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刘甜：翻译学的批判和批判性的翻译研究——读《当代译学批判》
摘要：综观今日翻译学界, 解构之风日甚, 传统译学的理论基石“忠实”“对等”面临倾覆之险。《当代译学批判》一书坚持学术思考的独立性, 借解构主义的方法对自翻译研究学派以降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精要的梳理、解构和批判性研究, 指出西方当代译论在回答译学基本问题上所存在的问题, 澄清种种误读与偏见, 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 并探讨当代译学的发展与趋势, 倡议译学界志同道合的学者齐心协力、共同研究, 促成传统译论与当代译论的相互沟通、彼此接纳, 建立译学新系统。
关键词：当代译学; 解构; 批判; 再阐释;
引言
综观今日翻译学界, 解构之风日甚, 学者们纷纷宣称“作者已死”“原作意义不确定”, 质疑“对等/等值”, 否定“忠实”。须臾之间, 传统译学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标准遭受到巨大的冲击与挑战。面对当代西方译学的新理论,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理论是否真的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它们是否揭示了翻译的内涵与本质且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当代译学最终走向何处?覃学岚教授的新著《当代译学批判》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年) 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以上诸问题做了颇具创见的回答。
《当代译学批判》是国内继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和李龙泉《借鉴与批判:解构主义翻译观专题研究》之后, 对西方当代译学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又一力作。面对国内翻译学界对于西方当代译论普遍缺乏独立观察与思考、盲目跟风、生搬硬套之习气, 该书作者借解构主义的方法对西方当代译论诸流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精要的梳理、解构和批判性研究, 指出西方当代译论在回答译学基本问题上所存在的问题, 厘清种种误读与偏见, 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 并探讨当代译学的发展与趋势。诚如王宁所言:“学岚带着这种问题意识, 并没有人云亦云, 而是本着严谨求实的精神对西方占主流地位的翻译理论, 尤其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作了仔细的研究和深刻的反思, 提出了自己的批判性分析和阐释。” (覃学岚 2019: i)
该书除绪论和结束语部分之外, 共有六个章节, 条分缕析了翻译研究派、多元系统派和描写派、功能派、解构派与文化派的翻译理论对传统翻译观的突破与颠覆, 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现有解读的质疑与批判, 并在再解读与释疑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译学新体系的主张。绪论部分作为全书开端, 从翻译研究频频转向、学科建设屡遭解构、累累劣译充斥市场的外部环境入手, 阐发了实事求是看待当代西方译论的突破与缺陷对于正确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交流的重大意义。接着, 作者对既有的解构性批评研究进行评析, 主要涉及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及赵彦春、曹明伦与李龙泉的三部解构性批评论著, 发现国内外对当代西方译论的解构性批评研究寥寥, 且存在严重的误读与缺陷。随后展开了该书的主体部分, 对当今西方纷繁复杂的翻译理论进行了爬梳剔抉, 选取了翻译研究派、多元系统派和描写派、功能派、解构派与文化派的主要译学理论进行鞭辟入里的梳理、分析与批判性研究, 重新解读并阐释了其对传统翻译观的质疑与颠覆。接着, 作者特辟一章对个人较为推崇的根茨勒的《当代翻译理论综览》进行评析, 列举该书对传统译论批评的偏颇之处, 并对根茨勒所推崇的意义观与翻译观进行质疑。最后, 作者并未止步于对当代西方译论的批判性分析, 而是在此基础上, 深入探讨了翻译学科的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发展趋势等基本问题, 创见性地提出联合当代译学与传统译论, 共同构造系统的译学新体系。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之“颠覆性”证伪
在考察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颠覆性”时, 《当代译学批判》对各种质疑对等、否定忠实的立论进行了深刻分析, 指出了这些理论各自逻辑上的漏洞。高旭东一语破的:“这是对批判译学的批判, 对颠覆译学的颠覆;……这是一部否定之否定的专著, 其目的是使译学向更高的阶梯迈步!” (覃学岚 2019: vi)
对传统理论中的“对等/等值”论的质疑在翻译研究学派的论述中已初见端倪, 但著名的霍尔姆斯“同一原文生出二十五种译文的实验”仅仅是霍尔姆斯的一个假设, 据此以译文与原文不可能“分毫不差, 一模一样”为由来否定“等值/对等”和“忠实”, 实属狭隘。既要忠实于原著的内容, 又要忠实于原著的语言, 翻译研究派对等值观的质疑无意中混淆了翻译中载体与内容, 即语言与文化, 这两对基本概念。多元系统论模糊了翻译与创作的界限, 将半翻译作品和准翻译作品纳入翻译作品之列, 动摇了传统译论中的忠实与对等。但在论及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地位时, 该流派抬高文学形式, 忽略作品内容, 不免失之偏颇。图里的描写翻译学给翻译下了一个较为宽容的定义, 认为“任何目的语文本, 不论根据如何, 只要标明是翻译, 且在目的语系统里被视为翻译, 那它就是翻译” (Toury 1982: 27) 。这一定义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译论的忠实原则, 但却未对“在目的语系统里被视为翻译”做任何界定, 自此, 翻译实际上成了一个毫无定义的事物, 失去了描述的基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图里一方面不承认翻译有“优劣”之分, 一方面又肯定以译入语或目的语为导向的翻译, 使争论的焦点又回到了究竟是以源语及其文化为导向还是以目的语及其文化为导向上来, 终难自圆其说。功能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具有目的性的行为, 传统译论中居于首要位置的“忠实”或“对等”都要服从于翻译的目的。但过分夸大目的的决定性作用, 会丧失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尺, 招致误译, 遭人诟病。
该书作者认为, 在当代西方的五大翻译学研究流派中, 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是解构派的翻译理论。因此, 该书不惜以较多笔墨和篇幅来讨论解构派代表人物本雅明、罗兰·巴特、德里达与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本雅明所作《译者的任务》被誉为翻译研究的圣经。作者重新解读了保罗·德曼、卡罗尔·雅各布斯 (Carol Jacobs) 、安托瓦纳·贝尔曼 (Antoine Berman) 以及国内学者袁筱一对该文的解读, 针对性地指出各自认识的偏颇之处。譬如, 作者指出, 德曼虽一直强调自己解读的正确性, 但实际上很多地方都有悖本雅明自身的逻辑, 有些甚至无案可稽, 完全是自由发挥。德曼 (1986) 一方面以原作可以翻译、需要翻译来证明原作不是经典, 否定原作的权威性 (本雅明充分肯定原作的权威性, 他认为原作的语言比意义更为重要, 是译者需不遗余力去完成的任务) , 另一方面又反复以原作为据苛责译者的误译 (德曼否定了本雅明译作无须与原作相似的翻译观) , 尽显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厘清了其他学者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的误读后, 该书作者对此文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解读, 并尖锐地指出本雅明的论述中存在着诸多的逻辑瑕疵, 甚至有诡辩之虞, 且该文在很多方面并不支持解构派翻译理论以及诸多受后现代思潮包括后结构主义理论影响的其他流派的观点:1) 本雅明探讨的“可译性”与解构派翻译理论的“可译性”所指不同, 不能混为一谈; 2) 本雅明并未将“原作”与“译作”割裂开来, 恰恰相反, 他认为二者紧密联系, 译作源于原作。虽说译作标志原作生命的延续, 但是以有“恰当的译者”为前提的; 3) 本雅明用语言的变化来质疑绝对“对等”的翻译的可能性, 这一点构成了西方当代翻译理论反对“对等”的理论基础之一。但译者追求的是现有条件下, 而非未来条件下的对等, 同理可及对译文与原文对等的衡量。此外, 语言虽不断变化, 但无论怎样变化, 都会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规范, 所以一定意义上的对等还是可能的; 4) 本雅明提到“伟大的文学作品经过数百年的沧桑之后, 其意旨和重要性都会经历彻头彻尾的变化”, 为西方现代翻译理论提供了一个“意义”无确定性的理论基础。但实际情形是, 文学作品这种彻头彻尾的变化发生的概率极小, 本雅明这里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5) 本雅明在论述纯语言概念时提及“意蕴总是变动不居”, 但解构派将这一论点直接等同于翻译操作中文本意义的不确定, 实属牵强挪用; 6) 本雅明力图强调文学作品的形式大于内容, 赞同“字比句次”的翻译方法, 但最终成就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是鲜明的个人文体风格, 不仅体现在遣词上, 也体现在造句上。本雅明所论及的直译, 仅停留在语言的词语层面, 未顾及语言的句法结构层面, 究其原因, 他混淆了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差异与言语差异, 以为体现原作的风格 (即言语差异) 单靠“复制形式”就能实现。
在《作者的死亡》一文中, 罗兰·巴特提出“世上并无真正意义的原作, 所有文学都是互文的”。这一概念后来成为解构派、文化派等翻译理论重要的理论基石, 在《S/Z》中又得到了更深入的阐发。《S/Z》是巴特对巴尔扎克中篇小说《萨拉辛》 (Sarrasine) 的批判性解读。巴特在这个书名的翻译上煞费苦心, 作者也从中得以启示, 即最好的翻译就是在译文中设法保持语言的多样性特征, 保持文本解读的开放性, 避免解读单一化、确定化, 避免过度解读, 反对阐释。原文的表达方式除了文化差异太大需要适当调整外, 尽可能予以保留。
翻译批评研究, 就是要回归翻译的“文本”和“意义” (蓝红军 2016: 95) 。巴斯内特根据罗兰·巴特所有文本都依赖于先在成分的论述, 断定世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原著”并以此否定“原著”及“忠实”“对等”之类的概念。作者指出, 巴特文本理论中提到的原著并非翻译学中的原著, 前者为原创性的作品, 后者指用源语写成的著作, 译作的蓝本。在翻译学里, 翻译是以原作为前提的, 没有原作何谈翻译。在“翻译就是操纵”“翻译便是改写”这些基本的文化派翻译概念中, 无论是“操纵”还是“改写”, 都避不开原作, 不能脱离语言转换这一实际过程。此外, 文化派翻译理论也以意义的不确定性来否认忠实于原作的可能性。其实, 意义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的语篇层面, 究其原因是文本中的留白会造成读者“见仁见智”的理解, 作者提出只需在译文中保持相应的留白便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韦努蒂是国际译学界的重要人物, 过去一直被划归入解构派之列。但作者以为, 至今译学界仍鲜有提及, 他所推崇的异化策略与当今其他有影响的流派的主张和观点都是背道而驰的。多元系统派、功能派、文化派及其相关学派总体上都是偏向归化策略的。韦努蒂早期的翻译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 如对异化和归化缺乏明确的界定, 将语言与文化 (载体与内容) 混为一谈;而且, “从弱势文化进入强势文化时采取‘抵抗'的翻译策略”这一单向思维的研究路径导致了其结论的以偏概全。此外, 韦努蒂在翻译实践中并未奉行自己的异化理论, 他的英文译文流畅通顺, 鲜有“异化”的痕迹。后来, 韦努蒂的翻译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反复强调“异化”与“归化”是一个道德问题, 即尊不尊重外语文化和外国文化的问题, 而不是一个策略问题。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 异化翻译也得以落实在接受语文化中。此外, 他认为“对等”概念依然有效, 翻译不能摆脱与原作的关联, 这也表明他的翻译观愈来愈趋近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了。
对德里达“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的再翻译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多散见于其各种哲学著述中, 他专门论及翻译的只有“Des Tours de Babel”“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和“Plato's Pharmacy”这三篇文章。其中, 争论最多、影响最大的便是对于“不确定性”的论述。译学界, 大多数学者不仅未对德里达关于“不确定性”的论述进行深入的思考或质疑, 反而把它当作颠覆“忠实”原则的理论基石。作者通过对德里达翻译观的再解读, 发现“不确定性”并不能构成否定“忠实”原则的依据, 相反“不确定性”应该成为“忠实”的对象或曰内容。此观点在作者对文章题目的翻译探讨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作者深知德里达偏好文字游戏, 也注重从词的层面阐发其翻译观。文章题目中包含诸多多义词, 如“Tours”“Babel”“Relevant”和“Pharmacy”, 这些多义词是文章的文眼, 揭全文之旨。这些文眼,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虽然翻译不易, 但并非绝不可译, 如何翻译, 才是恰当、适宜的呢?此处, 以作者翻译“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为例进行说明。
德里达 (2001) 在“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一文中, 声称自己对译者的基本原料——“词”情有独钟, 认为难于翻译的词恰恰能够诱发翻译的激情。在翻译过程中, 应“尽可能地贴近它, 但到了最后一刻又不愿去威胁或毁坏、消灭或完结它”“这样就可以在让他者之身毫发无损的同时, 又令他者出现……” (Derrida 2001: 175) 这种对待翻译, 对待译入语异质性的态度, 正如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 一般, 将“他者”尊重为“他者”, 以礼相待, 而非因言行相异, 便产生主观暴力的冲动, 对“他者”进行收编、同化、驯化。德里达提出的“a relevant translation”中, “relevant”实为一个多义词。对于多义词的翻译, 唐代佛经翻译大师玄奘曾经提出“五不翻”的观点, 其一便是多义故不翻。原文某些词语如“薄伽”具有六种意思, 故不能只择其一来翻译。但这里的不翻并非真正的不翻, 只是采用音译的方法。此法在佛经翻译中很常见, 尤其是在佛教初传入中国之时。但根据英汉互译传统, 音译法常用在人名、地名或新鲜事物的翻译上, “relevant”之词显然并不适合采用音译。中国学者一直在思考应该如何翻译“relevant”一词, 即使大家都清楚“relevant”不过是德里达玩儿的一个文字游戏, 以此暗指不可译性或翻译之难。后来, 学者纷纷将其翻译为“确切”“确当”“相关”等。但这种单义化的处理并非德里达的初衷, 即使他明白多义词的翻译是令人生畏且无法克服的困难。通过对德里达翻译观的再解读, 作者指出“relevant”一词实际涵盖了三层意义, 即“与原文和而不同, 比原文还要有味儿, 与原文相干” (覃学岚 2019: 147) 。鉴于此, 作者用汉语中的“妙”字来翻译“relevant”, 将“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译作“何为‘妙'译?”。此译是否真为“妙”译?是否如德里达以“relève”取代弗朗索瓦·维克多·雨果使用的“tempère”来翻译“season”一词一样“妙”?是否保留了原词的多重解读, 进而保留了原文意义的不确定性?
首先,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妙”字的含义。据《新编说文解字大全集》 记载, “妙”字晚出, 始见于隶书。“妙”是形声兼会意字。小篆从弦省, 少声, 少兼表小之意。隶变为楷书写作“玅”, 又作“妙”。汉字简化后写作“妙”。《说文·弦部》:“玅, 急戾也。”作为“玅”的异体字, “妙”的本义为“急躁暴戾”。作本字, 本义为少女。引申指青春年少。如“妙龄”一词现用来专指女子的青春时期, 但是在古代则是泛指青春年少。后又引申为多义。综合《汉语大词典 (普及本) 》《王力古汉语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第 4 版) 》《古汉语小词典》中关于“妙”字的释义, “妙”字 的引申义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其一, 美好、美妙。如《古诗十九首》之《今日良宴会》:“弹筝奋逸响, 新声妙入神。”《战国策·楚策一》:“韩、魏、齐、赵、卫之妙音美人, 必充后宫矣。”鲍照《芜城赋》:“东都妙姬, 南国丽人。”《论衡·定贤》:“曲妙人不能尽和。”其二, 精妙、微妙、精微。如《老子》:“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北史·高允传》:“天下妙理至多。” 《吕氏春秋·勿躬》:“精通乎鬼神, 深微玄妙, 而莫见其形。”其三, 奇巧、神奇。如《后汉书·张衡传》:“后数日, 驿至, 果地震陇西, 于是皆服其妙。”其四, 小, 细微。如马融《长笛赋》:“微风纤妙, 若存若亡。”《吕氏春秋·审分》:“所知者妙矣。”其五, 通“渺”, 取“深远”之意。如《韩非子·难言》:“闳大广博, 妙远不测。”此外, “妙”字还常与佛教联系在一起, 如“妙门”“妙典”“妙果”“妙法”“妙相”“妙觉”“妙教”等。
作者以汉语“妙”字妙对英语“relevant”一词, 不仅以多义还之以多义, 体现了原文中“relevant”的不确定性, 确保了读者多重解读的可能, 且暗合了德里达所倡导的词的“经济原则”——原文与译文必须在量上 (字数上) 对等。尽管作者一再强调, 较之于英法、英德一类语言, 英汉两种语言更是扞格不入, 自难做到铢两悉称, 倘若偶尔有一合之, 岂不妙哉?
葛浩文曾在《檀香刑》“译者之言”中谈到书名翻译时的困难。“‘檀香刑'的字面意思是‘檀香惩罚'或‘檀香折磨'。但是对这样一部完全基于声音、节奏、韵律和声调的作品, 我觉得上面的两种翻译都不尽如人意。‘檀香刑'在汉语中有三个音节, 由于Sandalwood已经用掉了三个音节, 我需要选择一个很短的音节来翻译‘刑', 因此我把它翻译成Sandal-wood-death!” (Mo 2013: ix) 此处, 葛浩文从音韵的角度出发, 在翻译过程中, 尽量贴近原文的音节数量, 这也不啻为对德里达词的翻译的“经济原则”的一个发展。
建构译学新系统的设想
自 1964 年, 尤金·奈达的《翻译的科学探索》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问世, 现代译学始见雏形。然短短半个世纪以来, 翻译研究频频转向, 学科建设屡遭解构, 以译学名称在西方的演进来分析翻译学科的发展, 便可窥一斑而知全豹。从奈达的“Science of Translating”, 到哈里斯的“Traductology”, 加拿大、德国及丹麦学者常使用的“Translatology”“Translation Theory”, 再到霍姆斯的“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学科的定位经历了由“走近科学”到“疏远科学”的变化。如今, 翻译研究呈现泛文化倾向, 研究对象无限扩展, 大有致使翻译学失去其独立学科地位之险。该书作者认为, 在学科定位上, 翻译学应该是研究翻译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 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于一炉, 且需接受哲学的关怀。进行学科建设时, 首先必须明确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自的要义和特点, 然后据此勾勒出这门学科的总体模块及各自的对象、范畴与方法。在研究方法上, 采取描写性研究与规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作者大胆提出, 除了描写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之外, 还应该实事求是地描述劣译的种类及造成劣译的原因。但有一点要清楚, 描写只是手段和方法, 最终目的是要得出带有规定性的结论。
为了突破译学研究所面临的新瓶颈, 作者创见性地提出将传统译论与当代译学有机结合起来, 重构译学新体系。按照作者的初步设想, 此体系涵盖两个层次、三个纬度。两个层次, 即元译学 (Metatranslatology) 与微观译学 (Microtranslatology) 和宏观译学 (Macrotranslatology) 。三个纬度分别是:1) 元译学, 即对译学本身的研究, 为第二层次的研究提供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理论支撑, 对何为翻译、翻译的根本动机或目的等译学基本问题做出回答, 该书的大部分研究都属于元译学;2) 微观译学, 即面向翻译过程的针对语言文字转换中的种种问题的研究;3) 宏观译学, 即翻译活动前后两头以及翻译活动背后的各种相关问题、翻译史等的研究。三者自成一体又互相依赖, 分别有各自的研究对象、范畴、方法, 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 对于译学体系的重建, 作者只提出了最顶层的三个组成部分, 至于每个组成部分下面的子体系和子体系的子体系, 仍有待译学界志同道合的学者一道努力, 携手探索。
作者的主要译学观点
在对西方当代译论各流派的质疑与解读过程中, 作者并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从始至终, 秉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神, 坚持独立的观察与思考, 明确地表述自己的学术洞见与认识。作者基于多年的翻译实践经验, 结合对当代西方译论的批判性研究, 对翻译过程中所关涉的几对重要关系进行了明确的阐释, 以期消除理论认识上的混乱。
5.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就翻译而言, 我们不能把语言视为文化的一部分, 而应视为文化的载体, 是皮与毛的关系, 在翻译过程中, 离开了语言的转换, 文化的传输将无所着落。须知, 需要翻译的是内容 (文化) , 而非载体 (语言) , 载体本身是无需翻译也是不能翻译的, 英语永远是英语, 汉语永远是汉语, 不会因为翻译, 英语就不复存在, 而化成汉语了, 反之亦然” (覃学岚 2013: 43) 。在探讨涉及跨语言的翻译活动时, 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 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可以相互剥离, 彼此独立。一种语言不仅可以是其自身文化的载体, 还可以成为自身文化之外众多其他文化的载体。
5.2 语言差异与言语差异的关系
迄今为止, 翻译学界鲜有学者讨论语言差异与言语差异之别。就翻译学而言, 语言差异是指语言之间的差异, 即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差异;而言语差异则是指同一语言内部不同的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个体言语上的差异。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首先要化解使翻译成为必需的语言差异, 然后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体现言语差异。言语差异的体现更为复杂, 涉及译者对文体风格的把握, 小到遣词, 大到造句。这两项任务的次序不能颠倒。若片面强调言语差异的体现, 结果很可能是不仅体现不了言语差异, 反而连语言差异也化解不掉。
5.3 归化与异化的关系
真正理想的翻译应该是语言上的归化与文化上的异化相结合的产物。语言总体上应偏重采取归化的策略, 文化上则应偏重采用异化的策略, 即保留文化的异质成分, 因为从翻译的目的来看, 翻译是为了了解他者的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信仰等, 倘若一碰到与译入语文化相异的内容便加以归化的话, 那么翻译活动也就失去了意义。语言上采取归化的策略是文化上采取异化策略的保障, 因为语言上的异化势必造成译文的生硬晦涩、不堪卒读, 令读者望而却步;而文化上的异化策略则能给读者以内容上的新鲜感, 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当然, 采用异化策略时也要讲究策略, 遇到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存在巨大差异时, 全盘的异化可能会适得其反, 引起译入语读者的反感或抵触, 倒不如采取适度异化而又略含归化的策略。
结语
翻译理论犹如巴赫金笔下的复调小说, 在这一场域中, 各种译论此消彼长, 相互博弈, 彼此独立, 和而不同。《当代译学批判》坚持学术思考的独立性, 对自翻译研究学派以降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针对这些理论对传统翻译理论中“忠实”“对等”原则的颠覆之说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性研究, 澄清了诸多名不副实的误读, 明确了翻译过程中关涉的重要关系, 消除了理论认识上的混乱。在翻译研究频繁转向、跨学科研究之风日甚的今天, 译学界志同道合的学者应该齐心协力, 共同研究, 促成传统译论与当代译论的相互沟通、彼此接纳, 最终将二者有机结合, 建立译学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