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查明建：比较文学与中外文化交流

摘要：中外文化交流是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就目前中外文化交流现状来看, 还有诸多需要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理论构建的思想资源。同时, 中外文化交流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为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促使比较文学深刻地融入到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之中。

关键词：比较文学; 中外文化交流; 文化对话; 文化可通约性;

一、中外文化交流:现状与问题

中外文化交流是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科学、体育、青年等领域的交流, 主要以开展合作项目、人员往来、举办节日活动的形式展开。文化交流虽也有类似的项目和活动, 但主要是在思想和精神层面, 具有思想性、学术性、对话性和持久性的特点。中外文化交流范围广、对象众、层面多, 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就目前中外文化交流的现状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效果来看, 尽管可圈可点之处不少, 但成效与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不成正比, 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重单向度的翻译传播

近20年来, 我国实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催生了一系列翻译出版工程, 如“大中华文库”“经典中国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 声势浩大, 从业者众, 翻译出版的图书形成了规模效应。尤其是《大中华文库》, 囊括了数千年中国文化典籍的精华, 皇皇巨册, 卷帙浩繁, 装帧精良, 蔚为大观。中国翻译文化史上, 绝大多数是“译进来”, 甚少“译出去”。如此大规模的通过自译来推介自己的文化, 其文化功绩自不待言。问题是, 如果只是单纯的图书翻译出版, 而没有相应的解说、阐释等配套工程, 不在世界文化系统中针对传播对象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文化进行解说和阐释, 那就成了单向度的文化传播。虽然走出去了, 但能否走进去, 让译入语读者切实感知和体认中国文化, 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就很难说了。

2) 文化对话意识不足

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 两者相关但不相同。文化传播是站在传播者的文化立场, 探讨传播的途径、方式和效果, 是单主体、单向度的文化输出。文化交流则需兼顾双方文化立场, 是文化主体双方平等相商的文化行为。其目的是搭建文化对话、沟通的平台, 促进彼此的了解、认知, 达到理解、同情, 实现文化的互补、互利, 在互享、互动中彼此受益而发展。理想的文化交流, 应具有很强的对象意识、双互关系意识和对话意识, 否则就很容易变成单方面的自我宣传和文化张扬, 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 甚至会适得其反。注重整体性、注重相互间的关系、强调辩证性, 本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思维方式。“中国以关系作为思考重点来了解世界” (成中英2004:31) 。费孝通 (2010:182) 的“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 就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意识、关系意识和包容精神。我们在当下的中外文化交流中, 应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思想资源, 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 “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 求同存异, 寻找双方的共同点。这种文化对话意识, 也应体现在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上, 即不应只是单纯的翻译, 更应有研究性的注释和解说, 这样便于外国读者和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使经典翻译不仅仅是提供新的译本, 而是形成真正的思想对话” (杨慧林2010:90) 。

3) “中国文化走出去”中的“文化自觉”问题

中国文化是我们在国际上最重要的民族身份和标志, 更是我们在文化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从费孝通“文化自觉”的角度看中国文化走出去, 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根本, 也是我们开拓新的文明进程的思想和精神资源。中国文化走出去, 首要的是国人对自己母语文化的了解、体认和热爱。如果翻译出去的那些中国文化典籍, 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一知半解, 甚至根本没读过, 又怎能奢望外国人去阅读、认同?只有自己熟稔中国文化, 并有深切的体认, 才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自信自如地讲述。二是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之“中国文化”认识的分歧。现在有一种将中国文化“割裂”的现象:论及中国文化的时候, 往往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 是否只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中国文化走出去”只是译介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那又如何让国际社会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 又如何能提升当代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中国文化走出去”理应包括中国当代文化, 那又如何看待和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关系?中国当代文化的内涵和特质是什么, 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哪些传承关系和精神联系?

4) 问题意识和理论探讨不足

以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归根到底, 还是问题意识不足。注重实践, 而理论滞后, 没跟上实践的步伐, 更没走在实践的前面, 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目前, 中外文化交流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从我们自身这一方来说, 需要探讨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中国文化中有哪些具有普世价值和世界性意义的思想, 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能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思想资源, 如何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构建有效的对话平台和对话机制, 达到文化上的互识、互认、互享与互补。从交流对象那一方来说, 我们需要探讨不同国家的人如何看待中国, 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文化, 哪些内容他们比较感兴趣, 符合他们的需求和期待视野, 中外文化间可通约性的内容有哪些, 如何用他们能理解的话语来讲述中国文化, 怎样的传播方式他们会乐于接受而无强加之感, 等等。这些都是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走出去未来发展所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走出去, 从理论到实践, 诸多问题环环相扣, 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需要系统的、整体上的思考。这里仅从比较文学角度, 论述比较文学之于中外文化交流理论研究的意义。

二、文学和比较文学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习近平2017:510) 。民相亲、心相通, 彼此具有了亲和性, 就可促进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促进民相亲、心相通方面, 文学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文学是人学。较之其他媒介, 文学是沟通心灵、增进不同文化中人相互了解的最佳途径。文学凝聚了人类共同的情感, 蕴含了普遍的人性。“不管时代与民族的歧异, 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 却竟是能够互相了解的。在文学上, 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 (郑振铎1958:4) 。

人类社会生活面临很多共同的问题, 反映在文学中, 就形成了世界文学共同的文学主题, 如人性、命运、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爱情、苦难、孤独、乡愁等等, 表现了人性的普遍性和人类在思想、情感和审美心理上的类似性。文学是如此, 文化亦是如此。不同民族、国家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思想观念, 发展出不同的世界观、宗教观、价值观, 积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但从宏观角度看, 人类文化又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同质性。文化的同质, 使得各国文学之间的比较有了基础;因文化的异质, 才有比较的必要。这是比较文学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文化前提。比较文学的诞生, 正是源于不同国家、民族间的物质和文化交流。

19世纪上半叶开始, 各民族间的物质、文化交往逐渐增多。歌德和马克思看到未来全球化的趋势, 提出了“世界文学”观念。1827年1月, 歌德 (2010:5) 读了中国清代小说《好逑传》, 大为感慨, 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概念。21年后, 马克思、恩格斯 (1972:254-255) 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 “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歌德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理念, 打开了文学研究的世界视野, 为跨民族、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的诞生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成为比较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思想资源。

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说, 比较文学“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它是对文学、文学世界、人文生态环境、文学世界观的一种全面观照, 是全面包含整个文化时空的一种视野” (Jost 1974:29-30) 。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西方共同价值观的分崩离析, 比较文学学者希望“建立一门跨越文化界限、通过伟大文学的教化力量将人类联合起来的学科” (Bassnett 1993:7) , 以帮助重建人类共同的人文理想和普世价值观。比较文学学者认为, 比较文学正堪当此任。正是这一背景, 促成了国际比较文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兴盛。

钱锺书指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 (literature générale) 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 (转引自张隆溪1981:135) 。致力于探寻中外文学共同“诗心”和“文心”的比较文学, 其文学理论成果, 正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 “因为文学理论比之于政治学和经济学更合适于用来选取促进现今世界各国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友好的方略” (乐黛云2012:7) 。

三、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事例——比较文学的观察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是中国比较文学重要的研究领域。研究中外文学关系, 需要考察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因此, 中外文化交流也一直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比较文学角度考察中外文化交流史, 可以发现中外文化交流得以成功实现的某些规律性因素。

1) 接受者的需要

范存忠 (2010) 、方重 (1984) 等前辈学者都详细考证和研究过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在欧洲的译介和传播情况。这是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自1735年耶稣会士马约瑟在林赫德编的《中国通志》上发表《赵氏孤儿》梗概, 二十多年内, 就陆续出现了英国哈切特 (1741) 、法国伏尔泰 (1755) 和英国阿瑟·谋飞 (1759) 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三个剧本, 剧名都为《中国孤儿》。其中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的改编本影响最大, 也更耐人寻味, 具有启迪意义。伏尔泰对孔子和中国儒家文化极为推崇, 他认为“人类智慧不能想象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 (转引自忻剑飞2013:176) , “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 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 (伏尔泰2000:221) 。他还特意将《中国孤儿》加了个副标题“五幕孔子的伦理”, 其目的就是通过此剧赞扬中国儒家的伦理文化, 以儒家道德来救治欧洲社会的弊病, 宣扬其启蒙主义思想。

唐代诗僧寒山, 其直白、浅显、通俗的诗风, 与强调语言含蓄、雅致, 意味绵长、意境悠远的中国诗歌传统大异其趣, 因而为正统文学所排斥, 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处于很边缘的位置。但寒山在美国却享有较高的文学地位。1950年代后, 寒山诗被陆续译介到美国。时值美国“垮掉的一代”运动方兴未艾, 寒山衣衫褴褛、手握卷轴、独立山岗、长发飞扬、迎风狂笑的形象, 以及寒山诗中所体现的自甘边缘、超然洒脱、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 使他很快成为美国青年的精神偶像, 形成了“寒山热”。直到现在, 寒山诗还是美国出版的各种中国诗歌选集的保留篇什, 已然成为美国文学视野中的中国诗歌经典。

由此可见,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关注和接受, 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著名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 (1996:54) 在谈及他们研究和撰写《孔子哲学思微》的目的时说:“探究中国哲学文献的最终目的是要判断它的价值, 看这些观念是否可用, 是否有说服力, 我们可否表示自己的赞同。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 还要设法使之成为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所以, 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文化交流, 都不能以己度人, 而应互为主观、设身处地, “必须从对方的需求和文化处境出发” (乐黛云2013a) 。

2) 文化过滤与本土化

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看, 即使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有需求, 也不是“原汁原味”地拿来, 而是要经过接受主体的文化过滤和选择性接受, 再加以本土化改造, 外来文化才会被纳入接受者文化系统之中, 从而衍生发展。

东汉之时, 佛教传入中国。面对悠久、深厚的中国文化, 僧徒竺法兰等采取“格义”之法, 以老庄思想阐释佛典, 将佛学附会道家思想, 佛教才得以进入中国, 并逐渐演化为中国的佛教——禅宗,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外来文化本土化的经典事例。20世纪中国选择、接受外来文化, 亦是如此。

19世纪末开始, 中国大规模译介西方文学和文化。外国文化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规模宏大而意义深远, 促进了中国社会和文化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这种影响的发生,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国文化的译介。而外国文化的译介, 无论是翻译选择、翻译方式, 还是对所译作品价值的阐释, 都受到特定时代中国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 经过翻译的外国文化, 已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外国文化, 而是经过中国文化过滤和操纵的、被本土化了的外国文化。这种译介过来的外国文化, 融合了外国文化质素和中国文化质素, 形成了一种富有文化新质意义的文化, 进入20世纪中国文化系统之中。

无论是19世纪末的翻译, 五四时期的翻译, 还是1980年代的翻译, 所引进的意识形态、社会政治、文学等新的概念, 都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发生本土化变异, 而生成了带有中国时代文化特性的新话语, 如意识形态领域的科学、自由、民主、人道主义、异化、个人主义等话语, 社会政治领域的革命、君主立宪、共和、人权等话语, 社会学领域的进化、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女权主义、婚姻等话语, 文学领域的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为人生”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现代派”等话语。

3) 切合受众意向的讲述方式

20世纪30年代, 林语堂用英文撰写了《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书, 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 不仅是当时的畅销书, 也是多年来的长销书。时至今日, 依然是西方世界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 “创造了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流通的实绩” (乐黛云2013b:247) 。林语堂之所以成功, 固然与其英文娴熟、文笔流畅有关, 但最重要的, 是他将对中国文化的深切体认与热爱, 以平实而亲切的笔调融入了对中国文化叙述的字里行间。同时, 他还准确地把握了西方读者的接受度和兴趣点, 悉心地从接受者的角度, 精当地选取中国日常生活表现的精彩细节, 娓娓道来, 如老友邂逅晤谈, 如同知己叙说家常, 怡然欢欣, 亲切自然。

另一位讲述中国文化的行家里手, 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 (Jonathan D.Spenser) 。他自言其写作目的, 就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 (卢汉超2005:1) 。史景迁以优美流畅的文笔, 以说故事的方式讲述中国历史和文化, 将读者带入中国的历史情境中, “使西方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认识更为深入, 从而加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同情” (郑培凯、鄢秀2010:viii) 。史景迁的中国历史著述之所以有如此魅力, 在于他像他所敬仰的司马迁一样, 不是以事件, 而是以“人”为中心来讲述历史, “使历史再度成为‘人’的历史, 人重新占据历史的中心舞台” (马敏1997:64) 。

以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成功事例说明,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接受, 都是出于自身的某种文化需要, 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并且都经过了文化过滤和本土化改造。一种文化若想使另一种文化对自己产生兴趣, 就需要充分照顾到对方的期待视野和文化接受度, 以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从比较文学角度, 总结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成功经验, 可以给当下中外文化交流以启迪。

四、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理论问题:比较文学的新课题

欧美长达一百多年的比较文学研究, 基本上都是在以“两希”文化 (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为源头的欧洲文化体系内进行的。无论是早期的影响研究, 还是20世纪中期出现的平行研究, 都不存在比较文学的跨文化问题。直到1990年代, 随着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 以及人文社科领域出现的大规模“文化转向” (cultural turn) , 欧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东西方, 才开始关注比较文学的跨文化问题。中国比较文学是在中外文化相激相荡中产生的, 所以从一开始就有较强的跨文化意识和中外文化对话性质。在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时代, 中国比较文学不断增强的跨文化研究意识和中外文化交流意识, 无疑有助于从理论上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度研究, 两者相得益彰。

针对中外文化交流所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比较文学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 在以下几个方面贡献相关的研究成果。

1) 中外文化的异质性与可通约性研究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 比较文学无论是分析中外文学间有实际联系而出现的影响与接受现象, 还是研究无实际联系但出现了类似的文学现象, 都需要深入到文化层面, 才能把问题说得清楚, 从而得出有学术价值的结论。这种结论因是从文学出发, 在文化层面的研究中得出的, 其研究成果不仅可以阐发类似的文学现象, 也可用来观照相关的中外文化问题。比较文学通过这种由文学现象到文化深层原因的探寻, 不仅彰显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也揭示了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因此, 比较文学不仅是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 也是中外文化关系和文化特质的研究。这类课题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对象国文化的特质, 在与中国文化比较的过程中寻找两者可通约性的成分。找到了中外文化的最大公约数, 就找到了对话沟通的支点, 由此扩大, 增进共识, 为深层次的对话、交流奠定基础。

2) 基于中外文化交流史, 探讨文化选择与接受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寒山在美国、白居易在日本、《赵氏孤儿》在欧洲, 都享有很高的文学地位, 而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红楼梦》则未能如此。这些文学现象, 促使比较文学思考以下问题:为什么某些在本国文学、文化史上处于比较边缘的作家、作品, 反而易于被其他文化所接受, 甚至被经典化?是什么内容吸引了外国读者?为什么本国所推崇的经典反而在外国遭到冷落?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选择性接受有哪些具规律性的特点?被异质文化所选择接受的中国作品, 有什么共性特征?能否从中总结出与外国文化可通约性的因素?

3) 在世界文化系统中阐释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因素”

陈思和在考察和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时, 提出了一个很富学术启迪意义的命题——“世界性因素”, 即“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 以中国文学史上可供置于世界文学背景下考察、比较、分析的因素为对象的研究” (陈思和2010:297-298) 。“世界性因素”命题虽然是从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角度提出的, 但对我们阐发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部分时间, 按梁启超 (2015:471-472) 的界说, 是“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阶段, 其“世界性因素”, 需要在世界文化背景中提炼出来, 再在世界文化系统中去阐释。从“世界的中国”阶段开始, 中国文化就不再是以我为主的独立发展, 而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形势之下, 在与西方文化相激相荡之中探索、前行。只有在这种动态的中外文化关系中, 才可比较清楚地阐释中国20世纪文化的发展选择及其世界性因素。

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因素”也是比较文学领域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和20世纪翻译文学研究所需要探讨的问题。只有研究清楚了20世纪中外文化关系, 才能更好地阐释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比较文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有利于阐发中国文化走出去中的“当代文化”问题。

4) 中国及中国文化海外形象形成性研究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问题意识出发, 对海外中国文学、文化译介的研究就不再是分析译本的好坏、译者的翻译策略、译本中的删减问题, 而转向对翻译选择、翻译的文化意图、译本塑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对“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形成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海外中国文化典籍译著的副文本尤其值得关注。整理和研究西方所译中国文化典籍的注释及译者的阐释, 是探寻和考辩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形成和演变的重要途径。我们沿波讨源、洞幽烛微, 就可追寻到西方“中国形象”形成的基因性、机制性的东西, 继而对症下药, 有针对性地澄清误解, 纠正偏见, 恢复被扭曲的中国形象。

传统的比较文学观认为, 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研究的分支, 只是对过去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阐释, 很难对当下的文化有建设性作用。乐黛云 (1995:5) 指出:“以跨文化研究为核心的比较文学将以极其丰富的文学文本为不同文化的研究提供大量材料, 因而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又必然为比较文学研究开创新的层面”。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需要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为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供了新的课题, 促使中国比较文学深度地融入到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之中, 为中外文化交流贡献学术智慧。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见《比较文学与中外文化交流》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查明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比较文学。

排版|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