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谢天振：百年五四与今天的重写翻译史：对重写翻译史的几点思考
众所周知，翻译的历史很长，见诸文字记载的至少也有两千多年了，但是翻译史的历史，确切地说，是指编写或撰写翻译史的历史，而具体地说，则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翻译进行考察、审视、分析这类学术研究行为的历史，其时间却并不长。不过随着五四时期我国历史上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兴起，人们对翻译包括翻译文学的关注度开始有明显的提高，这也是为什么陈子展会推出他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并率先从史的角度注意到了翻译文学并给予其专门章节的深层原因吧。此举开启了编写中国文学史时给予翻译文学以专门的地位的先河，并引出此后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类似著作的做法。与此同时，胡适编写的《白话文学史》则首次关注到了佛经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与意义，并在他的这本《白话文学史》里给予了佛经翻译文学两章的位置。以上这些恐怕就是我们国家编写翻译史的最早实践了吧，距今正好是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段时间里单独的翻译史著述尚未正式出现，阿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撰写的《翻译史话》倒是有这个意识，可惜仅写出了四章文字存世，再无后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国策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这次翻译高潮的广度（指翻译的题材、类型等）、深度（思想内容和对社会的冲击力等）和影响的面都是前三次高潮所远远不能比拟的，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翻译的地位，相应的，也推动和萌生了单独的翻译史、翻译文学史的编写，以及对翻译从史的层面上展开思考和研究。这一时期揭开翻译史编写帷幕的，也许可推马祖毅编撰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1984）、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1989）和罗新璋编的《翻译论集》（1984）等著述了，这三部著述已经分别涉及到了翻译史、翻译文学史和翻译思想史这三个领域，值得肯定。至于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翻译史类著述的编撰似乎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数量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且有不少质量上乘的佳作，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赘述。
然而综观这40年来出版的翻译史类著述，尽管成绩斐然，但也有一点不足，那就是视野还不够开阔，比较拘泥于翻译本身，或是翻译的文本，或是翻译的事件。翻译史紧扣翻译展开其叙述自然无可非议，但会有遗憾，因为就事论事地就翻译谈翻译，这样的翻译史会不易反映出翻译的本质及其特点。由于翻译这一行为和实践活动的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国家本质以及经常还会涉及多种学科这样的特点，因此对翻译史的梳理和描述如果也能凸显上述这些“跨越性”及相关特点，而不是只局限于某一种语言和文化，固守于某一个民族、国家或学科的话，这样就能较全面、立体、深入地展现翻译行为和翻译实践活动的特点了。
这里我可以正好是一百年前出版的胡适的《尝试集》为例。这本胡适的第一本白话新诗集里其实有好多首译诗，其中尤其是胡适翻译自美国女诗人蒂斯戴尔的《关不住了！》，胡适自己称之为他新诗成立的“纪元”：“这个时期——六年秋天到七年年底[i]——还只是一个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自此以后，我的诗方才渐渐做到‘新诗’的地位。《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ii]学界也一致认为，由于该诗对“传统诗歌和传统诗歌模式的巨大突破”，《关不住了！》一诗不论对于诗歌翻译还是诗歌创作都“具有巨大的开创意义”。[iii]《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作者秦弓在该书的“后记”：“我在比较了胡适、周作人等的白话创作与白话翻译之后，发现这些新文学代表人物的现代汉语水平在初始阶段很大程度上借重于翻译的训练。《尝试集》中最好的诗歌从构思到语言是《老洛伯》、《关不住了》等译作，周作人早期白话文成熟的标志也是《童子Lin之奇迹》、《酋长》、《卖火柴的女孩》等译作。这一发现使我对翻译文字刮目相看，增加了对翻译文学史研究价值的确信，因而能够在学术研究的寂寞中咀嚼出乐趣”。[iv]然而这样一首在“五四”时期具有巨大意义的译诗，包括胡适同时翻译的其他好多首对中国新诗的确立和发展都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译诗，包括胡适的其他翻译活动（胡适其实还翻译了不少其他小说如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等），但我们的翻译史编者们对之要么视而不见，要么也只是轻轻地一笔带过。[v]究其原因，我以为是我们的翻译史编者们对胡适这样的学术大师认识有失偏颇，看不到他们同时也是杰出的翻译家，更没有看到他们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的新文学史上和翻译文学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胡适著《尝试集》1920年初版书影
以上是我对重写翻译史的第一点思考，即希望我们的翻译史编写者们有必要拓展他们的视野，不要把他们的眼光只局限于身份或性质明显的翻译家或翻译事件上。
我对重写翻译史的第二点思考其实仍然跟拓展翻译史编写者的学术视野有关。鉴于我国地域广阔、近百年的国家历史呈现出错综复杂并不完全一致的面貌，我们的翻译活动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地域面貌，诸如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延安解放区的翻译、重庆陪都时期的翻译、东北沦陷区时期的翻译，以及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与外语之间的翻译活动，等等，我认为中国的翻译史应该充分体现这些不尽相同的多元面貌。譬如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与延安解放区进行的翻译，那不仅在翻译的对象上，在翻译的组织、实施、出版、改行及至翻译标准的制定上，都大异其趣，相去甚远。
最后，我对重写翻译史的第三点思考是，今天我们编写翻译史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翻译史实的简单梳理和描述，而应该通过翻译史的编写，具体当然是通过对翻译史实、翻译家及其译作的成就得失的梳理、归纳和分析，揭示出翻译思想、理念的变迁和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今天的翻译实践，包括译入与译出。尤其是对于一些被译界普遍接受的观点，诸如对严复“信达雅”的认识、对林译价值的认识等，也应该站在今天的理论认识高度，进行新的阐释和分析。
譬如对林译的评价，尽管大家都承认林纾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但在具体评价其译作的价值时，却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林纾“译小说百数十种，颇风行于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梁启超语）林纾翻译小说为数巨大，然“名著仅有四十余种，其余的都是‘第二三流的毫无价值的书’。”（郑振铎语）百余年来，这种声音不仅不绝如缕，且成为了我国译学界的“共识”，一些翻译史类著作也都接受了这样的表述。所幸近年终于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所谓的“名著”、“经典”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有其动态建构的一面，名著入选标准不一，不会听从单一‘名著’书单的指引，因此‘名’与‘不名’的分类失之武断，甚至无用。”[vi]该学者在文中更是通过对多部被学界视作“二三流者”林纾译作的分析，指出这些所谓“二三流者”的林译如何“有助于目的语（即翻译学中的target language）国家国族观念的发育”（指林译哈葛德作品），如何帮助晚清读者对“大国之间看不见的博弈”有所认识（指林译间谍小说《藕孔避兵录》）。至于林译《爱国二童子传》之类的“实业小说”，帮助清末民初大量年轻人读书的目的逐渐发生变化，在该学者看来，“其意义之大不亚于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vii]
△林纾（1852–1924）
再如严复的“信达雅”，情况与上述对林译的认识也不乏相似之处。自“五四”至今一百多年，我国译界一直把“信达雅”视作翻译的不二标准，总觉得严复是把“信”放在翻译标准的第一位的。然而如果我们能回到严复当初提出“信达雅”说的原始语境，那我们一定能够发现，严复当初提出“信达雅”说时是把“达”放在第一位的：“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viii]
△严复（1854–1921）
我相信，像这样对林译和严复“信达雅”说进行的重新阐释，一定能引发我们对这些原先国内译学界都深信不疑的“共识”的反思，从而刷新我们国内译学界目前的翻译史观，为我们重写翻译史提供新的切入点。
[i] 指民国六年到七年，也即1917年到1918年。
[ii] 胡适《胡适的尝试集附去国集》，亚东图书馆出版，1920年9月再版。
[iii] 参见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iv] 第313页。
[v] 如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
[vi] 陆建德《“二三流者”的非凡意义——略说林纾翻译小说中的通俗作品》，载《思南文学选刊》2018年第4期。
[vii] 同上。
[viii] 对严复“信达雅”说的本意，本人另有专文予以分析和阐释，此处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