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王宁：当代比较文学的“世界”转向

作者：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转自：社科智讯

关于当代比较文学的特征和热点话题，不同的学者已经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比较文学界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转向，也即所谓的“世界转向”(world turn)。这一“转向”的特征在于从以往的一对一的比较研究逐步转向一种总体的、综合的、比较研究，实际上体现了总体文学的特征。具体说来，就是将过去的那种专注一国文学对另一国或另几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另几国文学的平行比较转向多国文学的综合比较研究，并且更加注重理论思潮的比较和综合研究。即使那些以专注国别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开始自觉地将其纳入广阔的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下加以论述，通过这种综合的和总体的比较研究彰显本民族/国别文学的价值和特征。因此，我称这种转向为“世界”转向。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世界转向”呢？我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今时代的特征：全球化的时代所使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与这个世界相“链接”：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东西就是网络，不管是用电脑将我们与这个世界“联通”还是直接用智能手机把我们与这个世界相链接，都离不开网络的作用。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则在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些前沿理论和热点话题也大都与“全球”或“世界”这个关键词相关，并直接影响了未来比较文学的“世界性”走向。在这篇短文中，我谨描述一下三种形式的“世界转向”。

首先是世界主义的转向。这个转向经历了从注重民族/国别的(national)的比较研究逐步过渡到超越民族/国别的(transnational)的比较研究，并涉及世界主义的(cosmopolitan)文化和伦理思想的研究。尽管世界主义并非一个全新的理论话题，但是近二十年来，由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沉寂已久的世界主义这个老话题也再度浮出历史的地表，逐步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领域的又一个前沿理论课题：它经常出现在哲学和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并且也得到专门从事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们的格外关注，频繁地被他们所引证和讨论。诚然，这些研究和批评性著述大多从政治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来讨论世界主义，但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文学和文化问题。作为比较文学学者，我们自然对各种前沿理论话题尤为敏感，并能自觉地从自己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对之提出一些具有建构性的洞见。因此，在当前的世界主义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学者所起到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当然，世界主义首先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其道德伦理色彩十分鲜明。这也正是它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为什么与文学和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一个原因。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20世纪初，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原先的殖民地国家先后获得了独立，因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渗透到了这一时期问世的所有文学作品中。但是在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跨国移民和跨国写作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显著的特征，这不能不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比较文学的研究。因此当今时代出现一些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作品就不足为奇了。世界主义的基本意思是，所有人类的成员，不管其种族及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一个大的社群，因此，世界主义十分接近当今人们对全球化话语的建构，根据这一构想，所有的人都分享一些超越了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的基本伦理道德和权利。在当前的大背景下，这样一种社群应该得到培育以便它能代表一种为全人类都认可的普适的伦理价值。由此，世界主义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的再度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世界文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过渡到第二个“世界转向”，也即我们现在所熟悉并热烈讨论的世界文学的转向。尽管一个新的“世界文学热”自本世纪初就已经再度兴起，但是人们对于世界文学在这里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仍然不断地讨论甚至争论。当然，也不乏对这个概念持全然否定态度的学者。但无论如何，就其所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甚至争论而言，这个话题无疑是具有理论和学术意义和价值的。我们都知道，“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术语和概念，而是德国作家和思想家歌德在1827年和青年学子艾克曼谈话时创造出来的一个充满了“乌托邦”幻想色彩的概念，虽然在那以前，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和诗人魏兰也都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过“世界文学”或“世界的文学”这类术语，但他们也只是淡淡地提及这一现象，并未结合具体的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的探讨，更没有像歌德那样全面系统地对之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无疑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学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年年逾古稀的歌德在读了一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后总结道，“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所有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来临。”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恰是，尽管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他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的阅读，但今天的中国读者们却早已忘记了歌德读过并在谈话中提及的《好逑传》《老生儿》《花笺记》和《玉娇梨》这样一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的作品，而恰恰正是这些作品启发了年逾古稀的歌德，使这位有着博大的世界主义胸怀的欧洲作家和思想家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概念。而世界文学这个话题在当今再度得到关注和批评性讨论，又反过来促使中国的文学研究者重新审视那些在文学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但却在国外有着较大影响的作家作品及其在当下的意义。这一点确实是歌德所始料不及的。

实际上，在歌德之前，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就已经通过翻译开始了交流和沟通。在启蒙时期的欧洲，甚至出现过一种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当时，呼唤世界文学的出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停留于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和推测阶段。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考察了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发展，并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转而涉及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他们总结道:“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尽管马恩并没有就此深入讨论下去，但他们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沿用却是今天的世界文学研究者不得不提及的一点。确实，较之歌德早年狭窄的“世界文学”概念，马恩所说的世界文学已经大大地拓展了其疆界，成了专指一种包括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世界性特征。在这里，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乌托邦想象已经发展演变成了一个社会现实。它对我们比较文学学者的启示在于，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单一的民族/国别文学现象，还要将对民族/国别文学的研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视野下来比较和考察。我们今天若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雏形，它在某种程度上就产生自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为了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凸显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作用，我们自然应当具备一种比较的和世界的眼光来审视和研究当下的文学现象，甚至可以对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品进行重新审视。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取得新的进展。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世界文学的意义所在，因为这一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挽救了比较文学在西方陷入的“危机”之境地。

如果说，前面的两个转向所涉及的理论思潮都是西方学者和理论家建构出来的，那么最近开始浮出比较文学研究的地表并逐步引起文学理论界关注的“世界诗学”概念则是中国学者自己建构出来的，或者说，是我本人根据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在历史和当下发展的内在逻辑建构出来的一个具有相对普适意义并有可能引发国际性的理论讨论甚至争鸣的概念。关于世界诗学问题，我近年来已经分别在中国的语境下和国际学界发表了多篇论文，对其作了较为详细的界定和讨论，因而此处毋庸赘言。我这里只想将其纳入我在本文中提出的三个“世界”转向框架内加以进一步阐发，并试图提出中国学者对之的应对方案。我始终认为，提出世界主义具有一定的理论背景和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隶属于比较文学之下的分支学科领域比较诗学，此外，世界诗学既然所关注的是全世界的文学和理论现象，那就应该与世界文学相关联，并从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学现象中加以理论的概括和诗学的提升。因此提出一种世界诗学的构想是历史的必然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一个自然的发展阶段。

当然，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学阐释理论，或曰世界诗学，首先要通过对中国和西方以及东方主要国家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否则重复前人或外国人早已做过的事情绝不可能取得绝对意义上的创新。因此我主张从比较诗学的视角切入来探讨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理论的可比性和综合性。通过这种比较和分析，透过各民族/国别诗学或文论的差异之表面窥见其中的一些共性和相通之处，这样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就有了合法性和可行性。当然，建构世界诗学有着不同的路径，它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1)世界诗学必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包容产生自全世界主要语言文化土壤的文学理论，因此对它的表达就应该同时是作为整体的诗学体系和作为具体的文学阐释理论；(2)世界诗学必须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不能只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英语中心主义”的产物，而更应该重视世界其他地方用其他语言发表的文学理论著述的作用和经验，并且及时地将其合理的因素融入建构中的世界诗学体系；(3)世界诗学必须是一种普适性的文学阐释理论，它应能用于解释所有的世界文学和理论现象，而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文学和理论现象；(4)世界诗学应同时考虑普适性和相对性的结合，也即应当向取自民族/国别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的所有理论开放，尤其应该关注来自小民族但确实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学和理论；(5)世界诗学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在运用于文学阐释时绝不可对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进行“强制性阐释”，而更应该聚焦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和理论阐释实践，并及时地对自身的理论模式进行修正和完善；(6)世界诗学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理论话语体系，它应能与人文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领域进行对话，并对人文科学理论话语的建构作出自己的贡献；(7)世界诗学应该具有可译性，以便能够对英语世界或西方语境之外的文学作品和文本进行有效的阐释，同时在被翻译的过程中它自身也应有所获；(8)任何一种阐释理论，只要能够用于世界文学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就可跻身世界诗学，因此世界诗学也如同世界文学概念一样永远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9)世界诗学既然是可以建构的，那它也应处于一种不断地被重构的动态模式，那种自我封闭的且无法经过重构的诗学理论是无法成为世界诗学的，因此每一代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都可以在实际运用中对它进行质疑、修正甚至重构。因此世界诗学概念的提出并非是对以往的比较诗学研究的总结，而是开辟了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或曰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世界”转向，也即号召比较诗学研究者自觉地将对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纳入一个大的世界性的框架，以便提出一个具有相对普适意义和价值的文学阐释理论。当然，也如同世界文学的概念一样，世界诗学概念的提出也可能引起讨论，也可能受到一度的冷遇，甚至可能受到学界的全然忽视。但是我相信，任何一个理论概念的提出一开始都有可能受到学界的忽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着理论价值的概念终将会逐步受到重视，甚至引发讨论和争论。反之，没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概念很快就会被淹没在理论概念和术语的汪洋大海之中。总之，世界诗学构想的提出，使得比较诗学有了一种整体的视野和高度，同时也有助于世界文学理论概念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它也像世界文学这个理论概念一样，可以作为一个值得讨论甚至争论的理论话题引发国际性的理论讨论，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的格局。现在，国际学界的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理论概念的意义和批评价值了，作为这一构想的提出者，我本人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