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蓝红军：关于翻译技术伦理性的思考
关键词： 翻译技术; 伦理性; 伦理影响; 伦理后果; 课题。
2018年9月，知乎上一篇题为《科大讯飞，你的AI同传操 (qi) 作 (zha) 能更风骚一点吗》的文章 (1) 引起了一场舆论风暴。该文作者“Bell Wang”以其在2018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上的亲身经历控诉科大讯飞同传AI造假，文章迅速热传开来，科大讯飞立刻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如潮般的质疑和批评，科大讯飞则极力解释，称是“沟通不畅”而产生的“误会” (2) 。这起风波背后有着诸多的因素，民众表现出不同的关切点，有对翻译技术产品过度商业宣传的不满，也有对译员权益被侵犯的愤怒。在很多人看来，这起事件和许多其他新闻热点一样只不过是日常谈资，但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它凸显的是翻译技术发展带来的机器与人之间的冲突，足以引发 (也应当引起) 译学研究者对翻译技术伦理思考。
对于翻译研究来说，伦理并非新话题。早在2001年，国际译学期刊The Translator出版了一期“The Return to Ethics”专刊，标志着翻译研究开始了所谓的“伦理转向”。技术哲学领域的“伦理转向” (3) 发生得更早一些。20世纪90年代，技术研究的伦理维度就得到彰显，学界更多地关注起技术对人类生活的伦理后果，出现了众多的技术伦理分支领域，如生物技术伦理、信息技术伦理、纳米技术伦理、新媒介技术伦理、工程技术伦理、技术伦理教育等，学者们围绕具体技术中的伦理问题展开了持续而深入的讨论，相关研究主题丰富多样。然而，相对于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关翻译技术的伦理研究却十分缺乏。虽然学界已经开始对翻译技术现象展开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如克罗宁 (Cronin, 2013) 的《数字化时代的翻译》 (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的和肯尼 (Kenny, 2017) 的《翻译技术中的人的问题》 (Human Issues in Translation Technology) 都涉及到了翻译技术的伦理问题，但目前还没有对翻译技术伦理的专题研究。知网显示，截至2019年5月题名中包含“翻译技术”和“伦理”的期刊论文数也还是“0”，讨论技术条件下翻译行业发展的伦理问题的也只有郝俊杰 (2016) 和殷燕、刘军平 (2016) 寥寥几篇。那么，翻译技术与伦理究竟有何关系?翻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哪些理论课题?本文拟对此进行探索性的思考。
一、翻译技术的伦理负载
技术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无处不在，它反映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程度和水平。技术所指不限于计算机、高铁、飞机等现代工程产品，而且包括四类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要素:1) 作为实物的技术，包括工具、机器、人造物等;2) 作为知识的技术，包括技艺、规则、技术理论等;3) 作为活动的技术，包括制作、发明、设计、制造、操作、维护、使用等;4) 作为意志力的技术，包括意愿、倾向、动机、欲望、意向和选择等。(Mitcham, 1994:161-267) 这种多重异质性构成表明，技术兼具主观和客观双重属性。作为实物工具，技术在人们的眼里是中立的，其本身并无善恶。然而，技术是“为达到目的通过一定中介手段而形成的” (雅斯贝斯，1989:116) ，这就意味着以物化对象形式存在的技术也有着其主观价值负载。
翻译技术指“应用于人工翻译、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中不同类型的技术手段，包括文字处理软件和电子资源等计算机信息处理工具，语料库分析工具和术语管理系统等专用翻译工具” (Bowker, 2002:5) 。作为物化工具，翻译技术赋形于各种器物和设备，具有客观实在性和相对的价值独立性，任何人都可以对之加以利用。和所有技术一样，翻译技术也是人类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它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作为人类技术手段和技术活动之一，翻译技术也在技术与翻译的互动整合中被赋予了一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
伦理是处理社会行为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处理或影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即伦理行为。人的伦理行为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同时也对各种社会关系和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产生影响。现代语境中，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并不单一，所及的对象客体也不单一，作为语言符号转换活动，翻译调整着源语及其使用者和译入语及其使用者的关系;作为文本阐释活动，翻译调整着文本意图、作者意图与受众的关系;作为符际信息传播活动，翻译调整着信息发出者与接收者的关系;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调整着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的关系;作为语言服务活动，翻译调整着委托客户和服务产品用户的关系;作为民族身份建构活动，翻译调整着民族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在翻译所构成并调整的多种对象性关系中，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主体意识、价值取向和利益关切，不同主体之间会产生价值取向和利益需求的矛盾和冲突，它作用于不同的客体时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和后果，因而人们需要确立调整翻译所涉关系的伦理准则与规范。
现代翻译技术也是基于社会需求产生的，有着相关主体的目标利益、价值取向和权力话语等社会因素，离开相关主体的行为目的和利益诉求，翻译技术的“用处”便无从谈起。因为翻译技术行为主体是多元的 (包括翻译技术的开发者、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运用者等) ，受翻译技术行为影响的客体也是复杂多样的，翻译技术活动必然涉及多种主体之间、主客体之间的力量博弈、价值妥协和利益协调。“一般来讲，一种行为本身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存在状态，并未被赋予某种道德价值。然而，一旦这种行为被某种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并对行为主体或相关他人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那么，该行为就有了善恶之分，就具有了道德特性。” (张传有，2006:8) 因而，翻译技术行为也是一种伦理行为，会产生相应的伦理后果。
当前，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成了一种无可回避的现实、不可逆转的趋势，负有关怀现实使命的翻译研究者，必须积极面对翻译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翻译现象和翻译问题。进行翻译技术方面的研究，我们除了需要对技术开发可行性和技术应用有效性进行考察之外，还需要对翻译技术开发和应用过程中所涉的伦理关系和伦理后果进行思考和研究。
二、翻译技术的伦理影响
技术的发展可能产生多向、复杂、难以预测的影响，伦理学领域对此一直非常关心。然而，具体到翻译技术的潜在影响，伦理学界和翻译学界都还未进行过专门、深入的探讨。翻译技术发展十分迅速，其伦理影响无疑需要关注，需要我们了解如何认识有关翻译技术的各种伦理关系的合理定位，约束翻译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当前，“翻译机器是否会取代译者/译员”已成为翻译行业内外的热门话题之一，这个话题的产生就表明人们对翻译技术发展不确定性后果的担忧。然而目前，对于翻译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们似乎还仅限于关注机器翻译会不会使译者/译员失业，我们对翻译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诸多影响还需要进行持续、深入、广泛的认识。
当前，语言服务行业已呈现出技术集成的特征，翻译从业人员越来越离不开专业的技术设备。不过，翻译技术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译者的劳动工具，应该说，它已成为了人类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世界里翻译技术早已无处不在，人们的电脑和手机里，翻译APP也成了常备的软件。翻译技术不仅在改变行业和企业，也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它提高了翻译效率，降低了翻译成本，却也使翻译世界中的“人”发生了变化。作为翻译行为和技术行为的结合，翻译技术行为影响的对象比单纯的翻译行为和技术行为更为复杂，受其影响的包括各种类别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个体与机器、群体与机器、人类与机器等等之间的关系。概括地说，翻译技术行为既影响着翻译主体间的关系、翻译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影响着技术主体间的关系、技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1．译者的身体技能优势被消减
翻译技术影响着人对翻译技能的认识，影响着人的翻译身体技能的习得。一方面，技术作为人的器官功能的延伸，弥补了人身体功能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技术通过物化人的身体技能和技术，也弱化了人们对身体技能的重视。随着翻译行业中信息技术的普及，对效益的追求使得翻译公司越来越注重流程化、模式化的生产，机器预处理在翻译生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翻译从业人员对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的把控性降低，对技术处理的标准化程度提高。内化在译者身体上的技能越来越多地物化到了工具上，译者语言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也逐渐让位于译者工具能力。在翻译记忆工具面前，过去词汇量大的译者所具有的优势在逐渐消失。语音转写技术、语料库技术、翻译记忆技术、互联网搜索技术变得比人的听觉、记忆、视觉、手等身体器官的功能更为强大，于是，人经过刻苦训练后获得的速录速记、辞书查询等技能逐渐被忽视，具有语言天赋的译者也随之走下“神坛”。机器被赋能之后，专业译者的身体技能优势被不断减弱。也就是说，对于技术时代的人的翻译活动来说，技术工具的功能越来越重要，译者的技能越来越次要。
2．翻译的精神价值被矮化
翻译技术影响着翻译中人的精神要素。技术进步使翻译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翻译工作者群体不再以社会精英为主体，而以普通民众为多数，有精神追求的翻译家越来越少。职场中译者的创造性受到标准化翻译质量管理的限制，市场上专职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难以谋生，达不到行业对翻译速度和效益要求的译者逐渐被淘汰。许多译者的自我身份认同发生变化，作为文化传播者和精神启蒙者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不断削弱，他们只是将翻译视为业余爱好，而不是将翻译视为关怀人类精神家园、追求真善美、塑造理想人格的终身的精神追求。人们在强化对翻译技术的掌握之时，也在不断地强化了自身对翻译技术的依赖，翻译中的精神要素因而也在加速消退。
对技术给人类精神存在所造成的改变，雅斯贝斯 (1989:114) 认为“它 (技术) 迫使人类的工作方式和人类社会走上全新的道路，即大生产的道路，把人类的全部存在变质为技术完美的机器的一部分，……他 (人类) 正在丧失传统的连续性。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与之相应，翻译教育也确实因技术的发展而更加强调“实用性”。我们知道，翻译技术的发展促生了职业翻译教育的产生和发展，然而，翻译技术中“人”的隐退，也使得职业翻译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培养有思想的翻译家，而是为满足翻译的社会大生产的需要，为之打造能娴熟运用各种翻译技术工具的行业人员，MTI教育的目标即定位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的人才，这种定位的核心在于“用”，而不在于“思”。
3．译者的“隐身”状态加剧
翻译技术影响着译者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历史长河中，对文化交融做出巨大贡献的译者一直处于隐身的状态，韦努蒂 (Venuti, 1995) 的《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就揭示和批判了这一状况。在过去，译者的隐身指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译者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未受到适当的认可，而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非但没有提高译者的身份，反而更加消解了翻译中译者在场的必要性，甚至使得译者在翻译中可能随时面临“被消失”的处境。旅游爱好者手拿翻译机或者在手机上装上翻译APP，就可以解决出国旅游的跨语言交流问题，而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已经隐退到了翻译机器的背后，翻译机器的使用者感受到的服务提供者，不再是有温度、有个性的译者，而是定制的程序、虚拟的译者。同时，人们对智能翻译机器的推崇，也无形中加剧了译者的隐形。一些翻译技术开发者为了显示自己产品的智能化程度，即使是译者实际在场工作的情况，也假托是机器在翻译，以合约的形式使译者让渡其知识产权，剥夺了译者显身的机会。在“科大讯飞AI同传造假风波”的案例中，科大讯飞表示他们采用的是“人机耦合”的同传新模式，是通过翻译技术帮助同传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失误，然而这种“人机耦合”中“人”是隐身的，观众看不到译员，也听不到译员的声音，观众并不知道他们看到的 (听到的) 译文，是由人工译员翻译之后，再由机器作了语音转写呈现给观众的，观众看到的是“人机耦合”中的机器的工作成效，却感受不到译者的存在。这表面上译者与机器的关系冲突，实际上是译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在发生变化。
4．翻译行为主体关系更加复杂
翻译技术的发展不仅影响到译者身份、译者主体性和翻译的精神要素，还使得翻译行为主体的范围发生了变化。由于现代技术的介入，翻译行为的参与者由以往翻译主体增加到翻译主体、技术主体和管理主体三类。就技术行为主体来说，开发者、使用者、投资者、研究者等均以适当方式吸纳不同的资源参与翻译技术的设计、开发、决策和评估等各环节，不仅会对翻译技术效能产生影响，而且会对翻译实践的效果产生影响。当行为主体范围变大时，翻译技术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在有现代技术涉入的翻译行为中，伦理行为主体的范围已经发生了变化，个人在现代翻译技术中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个体主体的作用在减弱，群体主体或机构主体的力量在增加。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中，各种性质的主体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主体也构成了翻译技术实践的多元伦理主体网络。
翻译作为一种行业实践活动，其背后有经济利益 (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利益) 的分配与交互，随着翻译技术的引入，相关主体类别的增加，有关翻译的利益分配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例如，现代信息技术催生的众包翻译中，发包、分包、翻译、审校、平台技术提供者、众包社区管理者以及其他主体构成了新的利益分配方式，发包主体的介入改变了传统的翻译项目委托方和项目参加者之间的劳资关系，以经济性为著称的众包翻译实际上是建立在“志愿”译者的无偿 (或低偿) 劳动基础之上。因而，翻译技术降低了翻译的成本，也改变了资本与译者/译员之间的关系。
当然，翻译技术并非只会带来消极的伦理后果，价值负载使之具有“行善”的功能，如通过技术实现优质翻译资源的共享，一方面可能侵犯译者的权益，另一方面也能让大众受到普惠。我们不能否认应用翻译技术会带来不同的效果，这正是翻译技术伦理二重性的体现。也正因如此，翻译技术伦理的意义才得以凸显。
三、翻译技术的伦理风险
技术哲学家曾告诫，我们“不能低估现代技术的侵入及其对全部生活问题造成的后果的重要性” (雅斯贝斯，1989:115) 。技术带给人类便利，也可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害，甚至造成灾难。不管是技术的发明者，还是技术的倡导者、推动者，或是技术的使用者，都不能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而无视技术可能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只有充分关注技术发展的潜在风险，确立完善规约技术行为的伦理规范，才能有效地趋利避害。就翻译技术来说，我们对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了解得非常不够，或者说我们的风险意识还十分淡薄。人们越是乐于享受翻译技术提供的帮助，也就越难预见翻译技术行为带来的全部结果。
1．技术资源控制者宰制翻译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在发展翻译技术的同时也强化了自身对翻译技术的依赖。如前所述，翻译技术弥补了很多人在语言知识和翻译技能方面的不足，也弱化了人们对作为身体技术的翻译技能进行训练的重视。例如，随着计算机语音识别、记录和转写的技术发展得日益成熟，翻译工作会变得更轻松容易，译员在工作中可以将精力分配到其他事项中去，翻译效果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和提升。当此项技术成了常规的工作条件时，对学生译员进行听写和速记方面的训练将变得无关紧要。外化于翻译机器的能力越强，内化于译者/译员的能力则显得越无足轻重。在各种翻译技术的综合作用下，人的身体技术不断弱化，翻译与技术的关系就逐渐由技术辅助翻译、技术支撑翻译，向技术控制翻译的方向发展。
而随着我们受控于翻译技术的程度的增加，我们就愈发处于翻译技术资源控制者的掌控之中。翻译技术因具有可直观感受到的便利与功能，遮蔽了翻译与技术互动背后主体间的权力话语关系。信息技术时代之前，其他主体对翻译的操控需要借助意识形态和赞助的手段进行，译者可以凭借其能力和知识，发挥相应的主体性，因而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很难被完全操控。但是，进入到信息技术时代之后，随着译者的身体技能逐渐被“边缘化”，翻译技术工具的重要性增加，翻译活动中的话语权力会从译者逐渐地转移到翻译技术资源控制者身上。于是，可能的情形是———谁控制了翻译技术资源，谁就控制了翻译的话语权力。在众包翻译中，译者虽然数量众多，但他们是分散的、无话语权的微小个体，他们无法获得适当的酬劳，众包翻译平台占据着主宰的地位，平台控制着技术资源、语言资源，也控制着人力资源。可见，技术资源控制者有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翻译活动的宰制者。
2．语言生成性受到抑制
人类在使用自然语言的过程中会遇到诸多偶然的情境，生成很多新颖的表达形式，正是这些新颖的表达使语言变得丰富，推动着语言的进化。翻译也有着促进语言进化发展的功能，人工译者会将许多源语的表达方式引入到目的语中，给目的语带来新的元素。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更是经常创造出既不同于源语也不同于译入语的“第三语言”，给语言的发展带来活力。然而，翻译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提高效能、节约成本，它自然倾向于降低文本难度，提高译文的复用率;倾向于使用规则严谨的“受控语言”，而不是使用打破规则的“创新语言”。使用“受控语言”才能节约成本，而使用过多的新异语言形式则会使翻译机器变得低能低效。控制语言的生成性，严格避免异质性、偶然性的内容，这无疑会削弱翻译促进语言丰富和发展的功能。
3．国家语言安全面临风险
语言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它对国家安全所发挥的影响“是基础性、潜在性和长远性的” (戴曼纯，2011:123) ，因而以语言转换为工作内容的翻译，不仅涉及对外交流服务质量，也涉及国家安全。如果各种语言文字信息都经由翻译机器进行处理和发布，手机和电脑上的翻译软件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或破坏者。信息技术时代，翻译技术资源是重要的国家安全资源。如前所述，随着翻译技术的发展，翻译中的话语权力很容易集中到翻译技术资源控制者的手中，如果国家失去了对翻译技术资源的控制，那么，这很可能会威胁到国家的语言信息安全。
中外语言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中外权力话语关系，在全球化语境下，“和谐的语言关系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戴庆夏，2010:1) 。当前，中外交流日益深入与广泛，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翻译技术在中外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可以说，翻译技术已经把中外语言关系推到了国家安全的前台位置。另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各种语言文字之间关系的稳定与和谐，直接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翻译技术的发展可能打破原本的语言生态。作为经济主体的翻译技术企业，他们开发翻译技术工具是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不会主动考虑中外语言间和国内各语言之间的关系。为小语种翻译服务的技术工具，开发起来往往成本高、效益低，翻译技术企业自然会避免这种无利可图的行为，而会将技术资源积聚到大语种间的翻译活动中去。久而久之，小语种的地位会越来越弱，小语种间的翻译成本会越来越高。这无疑会给国家语言安全带来消极的影响。
翻译技术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而一般人的行为后果具有滞后性，翻译技术的伦理问题在现阶段还只表现为“可能”形式，其负面/消极/具有危险性的影响是潜在的，尚未预测到。上述几点“风险”只是笔者的个人思考，未必正确，更难说深入。笔者希望以此说明，现代翻译技术的伦理问题客观上已经突破了技术自身以及传统翻译伦理所能解决的范围，这呼唤着翻译技术研究构建出能够调整人类翻译技术行为的新的理论。
四、翻译技术伦理的研究课题
翻译技术手段的广泛使用，在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如出国旅游消费的增长，国内对外旅游业的发展) 的同时，会对社会文化，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何种影响?使用翻译技术所产生的错误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由哪一主体承担?很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超出了技术本身，而进入到社会道德实践和法律实践的领域。对于翻译技术，我们之前仅关注到了技术之于翻译工作的工具性层面的重要性，但缺少对技术的伦理负载的认识，缺少从实然与应然、理性与情感、知识与德性等角度对翻译技术的伦理影响的认识。
关注翻译技术的最新发展，从伦理学的视角考察翻译技术开发与使用中的热点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新的理论问题。对翻译技术进行伦理思考，并非指责所有的翻译技术行为或反对翻译技术的发展，而是为了提高对翻译技术本质的认识，充分认识翻译技术发展的潜在风险，以讨论和确立翻译技术行为的伦理规范，帮助从业者更好地与翻译技术互动，更好地适应与融入翻译技术环境，从而更好地促进翻译技术的发展。开展翻译技术的伦理研究，相关课题包括:
1．从理论层面关注翻译技术的伦理现象，探讨翻译技术伦理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
翻译技术远不局限于对译者译员的威胁，更涉及翻译技术行为主体的社会责任，翻译技术与话语权力之间的关系，翻译技术行为的伦理准则等。我们应从技术哲学中寻求人文关照，关注翻译技术领域的具体伦理问题并探讨伦理对策，关注具体的翻译技术对翻译从业人员、对翻译行业发展、对人们的翻译生活的伦理价值所产生的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后果和影响。运用多种伦理思想调节翻译技术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活动方式等。
2．从职业规范角度研究翻译技术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着力构建翻译技术行业伦理。
区分技术伦理、翻译伦理、翻译行业规范、翻译技术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厘定不同类别、不同范围的翻译技术行为主体的伦理责任，以及划分开展翻译技术道德评价的层次。探索翻译技术伦理评估机制，建立专业评估机构，设计制度化的评估程序，对各类翻译技术项目和工程实行开放性的伦理评估与论证，以规范翻译技术行业的发展。建立翻译技术开发、应用、评估的研究互动，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学者合作与交流。
3．开展翻译技术伦理教育，对翻译技术从业人员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吸引全社会关注技术伦理问题的讨论，改革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翻译教育单位开设专门的伦理课程，通过伦理教育来指导学生形成职业认识，培养未来的翻译技术从业者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翻译技术实践和翻译技术教育都应该是“合乎伦理”的，但怎样才算是“合乎翻译技术伦理”?怎样才能培养出合乎伦理的翻译技术专业人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翻译技术研究领域需要加强研究的重要课题。
五、结语
翻译技术的伦理问题凸显已成为不争事实。翻译技术正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需要确定伦理规约以自我完善的阶段。翻译技术发展的目的性何在?翻译技术究竟为谁服务?翻译技术是用来满足一部分人的私利，还是在终极意义上促进人类和谐与发展?回答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建立关心国家未来、关心民族命运、关心人类家园的翻译技术伦理观，如何保证翻译领域技术的适当应用，避免翻译技术的不当应用带给翻译和社会的消极影响，归根到底是伦理问题。这决定了翻译技术的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语言转换与技术的关系，而是翻译技术行为主体与翻译活动对象之间的关系，即现代技术条件下翻译的主客体间、主体间关系。翻译技术时代，我们应该在藉由翻译技术而建立的翻译活动中建立主体交互性的理解，即理解并接受翻译技术行为所带来的影响，防范其伦理风险，在翻译技术行为中理解翻译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简介】
蓝红军，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山杰出学者”、翻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领域:翻译学理论和翻译批评。
原文刊于《上海翻译》2019年第4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