若揭。可见，环境非正义问题在本质上是政治非正义问题。有鉴于此，我们更需“本地化”后殖民批评的视角来形成中国式的“发展观”。
（3）动物批评
作为“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核心观点之一，动物批评的概念与“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speciesism）密切相关。种族主义认为，人种有优劣之分，而“物种主义”则认为物种有贵贱之分。正是在上述两种世界观的指导下，殖民者对于他者（动物和原住民等被视作动物的劣等人）的剥削才显得合情合理。对此，后殖民生态批评试图重新探索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解构“物种主义”和种族主义建立的二元对立。因此，在《后殖民生态批评———文学、动物与环境》一书中，哈根（Gragm Huggan）和蒂芬（Helen Tiffin）证实了动物的情感能力，打破了以语言能力划分人与动物界线的陈旧观念，并通过肯定动物的地位来动摇殖民主义关于人类、野蛮人与动物的粗暴划分。笔者认为，“动物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它将动物与原住民及第三世界国家等弱势群体相提并论，从而实现了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的完美结合。从国内研究来看，“动物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它对于我们如何使用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研究华裔流散文学和华裔女性文学颇有启示。无可否认，华裔海外流散者、尤其是女性，始终处在种族主义、“物种主义”和“性别主义”（Sexism）的三重束缚之中，因此在很多华裔女作家的笔下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大量动物意象或将人类动物化的倾向。
六、结语
尽管到目前为止“后殖民生态批评”仍处在建构阶段，但它所体现出的理论姿态却已让人刮目相看。其一，它体现了强烈的行动主义者（Activist）姿态。这无疑秉承了生态批评的本质，因为任何“在支持环境主义实践的精神下所进行的关于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都应被视为生态批评研究。（Buell1996:430）唯一不同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中，“环境主义实践”不再单纯地指涉环境保护运动，反之它囊括一切环境非正义运动，并始终尝试获得“行动主义”与“美学复杂性”的平衡。换句话说，尽管后殖民生态批评的政治倾向受到颇多诟病，但它始终坚持自己不仅是环境的行动主义者，也是美学的行动主义者。其二，它体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混杂性（hybridity）。可以说，文学、政治、经济、生物学、地理、种族、历史等各学科的混杂，使其避免了僵化死板的理论前景。其三，后殖民生态批评体现了不容置疑的解构性。可以说，后殖民生态批评试图通过解构西方世界的发展观、种族主义和物种主义来获得并延续人类与环境的最终和谐。帕斯（Octavio Paz）认为，上述“解构主义”姿态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性传统（Modern Tradition）的一部分，因为“‘现代性传统’是断裂的传统，它往往通过否定自身来延续自身”，而解构无疑是一种鲜明的否定姿态。
不可否认，后殖民生态批评力图回应的是整个西方文明所催发的偏见、暴力与不公平。通过上述回应，它试图有效地参与到整个现代性传统的建构中去。可以说，对该理论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了解整个现代性传统的发展与演变，并以本土视角参与到上述传统的建构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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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胡志红：《中国生态批评十五年：危机与转机》，载《文艺理论》2009年第４期。
[13] 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 判———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２期。
【作者简介】
何畅，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19世纪英国文学和环境批评研究。
原文刊于《外国文学》2013年第4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