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王晓路：史实呈现与历史关系的重建--以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史研究为例
文学研究，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同其他人文学术各分支领域一样，总会涉及历史问题，这是因为文学以虚构和想象的方式折射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境遇，其书写、传播与接受均位于某种历史关系之中; 同时，文本的生产和再生产亦是一种历史过程: 每个时代的读者在阅读某文本时总是以自身的认知进入文本所提供的生活世界中，并获得间接的、具有历史感的生命体验。所以，文学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它涵盖了史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难以陈述的人类行为和精神特质，其功能亦难以为其他精神产品所替代: "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它是一种既要求读者理解，又可以把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的作品。"① 由于研究者或批评家是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评论和阐释，因此文学理论的历史沿革与阅读重点密切相关，以上世纪为例，阅读重点就包括 "意义性阅读"(reading for Meaning)、"形式性阅读" (reading for Form，1914 － 1975) 以及"政治性阅读" (political reading)等探讨方式②，这些阅读重点所导致的理论指向也影响了文学史研究。
文学史研究是人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同一时期文学的系统研究，包括对该时期的作家和作品进行概述性阐释，这实际上是将历史性对象置于不同参照系中进行认知性解释，因此，文本的历史语境至关重要，其 "前提在于文学，及所有其他文化产品的形式，都存在于历史之中，且应当在其历史语境和清晰的编年史中获得有效研究"③。由于历史文献并非纯客观记录，而是史家据所选择史实进行的叙述，因此，"所有历史叙事都包含着不可简约的和无法抹掉的阐释因素"④，人们往往需要对研究对象原有定论所依据的材料重新进行甄别和考量。葛兆光在思想史研究中特别指出，"首先要做的也许是重新检讨传统的思想史所依据的文献或资料范围"⑤，这一观点显然也适用于文学史研究。文学史撰写在很大程度上是清理并描述某一国别文学的演变过程，依据相关文献所反映出来的文本环境，以支撑性观念对历史时期的作家和作品进行定位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供该时期相对完整的文学图景。这无疑依赖编撰者对史实与历史关系的把握。所以，在对某一时期文学进行总体概括时，有必要看到现存材料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也符合历史阐释学的通常方式，即 "当要求对某个具体现象做出解释的时候，就要使用到这个现象与通常被看作在过去的情况中与之伴随的其他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⑥。
目前，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阐释行为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即 "恢复性解释学 (hermeneutics of recovery) 和怀疑性解释学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前者力图重新建构产生作品的原始语境 (作者的处境和意图，及文本对它最初的读者可能具有的意义); 而后者则力图揭露文本可能会赖以形成的、尚未经过验证的假设 (政治性的、性的、哲学的、语言学的假设)。前者力图使当今的读者接触文本的原始信息，在这个过程中评价文本及作者; 而后者则常常被认为否认文本的权威性"①。这种区分也与美国文论家 E. D. 赫施提出的 "解释是为了揭示含义，批评是为了阐发意义"② 这个观点有着相通之处。更重要的是，对某一时期文学进行的研究，不仅包含了历史中 ( within) 的问题，也涵盖了关于历史(about) 的问题③，二者均需要多角度地重访历史。于是，"历史就成了必然性的经验，而只有这种经验才能预先阻止它作为纯再现客体或许多符码中的一个主符码的主题化或物化"④。
一般而言，文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文学研究的对象内含了 "文学性"(literariness) 这一规定性要素。但需要指出的是，"审美"和"文学性"概念本身亦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范畴。伊格尔顿就直接指出， "审美从一开始就是个矛盾而且意义双关的概念。一方面，它扮演着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扮演着主体的统一的角色，这些主体通过感觉冲动和同情而不是通过外在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每一个主体达成社会和谐的同时又保持着独特的个性。审美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其政治理想的通用模式"⑤。同样，"文学性"这一概念，即便在其当初的倡导者那里也极具争议性: "雅各布森本人就声明，他或蒂尼亚诺夫、什克洛夫斯基、穆卡沃夫斯基等都没有宣称过，艺术是一门封闭的领域，他们并没有强调艺术的分离，而是强调 '美学功能的自主性'。"⑥ 概言之，自理论话语于 1970 年代开始着重于文学与社会的历史性关联后，原有的 "审美"侧重点开始蔓延至社会文化的历史感，并在一种历史社会学⑦的范围内展开，这实际上是学界将文学性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和历史话语的回归，同时也是认知图示扩展的必然。这一点符合人文学术的整体状况，因为 "哲学概念是在对历史连续性中一般条件的意识之内形成和发展的，是从特定社会中的个人角度来加以阐发的，思想材料即是历史材料---不管在哲学或科学理论中它会变得多么抽象、概括或纯粹"①。有鉴于此，呈现史实以及重建历史关系，就成为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从知识学角度来看，作为人文学术分支领域的文学研究，其学术意义在于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并形成与学界可以共享的知识性陈述，因此在具体研究中通常会涉及不同类别的材料，其中包括第一手文献及第二手文献。这两类材料都可以使研究者获得有关研究对象的基础性史实，但它们均需要经过甄别，原因在于 "第二手文献是不准确的证据，因为非当事人介入了事件的认知之中。介入者的动机不能确定。但看似第一手的文献也并非确信无疑。任何一件自称为第一手的文献都要接受历史起源的鉴定---一种对其真实性的可信任之检验"②。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还必须参考另一类重要材料，即相关性或文本语境类 材 料， 因 为 无 论 是 作 者 还 是 读 者， 作 为 个 体 行 为， 其 心 灵 世 界(psychological world) 与 社 会 世 界 ( social world)、社 会 性 实 有 世 界 ( socialreality) 以及自然世界 ( natural world) 都处于交互生成的结构之中，亦即位于个性系统 ( personality system)、社会系统 ( social system)和文化系统 ( culturalsystem) 这个三角结构之中。③ 因此，将上述不同类别的材料，尤其是那些表面上与研究对象并没有直接关联的材料，进行整合并以跨学科的视角加以透视，就有可能看到历史线索之间的潜在联系，见出现有研究中的缺陷，以凸显新的研究价值。因此，人们对现有成果的追问基础为: 其意义是对已知史实的呈现，还是依据了多重线索对历史关系进行了重建并论证出了自身的洞见?就此，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具有深刻寓意:
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即: 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它只有重建某一历史话语才具有意义。①
有鉴于此，在文学史研究中，学界需要关注多重历史线索，包括文本的生产环节与传播过程中的技术与文化感知等历史性要素。因此，对相关时期的历史关系进行重新梳理并提供个人的洞见是学理性的内在规定。如前所述，文学史在于提供某一国别历史时期相对完整的文学图景，而且对于把握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文化具有导读性作用，因而，文学史研究中的史实呈现和历史重建问题尤为重要。具体到英国文学史研究，由于 "十七世纪是英国历史上最动荡的阶段之一"②，该时期的文学发展轨迹也特别复杂多样，所以，这一分支领域一直是中外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例如，杨周翰于 1985 年就推出了国内学界在此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直到今日，学界中心依然在这一领域耕耘，例如 2017年出版的刘立辉等人进行的专项研究 《英国 16、17 世纪巴洛克文学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学界更出现了相当多的成果，且多以新的材料、视角和方法见长。
英国文学的发展和影响与该国在世界史中的作用和英语语言的规范与扩散有关。在语言方面，"十七世纪初最重要的译作则是 1611 年由国王詹姆士一世下令出版的英文 《圣经》。它是 47 位学者集体翻译的成果，吸收了以前英文译本的优点，用词纯朴而富于形象，韵律也饶声调之美，对后来的英语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③。而这一时期的文学样式和创作主旨则与其社会文化，尤其是工商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在欧洲历史中，工商业类型的城市早在十世纪就开始出现。④英国自伊丽莎白时代起，《至尊法案》和议会通过的将 《三十九信条》作为国教教义的法令不仅重塑了国王的权威，还开启了奖励工商业和航海业、授权商人组织贸易公司、发展海外贸易的发展模式⑤。英国开始显现出自身的发展意图，以打破 "在十六世纪欧洲，亨利七世的英国不过是西班牙的卫星国"⑥ 这个被动局面。
英国于 1588 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军事胜利成为这一发展的历史性拐点，这一事件奠定了英国外延性发展的基础并 "开始一系列的殖民扩张"①。当时西班牙和英国的复杂关系也在文学中，尤其是戏剧中多有反映。② 英国社会文化的变革也包括信仰和哲学思想在内的文化变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受到欧洲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影响。当时英国社会政治的动荡助长了新教思想的蔓延，这不仅深刻地影响到固有的信仰系统，还直接波及了日常生活，包括职业、家庭和生活态度，即 "政治和社会的压力，以自助和节俭为伦理观的个人主义精神"③ 形成了一种合力，促进了社会转型。不仅如此， "清教革命通过平等派运动提供了或许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的民主思想体系"④，影响深远。当国王和劳德大主教开始清除清教徒时，这一思想还由早期移民带到美国新大陆， "1628 － 1640年间，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逐步建成清教徒社会……据估计，在最早的十三个殖民地，百分之八十的教会都具有清教主义倾向"⑤。由于清教徒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且相信每个人都具有潜在的犯罪动机，所以，平等以及限制权力的理念在十七世纪英国社会变迁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观念引领作用。上述观念的扩散和日常生活的改变不仅影响到宗教伦理和社会文化，也对文学书写和接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⑥
因此，随着英国社会市民阶层的扩大和审美趣味的移位，其文学样式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表面上不那么入流的文本，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比较集中地出现的传奇和言情 (romance) 书写。尽管欧洲早在十二世纪就开始出现这类故事、诗歌和随笔等，但在十七世纪，英国言情书写⑦却起到了独特的社会文化作用。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学界历来认定的是所谓的 "正统"文类和样式。其实，"正统"多有一种经典形成的历史过程，即观念的体制化介入使其成为常识的过程，所以，经典作品都经历过漫长的历史阶段。霍普金斯等在其 《牛津英国古典文学接受史: 1660 － 1790》中就专门论证了英国这一时期对于经典作品接受的复杂过程①。由于 "言情"的非经典地位，后期的文学史、文学选集和教材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一时期的言情书写有所忽略，而对其研究则是晚到 1990 年代之后的事情。根据阿米莉亚·泽克的考察，在十七世纪不同时期都出现了不少蕴含了政治和道德寓意的言情作品，例如玛莉·罗斯 (Mary Wroth) 以希腊女神为题的《乌拉尼亚》 (Urania，1621)、约翰·巴克利 (John Barklay) 的 《阿基尼斯》(Argenis，1621 )、约 翰 · 克 朗 ( John Crowne) 的 《潘 蒂 欧 和 安 菲 金 尼 娅》(Pandion and Amphigenia，1665)、托马斯·巴利 (Thomas Bayly) 的 《赫巴·帕瑞提斯》 (Herba Parietis，1650) 以及哲学家罗伯特·博伊尔 (Ｒobert Boyle) 于1640 年代或 1650 年代写成的 《狄奥多拉和狄迪墨斯的殉难》 ( The Martyrdom ofTheodora and Didymus) 等，这些文本也都在近期才获得重视。② 泽克直接指出了十七世纪英国言情书写的意义: "言情书写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叙述小说形式，其主要的缘由是这一文类以其复杂性和世俗性恰好表达了十七世纪英国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自利这一难题。"③
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价值和新的社会现象之间往往充满了张力，言情小说之所以以其特有的文体和情节等要素，成为那个时期一种流行的读物，原因或在于这种非主流的文学书写隐含着极为重要的个性自由和自我张扬等反传统价值观念: "在十七世纪，言情小说开始讨论不同的主题，而且这些言情小说都以不同的方式涉及共同的主题: 其一是性爱，其二是软弱的但不一定是被废黜的国王，然而我所要表明的是，这些言情小说都普遍揭示了某种更为广泛的冲突，即在实现自我目标与更为传统的伦理观之间的冲突。"④ 相关论点在斯科特的论著 《自私的馈赠: 1580 － 1628 年间的论争与英国宫廷文学中的政治》中也有所涉及，该书作者以十六世纪晚期和十七世纪早期的诗歌及诗人为例，对文本中复杂的政治寓意进行了详尽的论述。⑤ 这些被冠以肤浅之名、迎合大众趣味的传奇或言情小说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印刷和出版的正当性，而其隐含的文化政治寓意却可以起到普及观念的作用，这是当时其他文学样式很难实现的。此外，作为社会民众更为接受的言情书写，对于帝王或史诗英雄一类的经典书写也有着特殊历史意义。可以说，英国十七世纪中的言情小说发挥了双重文化作用，实现了文学样式与平民观念的并置。
虽然英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多次内乱和大规模动荡，包括保王党与议会党人之间的恶斗、内战以及 "光荣革命"等重大事件，但 《权利法案》的通过最终使议会权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获得了确认，工商业发展开始加速。这些历史性事件不仅推动了工业革命①，也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特有的影响。"光荣革命"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宗教、文学与政治都在社会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相互交叉的文化作用。② 劳拉·克鲁柏斯在其主编的 《牛津文学与英国革命手册》 一书中，集中考察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宣传、政治观点、印刷文化、文学文类的发展、阅读史以及女性写作等相关问题，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这一时期政治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③ 这些社会文化的剧烈演进，进一步加速了 "自我"认知观念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业革命铺垫了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斯科特·戈登在其《1640 － 1770 年间英国文学中被动自我的力量》中，着重从宗教话语和道德哲学角度考察了那一时期的文学书写，从而论证了表面被动的自我观念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④ 对于类似命题的论证还有保罗·切法卢的论著 《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的道德认同》⑤ 等。这些论著都从不同角度对同一历史时期的英国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个性理念与社会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做出了独到的分析。
按照学界认同的分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往往被用来表述英国 1760 至 1830 年间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但其萌芽及产生的动力其实在之前就已经逐渐显露并在十七世纪开始凸显。根据爱德华·钱尼在其 《英国工业与社会史导论》中的考察，实际上从 1338 至 1603 年的连续几个世纪中，英国就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现象: 全国范围内的手工作坊规模逐渐扩大、有组织的工人群体增多、加工和初级机械制造业的兴起、市场的相对集中以及币制的跟进等等。同时，英国的市镇扩大促使了交通和管理方式的改变，而市场的相对集中又带来人员流动的频繁以及海外贸易的进展，这些都使英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其中还包含着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① 朱利安·霍伯特对 "光荣革命"之后的英格兰的历史状况做过专题研究，其重点是从当时的人口迁徙、死亡与疾病、生育、婚姻与性、社会身份与贫困以及不确定的阶层等社会性要素中透视英国社会的变迁。该作者认为，由于当时的英格兰处于 "古代王国" ( ancient regime) 和 "阶级社会"(class society) 之间，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依赖自然资源，而人口增长无疑给转型期的经济生活带来变数，因此，这一特定时期给新观念以及新的书写的历史性出场带来了契机。②
其实，在十七世纪之前，尤其是十四和十五世纪中，欧洲各国都先后经历过不同类型的灾难和动荡。其间，南美的许多食材，尤其是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给欧洲带入的土豆等③，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欧洲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至十七世纪时，机器的应用在降低生活必需品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使成本核算的意识逐渐上升。于是，在机器不断替代手工的过程中，各种产品的生产程序开始被分割成不同的配件型组合。这一趋势使得综合性经验在新的生产环节中不断衰减，工厂主因此不仅可以降低培训成本，还可以招收女工和童工等廉价工人。然而，这一系统性的生产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道德质疑，其原因之一是由于 "生产装备倾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④。其次，将宗教伦理转化为职业伦理恰好是那个时代获得推广的观念基础，"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对禁欲主义来说，贵族的穷奢极欲与新贵的大肆挥霍同样令人厌恶。在另一方面，它对中产阶级类型的节制有度、自我奋斗却给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①。所以，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的变化所形成的自助、节俭和讲究效率等伦理观开始转为新的群体性理念，并渗透到社会观念以及文化艺术之中②，如前面提到的言情书写。因此，宗教信仰的悄然变化与文学表述形成了某种交叉。安德鲁·希斯科克等编选的 《牛津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与宗教手册》就对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中期的诗歌、预言、戏剧、布道、社会政治讽刺作品以及自传体写作进行了跨宗教与文学的考察，并且集中对那个时期的莫尔 (ThomasMore) 、马娄、多恩、哈钦森 ( Lucy Hutchinson) 以及弥尔顿等名家的写作主旨中的宗教要素进行了跨界分析。③ 弥尔顿研究专家大卫·安思沃斯的最新研究成果 《弥尔顿与宗教读者: 十七世纪英国的阅读与宗教》就是将其诗作置于十七世纪宗教阅读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文本分析。④
同时，由于这一时期新的工艺和技术获得了普遍的采纳，使得科学意识在社会中悄然产生和蔓延。无论是作为观念的奠基，还是实用主义的工具性概念，科学和工艺不仅成为一种公共话题，也同时激发了文学创作的灵感。⑤ 王佐良先生就此也指出，这一时期 "还有两类散文作品，带来了新气象。一类是科学文章。1660 年成立的皇家学会要求会员用 '工匠、乡下人、商人的语言'，尽力把一切事物表达得 '象数学那样朴实无华'。另一类是哲学著作，先有霍布斯，后有洛克，都用清楚、有力的文字发表了他们的经验主义哲学和政治思想"⑥。一个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往往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精神，构成某种技术文明形态，随之对社会和文化产品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学界对此有较多的探讨，如罗伯特·莫顿的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集中论述这一历史时期科技文化和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状况。⑦ 更重要的是，这一文化同时改变了某些群体原有的社会分层位置。美国的英国史专家约翰·斯梅尔的名著 《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就是通过英国王政复辟到工业革命期间一个教区出版古史的个案讨论中产阶级的起源问题: "本书探讨介于英国科莱尔小礼拜堂约曼农 ［自耕农］ 和呢绒工匠与资助出版该教区史书的商人和工场主之间的历史空间事件。它为王政复辟与工业革命之间的一个世纪里，从中等阶层到中产阶级的社会世界发生的变迁提供了一种解释。"①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一时期英国各地工厂及加工作坊中的女工数量都有明显的增加，而工资却持续低下，家庭结构也随之在发生变化②，所以，与言情书写并置的还有同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对女性文学的广泛讨论虽然是女权主义及相关理论兴起之后的产物，但女性书写却在历史进程中一直悄然进行着。欧美学界现已挖掘出了不少十七世纪英国女性文本，并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成果可观。例如，在十卷本 《英国女性书写史》这套论著中，第三卷是对十七世纪女性书写的专论。③ 此卷作者们挖掘出了相当数量的女性写作文本，对许多文献进行互证，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中所隐含的文学、文化以及性别意识进行了甄别、梳理和提炼。这一分卷十分有助于读者了解那一时期的性别文化的社会条件以及性别书写的文化功能。其他重要成果还包括 《1670 － 1820 年间英国女作家与历史书写》④，该书作者将文学、社会、历史与性别意识进行了跨学科的梳理，比较集中地论证了历史、历史书写与文学书写之间的关联。
英国这一时期的家庭变化引发的性别意识也对文学书写产生了影响。米歇尔·多德在其 《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与文化中的妇女劳作研究》一书中参照了大量的社会文献，专门针对女性在家务劳动中所特有的精神逻辑进行了讨论，继而探索文学书写中的现实问题。⑤ 另外，将女性书写与当时英国政治社会文化结合得比较紧密的成果为 《阴谋与德行: 十七世纪英国的女性、书写与政治》。⑥ 作者根据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相关命题对观念形态与文学书写之间所形成的生产性进行了独特的考察。其他重要成果还包括 《早期现代英格兰的女性历史书写》①、《英国内战时期的文学、性别与政治》② 等。
而英国当时的文学存在样式与书写主旨除了与社会文化变迁有关，其文化感知也与长久蔓延在欧洲的黑死病等瘟疫性死因所引发的生命神秘感有关。重要的是，这一集体记忆并没有带来文化生活的消沉，而是激发了群体对生命的灵感，使得一些文化产品被普遍接受: "对死亡的沉迷并没有导致文化的死亡---事实上，情况截然相反。在这两个世纪里，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带给普通人的好处，是以前的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普通人也得以通过戏剧、歌唱以及故事而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思想。"③ 因此，以结构复杂和意象新奇著称的巴洛克风格在欧洲大陆普遍产生影响也并非偶然。④ 道森以 《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的相思病与社会性别》为题，专门从精神、生理、身体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了那个时代文学主题和人物心理的旨意。⑤ 诚如杨周翰先生对其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所补充说明的，"在这矛盾激化、风云变幻的时代，凡是有思考的人都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而且思考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生与死、信仰、精神的疾病和创伤"⑥。概言之，英国十七世纪的技术进步扩大了财富分配的范围并带来空前的社会与文化变革，而文化记忆与社会文化现状则促进了文学的生产与接受。
此外，英国的十七世纪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英国从英格兰到不列颠、再过渡到大英帝国的特定历史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观念、技术、社会现状促使传统和新的表述直接联系起来， "十六和十七世纪英国社会拥有 三 种 主 要 表 达 方 式，公 共 言 论( speech)、文 稿 ( script) 以 及 印 刷 物(print)，它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融合并相互借用……在这一期间英国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开始受到书写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在法律和管理层面，还在娱乐和想像性的表述中十分普遍"⑦。正是这一早期现代阶段使英国 "文学开始反映出了性别、阶级 (更多的是职业) 和地理问题"①，由此奠定了作为国别文学的坚实基础，并一直延续到了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文学转型之中: "时至 1660 年英国王政复辟，英国文学在英国社会所有的阶层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接受。它形成了一种认同，它不仅确切无疑是英国的文学，而且赢得了延续至今的鉴赏。"②有鉴于此，对英国十七世纪这一重要转型期的文学文化现象的历史成因值得特别重视。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也自然成为高等教育的重点内容。教学是知识构成与知识再生产的重要领域，因此也值得特别关注。众所周知， 《诺顿英国文学选集》③是欧美高校使用最普遍的一套教材性选集。这套权威性选集在绪论部分对各个时期的历史、社会和语言及文学状况进行综述，尔后提供权威作品的选段。新历史主义奠基人格林布拉特自接任此选集的主编以来，除了在新版中调整、置换并增加了一些作家作品之外，还对历史分期和非文学书写予以了特别关注。例如，新版在十七世纪的两个时段 "早期十七世纪 (1603 － 1660)"和 "王政复辟和十八世纪 (1660 － 1785)"④ 的编排中，并没有沿用第四版的年代分期: "1660 －1798"⑤，而是将其提前了十多年，这显然更加符合历史状况，因为 1785 年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使织布工效提高了 40 倍; 同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在伯明翰投入使用，标志着 "蒸汽时代"的到来。值得注意的是，《诺顿英国文学选集》 新版在上述相关两章中还特别增加了 《权威的危机》 ("Crisis of Authority") 一节，其中包括"新闻报道" ( Reporting the News) 、 "政治写作"(Political Writing) 和 "自我书写"(Writing the Self) 等非文学书写⑥，这无疑体现了格林布拉特本人的新历史主义观点，即将非文学与文学书写并置①。
但是，这套著名选集的重点是放在经典作品选读之上的，因此，要深入了解这一独特时期的文学，除了选读相关作家的作品之外，还应辅以其他研究性论述，特别是文学史论。其中在欧美学界使用得最为广泛且影响很大的就是爱德华·艾伯特的 《英国文学史》。此书第一版为 1923 年，早于 《诺顿文选》系列，第四版为1971 年，第五版扩大修订版为 1973 年，2000 年为第 26 次印刷，差不多跨了一个世纪，长久不衰。其编排方式仍以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为主要线索，附带分别说明各历史时期的相关要素。其章节设置并没有简单地按世纪划分，而是将时间序列与代表性人物和事件相结合，从古英语时期至二十世纪中叶进行分述，作者以此力图避免时间序列对历史复杂性的遮蔽和简化。这本专著长期受到重视的原因主要是其内容明晰且在教学中便于操作。具体到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作者分别在第六章 《弥尔顿时代》 ( "The Age of Milton") 和第七章 《德莱顿时代》( "The Age of Dryden") 两章展开讨论。作者在第六章论述了1630 － 1660 年代的历史背景以及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以说明弥尔顿文学书写历史性出场的成因。继而作者在第七章首先介绍了 1660 － 1700 年间的历史背景，1660 的王政复辟、宗教问题以及 1688 年的 "光荣革命" 等历史事件，以说明新古典主义的历史发生学，紧接着论述德莱顿的生平、其诗歌、戏剧、散文等书写以及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和悲剧、诗歌、散文作家以及文学形式和文学风格的发展线索。② 弥尔顿和德莱顿在此书中均获得了比较充分的讨论，用此文学史配合 《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的确可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大多数后来出版的文学史和教程在涉及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时也主要围绕这两个作家展开，形成了某种认定式的史实呈现。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位作家获得反复解读和认定，恰好是因为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展现的政论诗水平，前者表达了 "人类的自制与自强的思想是永远存在"，而后者的 "颂诗体和讽刺诗标志着英国诗歌中古典主义的确立"。③ 毫无疑问，这两位名家作品的主旨和美学策略与英国当时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
然而，"时代背景介绍加主要作家作品分析"的模式是大多数文学史和教程的普遍写法，其优势是在有限的篇幅中可以提供特定时期文学书写和批评的基本史实，凸显学界认定的作家和作品; 但如果沿用这一写法进行专项研究就有可能简化历史，因为大致的历史背景介绍与文学的生产与接受之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按照韦勒克的说法，这种研究存在着某种"起因谬说"的弊端:"显然'外在的'研究可以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就成了'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 (此即'起因谬说')。"① 另外，采纳单一线性的方式陈述文学史实也容易造成定义式解读，形成对原有认定方式的不断强化，且难以从不同角度挖掘出潜在的历史线索，尤其是那些 "沉默" 于史实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可能联系。加之主线索在不同的初级呈现中被反复强化，这种特定的线性叙事就往往会形成历史时期的不透明性，同时也不能有效地挖掘出历史的 "低音"②，包括那些在历史中未获得关注的作者、作品与其必然的历史关系。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引起学界的充分注意，如托马斯·科恩斯在其专著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史》中特别指出，"笔者特意在主流文学中增加了非经典作品以及在我本人看来具有文学价值但却被忽略的作品"③。因此，学界今天最显见的方式就是在历史关系的重建中看到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文学的历史性特质。
在此类诸多新成果中，约翰·里克提主编的 《剑桥英国文学史: 1660 －1780》 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与原先相对轻历史、重作家地呈现经典文学的方式不同，该论著首先讨论了历史时期的文学生产和传播，看重特定时期文学生产的条件，尤其是变化中的读者与媒介的历史性出场与当时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为此，该书的作者比较详尽地考察了这一时期英国的出版业和图书销售的变化，包括 1660 － 1714 年间大量涌现的各类出版物，如宗教小册子 (chapbooks)、年历、年鉴以及各种娱乐性出版物等所谓 "非主流"材料对作者和读者的双重影响。通过对上述似乎与文学无直接关联的出版物的考察，该书独到地分析了文化市场以及作者和读者趣味的悄然变化，进而考察文学市场对书写和接受的影响，而不是首先转述那些文学史中被认定的作家和作品。① 这样的写法有着双重意义: 其一，在重访历史中考察社会文化如何作用到文学书写与接受过程中，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亦即在一种历史关系中透视出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过程; 其二，在现有成果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今天的认知何以通过对历史线索的挖掘，尤其是那些一度被忽略的史料，或者在表面上与文学并无关联的材料，以重建历史关系的方式获得新的文化感知。按照约翰生的观点，作者从 "私人生活"至"公共再现"脱离不了生产性条件②，这些条件无疑就包括印刷技术、文化市场、受众趣味等所谓 "非文学"性要素，而历史时期的文学书写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与所谓非文学要素有关。
如前所述，十七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大陆持续发生了诸多历史性事件，文学类型亦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该书还结合当时的历史和社会事件，重点考察了文学书写的适应性变化及其重构方式。③ 一般而言，知性世界与社会文化有着对应关系，而且固有的观念形态在转型期会受到普遍的质疑。因此，该书还考察了十七世纪文学与智性生活、文化的生产和播散之间的关系，将欧洲文化、哲学、宗教与英国社会文化与变化中的文化机制等史实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在此基础上重新论述了文学批评和民族文学兴起的历史成因。这二者的结合不仅可以有效地反映当时英国的社会文化状况，还可以说明文学批评出现的历史缘由，即， "文学批评出现的背后是日益扩大的读者群。文学男女的增多以及书籍和印刷物的涌现使一种新的专业人士出现了，他们开始从大量的出版物中筛选出能够塑造读者品味的东西"④。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所选用的材料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原有文学史和论著所忽略的，例如民俗文化、日记、个人信件、期刊文章、传记性材料等等。概言之，在笔者所阅读的范围中，这本论著在文本语境类材料的处理上最为出色。
所以，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潜在的，二者处于某种历史关系的交织中，只有将相关的材料加以甄别和对应，才能相对有效地重访历史，呈现出文学文本特有的意义。这是因为，重访历史必须采纳话语方式，而相关材料经过话语陈述则是一种转义行为，"话语通过一种预设 ( prefigurative) 来获得这种充分性，而这种预设与其说是逻辑的，毋宁说是转义的……转义行为 (troping) 就是从关于事物如何相互关联的一种观念向另一种观念的运动，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关联，从而使事物得以用一种语言表达，同时又考察到用其他语言表达的可能性"①。
另一重要成果是托马斯·科恩斯的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史》。该论著开篇就论述文学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涉及这一时期的拉丁文和英文在手稿、印刷以及舞台演出中的混用现象，以及当时的出版和限制等要素对文学书写、传播与接受的影响问题。作者在书中论及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时，始终重视文本环境和文学的生产性要素，例如，在谈王政复辟时期时就特别强调了当时新媒体报纸所起到的社会文化作用。② 值得一提的还有大卫·罗温斯坦等人合著的《剑桥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史》，该书第一部分就考察这一历史阶段中 "文学生产的样式与方式、流行与接受"，涉及识字教育、手稿流传、印刷行业、书籍交易、文学赞助等形态，以此讨论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问题。③ 这些新的成果多以跨学科方法挖掘多重历史线索，并将其与文学的样式和主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在固有的文学史中是鲜见的。
显然，如果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研究只是不断呈现认定的史实，而忽略文学书写的多重线索和实际的存在，那么，我们所获得的文学史就可能是不完整的。正如著名学者罗伯特·伊万斯在论证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议题时，直接以提问作为论述的标题 《"何谓事实?": 界定和维护理论的多元性》④。倘若我们深入了解了英国十七世纪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包括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以及相关文类，如言情小说、性别书写和艺术表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一些作品中所包含的宗教与科技要素，再结合一些相关的近期成果，如 《王政复辟至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文学》、《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乌托邦政治》、 《十七世纪的英国书写与政治联姻》以及专门针对英国在这一时期进行海外殖民扩张与文学书写的关系的论著 《1580 － 1745 年间英国文学中的帝国地理》等①，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对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更为全面的认知，也能更为充分地理解这之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质，正如历史不仅仅由获得正史书写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所构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由大量的、未曾得到记录的历史边缘人物和事件所构成。对此，知识考古学与跨学科并非只有方法论意义②，而是研究对象本身的逻辑使然。
英国十七世纪文学是一个丰富的存在，它不仅仅包括那些重要作家和作品所具有的构成性要素，更是在历史关系的合力作用下所形成的，而文学的魅力也正在于其展现了那个时期群体的历史性境遇。因此，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历史性的生成，实难以孤立、静态的方式去对其进行单一的内部研究，而必须在多重视角的统摄下进行关联性研究，以呈现出相对完整的历史性文学图景。今天的文学研究对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学资源的广泛征用，其实也正好说明文学所独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和历史哲学意义。其实，从所谓 "现代" 时期开始，文学已经开始展现出更为广泛的研究范围和指向。英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始终占据着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位置，因此仍有必要持续深入这一分支领域，提供当代中国学人的洞见。
【作者简介】
王晓路，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欧美文学、文学文化理论。
原文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