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马会娟：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基于中国经验的翻译理论研究
摘 要：翻译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最为迅猛的人文学科之一。然而, 长期以来, 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研究, 导致了中国翻译研究在国际上几乎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状态。世界范围内翻译研究领域出现西方中心主义的原因有两个:当代欧洲翻译研究的快速发展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强势地位。我国翻译研究要去除西方中心主义, 中国学者就不能只关注和研究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翻译理论, 而是应该了解和研究我国自身的翻译历史和翻译实践活动, 了解和研究翻译历史文化传统及地域上与我国相近而与西方大相径庭的东方各国的翻译理论, 特别是开展基于中国翻译活动实践的研究, 以促进我国的翻译学科理论建设, 应对西方翻译学术话语权, 增强文化自信。
关键词：翻译理论; 西方中心主义; 去中心主义; 翻译学科; 学术话语权;
引言
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最为迅猛的人文学科之一。然而, 长期以来, 翻译理论研究都是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研究, 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和翻译研究的不平衡状态。[1]我国的翻译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长期深受西方译学研究的影响, 很多研究都是以西方译论为理论指导。[2]不仅如此, 在我国很多高校的翻译理论教学中, 无论是使用的翻译教程还是授课内容, 几乎都是以西方译论为主。迄今为止, 在我国翻译界, 很少或几乎没有本土原创性理论, 没有产生过国际上公认的中国翻译理论家, 从而导致了中国翻译研究在国际上几乎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这一现状与中国作为翻译大国 (翻译历史长、开设翻译专业的高校多) 的地位很不相称。基于这一事实, 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世界范围内和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西方中心主义?我国当代的翻译研究如何去西方中心主义?通过探讨翻译研究中出现西方中心主义的原因, 本文试图探索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中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可能性, 并在此基础上对翻译研究中的去西方中心主义提出建议, 以推动新时代我国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
世界范围内翻译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翻译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20世纪70年代才基本确立独立学科地位, 至今不过半世纪的光景。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 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都是在近二三十年才取得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世界范围内翻译研究中之所以出现西方中心主义, 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 当代欧洲翻译研究的快速发展;其二,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强势地位,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 当代欧洲翻译研究的快速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西方翻译研究学者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方法, 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两大突破和新的研究范式:60年代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兴起和70年代末开始的翻译研究文化转向, 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欧洲中心主义。
传统上中西方译论研究都是译者经验式的总结, 零散而不成系统。至20世纪60年代初, 在美国翻译学者奈达 (Nida) 发表他的专著《翻译科学探索》 (1964) 之前, 西方并没有产生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奈达的这本专著之所以被后人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 与他采用语言学描写的科学研究方法, 借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较为成熟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来研究翻译现象密切相关。在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理论代表人物中, 奈达对西方翻译研究的影响最为深远, 他的理论著作被西方翻译界视为“开启了作为学术研究的现代翻译学”。[3][4]可以说, 奈达理论是西方现代翻译学的滥觞, 其提倡的翻译科学研究在欧洲被翻译学者广为接受。德国著名翻译学者威尔斯 (Wilss) 将其70年代末发表的翻译学理论著作直接命名为《翻译科学:问题与方法》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 and Methods) , 奈达的翻译理论观点对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借助西方语言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和取得的研究成果, 语言学派翻译学者尝试采用语言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深入探索翻译转换中的语言问题, 开始系统构建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翻译学者强调对等、忠实、准确等概念, 认为译文应传达与原文完全相同的意义和效果, 关注译文如何实现等值、等效等问题。可以说, 对等范式是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核心范式。这一范式在80年代之前基本上主导了西方的翻译研究。
然而,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欧洲低地国家的一些学者开始从社会文化交流的角度重新审视翻译, 挑战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对等范式。他们认为翻译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语言转换活动, 而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活动, 受赞助人、意识形态、译入语诗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者主要来自比利时、荷兰等欧洲低地国家, 也包括一些在英美从事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学者, 如英国学者赫曼斯 (Hermans) 和美国学者铁莫志科 (Tymoczko) 。他们关注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文学翻译在异国的接受和影响等问题, 不再关注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翻译对等问题。他们摒弃语言学派的对等研究范式, 将翻译活动纳入翻译发生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 关心翻译文本产生和接受过程中的翻译规范和社会制约因素, 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国际期刊《目标》 (Target)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创刊标志着翻译研究的文化研究范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它由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以色列学者图瑞 (Toury) 创立, 刊发的论文主要探讨翻译作为目标文化中的文化产品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社会制约因素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在文化研究范式的影响下, 语言学学派的对等范式受到批判, 西方的翻译研究转向了文化学派的描写研究范式, 传统的语言学途径的规定性研究逐渐过渡到文化研究视角下的现当代描写性研究。近些年兴起的社会学翻译研究也是进一步延续了文化研究的范式。可以说, 西方翻译研究近几十年来取得的显著成果引领了世界翻译研究的潮流, 但是同时也造成了翻译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二)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强势地位,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人文学科领域, 学术成果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是学术期刊和学术专著, 尤其是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和国际上公认的顶尖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翻译学虽然是一门新兴学科,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际上先后涌现出十几种翻译研究期刊, 为翻译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 推动了翻译学科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然而, 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翻译学期刊所要求的写作语言基本上都是英语。而且, 在这十几种有影响的国际翻译期刊中, 除了国际译协会刊《巴别塔》 (Babel) 和服务亚太地区读者的《视角》 (Perspectives) 会发表少量欧美以外学者的翻译研究论文外, 其他很少或几乎不刊登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以国际期刊《目标》为例, 该刊创始人图瑞曾总结了20年来在《目标》上发表论文的学者的国籍 (见下表) :[5]
从上表可以发现, 该刊发表的所有论文中, 70%以上的论文作者 (发文量高居前8名的) 几乎全部来自欧美, 分别为德国、英国、比利时、芬兰、以色列、西班牙、美国和法国。其中, 中国香港学者的论文占比3.2%, 而没有一篇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这些论文 (除了中国香港地区) 几乎都是以欧美各国的翻译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可以想象, 研究结论基本上也都是以欧美为中心的翻译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际知名出版社 (如本杰明、路特里奇) 连续多年持续推出翻译研究图书文库系列, 其主编都是在国际上活跃的欧美学者。本杰明翻译研究图书文库的三任主编分别是芬兰的甘比尔 (Yves Gambier) 、以色列的图瑞和西班牙的维勒迪昂 (Roberto A. Valdeón) 。路特里奇翻译研究图书文库的主编分别是英国的赫曼斯 (Theo Hermans) 和芒迪 (Jeremy Munday) 。国际翻译研究学术著作的出版几乎被这两家出版社垄断, 而这些出版社都要求用英语写作。其他欧洲语言 (如德语) 原创的翻译理论成果, 也必须译成英语才能产生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在国际上的传播。该理论在德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由弗米尔等学者提出, 但是直到90年代第二代功能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诺德用英语在其专著《翻译作为有目的的活动:功能翻译理论解析》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中对该理论加以介绍后,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在世界范围内 (包括在中国) 才开始产生显著影响。值得一提的是, 诺德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后, 其理论在中国风靡一时, 迄今仍是众多高校翻译学研究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使用最多的理论之一。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为了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鼓励教师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以达到科研上与国际接轨。这无可非议, 科研成果应该达到与国际同行对话的程度。但遗憾的是, 不少大学科研机构提出一篇国际期刊论文相当于2至3篇国内核心期刊论文, 或给予超出国内发表论文数十倍的奖励。这本身就有问题, 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不自信, 助长了英语的学术话语霸权。学术论文看重的应该是论文的质量, 而不是用什么语言写作, 发表在哪里。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前文提到, 20世纪60年代以前,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学研究 (对翻译现象进行的科学研究) 。在西方开始进入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发展期时,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十年“文革”使得中国的翻译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直到80年代初, 国内才出版了由《翻译通讯》 (《中国翻译》前身) 编辑部编辑的两卷本《翻译研究论文集》, 分别收录了1894至1948和1949至1983年间中国学者撰写的翻译论文。1994年, 杨自俭在前者的基础上又编选了新的翻译论文集《翻译新论:1983-1992》, 收录了自改革开放以来至90年代初中国学者发表的翻译研究论文。但是, 这些论文中有很多仍然是主观的翻译经验之谈和翻译技巧讲解。在这本书的后记里, 编选者解释了该书名为什么不用《译学新论》:“关于书名也颇费了一些时间。开始用《翻译论集》……中间曾受同志们启发改用《译学新论》。后来想, 翻译学在我国还不能说已经建立, 大家认为还只是建立了理论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叫译学新论, 恐怕名不副实。最后就定了现在这个名字。”[6]819同时, 杨自俭提到, 在中国, 翻译研究的“科学派 (或称语言学派) 至今尚未形成”。[6] 7 中国翻译界传统上重翻译实践, 轻理论研究:“译界长期认为翻译不需要理论, 也没有理论。”[6] 5 如果认为西方现代翻译研究始自奈达的专著《翻译科学探索》 (1964) , 而中国学者有意识的翻译研究探索阶段性总结始自《翻译新论》 (1994) , 那么中国的翻译研究至少滞后西方30年。实事求是地说, 中国翻译研究早期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引进的西方翻译理论学术成果。然而, 遗憾的是,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也与西方译论的大量引进密切相关。
西方翻译研究著作大量引进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 其在中国的出版和传播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编译、译介和21世纪初至今的原版引进和中文翻译。在我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有两家出版社从事西方翻译理论丛书的译介工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现在的中译出版社) 80年代初出版了一系列西方翻译理论丛书, 包括《外国翻译理论评价文集》 (1983) 、《奈达论翻译》 (1984) 、《语言与翻译》 (1985) 、《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 (1987) 、《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1987) 等。作者主要是苏联、英国和美国的翻译学者, 选择的图书偏重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 主要形式是编译。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翻译理论丛书, 主要是英语和法语国家的翻译理论, 由中国学者对这些西方国家的翻译理论的主要流派和核心观点用中文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90年代末, 笔者在翻译师资颇为雄厚的南开大学读博士时, 图书馆里很少能读到国外的原版翻译理论著作, 课堂上使用的都是中国学者编译的西方翻译理论丛书。记得当时最为流行的教科书是谭载喜编译的《奈达论翻译》。奈达理论因其与翻译实践密切相关, 在当时的中国大陆颇为流行。就连笔者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奈达的翻译理论。为什么研究这个话题呢?原因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 翻译界出现了“言必称奈达”的现象;而到了90年代末, 随着我国学者走出国门和更多翻译理论图书的引进, 奈达的翻译理论日益遭到摒弃, 出现了“言必称奈达理论之缺陷”。90年代末, 中国翻译界出现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沉寂期”。[7]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八九十年代开始引进的, 以对等、等值为核心的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日益受到中国学者的质疑, 而新的西方翻译理论又没有及时引进到中国, 因而一时出现理论空缺。由此可见, 当时的中国翻译研究界过分依赖西方翻译理论。
进入21世纪以来, 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学界开始对西方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不断提出质疑, 认为西方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过于强调“等值”“等效”, 束缚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此同时,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也开始系统引进原版西方翻译理论丛书。前者推出的《国外翻译研究丛书 》自2001至今已引进30余本, 后者自2005年始先后推出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和《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这些西方翻译理论丛书的引进和出版, 对于高校从事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的学者来说不啻为福音, 解决了国内翻译教学原版参考书多年匮乏的困境, 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走向多元化研究路径。但是, 这些出版社所译介和引进的翻译理论著作基本上都是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学者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翻译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 使得中国学者聚焦于欧美的翻译理论研究, 而忽视了其他亚洲国家 (如日本、韩国、印度) 以及非洲各国的当代翻译理论研究成果。
此外, 中国翻译研究中呈现出的西方中心主义还与我国的翻译教学和研究传统相关。在我国, 翻译教学与外语教学关系密切, 翻译课程一般都设置在高校外语院系。外语 (主要是英语) 背景的教师在开设翻译理论课时一般都会选择西方译论作为授课的材料和内容, 从而导致了翻译理论教学中呈现出一边倒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的翻译学研究生课程为例, 课程名称虽然为“当代翻译研究”, 原则上应该既讲授西方翻译理论, 也讲授中国或东方翻译理论, 但是多年来, 学生们使用的教材或阅读材料都是西方学者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教程, 如芒迪的《翻译学概论》和甘茨勒的《当代翻译理论》。可以说, 首先, 我国高校开设的翻译理论课程主要以西方译论为主, 北京外国语大学不会是个例。其次, 我国的翻译教学传统上一直重实践, 轻理论研究。近些年来翻译硕士大规模招生, 招生高校目前已近270所, 然而与此很不相称的是, 很多高校没有或缺乏受过专业翻译学科训练的教师来从事理论教学。最后, 在翻译理论研究中, 我国一直非常强调应用翻译研究。从我国寥寥可数的翻译期刊来看, 这一点尤为明显。《中国翻译》是中国翻译协会的会刊, 其宗旨并不是纯学术性的, 还需要兼顾行业。在《中国翻译》设置的栏目中, 应用翻译研究占压倒性的优势。①其他两种期刊 (《上海翻译》和《中国科技翻译》) 也都是翻译协会的会刊, 办刊宗旨和栏目侧重的也都是应用翻译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由上可见, 一方面, 中国翻译研究长时间以来无论是资料来源还是翻译理论教学, 都一直依赖国外的翻译理论, 缺乏本土原创翻译理论建设的氛围;另一方面, 无论是传统上我国学界对翻译理论的不够重视, 还是为数不多的翻译期刊发表的论文过于青睐应用翻译研究, 都使得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缺乏健康发展的有利环境。在这种情形下, 中国当代的翻译研究呈现出西方中心主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基于中国经验的当代翻译研究对象
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明确的研究对象。翻译研究也不例外。中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 存在着欧美所没有的独特的翻译现象, 就这些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研究会获得迥然不同于西方翻译研究的成果。下面, 仅就笔者当前所关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实践活动研究进行阐述。
(一) 翻译方向:独特的译出现象
按照国际惯例, 译者的翻译方向是译入而不是译出, 即译者一般情况下都是译入母语。这是因为译者如果不是在双语或多语环境下成长, 并且自然习得或掌握了双语或多语, 其后天习得的语言能力很难超过其母语的运用。尽管国际惯例对译者有这样的要求, 但是在中国, 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 翻译活动实践的方向都是双向的, 而且具有文化意义的译出翻译实践并不乏成功的案例。不仅历史上早期的佛经翻译主体都是以西域僧人为主, 而且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有影响的中国文化外译期刊《天下》和《中国文学》, 其翻译主体基本上都是由母语是汉语的译者群体构成, 其中包括汉英翻译家林语堂和杨宪益。20世纪30年代在英语世界与林语堂齐名的另一位中国学者熊式一, 是第一个将我国京剧《王宝钏》翻译成英语并搬上英美舞台的译者。他的翻译不仅被英国评论界认为是“丰富了英国文学”, 其译作甚至被认为可以和英国译者菲茨杰拉德翻译的波斯诗人的《鲁拜集》相媲美, 而且剧本还被搬上了英美舞台, 在英国伦敦连续上演三百多场, 后来又在美国东西海岸巡演, 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现象。[8]此外, 我国国家领导人的作品的外译, 包括《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的翻译, 都是由中国译者以集体翻译的形式翻译为外语的。当下中华学术作品外译和中国百部经典京剧外译等国家项目翻译工程也都是以我国译者为主体开展的对外翻译活动。
以上这些翻译实践, 其翻译方向都是译出, 译者都是译入语为非母语的中国译者。对这些译者以及译作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 应该完全不同于西方学者对译入母语的译者及译作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基于中国翻译经验的翻译研究应该也必须带有中国特色。而且, 针对中国翻译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也会迥异于根据西方翻译现象得出的结论。例如, 西方学者提出的重译假说都是基于译入母语的重译, 这一假说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特殊译出翻译实践活动, 很难说具有普适性。
(二) 中国丰富的民族翻译实践活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丰富多样的翻译实践活动不仅存在于汉语和外语之间, 还存在于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 我国境内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境内外同一或不同民族之间。以我国三大少数民族史诗《玛纳斯》《格萨尔》和《江格尔》为例, 这些史诗的翻译实践活动有很多独特之处, 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这三大史诗含有古典或传统口头史诗的几乎所有元素, 推翻了黑格尔所谓的“中国无史诗”的论断, 而且至今仍被民间歌手传唱, 是典型的“活态”史诗。“西方的经典史诗基本上已经书面化了, 成为书面史诗, 目前在民众中已鲜有口传。然而, 我国绝大多数的史诗仍然是‘活态’史诗, 仍以口头形式传承着。”[9]英国著名的史诗研究学者哈图指出:“今天不可能在德国找到演唱《尼伯龙根》的歌手, 在希腊找不到表演《奥德赛》的表演者, 但可以很轻易地找到柯尔克孜人的史诗演唱歌手。为了深入理解只有文本形式的希腊古典史诗以及中世纪日耳曼民族史诗, 我们需要研究 (中国的) ‘活态’史诗传统。”[10]
下面我们仅以史诗《玛纳斯》及其翻译为例来阐释中国史诗翻译的独特性。数千年来, 《玛纳斯》一直被柯尔克孜族的艺人口头传唱着, 被誉为柯尔克孜族民族文化的“活化石”。19世纪中叶以来, 《玛纳斯》才从口头形式被书面记录下来, 开始进入域内翻译和域外翻译传播的阶段。[11]然而, 无论是域内翻译还是域外翻译, 中国史诗翻译都面临着翻译过程中如何保留“活态”史诗本来面目这一独特问题:史诗的口头表演特征、语言诗性特点以及文化表征功能如何才能更好地在翻译中得以保留?对史诗进行书面转写和编译时, 如何在内容的取舍上避免破坏原作的叙事艺术和口头表演特征?如何在译文中既体现史诗的集体记忆又再现民间艺人的个人演绎?口头传唱的史诗在进行转写、转译时对翻译结果会产生何种影响?回答这些问题都触及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问题:如被转写的口头史诗和传统上的原文之间的关系, 转写口述、书面翻译如何保留中国史诗的活态性特点等等。而这些问题在以前或当下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都很少或几乎没有涉及。基于中国独特的民族史诗翻译进行的翻译研究, 得出的研究结论肯定迥异于西方翻译研究成果,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从而进一步丰富世界史诗翻译研究。
翻译研究如何去西方中心主义?
近些年来, 世界各国的翻译研究都取得了一些进展, 出现了翻译研究的“国际转向”。在国际翻译研究界, 有少数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欧美以外的翻译研究传统, 去欧洲中心主义 (decenter Eurocentrism) 逐渐成为国际翻译研究的一种趋势。2014年, 国际著名翻译研究期刊《翻译学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组织了“翻译研究普适性”的大讨论, 参与讨论的国际知名学者认为, 当代国际翻译研究长期以来都是以英美学者为主的、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的研究, 非欧美国家的翻译研究几乎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状态。为了打破翻译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非欧美国家的翻译研究者呼吁学界对东方各国翻译传统和翻译研究进行关注, 以弥补当下国际翻译研究东西方学术交流的不平衡状态。[12][13][14]美国学者甘茨勒认为, 在全球化时代, 东方各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显得愈益重要, 将会极大地丰富世界翻译理论研究。[15]当前, 国际上知名出版社如本杰明和路特里奇的当代翻译研究系列丛书也开始陆续出版东方各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著作, 如《亚洲翻译传统》《非洲翻译研究》《现代日本早期的翻译文化史》《土耳其翻译的政治和诗学》等等。西方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克服翻译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关注弱势文化或边缘文化的翻译研究成果, 如英国学者赫曼斯编选的论文集《翻译他者》 (上、下卷) 、《跨文化侵越》中都突出了非欧美国家的学者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研究成果。
除了国际社会的努力, 香港学者孔慧怡、张佩瑶、陈德鸿和王宏志等近些年来也都陆续推出了以中国翻译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研究成果, 为中国翻译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做出了贡献。但是要进一步推动中国翻译研究的去西方中心主义,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中国学者, 特别是大陆学者的共同参与。对此, 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 对本国翻译实践现象展开深入研究, 产出原创性翻译理论研究成果。正如前文提到的, 中国翻译实践活动丰富多样, 而且很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学者可以对本国的翻译实践现象进行深入研究, 在此基础上产出原创性的翻译理论研究成果。谢天振提出的译介学理论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译介学理论基于创建者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归属性问题的思考, 明确了翻译文学的性质以及归属, 揭示了翻译的跨文化交际性质, 创造性地提出了翻译研究应该超越文本等理论概念。
第二, 译介当代东方翻译理论研究成果, 开展东西译论比较研究。引进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东方翻译理论研究成果, 进行翻译和研究, 加深我国学者对东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 了解我们的邻国及东方各国的翻译历史传统和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 开展东西译论比较研究可以有效地消解翻译研究中的欧美中心主义霸权。中译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历史上的译者》以及2019年即将推出的《亚洲翻译传统》两本图书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们都是世界各国的翻译学者合作推出的非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成果, 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翻译这一古老的现象和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
第三, 加强对西方译论的批判性思考和适用性研究。中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有其共性问题, 也会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译介和运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中国的翻译现象时, 我国学者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译论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针对的研究对象, 不能只采取拿来主义, 更应该在拿来的基础上, 对西方译论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指出其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 探讨其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研究。
第四, 对外译介基于中国独特翻译现象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些年来, 中国学者也发表了不少优秀的基于中国翻译实践活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但是由于语言不通, 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翻译研究成果, 特别是中国的翻译史研究了解很少。要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去西方中心主义, 我们还有必要向国际翻译界介绍基于中国独特翻译现象的研究, 在国际知名出版社推出优秀的中国翻译研究学术著作和论文集。
当然, 以上四点建议仅是个人的思考,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去西方中心主义还有更多的途径和方法。
结语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 世界范围内和中国翻译研究中出现西方中心主义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缘由。在新的历史时期, 在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在体制上已经得到国家认可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 中国的翻译研究要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与国际对话, 中国学者就不能只关注和研究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翻译理论。我们更应该了解和研究我国自身的翻译历史和翻译实践活动, 了解和研究翻译历史文化传统及地域上与我国相近, 而与西方大相径庭的东方各国的翻译理论研究, 特别是开展基于中国翻译活动实践的研究, 从而推动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 促进我国的翻译学科理论建设, 挑战西方翻译学术话语权, 增强文化自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翻译研究在去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一是避免文化自卑, 对于我国及东方各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要有文化自信。研究坚持从问题出发, 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翻译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翻译现象。二是避免文化自大, 对于西方翻译理论, 我们仍需要及时了解国外研究的最新进展, 批判性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精华。不能因过分强调中国翻译实践的特殊性, 就对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共性问题、国外学者提出的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理论范畴和新的概念等充耳不闻, 视而不见, 避免翻译研究的自说自话、画地为牢。我们期待着中国学者产出更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成果来丰富世界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见《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第2期，侵删。
【作者简介】 马会娟, 女, 山东潍坊人。江西理工大学外语外贸学院特聘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排版|刘慧
比较文学
与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