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陈后亮：“被注视是一种危险”:论《看不见的人》中的白人凝视与种族身份建构

摘要：在种族社会制度下, “看”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觉活动, 而是包含大量文化、政治和历史信息在内的主体交往实践。本文通过分析《看不见的人》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视觉场景来揭示种族权力结构是如何通过视觉来建构和维系的。看与被看实际是一种主体建构关系。白人一贯处在凝视主体的特权位置上, 黑人则是被凝视的对象。这种凝视是充满规训力量的视觉暴力, 试图规定黑人身体的意义, 主导对黑人他者的想象和身份建构。正如在小说结尾处的地下煤窖场景所预示的那样, 只有当“隐形人”不再充当被凝视的对象, 争取反凝视的权力, 才能为自我身份建构创造出可能性。

关键词：《看不见的人》; 白人凝视; 医学凝视; 种族身份; 反凝视;

朱迪斯·巴特勒说:“在种族问题上, 视觉场景[visual field]并非中立。它本身就已是一个种族结构、一种强制性的霸权知识。” ⁽¹⁾ 雅克·林哈特也认为, 种族殖民统治秩序从根本上就是由“看却免于被看的权利” ⁽²⁾ 来维系的。两人的观点很好地概括了在种族主义阴影笼罩下的美国社会中黑人与白人之间看与被看的视觉权力关系。我们在此所说的“看”不是简单的视觉感知, 而是“对可见之物的种族生产, 是对‘看’的意义施加种族限制的运作机制” ⁽¹⁾ 。通过反思白人与黑人之间看与被看的关系, 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种族社会中的权力与控制。

正如贝尔·胡克斯所说, 在蓄奴制时代, “白人奴隶主 (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 会因为被黑人观看而惩处黑奴” ⁽²⁾ 。这种惩戒尤其针对黑种男人, 因为他们被视为没有道德的野蛮人, 性欲旺盛又难以控制, 时刻会攻击白种女人, 哪怕一个眼神都意味着侵犯。就在艾里森发表《看不见的人》之后不久, 美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黑人青年艾麦特·提尔遇害案。 ⁽³⁾ 白人占据“看”的主体位置, 他们是主动观看者, 可以有选择地看或不看。黑人则通常是被看的对象, 既无看的权利, 也无权决定自己如何被看。虽然黑人自南北战争结束后已不再是法律意义上的奴隶, 但在种族隔离年代, 他们仍旧和奴隶制时期的种植园黑奴一样“被剥夺了凝视的权利” ⁽⁴⁾ 。

因此, 事实上“看”这个貌似中立的行为在黑人和白人那里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对白人来说, 它只是“看”或“不看”的问题, 对黑人来说却是“被看[见]”或者“未被看[见]”的问题。米歇尔·华莱士曾如此描述黑人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被看[见]”与“未被看[见]”之间的矛盾:“[黑人]如何被看以及如何看, 这对非裔美国人的生活来说, 总是非常重要的。你展示给世界的标记———你的黑皮肤和打卷的头发———都是可见的。有些人因为是种族主义分子, 他们不想看见你, 这就是艾里森所说的‘隐形’。然而就因为没被他们看见, 却常常让那些种族分子认为你是不可见的。” ⁽⁵⁾ 一方面, 生活于种族隔离制下的黑人无时无刻不受到白人的监视, 是白人目光中的他者;但另一方面, 他们又从未被看见, 而只是呈现为被白人投射出来的“想象中的事物” ⁽¹⁾ 。恰当的可见性意味着拥有某种被肯定的主体身份, 不可见则意味着被忽视和边缘化。

本文认为, 正如《看不见的人》这一小说标题所预示的, 视觉隐喻在这部小说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通过分析故事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视觉场景———其一是“隐形人”在镇上的大饭店舞厅内遭到一群白人戏耍的经历, 其二是他于“自由牌”油漆厂受伤后在工厂医院接受检查治疗的遭遇,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种族权力关系如何通过视觉来运作, 以及它又怎样参与了种族身份的建构和维系。(2)

一、种植园模式的控制:饭店格斗场里的围观与监视

主人公“隐形人”由于在高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通布克·华盛顿 (Booker T.Washington) 式的演说, “阐明进步的秘密在于谦卑”, 由此获得镇上人人称道, 被树立为“品行端正的楷模” (《看》:14) , 因而受邀去镇上头面人物聚集的大饭店再次发表演讲。他原以为这是白人权威对自己的极大认可, 所以做了精心准备, 不料却完全是一次被戏耍的经历。

演讲前, 他先是被迫和十几个强壮的黑人青年一起, 近乎赤裸地站在一位裸体金发美女前注目观看。这一场景极具象征意义, 被认为“浓缩了小说中的全部世界, 几乎是整个美国社会的缩影” ⁽³⁾ 。一方面, 这些黑人青年似乎和同场的白人男性一样处在观看者的位置上, “拥有”那种特别是针对女性身体的男性凝视;但另一方面, 他们又和那位被看的裸体美女一样, 是被白种男人监视的对象。他们身上同样缺少衣服遮蔽, 同样在白种男人视线内一览无遗。正处在青春期的黑人男子们被眼前的白色尤物刺激得欲火中烧, 但旋即又在白种男人视线的威慑下不敢抬眼观瞧。联想到美国历史上与“看”相关的种族禁忌———黑人偷看白人女性裸体意味着将被私刑处死 ⁽¹⁾ ———这些黑人青年在白人裸女面前体验到的不是参与“看”的快感, 而是想看又不敢看的压抑和焦虑以及和她一样被看的羞耻。面前的白色裸女是一种视觉诱惑, 也是“严禁黑种男人靠近的美国禁果” ⁽²⁾ ;身边的白人男性又是一种视觉威胁, 以至于“我突然产生了一阵莫名其妙的犯罪感和恐惧心, 牙齿直打冷战, 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膝盖也在发抖” (《看》:16) 。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就是对黑人男性的“象征性阉割” ⁽³⁾ , 是向白人目光致敬的一次公开操演, 让他们在服从白人威权的同时承认自己的无能与可耻:“要是我们瞧了那姑娘, 有人就会露出凶相, 要是我们没有去瞅她, 就会有人怒形于色。” (《看》:17) 可见, 白种男人是凝视权力的拥有者, 是“禁果”的享有者和捍卫者, 也是可以产生主动欲望并获得满足的行动主体。而黑种男人却是和那个裸体女孩一样被围观的对象, 是随时可被私刑处死的罪恶欲望的携带者。他们觊觎禁果, 但面对白种男人威权的凝视, 只能垂头丧气。处于白人监视下的这群黑人小伙子, 无论看还是不看, 都是对白人权力的服从。如乔治·扬希所说, 在白人充满偏见和压迫的监视下, “白人的眼光被黑人内化从而产生一种双重心理意识, 一个不断进行自我监视和自我怀疑的话语机制” ⁽⁴⁾ 。

被迫观看裸女只不过是白人戏耍他们的热场活动, 接下来的打斗混战才是重头戏。这些黑人青年被人“用白色宽布条把眼睛蒙起来” (《看》:18) , 彼此谁也看不见谁, 只好相互混战。法农曾说:“在白人世界里……[黑人的]身体意识几乎完全是一个否定性行为……黑人的身体被一种不确定氛围所包围。” ⁽⁵⁾ 这无疑是对这些黑人青年在当下感受的准确把握。他们的眼睛被罩住, 彻底被剥夺了视觉, 成为被白人围观的对象。他们只能靠听觉和身体的感受来感知周边环境, 耳朵里满是白人观众的狞笑以及各色种族主义的辱骂之声:“大个黑小子”、“黑杂种”、“那个姜黄色黑鬼” (《看》:18) ;身体感受到的则是不知从何处飞过来的雨点般的混乱拳脚。一边是被遮住双眼的模糊视野, 另一边是饱受击打的痛楚身体, 而真正给他们带来麻烦的根源不是眼前被遮挡下的黑, 而是身体上的黑。在白色权力构筑的视觉世界里, 长有黑皮肤就是他们的原罪。他们看不见自己的身体, 却因为痛苦而更敏感于它的存在———一具给他们带来无穷麻烦和痛苦的肉身。波伏娃曾说:“被注视是一种危险, 而受虐待是另一种危险。” ⁽¹⁾ 这种双重危险正是“隐形人”在此刻经受的境遇。

就在这种监视与被监视的视觉场景中, 卑贱和屈辱感被白人的眼光刻写进黑人的身体, 内化到黑人的自我意识中。这正是福柯所说的“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 ⁽²⁾ , 即对白人权力的服从以及对黑人自我的否定。黑人通过被内化的白人视角看待自我, 产生羞耻心和自我憎恨, 成为白人整体化规训力量的俘虏。托马斯·斯劳特 (Thomas Slaughter) 生动描述了这种感觉:“我身上携带着白人对我的仇恨, 它就像我的属性。” ⁽³⁾ 黑色的身体不止让白人厌恶, 也让黑人自己感到焦虑不安。他们无时无刻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体就是带来麻烦的根源。处在白色视界中, 他们总会不自觉地感觉到自己身上的黑色是一种具有“高可视性” (high visibility) 的过度存在, 这正是黑人在白人面前对自己的身体常有一种“超感受性” (hypersensibility) 的原因 ⁽⁴⁾ , 而“隐形人”便时常受到这种意识的困扰。例如当他被安排驾车陪同诺顿校董参观时, 他自述:“此刻我和一个对自己命运感到称心如意的白人同乘一辆阔气的轿车, 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惧。” (《看》:35) 其后还重复道, “他是我害怕的那种白人” (《看》:36) 。在金日酒家, 诺顿先生被拥挤的人群推搡到“隐形人”身上, 那张白色的面孔距离他很近, 立即让“隐形人”感受到“一阵莫名的恐惧……他的一双眼睛闭着比睁着还要令人生畏。他像无形的幽灵,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看》:76) 。在以白人为主的大街上行走, “隐形人”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自己异样的过度存在:“听说邮局的守卫透过屋顶和墙壁的窥视洞注视着你, 密切地监视着你, 悄悄地等待你, 看你会不会有什么越轨的行径。也许就在这一刻有只眼睛盯着我, 观察我的一举一动。也许马路对面那幢灰色大楼上的大钟背后隐藏着一双锐利的眼睛。” (《看》:145)

即便在“隐形人”加入宣称种族平等的兄弟会后, 这种恐惧和不安依然挥之不去。杰克第一次带他去兄弟会总部“冥神大楼”, 那里有好多美貌的白人女子, “我瞥了她们一眼便小心翼翼地收敛起目光” (《看》:145) , 而她们只需要“目光慢吞吞地从我脸上扫过”, 便可引起“我”的不寒而栗, “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我腿上的一处肌肉剧烈地抽搐起来” (《看》:273) 。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 它们所反映的都是黑人把白人的眼光内化后所产生的那种强烈的自我疏离感。似乎他们永远处于白人的视觉包围下, 身边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们, 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让人厌恶的身体。杰克·泰勒认为白人凝视就是福柯所说的那种“带有生命政治内涵的规训技术”, 其目的就是建构起一种“种植园模式的政治服从” ⁽¹⁾ 。虽然黑人已经获得自由, 但施行种族隔离的美国社会不过是另一个放大版的种植园。黑人不得不在白人监视下做驯服的肉体, 老老实实地待在被划定的空间内, “叫我朝东, 我绝不朝西, 我规规矩矩做人, 兢兢业业办事” (《看》:130) 。

二、权力规训实验室:油漆厂医院里的医学凝视

福柯最早关注到近代以来医学凝视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创建的一种新知识-权力关系。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 (1973) 中研究了所谓“目视” (regard) 这一技术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临床医学中的出现和广泛应用。这是一种不含个人感情的、科学化的、客观化的医学凝视, 一种“更专注、更持久、更有穿透力的目视” ⁽¹⁾ 。福柯说:“医学目视也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形成……它不再是随便任何一个观察者的目视, 而是一种得到某种制度支持和肯定的医生的目视, 这种医生被赋予了决定和干预的权力。” (《临》:97-98) 目视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出现的病理分析学的产物, 人们相信它可以让医生透过病人的身体表征寻找病根。与早期更加人性化、主观化的表面诊察很不同, 人们相信这种凝视更能看透人体表面病征:“正是这个时期, 目视享有主宰权力, 因为在同一感知领域, 循着同样的连续性或同样的断裂, 经验‘一下子’就能读出机体的可见病灶以及各种病理形式的联系……这‘一瞥’不过是在它所揭示的真理上的运作, 或者说这是在行使它握有全部权利的权力。” (《临》:1-2) 再加上越来越发达的观测、分析和化验技术手段, 似乎医生可以越来越直观地“看见”病情。它们让医生有了更专业的手段来收集病人自身无法提供的数据和信息, 由此医生也就获得了一种新的不可战胜的控制感。医生根据自己的观察就可以判断病人的病理状况, 进而进行治疗和干预。病人的叙述变得无关紧要, 医学凝视成为更可靠的关于疾病知识的来源, 医生也就成了诊断和控制的权威:“这种知识被一个特权集团所瓜分, 目视与言说之间那种既无障碍又无限制的直接关系也瓦解了:人们所了解的东西一旦经由知识秘传方式来传递, 就再也不能交流给别人, 也颠倒了实践用途。” (《临》:59)

约翰娜·夏皮罗指出:“虽然福柯所说的这种医学凝视能够比以前的方法更有效、更精确地诊断病理, 但也可以成为社会控制形式, 促使它的对象 (病人) 接受一种自我监视 (监控疾病和异常状态) 和坦白服从 (愿意放弃个人隐私) 的姿态。” ⁽²⁾ , 后来福柯把这种新的监视形式命名为“全景敞视主义” (panopticism) , 它把单纯的医学凝视发展为一种更加普遍的社会控制形式和权力工具, 而监狱、学校、工厂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都会普遍运用这种凝视以“确保监控的连续性” (《临》:45) 。福柯强调, “在这种经验中, 医学空间就会与社会空间重合, 或者说, 能够穿越和完全渗透社会空间。人们开始想象医生的无所不在。医生的目视交织成了一个网络, 时时处处实施着一种连续不断的、机动的和有区别的监控” (《临》:34) 。虽然人们不知道监控来自何方, 却感到自己无时无刻不处于监视之下, 从而自觉地监管自己的行为。当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复合了种族维度之时, 医患之间的凝视就转换为白人对黑人的凝视, 这种医学凝视也就升级并具有了种族帝国主义意味, 其权力和控制的意味也越发强烈。 ⁽¹⁾

倘若说“隐形人”在大饭店角斗场经历的是稍有距离的监视和围观, 那么他在“自由牌”油漆工厂医院里所遭遇到的就是这一典型的复合了种族、科学及帝国话语权力的“医学凝视”。他在油漆车间“发生事故后”被送进医院接受检查、治疗。处于半昏迷状态下的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白色世界:自己身上穿着“白色工装裤” (《看》:207) , 被固定在一张“冰冷坚硬的白椅子上” (《看》:207) , 外面是“一条长长的白色走廊” (《看》:220) , 周围是“洁白的、茫茫的病房” (《看》:214) , 头顶是“朦胧的白色天花板” (《看》:214) , 眼前是“凝聚不散的白雾” (《看》:216) , 身边站着一群“穿白衣服” (《看》:208) 的医生和护士, 他们额头上要么戴着“一只闪闪发光的、明亮的第三只眼” (《看》:207) , 要么是明亮的“反射镜” (《看》:207) 。

躺在这样一个白色统治的视觉空间里, “隐形人”身上的肤色与环境形成强烈反差, 他就是扬希所说的“一个被看的奇观”, 甚至是“一个让人害怕的对象, 一只可怕的怪物, 一种让人讨厌的在场”。 ⁽²⁾ 他处于绝对被看的位置, 是整个房间里的视觉聚焦中心, 像一具生物标本一样“躺在用玻璃和镍制造的那种箱子里” (《看》:207) 。这个透明箱子很像是边沁设想的全景敞视监狱中的小囚室。与传统的封闭、黑暗、有遮挡物的牢房相比, 这种新型囚室被给予充足的光线, 犯人的一举一动都完全暴露在中心瞭望塔的监视人目光下。躺在箱子里的“隐形人”就像是这样一个犯人, 他无可遮挡, 被迫接受“一种向心的可见性”, “他能被观看, 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 而绝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 (《规》:225) 。“隐形人”反复提及他所感受到的白人投来的犀利眼神, “一只闪闪发光的明亮的第三只眼在窥视着我” (《看》:207) , “两个模糊不清的穿白衣服的年轻女人向下看着我”, “一张脸和我的脸处在同样的高度, 这个人仔细地看着我” (《看》:208) 以及“一双眼睛透过像可口可乐瓶底那么厚的镜片向下凝视着我” (《看》:211) 。在此我们不能忽略“隐形人”与白人医生之间在视觉方位上的差异。在分析临床医学的目视运动时, 福柯经常提到“居高临下”这个词, 比如他认为:“医学目视在一个仅受自身控制的封闭空间里, 以一种自发的运动而循环往复;它居高临下地向日常经验分派着知识。这种知识是它从远方借来的, 而它使自身成为这种知识的会聚点和传播中心。” (《临》:33-34) 作为医患沟通中常见的注视态势, 这种居高临下的俯视不仅仅是空间层面上的, 更是心理层面上的, 福柯将其称为“君王般的活动”:

目视居高临下地读解着一种文本, 它从中毫不费力地收集明晰的言语, 以便用另一种等值的话语来复原它们:由可见物提供的这种言语自动地呈现给人们观看, 而且不引起任何改变。在这种君王般的活动中, 目视再次捕捉到它原先已经安置在自己的感知场域中的那些可见结构。(《临》:131)

当“隐形人”躺在诊疗台上面被一群白人用犀利的眼神近距离凝视时, 他的最后一丝尊严和隐私也被剥夺, 彻底成为那种“君王般的”目视的俘虏。他无处可遁, 因为“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 (《规》:225) 。“隐形人”也想用眼神来回看他们, 无奈却是白费力气。他要么是被“明亮灼人”的灯光照得睁不开眼, 要么就是被医生头上的反光镜把视线反射回来, 他看到的还是自己无助的形象。他想闭上眼睛, 彻底放弃看的权利, 却旋即又被叫醒, 因为他不单要服从被看, 还必须配合。

罗伯特·李认为这些白人医生“代表官僚权力整体, 包括政府、公司以及白色视觉权力集团” ⁽¹⁾ 。“隐形人”在他们眼中不是一个遭遇事故伤害的病人, 而变成一个需要被分析、解决和控制的问题, 一个被拿来做实验的权力对象。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单靠肉眼观察还不够, 还要进行X射线检查。卡洛琳·德拉·佩尼亚曾研究了医疗技术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种族恐惧如何在X光和激光技术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指出X光技术问世的时代正是种族主义十分猖獗的时代, “X光成为一种被高度称赞的新技术, 人们普遍认为它具有神奇能力” ⁽¹⁾ 。在很多人仍然相信黑皮肤是罪恶象征、黑人身上携带有特殊病毒这种谣言的情况下, 人们一方面猜测这种技术可以帮助揭示黑人皮肤下隐藏的秘密, 另一方面甚至有传言认为X射线的辐射功能可以把黑皮肤变白, 从而对黑人进行改造。这与其说是出于对技术的迷信, 不如说是出于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对黑色皮肤作为视觉和道德污染的恐惧以及意欲一除了之而后快的歇斯底里的臆想。在福柯看来, 全景敞视监狱的作用不单是囚禁犯人, 更重要的功能则是对犯人进行改造:“它可以被当作一个进行试验、改造行为、规训人的机构;可以用来试验药品, 监视其效果;可以根据犯人的罪行和特点, 试验不同的惩罚方法。” (《规》:228-229) 隐形人所处的诊疗室正是这样一个权力规训的实验室。趁着“隐形人”接受医学检查之际, 这群白人医生意图对他进行种族意义上的治疗和改造。在他们面前, 接受检查的不再是普通病人, 而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异类, 一个最好被彻底消灭的他者。就像夏皮罗对医学凝视的批评, “凝视的作用就是把病人变成他者, 一个与检查者完全不同的人或物。最坏的情况是, 凝视变成针对病人的象征性暴力, 一种拒绝将其当人对待的权力” (“[Re]Examining”:163) 。虽然白人医生在语言上还是使用充满关切的医患用语, 温情婉婉地称呼“隐形人”为“孩子”、“我的孩子” (《看》:222) 等, 但实际上他们的语气可谓“虚伪空洞” (《看》:209) 。医护人员用近乎疯狂的手段对这个有问题的黑色身躯进行折磨, 完全超出普通医学检查和治疗的范畴:“两股力量在猛烈地撕扯着我的腹部和脊背。一阵灼人的辐射热烤着我。我被电的毁灭性的压力接连不断地敲打着, 在通电的两个电极之间, 我被拨弄得像演奏者手中的手风琴那样剧烈地喘着气。” (《看》:208)

在接受“治疗”的间隙, “隐形人”还听到了两个医生就“治疗”手法产生了争执。其中一个坚持认为“还是做外科手术好” (《看》:211) , 这当然暗指对黑种病人进行阉割。在白人男性的想象中, 黑人男性都有超强的性能力和不受控制的欲望冲动, 随时都会对白人女性构成伤害。这种“白人妄想症” ⁽¹⁾ 让他们焦虑不安。似乎在饭店角斗场那样仅依靠对黑人进行“象征性的阉割”还不够, 最好的办法就是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生理阉割。这是最彻底的解决办法, 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黑人男性对白人构成的威胁。另一位医生则提出一个新疗法, “我的小小的新发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看》:211) , 即通过电脉冲、X光辐射、震动和声音干扰等复合作用, 不需要实际开刀, 却“可以产生前额脑叶切除手术的效果” (《看》:212) 。 ⁽²⁾ 脑前叶控制人的情绪调节, 切除以后可以显著降低急躁易怒和暴力倾向, 让人变得温顺服从;但由于开颅手术具有很大风险, 而且也并不能保证手术效果, 所以不适合普遍应用。而这位医生提出的新疗法却可以避免开刀的不良影响:“我们对神经控制的主要中枢施加适度的压力……而结果是个性的完满的改变, 把罪犯改造成和蔼可亲的人……更重要的是, 病人无论是在肉体方面, 还是在神经系统方面都是完整无缺的。” (《看》:212) 在他的眼中, “隐形人”———以及他所代表的黑人男性———已不再仅是病人, 而近乎精神病人, 甚至是罪犯, 或借用凯尔纳与贝斯特的表述, 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实体, 需要被规训、驱逐到边缘隔离地带囚禁起来” ⁽³⁾ 。在白人主导的种族制度下, 黑人仅因身上的黑皮肤给白人带来的视觉麻烦及想象中的恐惧, 便已然获罪。实际上, 那位医生也心知这套治疗已不再是医学问题, 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不适用于“有哈佛背景的新英格兰人” (《看》:212) 。

三、黑人的反凝视:对他者想象的回击

正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指出的, 虽然福柯从根本上认为权力是分散的、不确定的、形态多样的, 并非主导一切且让人无处躲藏的总体化力量, 但“福柯的著作主要强调的是个人如何被分类、排斥、客观化、个体化、约束以及规范化” ⁽⁴⁾ 。尽管福柯相信哪里有权力关系, 哪里就有反抗, 但他的论说却未能给人带来乐观的可能性。例如病人/被凝视者针对医生/凝视主体的反凝视就没有得到福柯的足够关注, 因为他更感兴趣的是以社会控制话语模式呈现的更普遍的医学凝视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病人/被凝视者也并非永远只是一具温顺服从的肉体, 就像夏皮罗所说:“病人也可以反过来凝视医生, 而且 (视觉) 权力既可以指向病人, 也可以从病人这里发出。” (“[Re]Examining”:164) 与此同时, “病人也可用绝望、讥笑、愤怒或拒绝的眼光回视” (“[Re]Examining”:165) 。 ⁽¹⁾ 贝尔·胡克斯更尖锐地指出:“一切想要压抑我们黑人凝视权利的企图都在我们内心制造出一种无法遏制的观看的欲望、一种反抗的欲望以及一种对抗的凝视。” (2)

在手术台前的白人医生们自认为拥有视觉主动权, 他们把“隐形人”牢牢固定在被看的位置上, 似乎这里只存在单一指向的看与被看的关系。尽管他们用耀眼的灯光和反光镜来保证他们在“隐形人”面前不被看到, 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完全免于被看。如果说“隐形人”在他们面前像是“一具年代久远的生物标本一样” (《看》:211) , 那么在“隐形人”眼中, 他们也不过是让人恶心的“一大群活的白虫子” (《看》:210) 。这与其说是“隐形人”在电流和灯光作用下产生的幻觉, 不如说他是在为自己争取一种视觉上的主动、一种“讥讽且有挑衅性的病人想象” (“[Re]Examining”:166) 。在他的想象中, 那些讨厌的小虫子“上下飞舞”, 充塞他的视野, 他想成为“一位黑皮肤的号手, 把它们吸进金煌煌的喇叭筒里, 然后把它们排出来” (《看》:210) 。他甚至还变成了一位偷窥者, 想象着自己变成顽皮的小孩子, 躺在灌木丛中, 偷看白人护士与情人幽会。他的身体可以被固定、被折磨, 但这无法阻挡他在想象中对他们的视觉暴力进行反击。他看到的不是更主动、完满的人物形象, 而是和他一样被物化的“围成一圈的手和脸” (《看》:213) , “他们看上去像是十足的傻瓜” (《看》:215) 。从自身角度出发, “隐形人”甚至为自己赢得了视觉上的主动。

彼得·别德赛尔认为, 后殖民凝视“有确立主客关系的功能, 它把发出凝视的一方标定为主体, 被目光触及的另一方是客体” ⁽¹⁾ 。鉴于后奴隶制时代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被普遍视为一种后殖民关系, 所以别德赛尔的这句话也有借鉴意义。在种族制度下, 看与被看之间存在的不只是视觉关系, 更是一种主体建构关系。白色凝视所意味的不仅是视觉上的优势, 更意味着主体建构上的主动。它不但要求黑人成为被看的对象, 更确切地说是要求黑人放弃对自己的主权, 让自己的表意实践和身份建构完全听命于白人指挥。“凝视不只是目视、观看, 而且包含了对‘他者’的想象。” ⁽²⁾ 白人凝视主体把自己不愿意接纳或者不愿意承认的意识统统投射给黑人, 把他们想象成充满野蛮、罪恶和欲望的不洁之物。面对围着他的那些逼人眼神, “隐形人”无法回答他们提出的“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的母亲叫什么名字?”等一系列看似简单却都与身份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带给他的是“一阵恐怖的感觉”, 造成他“被突然发生的羞耻心所压倒了” (《看》:215) , 让他觉得自己似乎成了“阴郁、慌张和痛苦本身” (《看》:216) 。让他感到羞耻和痛苦的不是自己的愚蠢, 而是主体身份意义被剥夺后的卑微存在。让他感到恐慌、不敢面对的也不仅是白人眼神, 还有被那种眼神所建构、强加给他的身份。

如前所述, 当“隐形人”挣扎着用一种反凝视来对抗那些医生时, 他也就部分赢得了建构自我意义的主动性。当检查终于结束后, 他从手术台上站起来。就在这时候, 虽然一位穿着白色外套的厂方代表像之前的医生一样, 用“严谨的眼神”“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 (《看》:221) , “隐形人”却不再恐慌和逃避, 并且能够“流利地” (《看》:221) 回答问题。他和这位白人代表的凝视关系也发生了奇妙的改变。“他以沉着的、严谨的目光向上注视着我……我朝下看, 他就在那起了皱纹的脸和伸出的手的后面的什么地方。” (《看》:224) ⁽³⁾ 与此前他躺在手术台上被俯视不同, 此刻他和对方发生了显著的视觉位置上的互换。我们虽然不能把此过度解读为黑人和白人之间权力关系转换的象征, 但至少可以说, 这一场景显示出“隐形人”已努力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加主动的主体位置:“我有一种感觉……觉得我被某种深藏在我的体内的异样的个性所支配了……或者可能我正在把握住自己, 把到那时为止我一直抑制着的感情用语言表达了出来……我是不再害怕了。” (《看》:224-225)

实际上, “隐形人”的反凝视并不只发生在想象空间, 当他走出工厂医院后, 更有积极实践意义的反凝视在现实空间内也逐渐展开。在小说前半部分, “隐形人”对自我的认知为种族认知框架所限定, 他在很长时间内都把白人目光设定的那种黑人“可见性”作为自我追求的目标, 听从白人的引导与安排, “我应该阴沉而自卑”, “循规蹈矩” (《看》:14) , “安分守己, 自知自足” (《看》:94) , 或许有一天能像校长布莱索博士一样成功, “拥有两辆, 而不是一辆卡迪拉克轿车。此外还有优厚的薪俸, 有温柔、漂亮、奶油肤色的妻子” (《看》:89) 。直到他揣着布莱索校长给他开的虚假介绍信, 兴致勃勃地前往纽约谋求前程却不断碰壁后, 才明白这种可见性的虚幻。恰如布莱索在那封欺骗性的信件里所写的:“那诺言就像地平线那样在那满怀希望的旅行者的前方总是明亮地、遥远地退去。” (《看》:169)

油漆厂经历之后的“隐形人”不再以白人的赏识为目标, “我再也不用担心谁会看见我, 也用不着考虑怎样做才得体” (《看》:238) 。他转而加入兄弟会, 希望凭借自己出色的口才成为了不起的演说家。他不愿再做白人俯视的老实听话的黑人模范, 而是幻想成为受万众仰视的黑人民族领袖, “兄弟会是别有天地, 国中之国, 我决心探索它的一切奥秘, 并尽我可能往上爬。我看不到前途上会有什么局限, 我会扶摇直上” (《看》:348) , 甚至还有更高的发展空间———“直至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领袖人物” (《看》:349) 。但在兄弟会中他又不断受到激进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两面排挤, 最终他认识到, 无论是对白人种族主义、黑人民族主义还是工会共产主义来说, 一个有独立人格的黑人主体都是不可见的, 他们都以某种集体的名义压抑和否定黑人自我, 于是“隐形人”选择为自我而战。他下定决心, “我现在明白了我是谁, 我在什么地方;我再也不必为杰克、爱默生、布莱索和诺顿之流跑腿了, 也不必躲避他们……” (《看》:510) 。“隐形人”最后为自己选择的“战斗堡垒”, 是一处位于哈莱姆区边缘的废弃地下煤窖。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它原本黑暗阴冷, 却被他用偷扯的电线和一千多盏最耗能的老式灯泡改造成“一个暖暖和和的洞” (《看》:3) 。如果说外部世界是被白人严密控制的全景敞视监狱的话, 这里却是一处既“光线充足” (《看》:3) 又适合隐身的安全之地, 没有人知道他躲藏在这里。这个地下室就像是一个被反转了的中心瞭望塔, “恐怕走遍整个纽约也找不到像我这个洞这样明亮的地方” (《看》:3) 。“隐形人”在这里获得了某种象征意义上的视觉优势, 可以冷眼旁观整个外部世界, “我能看到光明中的黑暗” (《看》:4) , 外部世界的人却无法看到这隐于地下的黑暗中的光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他此刻又回归到了一种彻底的隐身状态, 但这并非之前那种消极的、被强加的隐形, 相反却是他主动选择的、作为一种反抗策略的隐形。正如沃伦·史密斯等人所指出的, 虽然身份通常意味着被看见的形象, 但隐形也是身份政治的一部分, “社会隐身的形式也可以被当作有意为之的行动”, “通过无视他人的认可而获取一种社会隐身, 这也可以是一种行动策略”。 ⁽¹⁾ 既然在外部世界无法避免要被强加各种身份, 那么主动隐身也就是主动逃避权力的凝视, 拒绝各种惯常的被看的方式, 进而挑战被强加的身份标签。

“隐形人”在地下煤窖里终于避开了白人的凝视, 也避开了黑人民族主义者的逼迫眼神。通过自己制造出来的舒适明亮的光, “隐形人”有生以来第一次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真正的自我, “直到发现自己是个看不见的人, 才意识到自己是个活人” (《看》:4) 。他选择与白人世界斗争的方式是通过偷扯电线蓄意耗电来制造电力公司的损失, 这一行为的意义并非像初看上去那样荒唐, 因为从电力公司抢夺来的电可供照明, 而他确信“真理就是光明, 光明就是真理” (《看》:4) 。其中的真理当然也包括一个个鲜活的黑人个体对自我生命意义的理解以及对自我主体的塑造。

结语

萨特曾说:“三千多年来, 白人一直享有看却不被看的特权。” ⁽²⁾ 白人一贯处在凝视主体的特权位置上, 黑人则是被凝视的对象。这种凝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观看, 而是充满规训力量的视觉暴力。它规定着黑人身体的意义, 主导着对黑人他者的想象和身份建构。因此扬希才会认为白人凝视“是一个重要的权力与控制的场所” ⁽³⁾ 。从白人凝视者的角度看, 黑人的身体一方面是高度可见的, 它野蛮、邪恶、充满欲望和攻击性;但另一方面, 它又是不可见的, 因为白人在黑人身上看到的总是预先植入的东西。

从黑人的角度来说, 如果他们总是处在“被看”的位置上, 或者把白人的凝视目光内化为自己反观内视的尺度, 那么, 高度可见的就是那个人人厌弃的、由白人建构出来的黑人他者, 而这实际上也就是参与了对不公正种族秩序的妥协与同谋。真正的黑人自我依旧是不可见的。正如《看不见的人》结尾处的地下煤窖场景中所预示的那样, 只有当“隐形人”不再充当被凝视的对象, 并起而争取反凝视的权利, 他才能为自我身份的建构创造出历史可能性。当然, 真正有意义的黑人反凝视绝不是对白人凝视的反转, 像激进的黑人民族主义者设想的那样可以有一天反过来实现对白人的统治, 而是意味着以特定方式让自己朝向世界, 并采取那些代表着个人的价值观和意义秩序的行动, 最终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主体身份。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见《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侵删。

【作者简介】 陈后亮,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美国非裔文学以及犯罪小说。

排版|刘慧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