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刘国清：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
摘要：外国文学研究必然也必须有研究者的本土视角。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可缺少中国视角。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是中国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出的中国贡献。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化的大国，中国文化在外传中对国外思想界包括文学界产生影响，外国文学中不乏中国文化元素，从中国文化视域研究外国文学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应倡导和鼓励的中国视角；中国的文论不仅适用于研究中国文学，对于外国文学研究也具有适用性，应深入挖掘中国的文论资源并大力提倡用中国文论研究外国文学，同时，积极推进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还要以我为主加快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做到“推陈出新”并付诸文学研究实践，从而跻身世界外国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场。只有坚持中国视角才能克服我们在世界上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失语症”，才能不惟西方研究是瞻，才能通过发出真正的中国声音，贡献中国独特的研究成果，实现在外国文学研究的多极世界建立起中国特有的不可或缺的一极，最终确立中国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重要的世界地位。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中国视角；中国文化视域；中国文论视域
外国文学研究必然也必须有研究者的本土视角。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可缺少中国视角。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就是中国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发出的中国声音，是对外国文学研究做出的中国贡献。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在西渐中对西方思想界曾产生过一定影响，在特定时期还产生过重大影响，西方文学中不乏中国文化元素；中国的文化也以各种途径传播到其它的东方国家和地区，这些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也有或多或少的中国文化元素，在中国文化视域下研究外国文学应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着力点。整体而论，西方的文学理论统摄当前的文学研究，但中国的文学理论，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要有用武之地，中国的文学理论不仅应该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也应大力引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来；西方文学理论应中国化，同时也要加强我国的文学理论创新并将中国化的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创新的文学理论运用于外国文学研究。在提倡文化相对主义和多极世界的全球化时代，中国视角不仅丰富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还向世界提供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从而构筑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推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走向世界，并最终以中国自己独特的声音在世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确立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中国文化视域下外国文学研究
学术界常谈西学东渐，东学西渐同样值得重视。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中国文化，包括中国的文学都曾远播海外，而且随着当今更加便捷和高效的传播手段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呈几何级数增长，加之中外人员日益频繁的往来交流，尤其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更快更深入也更广泛。中国文化不仅对传入国的文化和思想领域产生影响，甚至有的还影响到了传入国的日常生活领域。由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外国文学作品中不乏中国文化元素，从中国文化视角研究外国文学是中国研究者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可以挖掘的又一处园地，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应该做也是值得做的中国特有的贡献。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互鉴不仅推动了不同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文明的进步。正如罗素所言，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与借鉴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1]146。文学既承载着文化，也传播着文化，在国家与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其文学也深受影响，研究外国文学中的异质文化元素或从异质文化视角研究外国文学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值得也是需要深挖的矿脉。
中国最早对外交流的是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这些周边国家，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也是最早从这些国家开始的。在与中国长期交流过程中中国文化传入这些国家并融入当地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周边国家在文化上曾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而与中国文化有着较多的相近性。这些国家的文学受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学影响，许多作品富含中国文化成分，但遗憾的是，从儒释道等中国文化视域研究这些国家的文学多局限在某些作家的某些作品上，从中国文化视域对这些国家的某位作家的整体创作、某一文学流派或文学种类，尤其是整个国家文学发展历史做全局性关照与研究还非常有限。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对这些国家的文学研究还需在中国文化视域下看准着力点深入而系统地挖掘蕴于其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从而在世界上为这些国家的文学研究贡献出有分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
相较于与中国周边国家的交流史，中国与西方及其它亚洲国家和非洲的交流要晚一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是伴随着贸易而展开的，阿拉伯人是最初的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掮客，也是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掮客。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国就开始了与欧洲的交往，尽管那时的交往是通过阿拉伯人等西亚人间接进行的，但无疑肇启了中西贸易与文化的交流史。自公元二世纪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贸易交往更加频繁，直至后来人员的相互往来交流。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包括经中亚通往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也包括以广州和泉州为起点，经中南半岛诸国，穿越印度洋，通过红海到达东非，最终抵达欧洲的南海航线和从山东半岛、后来也从江浙沿海出发到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东南亚的东海航线所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中外贸易，也增进了中外彼此的了解和友谊，同时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世界文明的进程：“通过丝绸之路，历史上欧亚非各国和中国间的友好往来不断增进，东方的中国文化，南亚的印度文化，西亚的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欧洲的希腊、罗马文化，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进行着频繁的接触与持续不断的交流，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2]941。中国的文化传播随着丝绸之路一路延展，潜入域外文化包括文学中，而且自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密，从中国文化视域研究域外文学绝非缘木求鱼，而是很有拓展空间和发展前景。
自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后，中外交流，尤其是中西交流进入新的时期。众所周知，17、18世纪欧洲曾长时间盛行“中国风”，这股热潮几乎渗透到当时欧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西传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典籍，以及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家伦理精神，为启蒙思想家们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3]245。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有着重大影响，“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欧洲的思想界借中国文化对自己文化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造”[4]269。
启蒙时期欧洲的“中国热”不仅存在于欧洲的知识精英中，也盛行于普通大众。当时的欧洲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关注和研究中国，“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刻分析研究之外，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普通的民众则对代表中国文化的物品、建筑、园林以及中国故事极为热衷，他们“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5]2。启蒙运动是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场文化运动，对欧洲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正因为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启蒙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启蒙时期的文学有了相当分量的中国文化成分，从中国文化视域研究启蒙时期的欧洲文学有着广阔的天地。
不仅启蒙时代的欧洲文学作品蕴含中国文化元素，而且欧洲的“中国风”还波及到了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在中学西渐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园林（建筑）观或审美观曾经怎样‘震惊’了欧洲，并推动和促成了欧洲文学艺术的‘浪漫主义转向’”[6]78。阿瑟·洛夫乔伊的《浪漫主义的中国根源》一文呈现了这段欧洲文学艺术的审美历史[7]1-20。很多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有一定分量的中国文化成分也就不足为奇了，从中国文化视域研究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同样具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因远隔重洋，相较于欧亚非各国，中国与美洲的交往要晚很多，直到16世纪后半叶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双方交流才多起来。随着中国的丝绸、瓷器、工艺品、茶叶及农产品等商品来到美洲大陆，中国也逐渐开始被美洲所了解，但中国与美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主要还在18世纪后半叶之后。随着中国各种典籍的译本带到美洲，中国的文化开始正式传入美洲。为摆脱欧洲的束缚，美国独立后自觉吸纳欧洲之外的文化，中国文化往往成为首选：“每当美国学者想要摆脱欧洲传统的束缚、寻求思想上的独立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去寻找力量和可以借鉴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文化，就不会有美国文学的今天”[8]11。美国文学不乏中国文化元素。虽然我国从中国文化视角研究美国文学已取得不错的成就，但尚有很多未开垦的领域，需要深入与系统化研究，而从中国文化视域对其它美洲各国文学的研究与从该视域对非洲各国文学研究一样目前都极为薄弱亟待加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此还需下大气力。
二、中国文论视域下外国文学研究
刘若愚先生不满于西方学者研究文学固守西方文学理论而以英文著《中国文学理论》，寄望打破西方文学理论在西方一统文学研究天下的局面。在西方，不仅研究西方文学用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东方文学也差不多靠清一色的西方文学理论。在东方各国，尽管对本国文学的研究有些是用本国文学理论进行的，但这种研究比较少，而外国文学研究基本上由西方文学理论主宰。在我国的文学研究界，虽然情况略好一些，但在外国文学研究上西方文学理论仍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西方文学理论主导文学研究是不争的现实，但从另一方面却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既然研究东方文学可以用西方文学理论，研究西方文学为什么不可以用东方文学理论？用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不仅合理可行，而且很有必要。
不可否认，文学具有地域性、民族性与文化性，但文学也有全人类的共性内容，承载着人们共有的喜怒哀乐怨等情感，在过去、现在甚至未来都有着共同或类似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有着人类共同的或接近的对真善美的追求，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因此，文学虽然因国别而有异，但有着共同的内核，文学中共有的内核正是东西方文学理论都可以适用的研究场域，也就是说，东西方文学中的共有内核既可以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也可以用东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不仅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理论有着学理上充分的合法性和可行性，而且应大力倡导在中国之外也要有意识大胆地运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这不仅是中国走向世界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发出中国声音的需要，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寻求理解与共识的需要。
不仅中西文学有通约性，中西文学理论也存在着通约性，亦即“南学北学，道术未裂”[9]序。这是因为，“无论中西文学创作家还是理论批评家，都不可回避地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诗学理论问题”[10]1，都在探讨文心和诗艺，即都在探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正如汪洪章所言，虽然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流派众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派，“文心”派与“雕龙”派。前者注重探寻文学意义，现象学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属于“文心”派，后者注重对文学的形式研究，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属于“雕龙”派[10]12。由此可以断言，不仅中西文学有着很大程度的同质性，中西文论也有着较大程度的同质性，这不仅为各自的文学以彼此的文学理论交互阐释提供了可能，也激发人们尝试创建一种“共同诗学”或曰“世界性的文学理论”[11]3-6。建立“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因为太过艰巨或许只能成为美好的愿景，但这无疑昭示中西文学以中西文学理论交互研究的广阔空间，中国文学理论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自然有着巨大的潜力和无限的运用前景。
在运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方面，中国古代文论无疑是目前开展得最多的，也是最被寄予厚望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不可通约[12]116-118，但研究发现，不仅深受西方诗学影响的中国当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有通约性，中国的近代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也有通约性。虽然中西地域有别，民族有别，文化也有别，但正如钱钟书所言，“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亦即合乎物之本然也”[13]50，中西方还有很多共同或共通之处，中西文学如此，中西文论也如此。顾祖钊研究发现，中西文论在哲理之思、历史承载和情感所系上有着很大的通约性[14]168-170。香港学者黄维樑将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文心雕龙》分别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阿伯拉姆斯的《镜与灯》、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相比较，发现《文心雕龙》视野比《诗学》广阔得多，阿伯拉姆斯的四种理论《文心雕龙》都有，与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相比，《文心雕龙》也毫不逊色，虽然《文学理论》中有的，《文心雕龙》中可能没有，但《文心雕龙》探讨的，《文学理论》也未必有。黄先生还发现《文心雕龙》常常有某片段、某个句子和当代西方某个文学理论相印证，如西方的读者反应论、解构主义、原型理论及小说叙述模式等在《文心雕龙》中都能找到心同理同、彼此契合之处，难怪他惊呼《文心雕龙》是国宝，应“更好地利用它”，“把它发扬光大”[15]48-53。
中西文论具有通约性是学理使然，这是因为，虽然中西文论是在不同的地域、民族与文化的文学现实基础上形成的，但文学理论是“对文学一般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理所当然应有较大的普适性，它不仅应能说明中国古今文学的各种现象，同样应能说明世界古今文学的各种现象，否则它就终止其‘文学理论’的资格”[16]8。由此说来，无论中国的古代文论，还是中国的近代文论，抑或中国的现当代文论都是可以用来研究外国文学的，但须有一前提，要理论合用，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切勿生搬硬套，更不可断章取义，削足适履。
三、外国文学研究中国视角展望
虽然中国现在还落后于西方，但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安田朴所言，“大约14—16世纪之前，也就是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前，中国文明非但不比欧洲文明逊色，反而还要先进得多”[17]2。正因为中国曾有过的辉煌文明史和对世界的特殊贡献，时至今日中华文化仍受西方推崇：“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的文化作出过自己的巨大贡献，以至于今天的西方文明中仍有借鉴华夏古老文化的成分”[17]2。其实，何止西方文明中仍有借鉴中国文化的成分，东方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邻国何尝不是如此？正因为此，现当代域外文学也就难免蕴藉中国文化成分，从中国文化视域研究现当代外国文学自然也不会枉费工夫，而是有的放矢，会颇有收获。
史景迁认为，在中西方文化关系史上有两个时期，即所谓的“文化类同”期和“文化利用”期。他发现在17世纪之前中西方文化各自发展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一书以中西文学作品为例考察了同时代作品的相似性，而自17世纪之后虽中西交流更加频繁中西文化却分道扬镳各自分化，中西文化开始进入互相利用期，中国文化成为西方解决自身问题之器，为西方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某种出路或退路：“对于那些身怀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或退路”[18]145。虽然西方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19世纪末尼采的一声呐喊“上帝死了”宣告了西方的信仰危机，斯宾格勒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则宣判了西方文明必将衰败的历史宿命，西方的思想界开始将目光移向东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古老文化便被视作为西方纠偏除弊的良方。自20世纪开始，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又开始多起来，“西方试图对中国的‘研究’来表达西方民族的迷惘，以期‘利用中国’服务于西方”[19]42。于是，中国的儒释道便成了西方思想界包括文学界关注的对象，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再次进入到了20世纪、21世纪的西方知识界视线并被吸纳入西方的思想与文化著述中，包括西方的文学中，这一时期西方文学负载着一定分量的中国文化元素，而且由于西方现当代知识界，包括文学界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东方国家思想界，包括文学界也深受影响，中国文化成分在过去的东方文学中有分布，此时不会也没有缺席。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还有待深耕细梳，有的还未曾拓垦，从中国文化视域对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进行研究有着巨大的拓展空间，这无疑预示着此研究的光明未来。
研究域外文学时留意其中是否含有中国文化元素，或从中国文化视角研究外国文学，不仅适用于过去与现在，也同样适用于我国未来的外国文学研究。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更加开放，中国的文化影响力随着中国硬实力的上升也在上升，世界正在向东看，尤其是看向中国。可以预见，未来的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可能会更多，从中国文化视角研究外国文学会有更多的余地、更大的作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应积极挖掘外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资源，以中国文化关照外国文学，从而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贡献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
相较于中国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域外影响力，中国文学的域外影响力逊色不少，中国文学理论的域外影响力则更小，因而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推向世界要困难得多，但路途虽长而艰，却是应该做，也是值得做的。
既然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是合理可行的，为什么不仅在海外以中国文论研究外国文学的成果很少，在国内成果也有限？这既有历史问题，也有现实问题，还有认识问题，更有实践问题。
中国文学理论在外国文学研究舞台鲜有身影有历史原因。中国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是中国古代文论。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国力日渐式微，西学日盛，大量的西方著述，包括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纷至沓来，中国文论的声音微弱不堪，建国后又长期受苏联文学理论界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又开始大量译介引入欧美文学理论，造成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言必西方文论的局面。正如张首映所言，“中国20世纪几乎没有完全不受西方文论影响的文论教授，几乎没有完全不受西方20世纪文论影响的文论研究名著”[20]31，于是，不仅在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界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在当今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也基本上唯西方文论是从，缺少真正的中国声音与中国立场。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总体上呈现的以西格西的研究现实，有人们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缺少中国文论实践的原因。人们普遍认为，相较于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的文学理论系统性不够强，也缺少完整性，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著述也很少（《文心雕龙》除外），因而对于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既有是否适合这样的自信心不足问题，也有因中西文学和文论存在较大的差异产生了畏难情绪而满足于拿来主义的问题。面对文学理论严重的“失语症”，中国学界提出了各种主张，但经分析梳理不外乎三种，一是主张将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化改造，二是主张将西方文论中国化成为中国文论的一部分，三是主张中西古今融合创建中国新的文学理论。
由于古今之别，中西之别，无论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西方文论，都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的需要，也就是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甚至是古今中外融合创新。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既要敢于从中国已有的文学理论中生发出新的文学理论，也要敢于对西方的文学理论进行中国化改造创新。西方文论经过选择、吸收之后进行转化与创新，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努力做到以我为主，即以中国元素为主，这样经过充分中国化的西方文论就变成了中国文论的一部分。同时，还要根据文学现实和文学理论研究敢于创建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建设固然重要，但改造转化也好，融合创新也好，都需历经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要中国文学理论恰切，就可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用，用多了，就会形成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的良好氛围并产生影响力，反过来也能推动文学理论的改造、转化、融合与创新。无论是经过现代化的中国古代文论，还是充分中国化的西方文论，抑或中国的现当代文论，包括刚创新的中国文论，都必须付诸文学研究的实践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与完善。首先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园地，甚至在中国文学研究园地开展研究，也要争取在国外的文学研究园地和交流场合推出，积极奉行“送去主义”，当然要用对方能听得懂的话语，还要尽力用对方可接受的方式，而不是变成自说自话的独角戏。
只要长期不懈地一手积极抓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一手积极抓中国文学理论的外国文学研究实践，中国文论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就一定会跻身世界外国文学研究的话语场从而真正走向世界，最终使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世界舞台上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多极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见《东北师大学报》2019年第5期，侵删。
【作者简介】
刘国清：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