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单宇、范武邱、蔡万爽：数据时代翻译家研究方法论
摘要：通过中国知网CNKI及国外Web of Science数据检索, 获取翻译家研究数据并统计建库, 结合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的研究方法, 对比分析国内外翻译家研究现状、热点、发展动向及方法应用, 客观呈现国内外翻译家研究发展走势, 提出多学科理论融合, 以拓宽译家研究路径, 提升相关研究理论性与逻辑性。将新型研究技术应用与传统基于数理与案例的实证研究相结合, 本文提出数据时代译家研究的多元路径, 实现跨学科研究、传统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技术的融合。
关键词：翻译家研究; 方法论; 数据时代; 研究现状;
1 引言
国外翻译史研究以Method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Pym, 1998) 为代表, 文中指出翻译史研究涉及三个领域:一是翻译考古学, 负责记录并挖掘翻译活动的基本史实;二是历史批评, 负责收集并分析历史上的翻译现象;三是解释翻译行为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地点出现的原因及社会变迁相关性。不难发现, 译史领域研究各有侧重, 但均以翻译行为主体———译者研究为核心。Evaluation in Translation:Critical Points of Translator Decision-making (Munday, 2012) ,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Venuti, 1995) ,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Delisle&Woodsworth, 1995) , In Translation:Translators on Their Work and What It Means (Allen&Bernofsky, 1983) 等均对翻译家研究展开不同层面的描写。2017年英国召开主题为“The Translator Made Corporeal:Translation History and the Archive”学术会议, 翻开译家研究新篇章。
国内译者研究历史悠久, 在中国翻译史研究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文军, 胡庆洪, 2007:67) , 内容丰富: (1) 资源型研究著作, 如《中国翻译家词典》 (林辉, 1988) 、《译海采珠———科学家谈翻译》 (李亚舒, 1993) 和《中国翻译家研究》 (三卷本) (方梦之, 庄智象, 2017) 等; (2) 地域性研究著作, 如《浙江省译家研究》 (陈秀, 2007) 、《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 (翻译家卷) (张旭, 2011) 等; (3) 译家主体研究, 如对翻译家梁实秋、傅雷、草婴、曾朴、村上春树、余光中、穆旦、许渊冲等展开的译家个体研究。
本文文献阅读源于国内外译家研究著作及翻译家研究期刊, 但期刊文献时效性强便于收集整理, 下文数据采集以国内外期刊文献为主, 对专门从事翻译工作且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翻译家”相关研究方法展开论述, 基于数据分析, 展开翻译家研究现状、热点、发展动向和研究方法的描述, 结合跨学科理论与数字处理技术, 拓宽翻译家研究路径, 提供译家研究可行性方案。
2 研究专项数据库建设
期刊文献源于中国知网CKNI及Web of Science数据库。首先分别设篇名检索词为“翻译家”和“translators+history”进行检索, 得到中文文献1 081条、英文139条;其次通过标题、摘要、关键词以及具体内容对文献进行逐条筛选, 剔除重复与无关文献, 最终确定检索项中文683条、英文114条;按文章标题、作者姓名、关键词、出版物、出版时间、研究对象、研究内容逐项统计, 同时根据主题与内容进行分类;最后将数据录入Excel (2010年版本, 下同) 制作折线图与分类表格, 完成研究专项数据库建设, 随即展开对发文数量、研究重点、研究主题与内容、研究视角等方面的分析, 描写国内外翻译家研究现状、热点、发展动向和研究方法的转变。
3 基于数据的国内外翻译家研究现状分析
3.1 国内外文献发文数量
借助Excel软件, 将国内外翻译家研究文献数量制成折线图 (如图1) 。我们发现: (1) 1980-1989年为国内外译家研究起步阶段, 国内发文88篇, 国外仅为7篇, 说明国内翻译家研究起步较早且关注度较高, 分析原因可知:改革之初, 国外科学思想、技术成果西学东渐持续升温, 顺应这一需求, 科学家与翻译家携手翻译大量外文科技文献。 (2) 1990-1999年间, 国内外翻译家研究均出现第一个重要拐点, 文献数量激增, 分析学术背景可知:上世纪90年代语言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力等文化要素成为当代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重点;翻译主体也在这一阶段实现由作者中心、文本中心到译者中心的转变。分析时代背景可知: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科技共享速度加快, 现象日益明显, 我国对外交流渐进频繁, 作为翻译主体的译家地位得以体现, 译者成为备受关注的群体。 (3) 2000-2017年间, 国内外翻译家研究数量稳步增长, 这一提升伴随翻译系统研究由语言学途径到多学科途径、由文化途径到认知途径的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实现了研究方法的转变。 (4) 1980-2017全时段, 两条折线之间间距扩大, 即国内外文献量差异显化, 表明国内外译家研究发展不均衡, 从研究数量来看, 国内学界对译家研究热度较高, 研究人员基数较大。
3.2 国内外研究重点
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处理本文专项数据库的中文文献, 生成图2关键词聚类图谱, 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 关键词字体越大, 相关文献越多 (单宇, 范武邱, 谢菲, 2017:38) 。故可明显看出翻译家研究重点。
就研究领域来看, “中国文学”“文学翻译家”“文学博士”等关键词共现频次较高, 再加之共现频率较高的“杨宪益”和“袁可嘉”为文学翻译家, 表明文学翻译家研究比重大, 关注度明显高于其他领域。正如众多翻译理论争论都是由文学翻译所阐发, 即使90年代后, 科技翻译研究开始受到关注, 但文学翻译仍然是翻译理论论争的最基本背景, 而参与论争的大部分都是文学翻译家 (王向远, 2006:绪论) , 文学翻译家在学界受到广泛关注, 在译家研究中占相当比重。
就研究方向来看, 主要以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两个方向为主:翻译理论围绕林健民与施颖洲的译诗观、“五四”时期女翻译家的“双性同体”观和严复的“信达雅”等;翻译实践侧重于译家生平描述与译作对比分析。由研究引见, “翻译实践”的共现频次大于“翻译理论”, 关联节点更多, 说明译家研究对译者生平、贡献和翻译活动等译家考古学研究明显多于理论化译家研究。
图2 CNKI数据库中翻译家研究文献关键词聚类图谱 (1980～2017)
借助CiteSpace软件处理本文专项数据库的英文文献, 但未得到相关聚类, 且软件生成的高频关键词表 (表1) 显示, 高频词中心性均为0.00, 可见国外翻译家研究较为分散, 并非围绕某一主题展开。如表1所示: (1) 整体而言, 高频关键词出现在2013-2017年, 说明近几年国外翻译家研究有所升温。(2) 9个高频词中“microhistory”“archive”“translation history”与“Russian historiography”均与翻译史有关, 说明翻译家研究始终伴随翻译史研究的发展而发展。(3) “habitus”与“translation activity”出现频次相对较高, 说明国外对“译者惯习”与“翻译活动”重视程度较高。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 译者惯习研究是从社会学视角探索翻译的内部因素, 翻译活动也属于社会活动, 可见国外翻译家研究重视译者的社会身份与社会约束, 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多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 客观上促进社会翻译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
表1 WOS数据库翻译家研究文献关键词频次表
3.3 国内外研究内容
按照图2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已知翻译家研究主要内容, 将本文专项数据库的中文文献分为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两大模块及若干子项 (具体见表2) 进行数量统计, 明显可见:翻译家实践研究权重较高, 占整个翻译家研究的比例高达73.06%, 进一步证实图2分析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表2 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翻译家研究主题与内容
根据表2可知: (1) 翻译家个体研究远多于群体研究, 在翻译家实践研究中高达85.77%。个体研究中介绍译家生平与主要成果的文献相对较多。同类别群体研究主要分为同地区、同时间、同性别、同职业等群体的研究:同地区群体研究主要以沿海一带的翻译家为主, 如上海、闽籍、苏籍、温州、常州等地区的译家群, 另有少量非沿海地区的译家群, 如川籍、河南和芜湖地区等, 还有部分英国、日本、西班牙等国别译家群研究等;共时研究聚焦日本明治维新、中国二十一世纪、元初与英国文艺复兴等时期;同性别研究主要体现在女性翻译家研究;同职业研究主要为传教士译家群和作者译家群;同领域群体研究主要为同学科研究和同文本研究, 同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中医等领域译家群, 同文本研究包括《圣经》、《诗经》与中国典籍等。(2) 译家风格研究在翻译家理论研究中高达75.54%:就研究方法来看, 其中有22篇文献均属于访谈录, 从与翻译家面对面交谈中, 直接了解翻译家对翻译的理解以及翻译思想;就研究内容来看, 译家风格研究包括对原作风格的分析、翻译家的文本选择和翻译家翻译思想等。
表3 国外WOS数据库翻译家研究主题与内容
按照中文文献相同的分类方法, 对本文专项数据库的英文文献进行分类, 得到表3, 可知: (1) 翻译家实践研究远多于理论研究, 说明国外同样倾向于翻译家实践研究。 (2) 群体研究略多于个体研究, 国外翻译家群体研究对象更为集中, 对同领域翻译家研究多集中在《圣经》翻译家研究, 部分俄罗斯和韩国等非英语国家文献大都集中于文学领域。 (3) 在翻译家理论研究中, 译家风格研究占比达80%, 内容主要包括翻译家对翻译的看法、如何对待以直译或意译等策略来达到“忠实”、作者与翻译家的关系、译者身份与目的及译者的隐身等。 (4) 国外翻译家研究方法仅检索到2篇, 但均强调以文本分析来进行翻译家研究。Munday (2013) 探讨了档案、手稿、译稿、译后记录与访谈等在翻译史中的用途与作用, 强调这些材料对研究被遗忘的译者日常生活与工作细节以及创造“微观历史”的重要意义;Munday (2014) 在另一篇论文中再次强调翻译家研究过程的文本研究。Munday在接受访谈时表示可以通过追踪和分析翻译手稿在不同阶段内进行的不同修改, 探索译文刊印本产生的中间过程, 间接探寻译者的大脑思维 (张汩, 2018:76) 。
3.4 国内外研究视角
对本文专项数据库文献根据研究视角进行整理, 得到表4, 可知: (1) 国内翻译家研究视角包括翻译理论、史学、文化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信息学、心理学等。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期间, 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以及方法。张汨和文军 (2014) 提到, 国内从80年代起开始借鉴西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 其中体现形式之一便是国内翻译家研究的理论视角呈现多样化。 (2) 从不同视角的数量上看, 基于翻译理论的翻译家研究仍占绝大多数, 基于其他学科视角与方法的文献数量总和仅占专项数据库文献的5.7%, 相对较少, 可见翻译学视角是译家研究的主要视角。
表4 国内翻译家研究视角统计表
现分别举例对表4中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进行描述与解读: (1) 基于翻译理论的文献较多, 如杨雄琨 (2012) 结合翻译目的论对翻译家马君武展开研究。(2) 崔东丹和辛红娟 (2017) 从文献学和学科学角度, 利用统计学对翻译家杨宪益进行研究。(3) 王丽云 (2017) 结合现代思想对翻译家周瘦鹃的历史贡献进行研究。(4) 沈小波 (2004) 结合计算机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获取语言参数, 以杨宪益夫妇合译以及戴卫·霍克斯和约翰·闵福德合译的《红楼梦》为研究对象, 从数量角度比较中西翻译家的语言风格。(5) 葛校琴 (2008) 以哲学的观点阐释翻译家多元主体性特征。(6) 廉亚健 (2012) 从跨文化交流视角研究林语堂的生平经历与接受的中西文化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7) 屠国元 (2015) 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研究马君武的译者惯习, 即作为民主革命者与民国政府重臣, 如何有意识地通过翻译活动达到启民救国。(8) 杨武能 (1993) 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家在翻译活动中的心智活动。(9) 单宇和范武邱 (2017) 通过译者身份与译者伦理的互证关系研究译者伦理变革。
图3 WOS数据库中翻译家研究方向前十位
将本文专项数据库中的114篇英文文献在WOS数据库中进行重新标记, 得到如图3翻译家研究方向分析结果, 可看出, 国外翻译家研究主要涉及语言学、文学与人文艺术领域、史学、传播学。
4 数据时代翻译家研究方法
通过上述文献计量与定性分析, 本文总结国内翻译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挖掘国外翻译家研究中可借鉴的方法, 并对可行性翻译家研究方法展开详细讨论。
4.1 问题与借鉴
国内翻译家研究主要呈现以下问题:一是基于文本研究的文献较少, 比例仅为4%左右。二是非文学翻译家研究较少, 集中于文学翻译领域的知名译者, 而科技翻译家研究文献仅有5.6%。三是跨学科意识薄弱, 研究视角较窄, 突破翻译理论的研究文献较少。四是铺陈资料而短于分析, 60%以上的论文以译家个人生平简介与著译引介为主, 且组篇模式固化:译者研究模式为生平简介—主要译作—社会影响;译著研究模式为译著简介—主要翻译方法—社会意义。五是个体活动与社会背景的关系模糊, 一方面夸大个体活动的主观作用, 无视人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另一方面过于强调社会历史语境的制约而忽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国外研究可供参考的方面:一是注重不同研究方法与理论, 包括国内翻译家研究中较缺乏的基于文本的主体回归途径, 如翻译家在文本上的选择, 翻译家对文本的理解与认知程度, 翻译家采取的翻译策略、翻译思想或目的在译文中的体现等。二是重视非文学翻译家研究, 科技翻译家研究文献比例为13.2%, 是国内的两倍多。三是注重跨学科研究, 主要涉及语言学等。
4.2 研究方法
4.2.1 多学科理论融合
译者主体。主体是哲学概念, 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 但是现代翻译的职业化与工业化使译者主体性受到了严重的抑制 (蓝红军, 2017:27) 。早在20世纪初,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便提出主体间性, 即交互主体性, 指的是主体间的交互关系, 应用到翻译领域, 即翻译主体是一个包括作者、译者和读者, 甚至还包括出版者、赞助人等在内的复杂群体主体系统 (陈大亮, 2015:7) 。因此, 哲学观能为翻译学提供指导, 主体间性的哲学观可纠正翻译研究曾出现过的过分强调个体主体性的现象, 如译者中心论、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等, 对包括作者与读者等主体在内的有机系统进行专门探讨, 从理论上解决作者、译者与读者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主体性的表现。
译者心理。翻译过程是文本理解—文化解读—语言输出的过程, 包括审美心理活动 (如满足自身以及读者审美) 和实用心理活动 (如考虑如何发挥译文的使用价值, 产生社会效益) 。心理学上可分为个体心理与集体心理:关于翻译家个体心理研究, 葛校琴 (2008) 提出以下途径:翻译家在翻译理念、译本选取和翻译技巧使用等方面的差异性;翻译家在个性或情感因素上的差异性;翻译家对同一文本在认知和选择翻译策略上的差异性;翻译家对原作的认识途径相同, 但理解和表达上存在差异。关于翻译家群体心理研究, 可研究特定时期某翻译团体或翻译机构的集体心理;研究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翻译家的集体心理;研究特定时期女性翻译家的集体心理;特定时期某国家翻译家的集体心理等。
译者社会身份解构。社会研究的对象是人、人的行为, 以及由人和人的行为所构成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产物。翻译家研究的对象是翻译家及其成果、翻译活动与翻译实践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及自身受到的社会制约。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其身份受到包括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家庭背景在内的诸多因素 (复杂的变量群) 的影响, 译者身份也是如此。因此, 翻译家研究可以且有必要以社会为视角, 对翻译家的社会身份、家庭环境、发展轨迹、参加过的社会活动、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及其参加的目的和原因以及社会参与的影响等展开研究。
译者人类。文化人类学解释人类文化的本质, 即文化是多元的, 各具独特的价值, 文化的研究方法可采用比类研究, 即跨国研究、跨文化研究和跨地区研究;翻译家承担着“文化比较”的责任, 换言之, 翻译者的目的正是在于比较, 在比较中“同中求异、异中求同”, 这种比较是为“沟通”而生。应用人类学是把人类学家对人、文化、社会的知识和理论, 应用于改善和改进人类社会生活不尽如意的地方, 以促进人类社会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学科。科技翻译是围绕科技的实用和功能进行的翻译活动, 故应用人类学理论与科技翻译学的融合度很高, 两种理论结合用于科技翻译家研究具有可行性和重要意义。
译者史料。译者是翻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翻译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故史料收集与分析对翻译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译者史料研究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档案研究法和历史分析比较法。文献法是搜集各种与翻译家有关的文献资料, 按照一定的主题逻辑连贯成篇, 用以翻译家研究。档案法是指收集档案材料, 重构过去, 回溯和洞察历史事件及其社会背景以及对翻译家翻译活动与翻译思想的推动与制约, 增强研究信度和效度。历史分析比较法将一历史事件或因素与另一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事件或因素联系起来进行对比分析。
4.2.2 实证研究
4.2.2. 1 传统实证方法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问卷法。问卷调查除了线下调查, 还可利用“问卷星”等网站与软件进行线上问卷, 好处在于问卷群体分散更加均匀, 随机性更强, 更具科学性。调查问题可包括对该翻译家的看法、是否读过其译作、对其译作的看法、是否喜欢其译作或说明原因;是否读过其他翻译家翻译的同部作品、更喜欢哪部、说出偏爱的原因等。研究者可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设置问卷问题, 从而得到具有针对性的研究结果。
实验法。信息时代可通过网络发布实验信息, 寻求志愿者, 基于实验得出所需数据。参考实验步骤如下:首先, 将志愿者按年龄段进行分组, 分发不同翻译家翻译的同部作品以供阅读, 另附上原文。然后, 给足阅读天数, 阅读完毕后, 志愿者上交阅读心得, 内容包括:更偏爱哪位译者的译作及其原因;谈谈自己对两位翻译家翻译方法和策略的看法;从作品中对翻译家产生的印象等。最后, 写出实验报告:除对志愿者阅读心得的分析, 还可分析不同年龄段对不同译作的喜爱程度与接受程度等。研究者在对翻译家进行研究时还可选择不同的实验方案, 从而达到客观的研究以及分析结果。
统计法。数据时代的统计法通常涉及Excel、SPSS等计算机软件的使用。统计数据可包括各时期某翻译家相关文献的数量及图表, 用以分析其研究趋势和顶峰时期;各时期翻译家研究视角的文献数量, 用以分析其研究重心和研究流变;某一特定翻译家实践和理论的文献数量, 用以分析研究者对其实践和理论的关注程度差异等。
访谈法。信息时代的访谈还可通过微博、QQ等社交媒体与社交工具进行。访谈法可减少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性, 获取相对客观的信息, 同时结合相关文献展开翻译家研究, 可增加翻译家研究的客观性与准确度。访谈对象可包括翻译家本人、已故翻译家的家属、同事、朋友以及读者等。
4.2.2. 2 现代技术催生的研究方法
语料库法。利用计算机技术 (如Alinger、WordSmith、Ant Conc等软件) 对大量原始文本资料进行分析与处理, 其种类包括单语语料库、双语语料库与类比语料库。库助翻译家研究以译者风格为例, 可有以下思路:首先, 确定要研究的译者。然后, 收集该译者的所有或大多数译作, 建设平行语料库;或收集翻译同一作品的其他译者的译作, 建设可比语料库。最后, 即语料库建设成功后, 译者风格研究可考察的参数包括目的文本的词数、平均词长、平均句长、词汇选择和标准类符—形符比:词数越少, 译者压缩删节原文的特征越明显;平均词长值越高说明翻译越倾向于使用大词;平均句长越长说明合译现象显著;标准类符—形符比越高, 表明其译文使用词汇较其他译本丰富。
可视化法。随着数据存储技术的不断发展, 可用于分析的数据量越来越大, 数据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可视化是一种视觉表达形式, 可视化法是对大量数据的科学处理, 形成具有直观性的图表, 并通过这些图表挖掘、发现或预测信息中存在的问题、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其发展趋势。经本文数据库统计, 利用可视化技术进行译者研究的文章共有6篇, CiteSpace是最常用的可视化软件, 另外还包括VOS-viewer和SPSS等软件, 这类研究均体现为综合性研究, 即对翻译家研究现状展开分析。
5 结语
研究方法对科学合理地研究翻译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文章梳理了国内外翻译家研究方法, 并对多学科融合与实证研究方法展开详细论述:翻译家研究以跨学科方法为基本特征, 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学科与翻译学理论的融合具有鲜明的切入点, 多理论融合的优点在于可以更全面、更深层次地研究翻译家。基于数理与案例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 实现量化与质化分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避免数据堆积或理论空谈。数据时代的翻译家研究具有鲜明的技术特点, 大多体现为软件技术的发展, 实现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或催生出新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见《上海翻译》2019年第3期，侵删。
【作者简介】单宇, 博士生,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科技翻译、翻译史、语料库应用研究; 范武邱, 博士,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翻译美学、科技翻译、模糊语言学; 蔡万爽,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领域:科技翻译。
排版|刘慧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