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论当下美国非裔诗人的记录式写作及其族裔诉求

摘 要

摘要：本文以C.S.吉斯科姆、克劳迪亚·兰金以及罗纳尔多·威尔逊等三位当代美国非裔诗人的获奖诗集为分析对象, 梳理他们创作中出现的“记录式写作”现象。吉斯科姆在写作中, 以纯粹记录性的文字抵抗着意象、象征及隐喻的形成;兰金的诗作汇集了日常生活中的对话片断;威尔逊则将一段段传记性的生平记录呈现给读者。纵观之, 三位诗人的记录式写作, 均与族裔政治相关, 它们致力于抵抗概念化的族裔偏见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揭露如今族裔歧视的各种隐蔽形式。在表面上的克制与无动于衷的背后, 三位非裔诗人的写作饱含着强烈的族裔关心。文章最终对当下这种记录式写作的三重诗学意义作了辨析。

关键词：美国非裔诗人； 记录；族裔歧视；诗学意义；

作者简介： 虞又铭, 文学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英美诗歌、戏剧研究。

基金：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当代美国诗歌中的都市空间书写研究” (2015BWY005);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后9-11时代美国少数族裔诗人的反身份诉求及其诗学策略” (2017ECNU-YYJ021)

进入新千年, 美国的族裔矛盾仍然此起彼伏,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此背景下, 非裔诗人的创作十分活跃。值得注意的是, 在他们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即记录体写作, 尤见于C.S.吉斯科姆 (C.S.Giscombe) 、克劳迪亚·兰金 (Claudia Rankine) 以及罗纳尔多·威尔逊 (RonaldoV.Wilson) 等三位诗人的作品。这三位诗人在创作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静, 以不加修饰的平白直叙罗列着一段段记录——关于写作过程、街头谈话以及生活经历。初看起来, 他们的作品并不像诗, 却分别得到了美国各类诗歌奖项的肯定——吉斯科姆的诗集《草原风格》 (The Prairie Style) 于2008年获得“美国图书奖” (American Book Award) , 兰金的《公民:一首美国抒情诗》 (Citizen:An American Lyric) 2015年获全美书评家协会诗歌创作奖 (National Book Critics Award in Poetry) , 威尔逊的《关于棕色男孩的生活以及那位白人男子的叙事》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the Brown Boy and the White Man) 2007年获“卡威卡讷姆诗歌奖” (Cave Canem Poetry Prize) 。这其中缘由何在?结合他们的族裔诉求, 便不难发现记录体对于实现他们的族裔抗争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一、吉斯科姆:记录抵抗虚构

吉斯科姆2008年的获奖作品《草原风格》获得美国诗坛一片叫好, 罗伯特·克里利 (Robert Creeley) 与朱莉安娜·斯帕 (Juliana Spahr) 等当代美国著名诗人均不吝为这部诗集做推荐。纵观之, 这部诗集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拖沓, 因为无论是关于具体对象的描写, 还是诗集的整体结构, 都似乎只是作者未完结的探索。大部分的文字只不过是原始印象的罗列、建立比喻的尝试、观点的犹豫反复等等。简言之, 吉斯科姆呈列出来的, 是未了结的写作过程的记录, 是尚未成形的“诗”。这使得作品具有一种打磨完成之前的粗糙感, 比如《远方》 (Far) 对美国红狐 (Vulpesfulva) 的描写:

狐的存在是个简单的事实, 它们散布在各处, 土气十足, 可看可感——红狐, 这个常见的捕食者, 颜色各异, 从红到黑, 或铁锈色, 或黄棕色, 只在眉心共有一点暗白。

就在这深深的内陆地区, 狐的露面与其说是个象征还不如说是个提示。或者, 这露面只是一种展示。突然的出现, 犹如猛然的一击;或者是, 观者要慢慢地去感受——就在这田野, 慢慢获得其模样, 最终, 变得熟悉。视线所及, 清晰明了, 几乎不需要想象来补充点什么额外的内容。要记住的是, 慢慢看到这狐狸还有在哪, 或者, 在晚间, 听见狐狸们的响动 (还有在哪) 。狐狸露面, 缓缓进入视线, 好像来同言说者照面。(Giscombe, Prairie Style 11—12)

作品对美国红狐在旷野中的露面, 做了最为简略的描绘:它们颜色各异, 但又可以辨认。这是诗作关于红狐的初步印象的记录, 此外无他。正如诗作提醒我们的, 这些关于红狐形象粗线条记录还没有进入到意象或隐喻层面, “视线所及, 清晰明了, 几乎不需要想象来补充点什么额外的内容。”这样的描写也与印象主义无缘, 一则它过于简朴, 且并无整体的画面设计;其次, 第二诗节关于观看过程复杂性的记录, 使得这些最粗略的视觉印象只能作为记录而存在——“要记住的是, 慢慢看到这狐狸还有在哪, 或者, 在晚间, 听见狐狸们的响动 (还有在哪) 。狐狸露面, 缓缓进入视线, 好像来同言说者照面。”距离、时间、地点、与观看者照面的方式, 决定了狐的露面只是暂时性的、当下的、受条件限制的, 并不具备足够的合法性被推至下一步的抽象或升华, 所以“狐的露面与其说是个象征还不如说是个提示”。在笔者对吉斯科姆的访问中, 他曾提及“数据的不可靠性” (unreliability of data) 是其早年在社会学课程学习中形成的核心关注 ⁽¹⁾ 。《远方》正与此呼应。诗作只提供了观看红狐的原始数据, 但这些数据并不 (能) 被整合为一个形式或意境来表现或说明什么, 它们只作为“展示”或“过程”记录下来。在此, 我们不难发觉诗作的现象学用意, 但围绕红狐“颜色”的记录也直接通向了族裔政治。通过把颜色还原到记录, 并将其回溯至纯粹的现象, 诗人力图打破的是对颜色的概念化、象征化解读, 这背后极力反对的正是现实中对有色人群的偏见以及随之而来的歧视。

各种颜色的红狐无法被赋予象征化的内涵, 它们只是一次次“展示”, 因此真正合理的是对它们具体的观看与记录, 任何再进一步的建构总是一种虚构, 不可避免的是一整套伦理价值观念的引入。于是,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诗人在《大地方》 (Big Towns) 中描写怪兽时, 无一字一句写怪兽的模样与凶残, 而是通篇记录了怪兽作为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存在出场之前需要诗人作哪些前期准备:

如果你把一头怪兽放进一个大镇子, 那你可就有一本书那么多的故事可以说了, 但你得先有个镇子, 作为古老恐惧的怪兽还无处安身——漫游的大船, 对话框。你需要纵横交错的街巷 (因为诱惑总得有地方发生) 。是否向爱多靠近一点, 我都是一样;我将无所事事, 或者缓缓前进, 都行。让爱自己去与快感摩擦。你需要一些超级大道, 好让怪兽横行霸道, 如同某人在营地中穿梭。(Giscombe, Prairie Style 56)

与看到怪兽的可怕相比, 更重要的是看到这怪兽成形背后的机制。空间、街道、营地, 或者说具体的背景、善恶的划分、敌我的界限, 才是使怪兽成为怪兽的推力。诗人的意思很清楚, 对怪兽的幕后制作才是我们需留意的。所以吉斯科姆的诗作并不急于让怪兽出场并为之赋予象征性内涵, 而是把后台的流程记录下来, 让我们看到真正惊悚的东西。吉斯科姆认为面对今日美国的族裔歧视, 应该做的不仅仅是“打破” (break) 而是“拆解” (break down) (Giscombe, “Making Book”2) 。《大地方》这首诗正是为“拆解”提供了启示与方向, 它将批判的重心引向了隐秘的话语运作。

除了在单篇诗作中以记录式书写抵抗意象、隐喻或象征的建立, 揭露背后的话语运作, 吉斯科姆也在诗集的总体结构上有类似表现。诗集中几乎所有的话题, 都处于一种未完结的状态, 在不同的单篇诗作中被不断补充描写或遭遇到否定, 这使得整部诗集成为诗人写作过程、思考过程的记录。譬如在《闲话》 (“Palaver”) 中, 爱像是“河堤, 甚至是蛇形丘, 或各种习惯;或如行驶中的航船, 在地平线上发出一片嘈杂” (Giscombe, Prairie Style 8) , 到了《民谣的价值》 (“Ballad Values”) 中爱又变成“慵懒的奴隶, 随你怎么呼喊就是不应声” (Giscombe, Prairie Style 34), 至《草原风格》, 爱又变成了“獠牙” (Giscombe,Prairie Style 39) 。被描写的对象都只具有即刻性的意义, 并不被连缀为某种有意味的形式, 在吉斯科姆看来, 超出原始记录之上的赋形, 不是本身成为一种话语就是被话语所俘获。作为一种抗拒, 吉斯科姆追求的是一种未被收编前的“不纯粹”, “我是一个对‘不纯粹’极力提倡的人” (Giscombe, “Mutating Texts”) 。吉斯科姆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的所有这些记录式写作, 将事物保留在自由的、现象性的层面, 归根究底是与其族裔关心相一致的。正如《并置》 (“Juxtaposition”) 一诗所说的:“颜色可以配对所有事物, 这就是颜色的自我消解” (Giscombe, Prairie Style 42) 。颜色/肤色, 和其他事物一样, 并不能天然地或象征性地代表任何事情, 如果它们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说辞或被赋予了浓厚的象征意味, 那正说明它们已经被特定话语收编了,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拆解到地平线。

二、兰金:言谈记录捕捉隐蔽歧视

如果说吉斯科姆的记录式写作, 是在哲学与族裔政治之间寻求一种联系, 兰金的《公民:一首美国抒情诗》则更带有日常生活气息。她的这部作品直接取材于日常生活, 记录大量的对话瞬间, 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向族裔歧视颇为集中的领域——日常言谈。

诗集开篇, 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平时在学校与一位白人女孩毫无交集, 但在考试时被后者要求配合其作弊:

那个女孩是天主教徒, 长发及腰。你已不记得她的名字:玛丽?还是凯瑟琳?

你们之间从未真正交谈过, 除了她叫你帮忙, 还有事后她跟你说你闻起来味道不错、也有些更类似于白人的特质。你以为, 她觉得她这是在感谢你配合她作弊, 她会感觉好一些, 因为是从一个准白人那抄袭了答案。(Rankine 5)

一个活生生的人, 被对方像评判动物一样评判身上的味道及人种的高下, 这其中的羞辱不言而喻。但最为恐怖的是, 对方在这样评说的时候, 完全没有顾忌, 仿佛这其中没有任何不恰当、不正常。这种直接包含种族歧视的语言表述, 似乎属于过去, 因为在对政治正确高度要求的今日美国, 族裔平等至少在表面上是一个应被遵从的理念。兰金当然明白这一点, 她随即呈列了许多族裔之间礼貌、关爱、平等的瞬间, 可惜这些礼貌、关爱与平等通常只是伪装, 在它们之下仍然深埋着未曾动摇的歧视。

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可能还没有学会如何去反击语言中的族裔歧视, 那么成年人应该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但兰金就记录了一个成年人如何在日常化的场景中, 被礼貌的歧视堵塞得哑口无言:

一年的飞行消费使你成为优质客户, 基于这一身份你已经在联合航空班机靠窗的位子安然落座, 此时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来到了这一排。小女孩, 眼睛盯着你, 跟她妈妈说, 这是我们的位子, 这出乎我的意料。妈妈答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明白, 她说。我来坐在中间。(Rankine 12)

小女孩对“我”的排斥, 令人不适,这种与其童真不相符的族裔立场当然来自于父辈。对于“童言无忌”, 母亲迅速作出了补救, 她声音极低的回答及时安抚了小孩, 化解了“我”的尴尬, 同时也符合公共场合对礼仪与秩序的要求。然而这看似礼貌的轻声耳语, 充满着令听者沉重的东西。一句“我明白”, 点明了母亲感同身受的族裔立场, 母亲应和着小女孩对“我”的排斥。“我来坐在中间”, 则将这种排斥直接上升为羞辱, 因为一个“伟大”的母亲将以自己的身躯来隔开她的孩子与“我”:“我”的存在是令人厌恶的、可怖的。在此, 言语中的种族歧视并不是新命题, 新命题在于, 一切都那么规范、礼貌、柔和, 机舱人群中的“我”甚至得益于这轻声的两句话而免于场面上的尴尬, 所以即便“我”听得出其中的羞辱也没办法报以愤怒和反击:毕竟人家甚至都没有跟你说话。这正如兰金所说的, “在这种日常侵犯中你找不到任何确切的证据” (C.Schwartz) 。

更令人惊讶的是以邻里关爱为伪饰的种族歧视。在这一幕场景中, 人物之间的对话无一字一句谈及种族、肤色, 然而无不关乎种族、肤色。这种歧视不但使被歧视者哑口无言, 还要倍感抱歉:

你和你的伙伴一起去看电影《我们住的屋子》。你请另一位朋友帮忙去学校接你的孩子。在你回家的路上你的电话响了。你的邻居告诉你他正站在他家窗口, 看见一个危险的家伙正在窥探你家和他家。那家伙走来走去, 跟他自己说话, 看上去精神紧张。

你告诉你的邻居, 那是你的好朋友——他曾经见过——在帮忙看小孩。他说, 不, 那不是他。他见过你的那位好朋友,但眼前这个不是那位可亲的小伙子。不管怎样, 他希望你知道, 他已经报警了。

[……]

当你到家时你的朋友正在与你的邻居说话。四辆警车已经开走了。你的邻居已经向你的朋友道了歉, 现在正向你道歉。因为感觉给邻居带来的不便负有责任, 你含含糊糊地跟你朋友说, 下次他要打电话就到后院去打。他足足看了你一分钟, 然后说, 他想在哪儿打电话就可以在哪儿打。是的, 当然, 你说。是的, 当然。(Rankine15)

无论“你”在电话里作何种解释或者作情况介绍, 那位邻居一概不听, 认定那个走来走去的家伙就是一个窃贼。“不管怎样, 他希望你知道, 他已经报警了。”很明显, 邻居打电话来根本就不是来向你了解情况的, 也根本不需要“你”作解释, 他只是来知会已经报警的事实。对于他而言, 陌生黑人就是危险、罪犯, 需要报警。这是邻居善举背后的潜台词。然而与上例一样, 此处种族歧视的恐怖不在于模式化的负面否定, 而在于这种歧视被“转译”了, 被包裹上了厚厚的一层邻里关爱的面目。关心“你”的财产, 费时费力打电话、招呼警察, 最后反复道歉, 尽足了邻里关爱与礼貌的义务, 谁能与这样的好邻居对抗?甚至只能去告诫自己的黑人朋友别再惹麻烦。这就类似于萨义德曾经指出的, 美国政府用来否定与排斥“巴解组织” (PLO) 的由头是:反对恐怖主义分子 (Said 82) ——意识形态内核被裹上了公义的外衣。

族裔歧视在这些谈话瞬间中不断地被伪装、悄悄地被转译, 一方面从形式上符合社会进步理念的要求, 另一方面维持着未曾变化的对他者鄙视的内核。误会在兰金笔下也是当今族裔歧视颇为常见的一种类型, 譬如“心理咨询”这个片段。“你”在电话里与从未见过面的心理治疗师约好时间去就诊:

她的房子有一个边门通着后院入口, 这是给前来就诊者用的。你沿着两旁种着鹿草和迷迭香的小径来到了门口, 却发现门是锁上的。

在正门, 门铃是个小小的圆盘, 你用力按了一下。当门终于打开, 那位女士站在那, 从胸腔呼出最大的声音, 从我屋子这滚开!你在我家院子这干嘛?

[……]尽管你退后了好几步, 但还是跟她说了你有预约。你有预约?她恶狠狠地说。接着她平静了一下。一切都平静了下来。哦, 她说, 接着说, 哦, 对, 没错。抱歉。

我真的抱歉, 非常、非常抱歉。(Rankine 18)

我们知道, 当今美国族裔之间在居住区域上界限分明, 白人与黑人两个族群之间尤其如此。心理咨询师居家环境的优越显示出白人区的地位与财富, 一个陌生黑人的造访通常是令人不悦的。所以这位咨询师开门见客, 便大声痛斥, 这虽然有点夸张, 但也是真实的社会写照。转折在于, “你”亮明了预约身份之后, 咨询师反应了过来, 马上异乎谦卑地表达了道歉, “我真的抱歉, 非常、非常抱歉”, 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关于她工作上的疏忽, 她不应对客户如此凶狠。换言之, 这是一场误会。紧张的种族关系瞬间被转写为客户关系。听者虽可能明白其中的曲折, 可若再从种族角度去追究, 倒反显得自己计较了, 因为对方已经转换了命题。正如有评论者指出的, 兰金展示的是当今种族歧视话语“如何在前台后台之间来回转换” (Mc Carthy 10) 。

日常言谈中的这些族裔歧视愈来愈隐蔽, 正如兰金所说, “它们以闪电般的速度发生” (A.Schwartz) , 常常让人反应不过来。所以诗人才会以记录的方式, 将这些片段一帧一帧慢速回放出来, 要令其中的曲折得到审视。这些言谈记录, 辅以兰金在作品排版页面中留下的大量空白, 给读者提供了“暂停与反思的瞬间” (Welch130) 。

三、威尔逊:从传记式记录看元话语控制

与兰金相似, 罗纳尔多·威尔逊的《关于棕色男孩的生活以及那位白人男子的叙事》也是选择了日常生活场景来构建作品。不同的是, 威尔逊的这部作品有一个中心, 它围绕“棕色男孩”对其人生经历作了记录。之所以不把这部作品直接称为传记, 是因为作品中各片断之间并无紧密关联, 它们仍旧是传记形成前的基本素材。同时, 由于各片断缺乏具体的时空信息, 我们无法判定这些片断是关于同一个“棕色男孩”的, 也很难把这些片断看作是出自作者一人之手, 它们可能来自各个渠道。因此, 《关于棕色男孩的生活以及那位白人男子的叙事》提供的, 只是一种前传记、零散的生平记录。这些生活记录虽未形成为传记, 却累积出了一个清晰的话语模式, 即“白人高尚、有色人种低下”。

诗集由二十二个片断组成, 分为“棕色男孩的家庭”、“棕色男孩的肉体”、“棕色男孩的旅行”、“棕色男孩最后的杀戮”、“棕色男孩的清晰”等几大部分。贯穿始终的, 是白人如何崇高、有色人种如何堕落。譬如第二个片断《棕色男孩梦想他的父亲是个白人并且身形瘦削》写棕色男孩对家庭的想法。男孩出身于黑人家庭, “他父亲是黑人, 肤色就像是绿色的咖啡豆经烘烤而变成的那种淡棕色。棕色男孩有此认识, 是因为他在星巴克看到过一罐罐按顺序排列好的咖啡豆” (Wilson 6—7) 。男孩不满意在自己家庭所过的生活, 更希望在白人男子那里生活:

当他还是个孩子, 棕色男孩, 在他母亲的要求下, 会踩上她的双腿, 从大腿到小腿来回地走。有时候他的哥哥会和他一起走, 快速地走到大腿上, 从那他们向下看着她。如果她睡着了, 他们就可以离开。尽管他记得让妈妈高兴自己感觉也良好, 他也同时记得, 在她身上行走时自己也被‘唤醒’了。[……]他会在休息时走出去到起居室, 那时他的妈妈和爸爸会等着[……]

在梦中, 白人父亲要比黑人父亲瘦一点。梦想中的这个白人父亲有着干燥而紧致的皮肤, 躯干上有着淡淡一层体毛。[……]

当他醒来, 白人男性就在那。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也不是他梦到的那一位, 那位白人男子在沉思中坐的笔直。他每天都要沉思, 一天两次。[……]

当他抬头看着沉思中的白人男子, 棕色男孩想着“白” (white) 这个词, 但却听到了类似“快来”之类的声音, 这声音在他腿间滑过然后就在那安然休憩, 此时他只想着他的黑人父亲的消失。(Wilson 6—7)

在流水账般的生活记录中, 黑人与白人有着界限分明的差别。体格上, 黑人父亲身材胖硕、皮肤松弛, 男孩渴望得到的白人父亲则身材瘦削、肌肉紧致;生活上, 黑人父亲与母亲强令自己来做身体按摩, 棕色男孩一直想逃避, 而在白人男子那里, 他看到的是一种沉思式的生活。亲生父亲的黑色, 只令他想到作为物的咖啡豆, 白人男性的“白”, 却能令他思索玩味,甚至想一想都能带来性快感。性快感在黑人父亲母亲那里是在肉体接触中实现, 在白人男性那里则于想象中就可得到。简而言之, 黑人家庭属于不完美的肉体生活, 属于物, 与之相对, 白人男子有完美的肉体, 且超越肉体, 属于精神。有意思的是, 棕色男孩居于二者中间, 已经有摆脱原生家庭“低劣”生活的想法。在智力、趣味、品质方面, 白人居上、浅色人种次之、黑人居末, 这种高下排序反映的正是当下美国社会隐蔽的“后殖民等级秩序”(post-colonial hierarchy) (Hall240) 。

当然, 棕色男孩与白人相比同样十分“低劣”。在《棕色男孩记得莫罗先生》中, 棕色男孩在学校中遇到了欣赏自己才华的白人老师莫罗先生, 可是棕色男孩并不专心学习, 而是对莫罗先生产生了性幻想:“虽然是第一个称赞他聪明的人, 虽然让棕色男孩成为了自己指导的学生, 虽然提供了他的帮助, 虽然相信棕色男孩有特别之处, 桌子下面莫罗先生的腿却一直没有动过, 他的眼睛没有移来转去, 没有与棕色男孩的视线相遇, 这使得他们的注意力强制性地被集中在纸面上的问题” (Wilson 36) 。莫罗老师心胸开阔, 对棕色男孩不抱族裔偏见, 倾力对其进行学业辅导, 然而棕色男孩脑子里却只有性。当然, 可以质疑说, 一个年少的学生有偏执的性幻想是现实中完全可能发生的情况, 但并不能就此推断出棕色男孩的低劣。但随后当我们发现棕色男孩遇到交通事故、看见行人性命垂危, 仍然满脑子都是性, 我们就不得不意识到, 青春期性幻想并不是理解棕色男孩心理的关键。如片段《事故》:“就这么简单:除了他披散在路面上的一头棕色长发, 街上被车撞倒的那位男子看上去就像是他的情人。这就是他停下来的原因。他坠入爱河了, 并且被那男子脸上款式朴素却金光闪闪的眼镜吸引住了, 还有他那完美的肌肤, 以及街灯下棕色男孩所看到的剃到了毛细软孔的胡须” (Wilson 58) 。看到这样的叙述, 我们会对棕色男孩直接产生一种厌恶, 因为他对性的关注, 甚至超过了对他人生命安危的关注。

事实上, 诗集中类似的叙述随处可见。生活放荡、意志力薄弱、理性匮乏、人格低劣、满脑子性冲动等等不断在棕色男孩与其父亲身上出现, 以致在许多阅读的瞬间, 读者真的会对棕色男孩产生强烈的排斥感。只有保持高度警醒, 从这一堆看似客观的传记式记录当中抽身而退, 我们才会想起那些关键问题, 即这是谁的叙事、谁的记录?谁将它们规约在同一个不断重复的模式中?威尔逊在诗集中给出了答案。在片断《棕色男孩玩一个游戏》中, 棕色男孩让白人养父用五个词来概括他, 对方给出的答案是:1.性;2.你的身体;3.对人吝啬;4.时尚;5.被宠坏了 (Wilson 38) 。至此可以明了, 诗集中所有的生活片断记录, 均完美再现这五个关键词, 这才是超越所有二十二个片断, 从高空统摄全局的“原叙事”, 正可谓“一切都是话语, 话语覆盖一切” (Mcnally13) 。零散的生活记录在这部作品中被堆积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关于白人话语权力的巨大隐喻。构成这个隐喻的生活记录, 因其指涉的不明确, 因其来历不明, 反而成功地向我们提示,弥漫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歧视话语牢牢地控制了对有色人种的塑造, “棕色男孩”的传记不是一个人写就的。对权力话语的这种全方位批判, 正是通过不动声色的记录而实现的。

四、记录式写作的三重诗学意义

以上揭示了三位非裔诗人采用的记录式写作如何寄托着他们的族裔诉求。但作为诗歌, 这种写作的诗学意义何在呢。首先, 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刻意来维护这些作品的“诗性”。三位非裔诗人在诗、散文、档案、叙事之间所做的各种混杂, 本身就是一种打破边界的姿态, 呼应于他们颠覆种族界限的考虑, 这是诗人们对“统治性的同一化的文化形式的挑战” (Anthias 30) 。正如诗人罗纳尔多·威尔逊所言, 包括诗歌在内, “所有艺术都应该是有弹性的, 这才能使其表达力得以实现” (Choi) 。吉斯科姆则认为诗歌追求的是“去划分的存在” (off-the-grid existence) (Nowak) 。兰金在入围201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时表示, 诗歌的“可替性” (fungibility) 是她所看重的 (Lim) 。

如果一定要对这三位诗人的记录式写作, 作一个诗学角度的概况, 采用特里·伊格尔顿曾经给诗下的一个定义可能是最为合适的, 即诗可以是“精心设计的无艺术的语言” (36) 。不管其表面如何粗糙, 只要能够“指向比它本身更多的东西” (伊格尔顿146) , 它就是诗的。三位诗人作品表面上的漫不经心、不动声色, 其实从各个角度深刻揭示了族裔权力话语在文学意象、语言、日常生活中的渗透, 它们以记录式书写逼迫这些渗透现身或对之进行抵抗。在这一意义上, 这种记录式写作其实还是一种有设计的记录, 它们和艾略特的《荒原》一样, 所有的片断“都是背对着读者暗暗编织起来的” (伊格尔顿141) 。三位诗人的创作证明:“一首诗可以是在语言上具有创造性的, 却不去炫耀地突出这一事实” (伊格尔顿68—69) 。

当然, 当我们把这种记录式写作放置在美国诗歌这个竞争性平台上来看, 它在当下的诗学意义则会更加明显。应该说, 三位诗人在诗学领域内的竞争中, 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种成功, 一方面在于他们的写作有力地表达出他们的族裔关心;另一方面, 也在于这种写作取得了卡萨诺瓦所说的对文学中心的“合适距离” (181) 。卡萨诺瓦去除了关于文学世界的乌托邦幻想, 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各种对抗力量竞争的场所” (123) , 在其中,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文学自身的成就共同作用, 区分出了中心与边缘, 一种“微妙的等级”, 一种“象征-美学而非地理上的距离”(卡萨诺瓦133) 。少数民族或弱势民族的文学创作, 若要进入到文学共和国的中心区域, 一个可能的方式是取得与中心区域的“合适距离”, 在语言使用与审美范式上与中心区形成一种呼应, 这种呼应并不是简单的屈从, 而更是一种对对方文化资本的利用!

作为少数族裔作家, 居于文学空间的边缘地带 ⁽²⁾ , 吉斯科姆、兰金与威尔逊的记录式书写, 其实与传统的黑人诗学是有区别的。20世纪后半叶以来, 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此起彼伏, 非裔诗人们在创作中最主导的形式是运用黑人英语、表现非洲传统及黑人文化, 以此展现本族群与白人不同的“世界观以及对语言功能的实现” (Henderson64)。这样一种族裔斗争的思路, 在今天的美国诗坛仍然有杰出的代表作品, 比如2002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纳撒尼尔·麦基 (Nathaniel Mackey) 的诗集《敞开的圣歌》 (SplayAnthem) 。这一思路下的写作, 意在对非裔族群的独特性加以强调, 以此构建自身的话语资本。而吉斯科姆、兰金与威尔逊则代表着另一种选择, 即放弃对本族特殊性的描写。首先, 他们的创作采用的是记录体, 语言极为平白, 并不诉诸于黑人英语的饶舌与铿锵。在记录体这一写作方式上, 他们也与白人诗学传统有着内在的呼应。事实上, 大卫·安丁 (David Antin) 早在1970年代就开创了记录式写作, 他的《说话》 (Talking, 1972) 由具体到每一分每一秒的笔记、街头谈话、数学公式、长达数页的断续表达拼合而成。肯尼斯·哥尔德斯密斯 (Kenneth Goldsmith) 的《美国的七宗死亡与灾难》 (SevenAmerican Deaths and Disasters, 2013) 则以肯尼迪、迈克尔·杰克逊之死以及9-11纽约世贸大厦的倒塌为中心, 堆列了大众媒体对它们的各种报道, 让读者仔细端详、重新审视。对去族裔风格的英语的使用, 记录体的采用, 使得本文论及的三位非裔诗人与白人诗歌世界形成一种接近与共鸣, 但同样重要的是, 他们又在这种更加接近中心的审美范式中寄托着族裔的反抗。因此, 语言与风格上的“屈从”, 并没有耽误非裔诗人们对“文学认同”与“族裔认同”的追求, 相反, 它使非裔诗人们获得了“融入世界文学的保障, 使其占有一整套够得上载入文学史的技术资本、知识和手段” (卡萨诺瓦304) 。

参考文献省略，原文参见外国文学研究 2018年 第2期 P121-131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