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刘锋 ：“致用”——早期西方文学引介和研究的一个基本面向
“致用”：
早期西方文学引介和研究的一个基本面向
转自：北大外文讲堂
摘要：西方文学的早期引介与中国传统文学体制的现代转型息息相关，是对传统文学体制的“不足”作出的回应，目的是要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发展轨道，因而，这一努力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个“致用”的层面。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术性学科的建立过程中，老一辈学者如吴宓等人透过平衡的比较视域，在汇通东西文化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学研究作了十分明确的学科定位，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由此看来，从西方文学的最初输入到其作为一个专业学科的基本确立，始终贯穿着一种本土问题意识。近年来，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都提出了国际化诉求，而如何在国际化与本土问题意识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已成为一个需要认真考量的紧迫问题。
关键词：“致用”；本土意识；比较视域；学科定位
“西学在中国”听上去有点同语反复，因为“西学”已经隐含着“中国”，其原本就是中国学问，正如汉学是外国学问一样。作为一个地理方位概念，“西学”的“西”也不专指欧美，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自谓“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1]，其中的一“西”便是印度，而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将世界文化分成三支，除中国文化而外，其余两支，即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正属于“二西”的疆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源自印度的佛教也可称为“西学”，只可惜它没能抢先占有这个令后人如此敬畏的名目。等到姗姗来迟的泰西之学终于进驻中土时，“西学”之名遂为其所专攘。无论如何，西学代表着中国人基于本土问题意识对西方思想文化的认知和接受，从一开始，它就透过一种解释学视域而呈现出来。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列国的强势逼迫，日显颓势。尽管体用的说辞仍有宽慰人心之效，但西学事实上已经逐渐压倒了中学，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中介甚至枢纽的作用。
西方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输入中国的，其时正值中国传统文学步入革故鼎新之途。对本土文学状况的内省需要一个外部的参照，而且通常带有自我贬抑的消极价值评断。这或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正如西谚所云，“眼睛能看见所有的东西，但不能看见它自己”，又如中土哲人所言：“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陷溺于一种沉重的亏缺感，梁启超的“三期”说就对中国近代的三个历史阶段的主要问题做了简切了当的表述：第一期是器物上感到不足，第二期是制度上感到不足，第三期是文化上感到不足，而新文化运动正是对文化上的不足所作出的激烈回应。[2]在文学领域，这种“不足”的意识也相当尖锐。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在《红楼梦评论》中借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来重新阐释中国文学。[3]在这篇文章里，他对中国传统的戏曲小说深致不满，认为它们多是廉价、浅陋的乐天叙事，唯有《红楼梦》等少数作品才具有真正的悲剧精神。王国维对悲剧的认知是否符合西方传统的悲剧定义姑置不论，毕竟，将悲剧的美学价值完全归附于其伦理学意义，在学理上并不允当，至少不是一种全面的视角。但有一点很清楚，他用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说《红楼梦》，其实已将西人的观念系统预设为一种优越的价值框架，一旦将中国传统的戏曲小说置于这个框架中来进行重审和裁量，就会发现它们在伦理学、美学上的“不足”。这一点也从他的中西文学整体观中透露出来，在他看来，中国文学长于抒情，西方文学长于叙事，而抒情与叙事并非两个不可比较的平行偏向：“叔本华曰：‘抒情诗，少年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余谓：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也；叙事诗，国民壮年时代之作也。”[4]高下之判，昭然可见。
有论者指出，王国维援用异文化的观念和方法来重新解读中国文学，已开中国比较文学的“阐发研究”之先河。这个判断是否贴切，也许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如果只要用西方思想来解释、涵摄甚或附会中国文学就可以归入比较文学，那么，比较文学的对象范围岂非过于宽泛了？至少王国维自己并不知道比较文学为何物，更何况像他那样将叔本华哲学当作一种笼罩性视野，早已引起了立论牵强的非议。[5]由于王国维从其学术生涯之初便执著于学术的自律逻辑（“学术之发达,存在于其独立而已”[6]），因此，虽然他在进行援西入中的工作时并未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但他却无意掀起一场文学改良运动。这一努力是由另一批人作出的，而且在王国维埋首于西学研究时就已然开始。梁启超在世纪之交提出三界革命的主张，呼吁改造泥古、守旧的传统文学体制，但其指涉范围并不限于文学本身，而是涵括了新民立人的改良宗旨。梁启超意识到，要革新旧文学，就需要引入新的文学资源。他将目光投向泰西、日本文学，主张吸取其意境、风格、文体、语言、技法等，非此一途，文学改良运动难奏其功。通过梁启超等人强大的理论倡导，西方文学开始以绍介和翻译的形式大量输入中土。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包括外国传教士）做过类似的工作，但规模有限，兼以支离片段，根本谈不上什么具有累积意义的实绩。至于严复，虽则享有“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梁启超语）的隆誉，但其翻译主要聚焦于西人的政经法论著，基本无涉于文学。因此，西方文学的大规模输入实以文学改良运动发其端，而这种努力自始就与民族文学体制的转型和更新联系在一起，并依托于社会、政治变革的宏大旨趣。在这个过程中，翻译所形成的规模和所发挥的作用尤其不可小觑，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正是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国人的阅读视野。虽然当时的译者对作家、作品尚未形成精审的采择标准，而且在翻译方法上也更趋于归化一途，但这些译作确实唤起了人们对新的文体形式、新的创作手法、新的话语方式的意识。迨至“五四”前后，这种努力更是达到了很高的自觉程度。鲁迅曾因主张直译、硬译而受到诟病，但他采取的这种翻译策略却是出于改造民族语言甚或思维的深切动机，他说：“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7]按照语言学家萨丕尔的观点，语言并非呈现思想的单纯工具，而是决定着人类关于世界的整个概念系统。[8]哲学家卡西尔也说，语言的真正差异不在于词汇的构造，而在于概念的构造，“因而学习外语往往是一种精神冒险，恰似一次探险旅行，最终我们发现了一个新世界”。[9]照此看来，革新语言就同时意味着革新思想，外国文学因而承载着致用的功能，而所谓的“据为己有”正是拿来主义的一个注脚。
在“五四”以后的一二十年间，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就是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所涉范围极其广泛，囊括了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主流文学思潮，而推动和参与这项工作的又以作家居多，至于专业研究则并非主导倾向。这实际上表明，引进域外文艺思潮大体上是出于学理之外的动因，而更多地与新文学的创造直接联系在一起。早期的引进者经常谈论世界文学，虽然所谓的世界文学其实就是西方文学，但这里也透露出一个基本假定，即文学是沿着一条进化的轨迹向前推进的。这一发展逻辑并不为西方文学所独专，而是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就像后来的有些现代化论者所宣称的，世界上存在着一条共同的现代化道路，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只是处于这条道路的不同阶段而已。这不是一个空间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有如梁启超所言，“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10]既然如此，中国文学就不能自外于这个过程。相较于西方文学所企及的高度，中国文学处于一种沉寂、停滞的状态，因而其自我更新便不能不以西方文学为典范，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可望与世界文学保持在平行的发展轨道上。由于有这样一种文学进化论的假定，人们关注的焦点自然就落在了最新的文学思潮上，在引进的思潮名录上，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象主义、存在主义等占据着优先的地位。无疑，要在一种突如其来、准备不足的条件下确切把握这些思潮在西方背景下的深度内涵，几乎是不可能的。若从今日的学科标准来看，这番引介工作或许并无太多学理价值，它除了能唤起历史的兴趣外，不会给专业研究者提供多少富于激发性的灵感。但同样地，也没有人能够忽视它在新文学的创造中所起的催生作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若无这些域外文学思潮所烘托和营造的强大氛围，新月派、象征诗派、九叶诗派等创作流派就不可能在现代文坛上出现，更不用说还有众多的作家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有意无意吸纳了西方文学的创作理念和表现技法。有论者指出，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11]如果从这两个标准中选择其一，移用于评价早期引介者所做的相当可观的努力，也许后一个标准更为适当。尤其考虑到引进过程中出现的良莠淆杂的局面，若只取学术标准，更不能说明这些思潮在新文学运动中的意义何在。当然，引进过程同时就是一个选择过程，而选择的一个必然的关联层面就是对本土文学阙失面的意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五四”以后引入了迄至当时为止几乎全部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而真正形成气候的只是少数，如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之类。反过来说，着眼于一种思潮的效应史，才能觉察到彼时的作家群体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但是，正当林林总总的西方文学思潮在文坛上造成强大的声势时，学院派的西方文学研究也正在悄然开始。我们已经看到，由众多作家推动起来的引介工作，不管是否明言，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消极的比较视野。也就是说，在引进者眼里，中国文学在进化的链条上处于低端，因而亟需从发达的文学中吸取新的元素来扩展和充实自身，以期最终融入到世界文学中去。同样，学院派的西方文学研究从一开始也带有一种比较视野，只是这种比较趋于一个不同的方向。实际上，不光是不成统系的零碎比较隐含在西方文学研究中，而且作为一个学科的比较文学也开始了它在中国的曲折行程。最早的一批学院派外国文学研究者都有相当的旧学根底，他们自幼便接受了传统人文教育，经史子集，无不博涉，及长，又潜心于外国语言文学，钻研勿替，更有少数人幸得机会出洋，随名师问学，日夕砥砺，视界大开，因而切身感受到新旧两种学问的张力，比较对他们而言乃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本能冲动。在这方面，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吴宓就颇有代表性。他从哈佛留学归国，率先引入比较文学的概念，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的课程，并且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重新阐释中国文学（发表于1920年的《红楼梦新谈》便是他在这个领域里所做的初步尝试）。在吴宓心目中，自然也有一个世界文学的概念，如同西方文学思潮的引介者一样，他也在世界文学的框架内考虑中国文学的问题。但是，这一努力的宗旨不是要说明中国文学的缺失和鄙陋，而是要重新评定中国文学的价值，确认它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比较文学在欧美有两条路径，一为影响研究，一为平行研究。吴宓的业师、美国新人文主义巨擘白壁德更偏向于影响研究，但也并不排斥平行研究。从吴宓自己的批评主张和实践来看，他对两种比较方法同样持兼收并蓄的态度，而尤其厝意于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因所涉对象属于无实证联系的异质文化，其有效性就比影响研究更难于判定，如陈寅恪所言，若曲为比附,肆意推衍，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12]陈寅恪强调比较须立足于“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13]，看来他对缺乏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颇存戒心，而如何不使比较流于附会，确也是平行研究必得面对的一大难题。但是，只要涉及中西文化的问题，平行比较几乎是无可规避的，因为比较的目的不只在于确认事实，同样也在于借邻壁之光阐发意义，或从两种没有渊源关系、缺乏共同的语境脉络的文化中发现互相呼应、互相印证的东西，即以陈寅恪本人来说，他就曾以中国宋代的朱熹比于西洋中古的托马斯·阿奎那。至于吴宓，他之所以采取平行的方法来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还有一重更广阔的文化关怀，就是博采东西，并览古今，然后折中而归之于一。对吴宓而言，比较文学实依托于对世界文化之全体的观照。比较的旨趣并非轩轾之分、优劣之辨，而是要摄取东西文化的精华元素，俾使互相发明、互相贯通，中国的儒释传统、西方的两希传统、印度的哲学和佛教传统融合为一，畛域尽除。只有这样，才可望造就真正的新文化。显然，正是这种平衡的文化视野决定了吴宓对外国文学的学科定位，他在给清华大学外文系制定的培养方案中明确提出如下要求：“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14]虽然这只是一个教学安排，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吴宓心目中的外国文学研究意义何在。“博雅之士”固不必言，“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正好说明了为什么要在中国进行外国文学研究。
前面谈及晚清以来西方文学引介的几个大的方面，可以说，“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乃是贯彻其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意识。尽管人们对中西文学作出了抑扬不同的价值评估，其对西方文学的认知程度亦存在较大的等差，从而导致了对“今日之中国文学”的内涵的不同领会，但基本脉络则是近似或相同的，这就是要利用外国文学资源推动中国文学体制的现代转型。从外国文学的最初引介，到外国文学学科的基本确立，大体上都不出这个范围。早期引介者似乎有着更多的亏缺意识，先在地认定传统文学体制已经无可救药地衰朽、颓败了，需要凭借强大的外力方能得到有效更新，但处在那个时代，他们并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慎择精研的专业眼光，仅以翻译来看，一时泥沙俱下，良莠莫辨。据统计，截止到1911年，翻译小说达四百种，是创作小说的三倍多（《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又据阿英估计，创作小说的实际数字约两倍于涵芬楼所藏，而翻译小说的数字又两倍于创作小说。[15]规模之大，令人印象深刻，但若以择书的识力论，则参差不齐，经典作家、作品所占比重与翻译文学的总量不相匹配。不惟如此，由于传统业已形成一种世代相沿的体制和惯习，具有内在的、无形的阻抗力，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既定的框架，因而，将西方文学的技法、风格、文体、意境、语言等引入文学创作实践，有时就不免于鸲鹆学舌、画虎类犬之弊。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掩蔽启迪民心民智、“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这个根本宗旨，更何况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事实上已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预演和先导，其众多的文学理念（如文学进化论、文学的社会功用、新旧文学的概念、文学改良的路径等）也直接地或改头换面地延续下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中坚人物如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文艺主张，他们更加有意识地要从理论层面上解决问题，为文学革命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范式。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出现了引进西方文学思潮的一次浪潮，持续时间长达一二十年之久。由此看来，我们在评价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思潮的最初输入时首先须有一种功能上的考量，而不能仅仅专注于这一努力的学科意义。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倘若没有这番筚路蓝缕进而蔚为大观的引介工作，外国文学学科也无由成立。这里存在着一种基本的连续性，当吴宓殚思极虑，力图将外国文学纳入学理研究的轨道时，他没有忘记新文学的创造这个广阔的背景，只是他不相信革故鼎新的进化论法则，对传统中国文学怀有一份亲近之情，这固然有他学养构成上的原因（中西兼涉），也与他在对象国亲炙西方文化的经历息息相关。由此，他形成了一种更具反思意识的比较视野，避免堕入一边，扬此抑彼，因为在他看来，“天理（Spiritual Law）人情（Human Law），有一无二，有同无异。下至文章艺术，其中细微曲折之处，高下优劣、是非邪正之判，则吾国旧说与西儒之说，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阳春白雪，巴人下里，口之于味，殆有同嗜”。[16]天下至道，殊方同致——正是这一平衡的观察视角决定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也决定了他的比较文学观和对外国文学的学科定位。
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有“实事”和“致用”两条路径，其间的是非得失，早已是聚讼纷纭，言人人殊。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近代以来，中国在社会、文化、科技、思想等诸多方面受到西方的逼迫，超脱利害计较的纯学术研究于紧迫的济世救民，自然难当其任，至少在短期内难克其功，因而经世致用一途就成为学术思想共同体的主流选择。借用梁漱溟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一问一答”的过程。我们已经看到，从晚清文学改良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其实都是在寻求某种可能的答案；援西入中，以作改造旧文学之资，也可以看成是答案的一部分——不管这个答案是否完全适当，也不管它是否又引出了新的问题。西方文学初入中土，其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动荡而激越的环境。在强大的功利目的支配下，西方文学虽被赋予了远超旧文学的价值，但毕竟只是一种工具，还不能成为具备自律发展逻辑的学科。这是大格局使然，当然也是问题所在。但另一方面，即便抱持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也很难回避学术的“致用”层面。例如，王国维力主学术独立，他说，“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17]，但他又坚持认为哲学有用，只是这个“用”不是实际的“用”，而是形而上学的“用”，即所谓的“无用之用”。他之所以倾心于哲学研究，按其夫子自道，盖因“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问题日往复于吾前”[18]，是以哲学实有慰藉人生之“用”。由此看来，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用”，“实事”与“致用”、“学”与“术”并非截然悖反的两条路径，毋宁说，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吴宓在《文学与人生》中总结了文学的十大功用：涵养心性、培植道德、通晓人情、谙悉世事、表现国民性、增长爱国心、确定政策、转移风俗、造成大同世界、促进真正文明。[19]这些功用乃是从文学内部引申出来的，而不是在特定意识形态的左右下强行指派给文学的，正因为如此，吴宓对宣传文学极度不满，将其列为“今日中国文学之缺失”之一。[20]如果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看，吴宓的文学研究或许只能归入“外部研究”，因为他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即：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因而可以“通过文学研究人生”。[21]但他又说，最佳的文学作品必定“得到了最完善的艺术的处理”[22]，这当然就意味着，文学的内在逻辑同样是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实，即便是最纯粹的“内部研究”也不可能是中立的，以新批评为例，虽然它以客观、科学、不涉功利相标榜，仅仅关注文本的语言、结构、反讽、悖论、张力等等，即文学的“文学性”，但一般认为，新批评深受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家和批评家阿诺德的影响[23]，而阿诺德的文学批评恰恰属于新批评竭力排拒的外部研究。原因就在于，支撑着新批评的仍是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理念。
时至今日，外国文学研究的体制和格局早已发生了巨变，经过数代人的黾勉戮力，外国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已经有了一定的根基，其所取得的实绩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嫌过分的。在80年代，外国文学研究者对早期的引介和研究传统仍有所传承，当时国家正从“文革”浩劫中恢复过来，外国文学研究者也通过自己的研究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了全社会的拨乱反正。进入90年代以后，外国文学研究不断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从学理上推动学科发展的意识日渐增强。外国文学理论、方法论和文本研究成果被大量引入，营造了繁盛的学科氛围。研究者扩大了视界，更新了见识，可以站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提升学科的品质，但这同时也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们运用敏感而精细的辨识能力来应对纷繁杂多的局面。遗憾的是，视野的开阔并不总是伴随着研判能力的相应提高。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经常直接地、未经转换地平移到我们自己的研究中。例如，在90年代，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曾在外国文学界造成了赫赫声势，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研究焦点，但从总体上看，研究者大多不去深究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社会和文化中的系统脉络，更谈不上对它进行深度的批判性反思。与此相关的一个困惑就是目前国内许多学术研究领域共同推动的“国际化”。国际化本身没有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际上就见证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科技、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上的紧密互动。但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就是以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唯新是求，尤其在进入新世纪后，国际化的呼吁更是在体制的层面上得到了全面确认，不少的教育和研究机构都鼓励学者站在学术前沿（主要是西方学术前沿）上与外国学者直接对话。这种学术抱负自然令人钦敬，而且也确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不过，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取消一个先行的问题：国际化究竟是什么含义？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能否像自然科学那样与国际对接？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要有自己的语境，是否应当围绕切己的问题作出选择、甄别和评价？概而言之，在中国研究外国文学的意义何在？最近一些年，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少了。回顾外国文学在中国走过的百年历程，重返这个常识问题也许是切实推动学科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刘锋，《国外文学》主编、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欧美文学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