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胡庚申：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理论建构

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理论建构

胡庚申 郑州大学/清华大学

编者按：作为一种新兴的翻译研究范式，生态翻译学自世纪之交初创，如今已经走过近二十年历程（2001-2019），其理论话语体系已基本成形，其影响力正持续提升，展示出生态翻译学可持续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本专栏特刊登三篇生态翻译研究论文以飨读者。其中，胡庚申从理论范式建构的宏观层面，对生态翻译学创建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国际格局进行了全面 的纵论和综观，其核心是论生态翻译学理论之体；罗迪江从当代中国译论发展中产生的问题 域入手，对翻译研究问题域转换的趋向进行了阐述和展望，其实质是致生态翻译学理论之 用；孟凡君从理论话语的建构入手，对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名相与发展次第进行了解释和阐发，其主旨是正生态翻译学理论之名。（摘自《中国翻译》）

摘要：本文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为出发点，首先从“生态维度”缺失、“文化转向”局限、“两极化”理念弊端、东西方译论发展失衡、旧有理论解释乏力等五个方面，揭示和阐述了20世纪末叶翻译理论研究已初现“范式危机”的迹象；而从全球性生态学术思潮、泛文化倾向' “多元整合”思维、东西方译论融合趋向、生态学的“元学科”性质等五个方面，预示和促进了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兴起。由于“范式危机”必然导致“范式转换”，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便应时而生。研究表明，生态范式既是一种顺应，也是一种弥补；既是一种转换，也是一种超越；既是一种“尚和”，也是一种变革；既是一种开疆，也是一种提升。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生态范式；翻译研究；理论建构

翻译研究的演化历程中，形成了众多翻译学派，也先后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翻译学派与理论转向的更新，一方面意味着翻译研究潜伏着“范式危机”，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翻译研究趋向于新范式的兴起。“范式”（Paradigm）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中系统阐述的，用以指示从事某学科的研究者群体所遵从的共同信念，并提供了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某学科经由学科危机的处理而发生学科变革过程的描述。当某学科所固有的共同信念失去研究者群体从事研究的依据时，旧有范式的基本概念与原则不能解决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而处于一场危机之中，可谓“范式危机”随之而来，它便需要一种新范式来冲破旧有范式的藩篱而达到一种新的理论自觉。

就翻译研究而言，“文化转向”在20世纪后期之末，似乎出现了在无边无际的文化长河之中找不到停泊港湾的局面。但自本世纪初以来，生态翻译学悄然兴起，逐步地为翻译研究的“生态转向”（胡庚申，2007/2009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不断践行了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本文基于生态翻译学的深化研究，从全球性生态学术趋向等五个方面，具体阐述翻译研究的“范式危机”，并由此厘定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理念，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揭示生态翻译学的范式特征。

一、全球性生态学术趋向

孕育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

科学领域的生态学硏究是始于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66年首次提出的“生态学”概念，并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茁壮成长，从生理生态学到种群生态学的问世，从群落生态学到应用生态学的产生，再到生态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发展，其导向的生态学术思潮正卷席到与之相关的学科领域。生态学成为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汇点，其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已形成了生态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可以直接对话的基本前提；其整体性与复合性思维已悄然间拓展到与之相关的各个学科领域，共同聚焦于相关领域中生态断裂的修复及其范式危机的解决，从而形成了全球性生态学术思潮。

全球性生态学术思潮既是在20世纪中后期学术生态失衡与生态危机日渐凸显的背景下产生的，又是在全球性学术的“生态转向”日渐稳定的背景下兴起、发展而明确起来的；既是当代学术研究趋向生态文明的一种新的研究思潮，又是朝向生态范式演进的一种新的学理路向。以此为背景，生态学成为了相关学科研究的元学科，与同时代的相关学科的生态化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强调生态思想嵌入学科研究之中，成为了全球性生态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质，而生态范式也逐渐成为学科发展的战略制胜点。

（一）翻译研究的“生态维度”缺失

人类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生态学自始至终贯穿于人类社会经济领域乃至影响着众多学科领域的发展。综观翻译理论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之初，兴旺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渐显势弱，系统的生态翻译研究尚属空缺，其“生态维度”研究还处于零散状态，还没有真正形成“生态范式”的研究视界。虽然翻译研究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向，但语言学转向因其局限于微观而使研究范式呈现单一；文化转向又因其执著于宏观而使研究范式愈显散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翻译研究的背后也潜伏着“范式危机”。

半个多世纪以来，包括语言学、文学、 文化学、文艺学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不断引入生态学的理念，而且也都幵展了相应的跨学科研究。然而，一方面，在具有很强“跨学科”特性的翻译学领域里，“生态维度”的系统研究却长期被忽略；另一方面， 尽管国内外已有学者运用自然生态的术语或概念谈及翻译研究，然而，从总体上看，有关研究明显不足：一是散而不专，二是“引”而未“发”，三是狭隘单一，四是未成体系（胡庚申，2013：xxi）。鉴于翻译学本身就是跨学科的、综合学科的，尚若缺乏生态维度的系统研究，那将是翻译学发展错失良机的一种遗憾。

面对范式危机以及生态学思潮的滥觞， 中国学者最早基于“生态视角”幵展相关翻译研究，建构了 “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2001/2002/2004）；率先运用诸如适应选择、翻译生态环境、生态平衡、文本生命、 翻译生态、适者生存、“翻译群落”等新概念范畴的生态术语来系统地描述翻译活动，“生态翻译学”随之应运而生。后续研究既有生态翻译学的产生背景与发展基础（胡庚申，2006/2010）、国际化发展与趋势（思创•哈格斯，2013）、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胡庚申，2008/2011）、系统论述翻译生态环境（方梦之，2011）、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的关系（王宁，2011）、翻译生态学与生态翻译学的综合性比较（果笑非，2015）、生态翻译与生态文明议题研究（胡庚申，2019）等总体性问题，也包括了译者中心、翻译的适应选择、“三维”转换、译有所为、译者责任、“绿色翻译”等具体问题研究。这些研究在理论上把生态视角深深地嵌入了翻译研究，为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既是一种顺应，也是一种弥补

从国际到国内，译学界对于“生态范式”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当这个问题突显出来以后，我们提出是在生态翻译学意义上来探讨生态范式的，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来讨论生态范式的。目前虽然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运用与“生态的”术语和相关概念来描述翻译活动，但尚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难以与全球性的生态学术趋向形成深度匹配，“生态维度”的翻译研究有待深入发掘。令人高兴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地认识到，顺应全球性生态学术研究的趋向与建构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或能是一种改变翻译研究领域“生态维度”缺失和回应“范式危机”的有效方法。

“生态范式”的建构本质上是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它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去观察和理解翻译，并用生态术语概念去描述和表达对翻译的观察与理解，试图解除传统研究范式发展过程中被套上二元对立的枷锁，实现对翻译生态、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的整体性考察，顺应了翻译研究的整体性方法论要求，具体表现为：1）顺应了以生态学为“元学科”的内在要求，满足了整体论要求，使生态整体论真正成为翻译研究思维的核心；2）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引入了 “多元整合”的思维范式，将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主体与客体等圆融于翻译生态的整体性，使它们形成一种辩证互补的关系；3）顺应了后现代性趋向，建构了译者主导和翻译过程、翻译行为中的译者中心论，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和翻译行为中的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解决传统研究范式“见文不见人”的困境，实现新范式“见文亦见人”、“见文为见人”的辩证统一；4）强化了生态翻译学的包容力，扩展生态整体论的应用空间，引导了 “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适应选择”等整体理论方法模式的提出。可以说，生态范式是顺应了全球性生态学术的趋向，弥补了传统研究范式忽视译者主体的缺陷，走向了后现代发展的新生态主义翻译观①。

二、“泛文化”倾向

催生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

20世纪中叶兴盛于西方世界的泛文化思潮，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与反省，本质上是后现代性的，其核心思想是去中心化和多元化。这种泛文化思潮为翻译研究的后现代性转向打开了新的大门，最终也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这个意义上说，它表明了翻译在自身理论的建构与逐步走向后现代发展的趋势是一体化的（许钧，2012）。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加深了理论维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理论和方法；而泛文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说，其实就是翻译的生态环境问题，就是构成翻译生态环境的各个不同层次的要素，就是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正好体现了翻译的生态整体观。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态翻译学研究和泛文化倾向并不是矛盾的，而是进步性的，它促使不同翻译理论的本体论信念、认识论视域、方法论路径、哲学立场、价值论取向等朝“生态转向”演进，从实质上赋予翻译理论以浓厚的“生态范式”特征。

（一）“文化转向”理论解释的局限性

“文化转向”作为一种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将翻译研究置于宽宏的文化语境之中，把翻译视为一种宏观的跨文化转换，使翻译研究不断地扩张并深入到更为广阔的领域。从方法论上说，文化转向意味着翻译研究方法论来源于文化动力一文化改变翻译，文化创造翻译，它是通过“文化即操纵、文化即改写”的方法不断进行“泛文化”以推动其研究范式的转换。

从哲学上说，文化转向是以“文化与翻译的关系问题”为翻译研究的根本问题的。然而，蕴含于翻译研究之中的“文化与翻译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单单作为问题而存在的，而是作为考察翻译研究的思维而存在的，从而把翻译活动中所蕴含的“文化与翻译的关系问题”作为揭示翻译本质的方式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转向混淆了翻译本体与翻译现象的界域，割裂了宏观层面（翻译理论）与微观层面（翻译策略）的统一，导致翻译理论的解释含糊不清，理论范畴也越来越宽泛，从而使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又陷入了新的“范式危机”。因此，以一种反思意识的形式与范式转换的方式，解除覆盖在翻译之上的重重“文化”遮蔽，明确翻译研究的文化定位、文化立场、文化功能与文化话语，为促使一种新范式的转换提供思想的力量，就成为了“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既是一种转换，也是一种超越

正是在泛文化倾向的驱动下，翻译研究为了谋求一种整体性的方法论基础，促使作为“元学科”的生态学成为不同形态的翻译研究融合的交汇点，生态范式就成为了翻译研究自然而然的选择。它意味着翻译研究的论域空间由语言文本、文化语境扩展到文本生态；研究方法由二元对立思维扩展到重视多元整合思维；基本信念由倡导简单性建构转向整体论信念；研究视野由对翻译文本的静态分析转向注重翻译实践的动态分析。具体来说，生态范式包括三个方面的转换：1）以“多元整合”为原则的整体性思维模式优先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2）翻译研究的考察对象转向于文本生态、翻译环境生态、“翻译群落”生态；3）翻译理论立足点转向于东西方生态思想的融会贯通。

生态范式本身蕴含了翻译理论的超越性②，它内涵有这样的意蕴：1）“翻译即文本移植”是从“生命形态”的视角审视翻译文本，它本身就蕴含了超越了传统范式的“对等性”而趋向于“可移植性”的本质；2）“翻译即生态平衡”是以“尚中尚和”的理念审视翻译活动，它本身就蕴含了指向翻译的整体性与和谐性以及对传统范式的单一性的超越；3）“翻译即适应选择”是以“适应选择”为阐释基底考察翻译过程，它本身蕴含了超越以往研究范式的语言转换而指向“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的多维转换模式。

三、“多元整合”思维

滋生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

由于受到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贯穿于中西方翻译研究自始至终是占统治地位的“二元对立”思维，其范畴体系下充满着众多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如直译/意译、归化/异化、对等/不对等、忠实/叛逆、客体/主体等等。面对二元对立思维，翻译研究也陷入了一种范式危机，范式危机的背后是对二元对立思维的反思，是朝向“多元整合”思维的选择。多元整合思维体现了翻译范畴体系下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忠实与叛逆、 客体与主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倡导翻译研究的生态视角，注重翻译生态的整体性，与生态翻译学的发展理念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个多元整合思维的推动下，生态翻译学在翻译思维中获得了方法论上的“生态维度”，并推动着生态翻译学朝向“生态范式”前行。

（一）“二元对立”思维在翻译研究方面的折射

二元对立的哲学理念是以主客二分为核心的，其本体论展开为思维与存在的二分， 其认识论展开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正是关于思维/存在、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一系列诸如心/身、内容/形式、本质/现象等二元对立思维的产生。二元对立思维是传统翻译研究理念的集中体现，它对人们建立翻译知识体系起到重大作用，在当代翻译研究发展中起到的推动作用之大，以至于人们把它当成了翻译研究的方法论核心，并成为了传统翻译研究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想几乎渗透在所有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它是翻译理性认识的历史积淀，自有翻译及其理性思考以来，二元认识论一直具有主导性（姜秋霞、杨平，2004）。然而，这一思维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研究，使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本来不一定对立的概念相互对立起来，甚至在考虑问题时也很容易从正反两个方面去思考（张杰，2001）。反观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西方传统翻译研究基本上浸淫于其中，也产生了一系列概念范畴，诸如直译/意译、归化/异化、对等/不对等、忠实/叛逆等二元对立的产生。可以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在二元对立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奉行的是简单性思维模式，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的二分奠定了翻译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它们彼此之间是对立的。

（二）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既是一种“尚和”，也是一种变革

21世纪初以来，翻译研究面临二元对立思维的范式危机日益凸显，与之相应的是翻译研究开始“生态转向”，“生态范式”应运而生。生态转向的目的不是否定二元对立思维，而是给出一种正确的、科学的理解方法，以“多元整合”的思维方式去理解翻译研究中的直译/意译、归化/异化、对等/不对等、忠实/叛逆、主体/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生态范式就是去建构一个“多元整合”的理解方式或理解形式，以解脱当下翻译研究面临二元对立思维的范式危机，它为翻译理论的不同方法论研究视角提供了一个相互促进、推动翻译学科发展的平台，而且国内外不少学者幵始关注“生态范式”的研究进路，如钱纪芳（2010）的“和合翻译思想”、曹明伦（2013）的“翻译之道”、罗宾逊（Robinson，2015）的“翻译之道”、陈东成（2016）的“大易翻译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范式既是翻译研究的一种“尚和”，也是一种变革。

生态范式作为一种“尚和”，是基于生态翻译学的整体论思维方式来考察与探讨翻译，是以“和”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路径去考察与探讨翻译：1）生态范式是对直译/意译、归化/异化、对等/不对等、忠实/叛逆的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采取“多元整合”的翻译思维模式，重视翻译分析的整体性、和谐性、 动态性与复杂性；2）它倡导具有反二元论性质的“天人合一”与“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更高形态的方法论综合，它消解西方翻译理论的主客二分模式，主张翻译研究中的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对等与不对等、忠实与叛逆、主体与客体之间既保持独立性，又互相融合，由综合而达至融合，在综合与融合之中获得生态平衡、和谐统一，形成新的研究范式；3）它是整体论思维对二元对立思维的变革，倡导生态翻译学的生态理性，遵循“平衡和谐”、“多元共生”原则与“多维整合”原则（胡庚申，2011）。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研究正朝着生态范式的方向持续发展，而选择生态范式作为重新建构翻译理论的认识论视域与方法论路径，已或成为翻译研究的一大趋向。

四、东西方译论的融合趋向

促成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

由于东西方哲学思想、价值体系与语言文化的取向不同，东西方翻译理论在一开始就具有不同的思想形态与文化烙印。谭载喜（1998）指出，中国的传统译论体系谈论翻译困难、翻译方法、翻译经验的多，是一种趋向微观层次的译论体系；西方的传统译论体系则谈论翻译原则、翻译种类、翻译属性的多，是一种趋向宏观层次的译论体系。在展望翻译研究的未来前景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地认识到，在全球性生态学术趋向的驱动下东西方译论的融合是翻译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也必然成为翻译研究范式转换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繁荣与东方译论研究的不足

西方翻译研究，经过霍姆斯（Holmes，1972）的建构、图里（Toury，1995）与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Lefevere & Bassnett，1998）的深化和推动，其发展至今俨然成为翻译研究的主流思想。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先后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具体表现在翻译研究实现了三个根本性突破：首先，翻译研究开始从语言间的对等转向翻译行为本身的探究；其次，它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而是聚焦于译作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最后，它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谢天振，2003）。正是这两大转向与三大突破，西方翻译学理论蓬勃发展，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多元化的翻译学分支极大地推进了翻译理论朝向整体性建构的研究模式。然而，在文化转向的浸淫下，翻译研究专注于外部的因素，而且未能将这些外部因素真正引入到语言中来而逐渐偏离翻译的本体。正是因为西方译界的文化转向有脱离本体而只专注于外部研究的倾向，使得这些理论因缺乏本体土壤的滋养而很快失去生命力（吕俊、侯向群，2010），对西方翻译理论而言，它的危机并不在于文化转向，而是对“文化操纵”理念的过度偏执，其岀路必然是通过新的范式转换而实现的。

反观东方译论的发展，它的基本脉络是对西方译论进行介绍、引进、吸收、反思原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阐发。东方传统译论思想虽然很深邃，但在概念上却不够清晰和明白，这就意味着理论话语体系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或者说还较多地停留在翻译实践的维度。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价值，建构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的翻译理论，如谢天振（1999）的“译介学”、黄忠廉（1999）的“变异论”、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2001/2004）与“生态翻译学”（2006/2013）、陈东成（2016）的“大易翻译学”等。就这些理论融入国际而言，除了生态翻译学在少数国际学刊上略见笔墨之外，我国五花八门的翻译学（如“共生翻译学”、“图解翻译学”等）在国际上难见影踪（方梦之，2017）。不论如何，国内翻译理论的建构是国内学者试图避免盲目跟随西方研究之风的理论建构意识的体现。但是，我国译学研究虽然在大的学术背景下也有很大进展，但始终缺乏一种自觉的自主性，这就使得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显示出更多的依附性，最主要表现是“跟风”现象（吕俊，2014）。就此而言，中国译论的危机不在于翻译生态话语资源的缺乏，而在于理论建构的自觉以及寻求克服危机的出路和共识。

（二）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既是一种兼蓄，也是一种平衡

面对着东西方译论的范式危机，生态范式的研究进路既是东方智慧的一种再现，也是翻译研究发展的一种选择。同时，东方译论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能改变东西方译论失衡的现状。在全球性生态学术趋向的推动下，东西方译论的融合趋向就有了可能的、共同的话题和共通的路径，进而促进了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兴起。“生态范式”意味着翻译研究的基本范畴、研究视界、理论体系、认识论视域、理论背景、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变革。那么，对于中西译论来说，生态范式既是一种兼蓄，也是一种平衡。而对于中国译论“走出去”来说，也或能成为一种“突围”的出路。

生态范式作为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范式，具有兼蓄与平衡的作用：1）生态范式的基本范畴既兼收并蓄东方古典的生态智慧与西方传统的生态理论，又兼容并包东西方译论；既包括分析翻译研究的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对等与不对等、忠实与叛逆等基本范畴，又包括理解译者与文本关系的主体与客体、译者中心与译者责任、能动性与受动性等基本范畴；2）它的研究视界既是翻译研究思维方式的联结点，又是传统翻译研究范式的交汇点，促使当前的翻译研究在主流路径、学派脉络、理论视角、基本意旨与研究焦点等方面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贯通融合与互生共存；3）它的认识论视域将深刻地改变着以忠实对等为核心的语言范式思维方式与以文化操纵为理念的文化范式思维方式，为翻译学界观察、分析、解释翻译问题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4）它的方法论路径是建构一个“宏观一中观一微观”的整体思维模式，将宏观译学研究（翻译生态体系）、中观译论研究（翻译本体理论）与微观译本研究（生态翻译例释）形成一个有机的、浑然一体的理论话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范式起着具有辩证法性质的平衡作用，能够以平衡的眼光去看待翻译的二元结构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而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去把握、研究与解决翻译问题。

五、生态学的“元学科”性质

推进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

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翻译研究从内部走向外部，呈现多元化趋向而获得了新思想与新方法；而翻译理论也多元化发展，翻译学派纷至沓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的解构主义反对以结构主义为核心的各种研究，批判了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打破了结构，解构了系统，使结构中的各个要素从系统中解放出来，并与外部的要素进行尽可能的结合，打破了二元对立的一元结构，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吕俊，2002）。尽管翻译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其研究范式都陷入“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的困境，其原有理论解释日渐捉襟见肘。因此，要想改变原来翻译理论的解释力，要想突破原来范式的困境，做到“得其精而不忘其粗，在其内而不忘其外”，可能的出路就是要寻找翻译研究的“元学科”，赋予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实现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向，建构翻译研究的新范式。

（一）世界观/方法论的“元学科”统领与综观

面对结构主义翻译研究陷入的困境，译学界尽管实现了变革性质的文化转向，却又因其研究的外在化、焦点的散射化、内容的现象化而又陷入“范式危机”的困境。当翻译研究出现危机时，当下的范式无法再满足翻译学发展的需要，进而呼吁新的范式突破原有研究的僵局，新的研究范式为该领域提供研究的概念框架、理念基础、理解触发点，并催生一些具体的翻译理论以及一些能够指导实践的翻译原则（刘性峰、王宏，2016）。黄忠廉、方仪力（2017）明确指出，翻译学发展需要元反思，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下翻译学虽然已显出一定的科学性，能用归纳、实验验证、观察、理论建构等多种科学方法分析和探讨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与问题，但经多次转向以及对其他学科方法大量复制借用后，翻译学自身的边界却幵始变得模糊，暴露出碎片化、概念模糊、复制借用等问题。基于当前遭遇的认识论困境与方法论难题，生态翻译学就是以生态学为视角建构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它成为一种超越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的趋向选择，生态范式也应运而生了。

生态学是“元学科”，生态取向是一种综合学科取向。生态视角的翻译研究则是生态理性观照下的翻译研究，或者说是运用生态哲学进行的翻译研究，它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历史研究也表明，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占有主导地位的自然科学理论观念作为新的方法论支配着普遍的社会思维方式。在当代，“生态科学”正是这样一门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学科，也是一门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终极意义的学科。正因为如此，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到生态转向的发展历程中，生态学在当代翻译学领域中的普遍渗透，无论是以生态理性为特征的本体论立场，还是以生态范式为核心的认识论路径，或还是以整体论为手段的方法论视角，生态学都具有元学科的特质，它作为一种普适性的世界观与整体论性的方法论，成为了构建翻译理论体系与建构翻译研究新范式的元学科。生态学作为翻译研究的元学科，是翻译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方法论突破旧范式的内在要求。以生态学为元学科统领与综观翻译研究，其根本目标是要推动翻译研究的科学发展，促进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产生。

（二）翻译硏究的“生态范式”：既是一种开疆，也是一种提升

在当前翻译研究表面繁盛与多元化的后面，“范式危机”依然时隐时现。而生态翻译学研究与发展的实践表明，通过对当代翻译研究发展趋势的把握，以生态翻译学现有研究为基础，以整体论作为方法论的突破点，以生态学为元学科的立足点，把翻译研究引入到全球性生态学术大趋势的轨道上，实现翻译研究的范式转换并建构相应的生态范式。显然，生态范式不是指翻译研究的某种具体的翻译分析方法，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翻译理论，而是以生态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和关照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是一种从新生态主义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

生态范式的建构将生态学视为翻译研究的“元学科”，将整体论视为翻译研究的思维方式，是翻译研究的一种开疆与提升。首先，生态范式拥有独特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议题，有明确的发展路向和发展基点，全面系统地表述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定位、理论体系、基本范畴、基本原则，梳理翻译研究发展的基本脉络，判断翻译研究发展的根本趋向，从而在生态范式视域下衍生出一系列新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形成一系列新的翻译思想与翻译发现，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和思想格局。其次，生态范式以整体论为研究思维方式，使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与生态转向、 东方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二元对立思维与多元统一思维、文本中心与译者中心之间形成互相补充、彼此启发的良性互动关系。由此，生态范式不仅仅在翻译领域中贯彻生态智慧思想与整体论思想，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思想变革，实现了翻译研究的范式转换或说“范式革命”③。

六、结语

新范式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研究范式本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推动。翻译研究的实践表明，“每一次转向都为我们全面理解翻译、认识翻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许钧，2007：232-233）。翻译研究经历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与潜势的生态转向，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为翻译研究打幵一扇新的大门。我们所说的生态范式，是基于生态视角的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深化与拓展，是基于对语言学范式与文化范式之后的具有元学科性质与整体论性质的研究范式：这种生态范式既是一种顺应，也是一种弥补；既是一种转换，也是一种超越；既是一种“尚和”，也是一种变革；既是一种幵疆，也是一种提升。

生态范式的演进和呈现，实际上是从翻译研究范式危机所隐含的“生态维度”缺失、文化转向局限、“两极化”理念弊端、东西方译论发展失衡、旧有理论解释乏力等困境之中不断发展生态翻译研究主题的一个过程。在翻译学发展历程中，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会产生“范式转换”；而每一次“范式危机”的解决、范式转换的实现又必将带来翻译研究的“范式革命”。生态范式的兴起可以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汇合点——由此出发， 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与生态转向、东方翻译理论与西方翻译理论、二元对立思维与多元统一思维之间的融合等等，都将避免外在化与表层化的缺陷而真正成为内在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又必将引起新一轮的翻译研究发展，从而为翻译研究开拓新的、更广阔的前景。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编号08BYYOO7）和“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国际化发展及数据库建设研究”（编号18BYY02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省略，

原文参见《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