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鲁迅译论在当代（1949-1966年）——兼及文学翻译的当代转型

鲁迅译论在当代（1949-1966年）

——兼及文学翻译的当代转型

 操乐鹏（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作者简介：操乐鹏（1991—），男，安徽阜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摘 要] 1949 年以后，对鲁迅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的接受并未彻底形成强制性的权威话语和封闭型的阐释框架。当代论者将鲁迅译论作为“翻译理论建设上最稳固的基石”，剥离了鲁迅译论的生产语境；对硬译、直译、复译等命题进行阐发和重构的同时，苏联文论以及文艺大众化理论强势介入；文学翻译的体制化建设主导着对鲁迅译论接受的定型与定向。这既是对鲁迅译论的接收与重组，其内在的逻辑理路与依循的理论资源也彰显出文学翻译当代转型的诸多症候。

[关键词] 鲁迅译论；翻译批评；当代文学翻译‍

1949 年以后，被形塑和建构起来的作为旗帜和方向的鲁迅形象，大都关涉着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身份。而作为文学翻译家的鲁迅，虽然依旧被套上耀眼的时代光环，却并未由此彻底形成强制性的权威话语和封闭型的阐释框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作家还是翻译家，在纷纷称颂鲁迅在文学翻译上的贡献的同时，对鲁迅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的接受并不定于一统，保留着商榷、争辩、质询乃至误读的一亩三分地。具体来看，有关鲁迅译论的论说主要分布在三个方面：一是专门性的文学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文章。是类文章绝大部分涌现于新中国成立初年的《翻译通报》《翻译月刊》等杂志，也散见于不同时段的其他各类报刊。二是每逢鲁迅诞辰和忌日前后的纪念文章，其中常常会有关于鲁迅译论的论说。三是周作人、周建人、黄源等鲁迅亲友、弟子的回忆录，多忆及鲁迅的文学翻译生涯。由对鲁迅译论的接受而形成的言说空间，尽管场域狭小、持续时间短暂、学理成分也未见得很高，相较于当代时期在鲁迅的文学解读和思想阐释方面的渐趋固化，依然显得稍富生气。这既是对鲁迅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的接收与重组，其内在的逻辑理路与依循的理论资源也彰显出文学翻译当代转型的诸多症候。

尚需补充说明的是，下文多以《翻译通报》《翻译月刊》刊载的文章为讨论对象。这并非论者的有意为之，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初年，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借助《翻译通报》《翻译月刊》的阵地得以较为充分的展开。当《翻译通报》在1952年8月休刊后①，谈翻译理论、翻译方法、评介译品的文章几乎没有出路，对文学翻译的探讨很快偃旗息鼓。所以当1957 年《文艺报》在为数不多的几期中开设专栏“让文学翻译的花朵怒放吧”，才引得袁可嘉的慨叹：“‘文艺报’破例谈起翻译工作来了，真是可喜可贺！”[1](p13)这也反衬出《翻译通报》《翻译月刊》在当代翻译研究上的弥足珍贵。

一、鲁迅译论作为“翻译理论建设上最稳固的基石”

假若抛开那些评价鲁迅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谀辞与套语，从学术史角度看，最有见地的论说当来自郑永慧①。1950 年 10 月，郑永慧在《翻译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上发表《鲁迅论翻译——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一文。该文开篇即言：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之父”。这里所谓“新文学”，我以为，应该包括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的翻译。鲁迅对进步的外国文学理论和创作的翻译介绍，其成就与贡献，实不下于他在中国新文学上的成就与贡献[2](p35)。

将鲁迅在文学翻译上的贡献与其文学创作相提并论，已是共识，此处并无新意。郑永慧的眼光和敏悟在于把外国翻译文学纳入新文学的有机组成结构中。在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尚未问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还未正式建立之际，郑永慧的思索已悄然触及新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问题。

回顾一下外国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分与合的历史脉络：“阿英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的时候，便收入了翻译的部分。当时的新文学史，如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也都有翻译文学研究专章。1949 年后，翻译文学变成了外国文学，于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就脱离了关系。”[3](p1)可以说，现代时期的新文学史叙述中，翻译文学往往是其中应有之义。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会论及严复、林纾的翻译和欧洲文学的输入。朱自清在北师大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他的课程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不单单提到林纾的翻译小说，“‘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一章已然着重探析外国文学如何影响现代文学，且细致地划分了不同国别的不同侧重点，如“俄国与日本的影响——理论”“英美文学的影响”等。究其缘由，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现代时期，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冲击和渗透正在发生，文学史家不可能视若无睹；另一方面在于现代文人、学者大部分都是熟识以至精通外语者，其中更有翻译外国文学的行家里手，他们的翻译活动恰内在于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缠绕关系中。作为翻译家的郑永慧同是敏感于此。新文学同时应囊括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的论断，遥遥与王小波对翻译家王道乾、查良铮的推重冥契，也与新时期后部分学者提出的“翻译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观点相合。惜乎郑永慧没有在这一前瞻性的议题上继续深挖。

带着包容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的新文学视野，郑永慧接着梳理了鲁迅的文学翻译观、翻译方法、翻译批评，并且大量引用鲁迅的原文。鲁迅关于翻译的精辟见解，“散见于他的各部杂文集中”，郑根据“搜集所得，加以整理”[2](p35)。这种分类加例证的分析方式体现出鲁迅译论零散化的特点。董秋斯的《鲁迅与翻译——鲁迅先生十三周年祭》提及了鲁迅译论散点式的存在形态，其行文架构也与郑永慧此文类同。差别在于，董秋斯在文末指出：鲁迅还未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但是他已有的经验和见解，不仅是学习翻译的人最正确的指南 ，也是将来翻译理论建设上最稳固的基石”[4](p23)。这里浮现出的焦点是，鲁迅关于翻译的见解是否构成一种翻译理论，抑或只是散碎的经验片段？显然董秋斯更加认同后一种观点。诚然，鲁迅的译论没有构成宏大的或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也正是因此，它恰恰得以避免理论话语“体系”之封闭与自足，可以流动性的姿态始终保持着言说的批判性和内省性。“他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把握各种思想命题的真实思想内涵，并依其需要使用他需要使用的思想命题”[5](p195)，鲁迅的译论亦如是。

除了极个别者认为不需要翻译理论，大部分学者和翻译家还是迫切地希望构建起翻译理论体系。赵少侯就是这少数之一。在他看来，翻译理论和小说作法、戏剧作法一样，对于搞翻译、做小说和写剧本没有什么帮助。作为实践型的译者，“只有随时留神别人的译文，将中文外文对照着看。积而久之，自然能体会出一套经验教训”[6](p30)。《翻译通报》的编辑同人想必是很难接受赵少侯的看法，遂在文后的“编者按”中做出回应：“我们心目中的翻译理论，并不同于一般的小说作法或戏剧作法”，“就说是艺术吧，不也需要一定理论的指导吗？”[7](p30)相反，董秋斯、焦菊隐、沈志远等人都强调着翻译理论之必要。

董秋斯认为，为建构翻译理论体系，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十分稀少。“反观我们中国，虽然有一千几百年的翻译经验，从事翻译的人也是以千计以万计的，但是研究翻译理论的人，几乎可以说没有”“我们所有的，是一些供临时参考的翻译条例和片段的经验之谈”[8](p2)。这些片段和经验之谈，包括鲁迅、瞿秋白等人的翻译言论，也包括“初唐译经的条例”[9](p5)。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把过往的翻译经验视作零散破碎。季羡林就觉得古代译经史留下的理论精密详尽，实在可以超过外国翻译者的理论[10](p9)。

《翻译通报》曾寄给各地翻译工作者问卷，将收到的答复汇集在每期的“翻译工作笔谈会”专栏中。调查中有过这样的问题：“请介绍几种翻译理论书（中外文字均可）”。每期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往往只有一二人，人数少；且寥寥数语，答复简短。如《翻译通报》（第一卷第二期）中袁桂生的回答是：“我觉得鲁迅先生的翻译理论有辑为一书的必要。”[11](p35)在《翻译通报》（第一卷第三期）中，王宗炎①的答复是：“中文的，张其著‘翻译之艺术’（开明）不错，但是偏于由汉译英”，英文的，“Alexander Fraser Tyther，‘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这书，但是因为书中所论的是各种外国文字译为英语，而与中文无关，所以对于中国人用处较少”[12](p38)。范之龙回答曰：“翻译理论书看得太少，只记得西风社出过一本翻译论集，内容也很空洞。”[12](p38)不难发现，最让人耳熟能详的翻译理论还是鲁迅的译论，在没有外国翻译理论著述可以推荐的情况下，也就只好像袁桂生那样在鲁迅处找寻资源。

王宗炎所说的“张其著‘翻译之艺术’（开明）”，其实应当是张其春②著《翻译之艺术》，由开明书店出版，民国三十八年初版。张其春认为国人中文水平没有问题，所以由英译汉，自然比较容易，他的书也就更加“偏重汉译英”。全书分三章，分别是：“第一章 音韵之美，第二章 辞藻之美，第三章 风格之美”。与其说张著是一部翻译理论著作，倒不如说是一本汉译英翻译艺术及操作实践的示范与赏析之作。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充满了大量丰富的翻译实例，并加以简洁的说明。譬如第一章“音韵之美”的第三节“传声”，张其春以梁社乾译《阿 Q 正传》中阿 Q 的拟声词，以及 Waley(即韦力)译汉诗中的叠音词为例，分析了英汉翻译中的“传声”问题。应当说，作为文学翻译实用批评之一种，《翻译之艺术》至今仍有其可读性和参考价值。

范之龙依稀记得的翻译论集，确实是西风社出版；但说它内容空洞，不免言过其实。这本论集是黄嘉德③所编的《翻译论集》，民国二十九年初版。黄嘉德留美归国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翻译课程，在此期间，他便着手搜集材料，结集出版《翻译论集》。黄嘉德重视翻译理论的作用，他在序言中说：“从事翻译者在这过程中，不能缺少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指导，正如盲人骑瞎马，横冲直撞，结果必不能十分顺利圆满。别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理解，推论，研究，是极有参考的价值的。”[13](p VⅠ-VⅡ)在自清末到五四以来关于讨论翻译的文章中，黄剔除那些散乱零碎的杂感之类以及意气用事的攻讦谩骂，尽量选出有系统、有条理的、充实的文章，分为四辑：翻译通论、论译名、论译诗、翻译的历史。可以说，该书涉猎到的维度，《翻译通报》都曾有过探讨。翻译理论、译诗自不待言，统一译名正是建国初一项重要的翻译文化工作，《翻译通报》几乎每一期都有关于译名问题的文章，且持续开设“译名商讨”专栏。第四辑“翻译的历史”涉及佛经翻译和科学翻译，《翻译通报》也曾在第二卷第五期的“特大号”中设有“中国翻译史特辑”。就黄编《翻译论集》收录的论者来看，既有严复、曾虚白，也有胡适、郑振铎、郭沫若；有周氏兄弟，却也有陈西滢。这不无展现出编选者黄嘉德开明的气度，能够将翻译观念不同的译论收为一集。

泰特勒的《论翻译原则》是在问卷调查中唯一被提到的外国翻译理论著作，即 Alexander Fraser Tyther，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王宗炎不仅压根没有提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还用这本书对于中国人用处较少随意地打发掉了泰特勒。董秋斯在论及这位英国翻译理论家时虽然稍微解释了下三原则，却觉得这位 18 世纪的人物已经过时，鲁迅的卓识即可轻松超越泰特勒。不无遗憾的是，一边叫嚣着要整合零散的翻译经验为系统的架构，一边却将张其春、黄嘉德、泰特勒等史料和理论资源束之高阁。此一状况的背面则是，苏联文论以及文艺大众化理论在当代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上的强势介入；这也波及对鲁迅译论中硬译、直译、复译等命题的阐释和重构。

二、“硬译”与文艺大众化‍

对于鲁迅的“硬译”概念，以及其孜孜以求的为中国语言输入新的表现法，诸多译家都是心有戚戚焉。高植直言翻译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充实和丰富中国语文”“有些外国字眼、外国句法（文法）是中国语文素来没有的，也找不到中国语文里相等相近的类似物”[14](p36)，此时，译者和翻译文学将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正如寒笙所言，影响本国语文最深的乃是翻译家[15](p15-16)。于是乎，部分译者沿着鲁迅的路径继续探勘。密切关注“中国语文的改革”的禾金尝试在翻译中尽可能地“多介绍一点较精密、较合理、较科学化的句法及语式，多介绍一点外国的成语、词汇，来相当地改善并丰富我们现有的语文”。他的翻译原则是“在译作中对于原文中的一些较精密的复句，我总是尽可能地企图保持其原来的结构”[16](p18)；其次是把外国的词汇或成语按照原样移植过来，以相当地保持一点原作的地方情调。很明显，这些均是对鲁迅译论的承继与发挥。

“硬译”易招致误解，被扣上“死译”的帽子，1949 年之后同样如此。禾金对这一点倒也很清醒，“结果，对于一般没有接触过西洋语文或缺少耐心而怕用脑筋的读者，往往便显得‘佶屈聱牙’骤然看起来简直像是逐字（word-by-word）的‘死译’，虽然在我倒往往自以为是经过一番相当的‘洗练’的”[16](p18)。新中国成立以后对“硬译”的声讨分别在两个观念层面展开，其一是断言中国语言足够成熟严密，不需要翻译文学的滋养；其二是站在工农兵的角度上，认为工农兵无法阅读直译、硬译出来的外国作品，倡导译文的大众化。在论证方式上，对中国自身语言的维护常常伴随着对鲁迅译论中诸范畴的概念偷换或曲解；在译文大众化的问题上以苏联文论为支撑，而个别工农兵群众的发语隐隐透露出语言暴力的阴影。

林汉达①在《对“翻译通报”的一点儿意见》一文中对“硬译”表达了不满，试图纠正《翻译通报》在这一点上的“偏见”：“我们不应太强调所谓大众语言的贫乏性或汉字的贫乏性”“最好不要拿中国语文的贫乏性作为文言或欧化字句的护身符”[17](p54)。林汉达提出的译文与其文雅不如通俗，与李路的观点正是遥相呼应。李路也是觉得要把严复“信”“达”“雅”中的“雅”改为“俗”才对。因为刚识字的工农大众是看不懂带有欧话句和书卷气的译文的。而像吕叔湘等人的译文，仍然不够大众化，对工农兵来说，还是缺乏生动。翻译家要学会大众的语言、兵的语言，“它比我们惯用的知识分子的白话文，表达力强，形象丰美”[18](p39-40)。另外如蔚林，也是直接提倡小说要译得平易些。新

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农兵对外国翻译文学的接受情况究竟如何呢？在部队工作的李路转述了战士们对某些译作的反应：“这洋文章，咱念不了！”李路还曾问过一位初中文化程度的同志是否喜欢苏联小说，该同志回答：“喜欢倒是喜欢，就是不好念。”[18](p39-40)蔚林也留心过类似的情况，高小程度的工人说：“翻译书太难了，洋里洋气的看不懂，人名又那么老长，你们可以看，咱们老粗念不进去。”[19](p30)蔚林所处机关的图书室，工农出身的干部，只有17%的人有阅读翻译小说，更有半数的读者，在借书的第二天就还给了图书室。图书室总共 1180 本的翻译小说，只有 7%是工农出身干部借阅的。换言之，绝大部分翻译书籍都在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手中。上述引文还只能够算作知识分子对工农兵想法和念头的转述，后者是被动呈现的对象。而《翻译通报》（第二卷第二期）刊发的《读者眼中的翻译问题》这篇来自一线工厂工人关于翻译文学的文章就格外引人注目。作者李英义是新华印刷一厂①的工人，据他说，厂里的图书室有藏书两千余种，翻译书籍占半数以上；每天来看书的读者也很多。又据负责图书管理的刘同志说，工人们对翻译书的意见有两点：一是人名太长，一个人名居然有七八个字之多，宁可跳过不看这样的名字；二是反对“信笔直抄的所谓直译”，他们对于这样译出来的句子非常讨厌。李英义总结道：“由此看来，直译干脆要不得”，并“向翻译界呼吁，让‘直译’寿终正寝吧”[20](p15)。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喜恶无可厚非，可“寿终正寝”这样的用词却在埋藏着语言暴力的因子。

既然工农兵读不懂也不喜欢读翻译文学，那么翻译就此需要更加俗化以满足译文大众化的要求；既然鲁迅被塑造为方向和旗帜，对鲁迅译论中的“硬译”等议题就不可能熟视无睹、直接绕过：怎样弥合两者间的逻辑裂隙呢？对鲁迅译论进行概念置换，便是解决办法之一。试看宜闲②《漫谈直译》一文。一方面承认鲁迅的直译“在我国语文的进化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暗暗地将“直译”界定为是对原作者的思想情感来说的。因此，翻译时按照本国语文的标准，调换字句先后、长句化短也顺理成章[21](p18)。类似套路的文章还有谷鹰③的《论吸收新表现法——为纪念鲁迅先生而作》。谷鹰说，“鲁迅先生所指的文和语，毫无疑问，就是受封建束缚的文言以及多少受文言影响的普通语言，而不是工农群众的活的语言。”这里将工农兵语言从鲁迅所说的不严密的中国语言中抽离出来，如此一来，鲁迅译论中的“硬译”就不再指向工农兵的大众化语言。工农兵语言的主导地位随之可以确保无虞，“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破坏中国语言的文法规律、中国语言的语法”“工农群众的语言，如毛主席所指示的，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只有向他们学习，才能使我们的语言更加丰富、更加精密”[22](p7-8)。

事实上，已有论者对此类在漂浮不定的名词上兜圈子的论说有所警觉。董秋斯如是说，这些译论中的范畴带来了“若干漏洞和未解决的矛盾。这些漏洞和矛盾有时会把初学领上一条错路，简直变成了陷阱”[23](p4)。逐字死译的人以“直译”作挡箭牌，乱跑野马的人拿“意译”当护身符，谷鹰和宜闲又根据大众化之需重新厘定“硬译”“直译”，已经与鲁迅译论之本义南辕北辙。

强调译文大众化以及翻译为工农兵服务，自然是对延安文艺路线的接续，翻译界的论家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较多援用斯大林的语言学观点以及朱柯夫斯基的翻译理论。董秋斯在论及翻译标准时认为应该依照斯大林的语言学说，确定“当前译文应守的范围和‘欧化’的限度”[23](p5)。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初的翻译批评并没有过多提及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的“实践论”倒是经常被拿来与翻译工作相联系。如《由“实践论”谈建立翻译理论问题》（罗书肆）、《“实践论”与翻译工作》（于静纯）等。

茹普和谷鹰在绍介朱柯夫斯基等苏联翻译理论上用力较勤。茹普的《关于苏联的艺术翻译》根据全苏第一届翻译工作者会议期间《文学报》发表的相关文章编译而成，依次归纳介绍了“苏联艺术翻译的成就和缺点”“艺术翻译中的注释问题”“艺术翻译的方法”“翻译批评”四个方面的内容。茹普还有《朱柯夫斯基论翻译》专门介绍其翻译思想。茹普重在引进，谷鹰则意在借助苏联理论评点译坛。朱柯夫斯基认为，每一个翻译者都在自己的译文中有意无意地反映着自己的阶级实质。谷鹰循此发挥其观点，认定目前大都由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乃至地主阶级的译者去翻译先进的苏联无产阶级作品，也就必然产生了歪曲[24](p32)。

如果说谷鹰、宜闲的文章是对鲁迅译论的“偷梁换柱”，那么，季羡林的《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则可以说是对苏联文论的“暗度陈仓”，与机械地照搬斯大林语言论的文章如《学习斯大林的语言论后》（吴文金）、《读斯大林语言学论文后的杂感》（戴镏龄）形成鲜明对照。季羡林文章开篇即摆上了列宁的名言，随之大谈特谈斯大林的著名论文“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虚晃一枪后，转入瞿秋白、鲁迅所论的中国文和话不严密的话题。继而从文言演进历史的视野论说西域尤其是印度如何影响到文言的文法，并以苏轼之文受佛典影响为例证。紧接着谈到近代以来的文体也是翻译带给我们的，如鲁迅、茅盾的小说，以及毛主席的著作都是如此。最后，季羡林便理直气壮地站在鲁迅和“直译”的一方。当然，对于工农兵的语言，季羡林也处理得小心翼翼：“人民大众的语言很丰富，很有生命力和表现力，这是我们绝对应该承认，而且学习的。”行文至此，却又话锋一转，“但文法构造却同‘文人学士’的一样不大精密，也同样是需要改变的”[25](p7-9)。在这里，季羡林也只能把他的翻译诗学——翻译对现代白话文体塑形与更新之意义，以及通过直译改进大众语之必要——吞吞吐吐地埋藏在行文的闪转腾挪和观点的瞻前顾后中。

三、被选择的与被忽略的

平心而论，新中国成立初年在文学翻译理论的建构、翻译批评的践行以及翻译史料的搜聚上，往往是口头号召远大于实际建设。周作人、施蛰存、董秋斯等人苦口婆心地建议搜集翻译史料，为编著、撰写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学做好充足的文献保障。这些翻译研究的规划实际上在整个“十七年”间都没有得到有效展开和施行。唯一的例外，大概要数在鲁迅译文上不遗余力地、细致全面的辑佚和整理工作，如鲁迅早期译文《哀尘》《造人术》的发掘、鲁迅译文集的出版发行等。而在鲁迅译论的接受上，则呈现出如上文所述的争辩、反驳乃至曲解等现象。究其根源，在于 1949 年以后整个文学翻译场域的转轨。一方面，当代文学翻译逐步向制度化、体制化过渡。在 1954 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茅盾作了《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称文学翻译工作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冯至所说的“五四”翻译成就多半依靠个人造诣达成[26](p6)，正点明了“五四”时期与当代文学翻译范式之差别。另一方面，文学翻译的制度化建设又以苏联模式为借镜。在《翻译月刊》的代发刊词中，孙思定呼吁坚决地“一边倒”是今后翻译工作的新方向[27](p2)。于是，朱柯夫斯基的翻译理论、斯大林的语言学观强势介入当代译场，也就不难理解了。

将鲁迅译论作为“翻译理论建设上最稳固的基石”，董秋斯、沈志远等论者不约而同地剥离了鲁迅译论的产生语境，即 30 年代掺杂着门户之见、派别之争、阶级之辨的翻译论争。将鲁迅译论提纯化，看似显示出向学术回归的趋向。然而，翻译的政治始终幽灵般逡巡左右，不曾远离。鲁迅译论在当代早已被内在化地包含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文学翻译的体制化建设，主导着对鲁迅译论接受的定型与定向。

即如前文所引《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季羡林在文中鲁、瞿并举，将二人的翻译观念等而视之，鲁迅和瞿秋白译论的内在歧异就遭到悬置。二人“以私人友谊为基础在翻译问题论战中结盟，他们本来旨趣就不是学术共识，更不是翻译思想的趋同，而是革命道义同情和对左翼政治氛围的契同理解”[28](p14)。历史的吊诡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翻译体制化和译文大众化的取径，实则更接近注重普及、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角度立论的瞿秋白。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后来的历史发展”，似乎终于选择了瞿秋白式的白话本位，“普通话成了新中国的官方语言，鲁迅式的保留仂句的‘硬译’早已被瞿秋白式的解散仂句的‘信而达’所取代”[29](p117)。因此，处于当代文学翻译语境中的鲁迅译论，不可避免地遭遇或被择取或被忽略的命运。

再如，鲁迅与俄苏文学之关联被无限放大，与尼采之瓜葛就被一笔勾销。对照写于 1936 年的《鲁迅先生与〈译文〉》，黄源在 1956 年的《杂忆老〈译文〉》中刻意增添、突出了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趣。还有复译问题。《翻译通报》几乎每期都刊载各出版机构的“翻译计划”以及“翻译界动态”，为的是节省人力、物力，避免重复的翻译。新中国成立初的出版力量还未从长年战争的破坏中复原，对抢译乱译、重复浪费的杜绝自有其必要。反而是周作人对重译书与重出书的态度赓续着鲁迅的文化诉求，认为译书的重出“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害处”[30](p21)。从中可以见出周作人在体制之外的所思所想与出版体制所作通盘考量之分歧。与此相类，当代热烈探讨译校问题的过程中，也没有提及鲁迅，虽然周建人、郑振铎、李霁野等人在回忆鲁迅时都深情地念及鲁迅在翻译校阅上所花费的大量心血和劳绩。当代译场中的译校探讨并不着眼于校阅者个人的责任心、道义感或外语能力，而更试图创立起翻译文学的审校机制。作为个人行为的鲁迅译校也即被忽略。职是，考察鲁迅译论的接受，对于探析当代文学翻译的转轨与走向，亦觇萍末而知风之自矣。

本文原刊于《理论月刊》2019年第8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