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赖锐：西方文论的选择性接受——以“存在”与“大全”为例
摘要：“存在”与“大全”，分别是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哲学本体论中的核心概念。二者有着相近的学脉渊源，在国内学界却遭到相反待遇——研究“存在”者比比皆是，言说“大全”者却屈指可数。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全”专注于单向的生存价值，致力达成人生境界的飞升；而“存在”则包蕴了双重阐释可能：既能指涉关注“此在”的“生存论”，又能涵盖引爆思维转型的“存在论”。对两种本体资源的“选择性”接受，反映出当前文论界“学科问题意识”有余，“生存问题意识”不足的“偏食”症结。我们在内化西学，更新自身理论思维的过程中，更应增强关注个体价值与生存经验的人本主义问题意识。
关键词：存在；大全；选择性接受；学科问题意识；生存问题意识
回顾中国当代文论有关本体问题的几次转向——从“本质论”走向“本体论”，而后又走向“反本质论”的发展理路——其间都离不开“存在”的参与。就文论界而言，“存在”（Sein）的本土化进程，即是与中国语境发生关联，直至被内化吸收、熔铸到当代文论自身发展脉络中的过程。然而，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同时被誉为存在主义大师的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及其“大全”（das Umgreifende）本体，却几乎没能与中国文论发生任何关系。“存在”与“大全”皆出自20世纪德国存在主义哲人之手，又几乎在20世纪同时进入中国。前者伴随着海德格尔研究热潮，业已在中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而后者的跨国之旅却履险蹈难，几乎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为何“存在”能在国内文论界扮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角色，而“大全”的本土效应却寂静无声、湮没无闻？如此不对等的接受现状背后，是否隐含着值得深挖的学理问题？这恰是本论题展开追问的逻辑起点。
为从统计学意义上大致量化把握国内文论界对“存在”与“大全”的研究现状，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分别以“海德格尔、存在”“雅斯贝尔斯、大全”为篇名、关键词、全文字段检索项进行检索，检索截止日期为2018年1月10日，结果见表1、表2。
据表1、表2显示，1979年国内学界第一次公开发表篇名包含“海德格尔、存在”的论文①。此后近40年间，标题包含“海德格尔、存在”字样的论文呈现稳定上升状态。21世纪以来，“存在论”的研究更是迎来井喷式增长：论文数量由年均1~2篇发展至每年30~40篇。1979年至今，明确提及“海德格尔”及“存在”字样的论文总数达到8782篇。国内学界几乎形成“言西方现代哲学则必谈海德格尔，言海德格尔则必谈存在”的局面。反观雅斯贝尔斯及其大全本体，论文数量则较少。国内学者在篇名中明确使用“雅斯贝尔斯、大全”等字样的文章，迟至1992年才首次出现。此后，类似文章分别在2003、2013、2017年零星发表。严格来说，大全本体论的研究成果仅有5篇。就“全文”字段检索结果来看，提及“雅斯贝尔斯”及“大全”的学术成果在21世纪以后呈现上升趋势，但多数只是在论及存在主义时的附带产物，并不能直接说明“大全”本体研究的抬头趋势。
以上“不对等”的研究现状，实为国内学界“挑食”行径的明证。针对西方文论的选择性接受，其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或明或暗的参照标准及原理？如果是，这个标准是什么？当我们一步步展开追问、一步步逼近问题的要害，“存在”与“大全”之间的可比基点与差异之维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换言之，在抽绎出“存在”与“大全”接受标准之前，我们首先要清理本论题的逻辑前提：当且仅当二者在西学原初语境中具备同等的学术含量或相通的思想渊源，国内学界“偏食”问题，才能成为一个真问题。
“存在”与“大全”之间是否具备可比性？就学脉渊源而言，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同为西方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与萨特一同被誉为存在主义阵营中最富创见的三位思想家。即使他们的学说多有差异，但将其纳入同一哲学流派，对勘探二者的“可比性”大有裨益。然粗疏的流派归纳，似乎只能论证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之间的联系。倘若要厘清“存在”与“大全”的微妙关联，只有重返西方本体历史的发生现场，方能对二者进行清晰定位。
西方历来就有追问世界本源的传统。古希腊人最早将世界的本源归结为客观存在的物质。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水，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是气，毕达哥拉斯又说“万物皆数”[1]。无论是“水火气土”，还是“地水火风”，皆是客观本体论的具体展开。情况在柏拉图提出“理式”说之后有所改观。因为“理式”不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所指，而是超越感性直观的绝对存在[2]。中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及经院哲学家承继了这一传统：普罗提诺将柏拉图的“理式”改写为“太一”，认为世界是“太一”流溢的产物；而诸如圣·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神学家则直接将本体指向彼岸世界，或径将上帝归结为终极因。可见，无论是古希腊的物质本体论还是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皆遵循在主体之外寻找客观存在的既定理路。近代西人改弦易辙，将探索的焦点转移到了主体内部。笛卡尔用“我思”取代“神思”，引爆了近代认识论的转向。继而欧洲兴起理性派与经验派对认识来源的争论，以莱布尼茨、休谟等人为代表的认识论哲学分别走进了独断论和怀疑论的死胡同。直至康德出现，认识论难题才真正有了回音。诚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解决的仍是“人的理性何以成为可能”的认识论问题。但在廓清认识论的过程中，他也为本体问题划定了应有之域：“物自体”的提出，从认识论的层面摧毁了“自古希腊以来那种试图建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体系的努力”[3]。这就为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人的“后形而上本体论”①埋下了伏笔。此后，黑格尔一度凭着自己天才般的逻辑演绎能力，构建起以辩证思维为统摄性方法、以“绝对理念”为核心的庞大知识体系。他企图以此重建并超越自古希腊以来的古典主义本体论传统[4]，但最终却仍然难以改写形而上学本体论被自他以后的现代哲人抛弃的命运：黑格尔以后的大批哲学家都在本体问题上走向了黑格尔的反面。无论是谢林、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还是后来的胡塞尔、海德格尔及雅斯贝尔斯，都从各自立场对形而上学本体论展开了口诛笔伐。在这些讨伐声中，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吹响了最为嘹亮的进攻号角。因之，“存在”与“大全”有着共同的敌人：它们反对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客观本体论、反对经由黑格尔发展至巅峰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亦反对寻找唯一的永恒的超脱于历史与时间之外的世界本体。
既然“存在”与“大全”的枪口一致对外：步调同一地反对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那么，这种“反”，究竟如何展开？海德格尔通过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巧妙地建构起了其哲学本体论。他认为，存在是高于存在者的意义范畴，它不是具体的某物，而是更高的、普遍的、超越性的存在。存在到底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当人们这样发问的时候，就已经背离了存在，得到的答案无非是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存在的本质不能靠列举另外一个存在来回答，因为另外一个存在还是存在”[5]。同理，当人们问“某物是什么”的时候，这个“什么”只是僵死的存在者，而无法包纳存在本身的流动性、多义性及无限性。相似地，雅斯贝尔斯论及大全时也曾说道：
大全是那样一种东西，它永远仅仅透露一些关于它自身的消息——通过客观存在着的东西和视野的边际透露出来——，但它从来不成为对象。它是那样一种东西，它自身并不显现，而一切别的东西都在它的里面对我们显现出来。它同时又是那样一种东西，由于它，一切事物不仅成为它们各自直接显现的那个样子，而且还都继续是透明的[6]。
海氏和雅氏笔下的“存在”与“大全”，十分巧合地呈现出一种语焉不详的状态。他们口中的世界本体，已经不是某种僵死的、本质化的实体，而是“存在之为存在”抑或“大全之为大全”的理由，是一种显现真理的方式，是一个只可描述却不可定义的意义生成过程。无疑，这是一种后形而上的本体论，即不再将本体定义为某种确定无疑的所指，而是致力将本体打造成为有机可塑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而让真理在这个机制当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再者，海氏与雅氏在阐明“存在”与“大全”的途中，皆为个体生存找到了相应的位置，这也就再次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形成了反拨。在黑格尔力主总体性的理念王国中，个体生存难有立锥之地。这也就难怪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都前仆后继地走上了张扬意志的非理性之路。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亦不外如是。只是，他们不像尼采一般直接将生命意志归结成本体，而是在其各自的本体系统中更为巧妙地植入了“个体”与“生存”的精神内质。具体言之，海德格尔在区分了存在与存在者之后，还进一步将存在者分为“此在”（Dasein）与其他存在者。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是唯一能够领悟存在的存在者，“此在”是存在发生的场所[7]。“此在”往往在面对“烦、畏、死、向死而生”等极限境遇的过程中完成对自身的超越，并借此领悟到了“存在”本身。相似地，雅斯贝尔斯亦在其“大全”本体论中作了详尽的概念辨析，借以廓清径向“大全”的进路。他认为，“生存”（Existenz）与“实存”（Dasein）②是一对极为不同的概念：实存即生物学意义的人，它往往囿于肉体生命的维系，却从不思考“大全”，更无法企及“大全”；而“生存”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它执于追问人之为人的本原，并以此获取大全的消息、达致内在生命的超越。“生存”总是向着“大全”，总是在思考“大全”的途中完成自身，使个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如是，海氏口中的“此在”与雅氏笔下的“生存”几乎足以形成对举关系，即“此在”与“生存”都是在思考“存在”与“大全”的过程中才显现出自身的意义，而海氏与雅氏又正是在阐明“此在”与“生存”的途中巧妙地为个体价值找到了本体依据。它们所共同反对的，正是那个强大的、将个体逼仄到角落的理性主义传统。
于是，我们终于在漫长迂回的爬剔中找到了“存在”与“大全”的可比基础：它们都是一种后形而上的本体论，亦可说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这种“反”和“后”，尤其表现在它们对待古希腊及黑格尔的态度上。再者，它们在关注生存、张扬个体等人本主义精神等方面，彰显出生存哲学的价值取向。但为何如此相通的一对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却遭到完全不同的待遇？至此，我们仍须报以返本穷源之精神，将论题再往前推进一步。
如上所述，存在主义力求以个体反抗总体、用意志对抗理性，是高度关注个体自由和生存价值的人本主义哲学。“存在”与“大全”皆淋漓尽致地呈现出存在主义的生存价值取向，但“存在”的意蕴较之“大全”又远为复杂：“存在”既包蕴了旨在关注“此在”的“存论”向度，又概纳了引爆思维范式转型的“存在论”意涵。当代文论对“存在”的选择性阐释，割裂了“存在”与“此在”的人本主义价值链条——从而牵扯出了只见“存在”不见“生存”、只见“存在”不见“此在”的吊诡现象。而大全作为指涉人生境界的生存本体①则干脆被彻底忽略，这更加映射出本体资源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当代学理偏好。
为何“存在”首先被认为是一种新兴思维方式？这种“新”是何种意义上的新，其相对的“旧”又指什么？显而易见，海德格尔所反对的是自古希腊以降的本质主义传统及其衍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直言不讳地说：“这里所提的问题如今被遗忘了”[8]。他严词控诉的，正是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降混淆“存在”与“存在者”的形而上学传统。据海氏考证，“存在一词在古希腊文中写作on，但麻烦在于on既能指称某物存在，亦能指称各种存在者本身”[9]。当“存在”被误认为“存在者”时，前者原本流动、多元的意义就被限定成了僵死的、不变的固定所指。这也就造成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遗忘“存在”的传统。基于此，“世界是什么”一跃成为本体论的核心问题。意即本体论远离了自身，却沦为了追求标准答案的“本质论”。更甚者，僵死的“本质论”背后隐藏着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本质论”的执念在于主体必定要在客体世界中找到一个唯一的、确定的世界本源，并妄图以此解释世间的一切。这种执念也就恰恰造成了西方形而上学亘古不变的思维范式：主体总是“削足适履”般地苛求客体对自身的符合，误以为一旦达成主体与客体的重合，便确定无疑地掌握了真理。因此，西方哲学总是习惯于将客体分析到极致、拆解到极致，习惯于将复杂多变的客观世界归结为某些既定的逻辑范畴或普遍规律。如何打破这种既有的思维模式？海德格尔从现象学那里找到了进路。他认为，哲学的重心必须由“存在者”回归到“存在”。“存在”不是本质化的“存在者”，而是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的那个东西。“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追问“存在是什么”，而在于“存在”对“存在者”的显现与澄明。如是，“存在”就不再是客观具体的某物，哲学家亦不再孜孜以求地追问某物是什么（或世界是什么），而转向追问“是什么让某物成为自身”或“某物以何种方式存在”。无形之中，本质论的核心问题“世界是什么”及其引发的主客对立难题便被消解抑或被“悬置”了。“存在”本体论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本质论进行了全盘反思乃至超越。无疑，“存在”代表一种后形而上的新兴思维方式，这股思维的火花往后更呈现出了燎原之势：海氏以后的西方大家诸如福柯、德里达、罗蒂，以更加锋利的姿态继续将这种颠覆性思维发挥到极致。他们如剔骨刀一般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既定框架拆解得一干二净。
既然我们将“存在”描述（而非限定）为一种思维方式，而这种后形而上的思维确实给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存在”在何种层面迎合了中国学界的理论诉求，是本文所牵扯到的又一组重要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厘清作为人生境界的“大全本体论”。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大全”指向的是一种至大无外的人生境界，它不断提醒人们超越既定的囿限，寻求更加丰富的意义可能性。雅氏认为，即使人不能用理性思维把握“大全”，甚至终其一生也不能真正企及“大全”，但我们可以在超越自我的途中窥见乃至接近“大全”，并在接近“大全”的过程中显现“生存”的意义。追求大全的过程就像追逐真理的过程——虽然不能把握绝对真理，但探索真理的过程使生命的意义得到扩容：人经由“实存”进化为“生存”，人得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大全”不仅意味着更广阔的人生境界，也代表了人向着无限，不断追问、不断突破、不断超越的姿态。雅斯贝尔斯在探讨“大全”的过程中，始终不忘将“生存/人”作为立足点，他强调：“真正具有勇气的人是这样的人，他由一种关于可能性的焦虑感所激动，努力达到这样的认识：只有尽力去为不可为之事，才能达到可能性。惟有经验过充分实现之不可能性的人，才是有能力承担属于自己的任务的人”[10]。从雅斯贝尔斯对“大全”的描述来看，“大全”本身就指涉了“不可为之事”“可能性”等意义内涵，“它（指大全）不是我们某一时候的知识所达到的视野边际，而是一种永远看也看不见的视野边际，一切新的视野边际却倒又都是从它那里产生出来”[11]。雅氏口中的“视野边际”显然暗含了“大全”的广阔性和超越性，而这种至大无外的境界恰恰又与“不可为之事”“有勇气之人”形成对应关系，彰显了雅斯贝尔斯始终保有的“人本主义”哲学内蕴。值得注意的是，雅斯贝尔斯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并非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式的苛求，反而蕴含着“天人合一”抑或“万物一体”的东方智慧。张世英先生在《哲学导论》中，就曾对二者有过明确的区分。他将西方形而上学刨根问底、追问确切答案的超越方式归纳为“纵向超越”，又将东方哲人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超脱方式总结为“横向超越”。张先生认为，哲学应该是以进入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高境界为目标的学问。而要想重建哲学与人生之间的血脉联系，则应该将中国传统哲学人与万物一体的思想和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分思维统摄起来。只有这样，哲学才能成为旨在夯实知识结构、提升人生境界的法门[12]。不仅如此，张先生更是直接将哲学定义成“人生境界之学”，又反复强调要以想象和审美的方式超越“有限的在场”，抵达“不在场”的无限之域。不得不说，其立场与雅斯贝尔斯的“大全”本体论有着明显的相通之处，对我们理解“大全”亦大有裨益。总而言之，雅斯贝尔斯的“大全”本体论完成了这样一种尝试：它让人成为人，让哲学成为哲学。
我们将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哲学本体意涵，分别粗疏地归结为思维方式与人生境界，这其中必有诸多不妥。但是，这对推进本论题的讨论却大大有益：为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存在”在学界大受热捧，而作为一种人生境界的“大全”却无人问津。这是否已经反映出了学界在内化西学过程中的学理偏好：对西方文论的接受，是一种选择性的接受。而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果出现“偏食”现象，应该“纠偏”吗？
综上所述，我们分别将“存在”与“大全”所彰显的本体意识归结为思维方式与人生境界，基本廓清了“存在”与“大全”作为世界本体论的比较基点和意义指向。如将视角转换至文论界，即在文学本体层面探讨“存在”与“大全”，以上结论仍然成立：“存在”全面激活乃至重塑了中国学界对“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思考；而“大全”对艺术本源的探讨，也仍然体现在它对人生问题的回答及其对超越意义执着追求之上。文论界对两种本体意识的选择性接纳，反映出当前文论界“学科问题意识”有余，而“生存问题意识”不足的偏食症结。
所谓“学科问题意识”指的是以促使学科理论架构持续更新或以实现学科繁荣为目标的问题意识。就文艺学而言，学科问题意识大致包含两大所指，其一，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学科），即文艺学的存在是为了探讨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或旨在更为通透地掌握文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并始终以文学的前进和繁荣为基本目标；其二，文艺学的研究者、从业者一般也自带“学科问题意识”：他们总是迫切地希望以理论话语的更新带动文艺学学科的向前发展，并试图以此解决持续不断的理论扩容抑或理论原创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论界的几个大事件，诸如“失语症”“反本质主义”及“强制阐释”等无一不包蕴了文学理论研究者焦灼的学科问题意识。“存在”在文论界受到热捧，就与这种“学科问题意识”有着莫大关系。换言之，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存在”与文艺学学科自身的理论更新需求恰好形成了暗合，即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论摆脱本质哲学西方文论的选择性接受主义文学观的迫切需求与“存在”本身所蕴含的反本质主义的学理逻辑之间的暗合。20世纪80年代文艺学学理转型的急切需求一方面源于当时文学亟待摆脱政治的附庸身份；另一方面，学界认为长期追问“文学是什么”而无实质成果，文学逐渐沦为本质化的客观实体。长此以往，本体问题难以突破，堵住了文艺理论向前发展的要塞。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横空出世，它恰恰不再主张追问“文学是什么”，而转向运思“是什么让文学成为文学”或“文学如何存在”又或“文学在哪儿”，一下子使文论界从“本质主义”的泥潭中挣脱出来。朱立元先生在1988年提出的“活动本体论”就属于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朱先生认为：“文学是作为一种活动而存在的，存在于创作活动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存在于作家——作品——读者这个动态流程之中”[13]。可见，朱先生业已完成文学本质论到本体论的转变，即不再孜孜以求地追寻超脱性的文学本质，转而描述文学以何种动态的方式存在。西方本体资源的引入，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我们的理论思维。21世纪以来，陶东风教授等人高举的“反本质主义”的大旗，更加确定无疑地将“本质主义”钉上了耻辱柱。可以说，“反本质主义”是一种更为激进的“存在论”，其学理亦借道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福柯、德里达、罗蒂等西方大家。不论是文论界所倡的“本质论”、“本体论”抑或“反本质论”，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加深对于文学（学科）的理解以及拓宽文艺学本身的话语实践空间，并以此实现学科（无论是文学抑或是文艺学）本身的繁荣与发展。也就是说，“存在”之所以能成为当代文论的热门话题，是因为“存在”可以作为一种全新的学理思维更新或重塑文艺学（学科）的理论话语，达致当代文学理论的全方位扩容。一言以蔽之，文论界突出而又焦灼的“学科关怀”，直接奠定了“存在”在国内学界的显著地位。
所谓“生存问题意识”，意指在学术探讨中旨在关心人的价值，执于追问人生之可能性或致力回答人如何存在的人本主义问题意识。雅斯贝尔斯的“大全”本体论意在达成人生境界的飞升，其间便蕴含了深切的生存问题意识。就文论问题而言，“大全”在直面艺术的性质及本源时，亦展露出鲜明的“生存问题意识”。“大全本体”实际上囊括了“生存”、“密码”（Chiffer）、“大全”三位一体的本体结构。生存始终希冀窥见大全的信息，亦在向着大全时才成为自身①。“密码”是为生存通往大全的关键进路，艺术/诗则为密码的重要形式。换言之，“密码”一方面是实存通向生存的要塞，它敦促人思考何以成为自身；另一方面，诗/艺术即是人类飞升至大全之境的重要“密码”。质而言之，大全的意义在于超越，而人又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超越世界的囿限。一则，诗让人领悟生存的真义，让人在诗意的审美境界中发现人之为人的理由；二则，人生的意义因为诗而有所扩容，艺术以其独特的审美把握方式让人窥见大全。正是在窥见大全的途中，人完成了内在的超越。雅斯贝尔斯的艺术本体论依附于世界本体论，也即在廓清大全的同时完成了对艺术的本体探讨，又在艺术的本质探讨过程中为生存/人找到一席之地。遗憾的是，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及其大全本体并未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论产生影响，这无疑暴露了文论界长期由学科问题意识占据主导，生存问题意识严重不足的历史症结。
通过对“存在”与“大全”的个案考察，作出文论界缺乏“生存问题意识”的结论，恐怕仍须面临“稍显武断”的质疑。甚至通晓当代文论史的学者会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本体论研究成果，“人类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不就恰恰展现出了浓重的“生存问题意识”吗？的确，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本体成果，二者在某种层面上确实呈现出“生存问题意识”，但是它们所显露出来的“生存问题意识”是否就是我们所提倡的“生存问题意识”？雅斯贝尔斯的大全本体论对它们又有哪些超越？这些问题恐怕仍须细致辨析。具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彭春富、扬子江、杜书瀛等一批学者明确在其著述②中提出“人类本体论”，主张文艺应该直面人生问题，并试图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及李泽厚的“主体实践哲学”为依据，对人的本体存在及与人相关的世界给予科学的解释。而“生命本体论”则以王一川、高楠③为代表，与“人类本体论”相对，他们借道于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及狄尔泰、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个体生命的感性冲动，并要求艺术必须直接呈现这种个体生命意识。无论是“人类本体论”还是“生命本体论”都或多或少地触及人、人与艺术之关系的根本性问题，这无疑表现出极为积极的人本转向。但是二者离真正的“生存问题意识”仍有差距，与“大全本体论”比较，至少存在两点不足：其一，前者试图以马克思的“实践”规约人的本质，而后者又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感性冲动物”，这无疑又陷入了本质主义的泥淖之中——它们像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那样将本体限定为本质化的实体——显然有悖马克思主义的真义。而“大全”本体则显示出的是后形而上学的反思向度：人不是“实践的人”，亦不是“个体的人”，而是“存在中的人”。即不再将人规约为实践、体验、意志或感性冲动等意义实体，而让人回归人本身：人就是使人成为人的具体的、历史的原因。它是一种包蕴了个体经验和反思内蕴的追问姿态和超越境界，是关于人的终极一问。其二，“人类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无不展现出“文学即是人学”的人本主义倾向，但究其本质而言，二者仍然没有逃出“学科本位意识”的藩篱：它们在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仍不约而同地囿于对文学（学科）的关注，甚至直截了当地勒令“文学应当关注人”、一如既往地遵循“理论关注文学（学科）、文学再关注人”的学科本位意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文艺理论以文学（学科）为研究中心本无可厚非。但文学理论是否能在关注学科问题的同时，为“生存”谋得一席之地？“大全本体论”的启示价值在于：艺术本体论不仅要直面“艺术是什么”“文学是什么”等本源性问题，亦要注重伸展出“生存”的向度，并始终为人勘探出路。“大全”恰恰是富有“生存问题意识”的哲学本体论：它不是简单地将文学定义成人学，而是在廓清“大全”的途中阐明生存的应有之意。相应地，文艺理论也不应该囿于文学（学科）内部规律的探讨，更不应长期纠结佶屈聱牙、抽象晦涩的学科问题，而应该时刻保持理论对现实的反思精神——包蕴最切实的生存经验、最广阔的存在之思。
西方文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存在主义作为旨在回归个体、伸张意志的人本主义哲学，其冲击力和影响力可谓至深至广。面对长期难于突破的“本体难题”，文论界借道“存在”等西方核心资源进行学科思维重塑，收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奇效。但文艺学内部对“存在”生存向度的选择性阉割以及对“大全”的置若罔闻，亦暴露学界长期由学科问题意识盘踞而导致的僵化、固化的思维困局。“学科问题意识”旨在通过学科思维转型突破理论瓶颈，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而“生存问题意识”实则牵涉长期困扰学界的理论话语原创问题，“失语症”的提法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则为明证。在西方文论的接受体量已经足够充分的今天，接受背后的学理反思则成为重中之重。类似“存在”与“大全”这样的个案探讨，或能为当代文论的西学接受提供反思价值。
参考文献和注释省略，全文请见《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侵删。
【作者简介】
赖锐：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