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张莉：在卡夫卡的门前——卡夫卡作品中的“门”

【摘 要】

“门”是一个具有卡夫卡式悖谬特征的空间词语, 在隔断空间的同时又成为两个对立空间之间的连接。卡夫卡的门, 首先是实体空间意义上的隔断与过渡;其次, 在建筑现象学的意义上, 门所特有的空间分界形态也暗示着空间内外的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共生关系。关门闭户, 意味着与现实的分离, 是个体对内心空间的维护;半开半闭的门, 以一种模棱两可的空间形态, 展现主体不确定的生存状态及其在行动与踌躇、希望与绝望中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在文本的意义上, 门的空间防护意义衍生出美学上的释义拒斥;卡夫卡的文本之门, 是一种开敞的假象, 在诱惑与排拒中显现出本质上的反阐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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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讲稿》中,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剖析了《变形记》的文本结构, 发现“开门和关门”的动作贯穿整个故事始末1。纳博科夫认为, 《变形记》可被视为一出三幕戏:第一幕有七场, 第二幕和第三幕各有十场, 而构成各场景之间切换和转承的节点正是一个空间符号——门。“门的主题”是纳博科夫在卡夫卡的文学空间中的重大发现。20年后, 美国学者莱奥纳多·莫斯则意图找到打开这些门的钥匙, 他带着同样的好奇心和文本分析的耐心, 对《变形记》中的门进行了统计, 结果令人惊讶:仅发生在主人公格里高尔身边的开门与关门的动作就有近百次。2作为对“莱奥纳多·莫斯的数学统计方法的补充”3, 另一位卡夫卡研究学者约翰·温克曼进一步调查了《变形记》中“门”的词频, 精确地指出:“在《变形记》中, 门 (Zimmer) 这个词单独或以词组的方式一共出现了151次, 其中有 68次与格里高尔的卧室有关。”4不难看出, 在卡夫卡的文本空间中, “门”确实表现出“发出声音”的强烈意图。

显然, 这更是卡夫卡本人的意图。1915年10月, 库尔兹·沃尔夫出版社计划推出《变形记》的单行本, 由当时著名的版画家奥托玛尔·施塔克 (Ottomar Starke) 负责封面设计。施塔克最初打算设计一只大甲虫, 而他的设计理念遭到了卡夫卡的强烈反对。卡夫卡在回信中反复强调:“别画出那只虫子!千万别画!那只虫子是万万不可以画出的, 即使是作为远景也不行。”5不仅如此, 卡夫卡还给这位版画家提了建议:“我更愿意看到这样的画面:父母和秘书主任站在关闭的门前;或者还有一种更好的选择, 父母和妹妹都在灯光明亮的房间里, 门半开半掩, 通向另一个黑暗的房间。”6关闭的门, 抑或半开启的门, 是卡夫卡留给施塔克的选择, 也是卡夫卡留给所有意图走进其文本世界的读者的选择。

在卡夫卡的文本空间里, 门既是明亮与黑暗、喧嚣与寂静的空间隔断, 也是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空间隐喻, 更是一个有关谎言与秩序、遗忘与显现的存在命题。“门的意象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别有深意”7, 对其深意的建筑现象学的解读, 或许将会无限接近卡夫卡的文本之门, 还有门后那个神秘荒诞但真实无比的世界。

一、关闭的门—— 隐秘的内心空间

门是空间隔断, 界分出实体意义上的空间内外, 同时也衍生出有关对立的空间隐喻: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家庭空间与社会空间、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正如格奥尔格·齐美尔所言, 通过门, “人类从自然界的无限单元中分离出一个小单元”8 。门划定出边界, 在整体空间的内部切分出一个新的围合空间, 然而, 尽管依存于整体空间, 这个被分隔出的新的空间却具有其内在完整性。门既能隔断空间, 又能建立空间之间的联系, 具有“在联系中隔断”和“在隔断中联系”的矛盾属性 (see “Bridge”:67) 。在界分空间的同时围合空间, “门”在空间中的矛盾状态与卡夫卡式的悖反思维极为契合。

在卡夫卡的文学空间中, “门”是一个备受青睐的空间符号, 时常在情节推动、氛围烘托和叙事结构的建构上起着关键作用。但悖谬的是, 获取这种幸运的灵感恰恰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不幸:门的噪音和干扰几乎成为卡夫卡在写作时所有苦恼的根源。在日常生活中, 门并没有为卡夫卡围合出一处他所渴求的私密空间, 相反, 门所固有的可进入性 (accessibility) 给空间的私密性造成了威胁。卡夫卡写于1911年11月5日的日记再现了门带给他的烦恼:“我坐在我的房间里, 就坐在整个住宅里吵闹声的中心。我听到所有的门被摔得乒乓作响, 这巨大的摔门声带给我唯一的好处就是它们的声响使我得以避免听到人们在一扇扇门之间穿梭走动的脚步声。”9这则日记后来以《巨大的喧闹声》 (“Grosser Larm”) 为题发表在布拉格文学期刊《赫尔德尔》 (Herder-Blätter) 上, 同时还被收入《给菲莉斯的信》 (“Letters to Felice”) 中。10菲莉斯在来信中问及他为什么总是在深夜十一点之后才能写作, 卡夫卡在回信中附上这篇短文作为回答。同样在这封信中, 卡夫卡还提到了《变形记》的写作进度, 也就是说, 《巨大的喧闹声》写于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那段时间。

对这篇短文写作缘由的追溯有助于还原卡夫卡写作《变形记》时的境况和心态。卡夫卡急切地渴求一个独处的、不受干扰的写作空间, 反反复复的门的声响被激化为对现实生活深感烦躁和绝望的心态。同时, 在文本间性 (intertextuality) 的意义上对这篇短文进行追溯, 还表明它是卡夫卡在创作《变形记》时的一个“联合文本” (con-text) , 亦即对文本创作时的主体处境与社会境况的考证。同样, 卡夫卡传记中有关此情景的记录则成为《变形记》在互文意义上的“联合文本”——《巨大的喧闹声》——的“联合文本”。

多部传记对卡夫卡写作《变形记》这段时间的处境都有类似的表述, 不同“联合文本”的契合使得这个历史语境的呈现更为可信。11写作《变形记》时的卡夫卡和家人一起住在尼古拉斯大街 (Niklasstrasse) 36号公寓的四楼。在这个大家庭里, 卡夫卡拥有一间小小的卧室, 摆设简单, 也没有任何采暖设备。更糟糕的是, 这个房间位于父母卧室和起居室之间, 形同一个两端装了门的过道, 家人可随意穿行过往, 丝毫没有私密性可言。父亲在任何时候都毫不顾忌他人, 高声说话、摔门进出是他的生活常态;体贴的母亲虽刻意压低声音, 却不得不陪着父亲谈话。起居室里收拾杯盘刀叉的声音、家人走动进出的声音, 伴随着人的进出被不停地推开关上的门的声音, 这种种喧闹对卡夫卡的沉思与写作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在卡夫卡为数不多的画作中, 写字台前坐着的线描小人几乎总是两手遮耳、低头俯首、不胜其扰的样子12;这样的画面同样还原了意图在现实的夹缝中贴近内心写作的卡夫卡所遭受的煎熬。

出于对个体私密空间的捍卫, 卡夫卡毕生渴求一种彻底的“闭门杜户”的生活状态。如果说在日记与书信中, 卡夫卡多次直接写下关上房门的强烈愿望, 那么在小说中, 他则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出关门的意图, 因而, 门被打开后几乎总是带来悲剧与灾难。在《变形记》中, 格里高尔即使在自己家中也保持着锁门睡觉的警惕。变成甲虫后他并没有太多出门的想法, 仅有两次情不自禁地爬出房门, 却导致了被厌恶和驱逐的不幸升级;而房门最终打开之际, 则是他/大甲虫的尸体被清理出门的那一刻。在《诉讼》中, 约瑟夫·K听见敲门声后打开房门, 却遭到拘捕, 开门通向了一段被无端控诉的荒诞历程。在《乡村医生》中, 深夜的门铃声驱使乡村医生打开房门, 门外的黑暗中冒出来一个心怀叵测的马夫和两匹魔鬼般的黑马, 乡村医生就此被挟持着踏上了孤独的不归之路。

门一旦被打开, 所有的危机、灾难、耻辱、厄运都会倾泻而至, 更令人恐惧的是, 私人空间被侵入之后, 人的身份和尊严的沦丧也接踵而至。土地测量员K和新婚妻子弗丽达躺在教室的地板上, 破门涌入的学生们讥笑着围观他们的私人生活。《城堡》中这一幕堪称荒诞至极, 而《诉讼》中另外一对夫妇的遭遇则更加令人惶恐。一对贫民夫妻即使在睡梦中, 法官也能推门而入, 甚至还饶有兴致地站在床头端详着他们睡觉的姿态。在这两幕带有闹剧色彩的荒诞场景中, 门被打开, 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被荒唐并置, 梦中的世界被现实世界粗暴惊扰, 主体的尊严被肆意侵犯。正因如此, 米兰·昆德拉认为“约瑟夫·K的故事是从隐私被破坏开始的”, 约瑟夫·K醒来时, 两个陌生人走进房门站在他的床边, 从那一刻开始, “他的私生活逐渐消失, 被那个追捕他的神秘组织所吞噬” 13。

出于一贯的社会批判立场, 昆德拉主张“内在的家庭的专制主义”与“社会大视角下的专制主义”具有某种紧密的一致性, 一个专制的社会, 貌似一个亲密的“大家庭”, 而一个没有隐私的家庭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无视个人权利的专制社会的缩影 (详见《小》:108) 。显然, 昆德拉在卡夫卡的关门意图中读解到的是一种超越个体隐私的更为强烈的对抗, 他深刻洞悉到“在极端形式下的社会企图取消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日益昏暗的权力要求公民的生活日益透明” (《小》:108) 。

与昆德拉一样, 汉娜·阿伦特也极力抨击在极权社会中作为“贱民”的犹太民族被剥夺生存权利的事实。昆德拉与阿伦特的社会批判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将卡夫卡从个人的单人间推向人类生存的广阔空间, 可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卡夫卡本人似乎更愿意将这种对个体隐私的捍卫视作“一个人的战斗”。对他而言, 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同样重要的是一个纯粹的个人空间, 只有完整的内心空间才能同嘈杂污秽的现实世界分离并抗衡。在另一封给菲莉斯的信中, 卡夫卡曾经描述过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带着纸笔和一盏灯, 待在一个宽敞的、门户紧闭的地下室最里面的一间里。”14一扇关上的门, 意味着处身与现实的分离, 同样也意味着心灵向另一处空间开敞。门将现实隔离在外, 是对隐秘的内心空间的维护。

关上房门在暗夜中写作, 是卡夫卡渴求的生活方式, 也是法国诗人加斯东·巴什拉所捍卫的“内心空间的单人间”15。在内心的单人间里, 隐秘的存在得以被守护, “关门自省”的力量甚至超越了生命本身。主体的存在与空间的存在合二为一并相互渗透, 精神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密闭的空间是属于纯粹精神的世界, 内部凝聚着巨大的生命力, 这正是布朗肖在解读卡夫卡的生命写作中所洞悉到的孤独的力量:“这间卧室陷入一片彻底的黑暗, 在这里, 我体会到了一切。一经进入, 我便把它化为自身;我和它一起存在, 这种力量超越生命本身, 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它。”16

布朗肖“反复加强”的卧室的意象, 在巴什拉看来, 不只是“一处熟悉的居所”, 更是一个“内心空间的居所”, 是“一间被作家化为自身的卧室, 这间卧室被作家赋予了超越生命的力量” (see Poetics:228-229) 。一个内心的单人间, 对卡夫卡而言就意味着与外界的隔离和彻底的关门闭户。这样的闭门既是对现实的有意回避, 对俗世物欲的主动放弃, 更是对艺术境界的自觉追求。

二、 半开启的门——进退两难的存在状态

关上房门, 在个人空间里书写梦幻般的内心世界, 这的确是卡夫卡所梦想的生活方式。但是, 门可以界分空间, 却并不能割裂与整体空间的联系。门是空间的隔断, 也是空间之间的过渡, 并在双向穿越的过程中使得空间之间产生关联。门的分隔功能与联系功能叠加, 再一次巧妙地暗示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关系。关于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卡夫卡在小说《回忆卡尔达铁路》中直言, 孤独是一种诱惑, 但孤独的情绪本身就会驱使个体再次回到人群中去。17正因如此, 卡夫卡始终都在逃离的幻想和热闹的现实之间进退两难。

鲁兹·柯尼克对空间“分界面” (interface) 的研究见解独特, 他认为“分界面可以界定出投向外在世界的视野, 但同时也向内限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观念;对于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而言, 分界面还是个人的身体与世界产生感官联系的接合处”18。他所说的“接合处”正是前文所述的空间场景的节点。事实上, 分界面在其语汇学的定义上已经显示出一种基本的悖反特征, 分界面首先是“身体、空间以及相位之间的界限”, 其次还是“两个单独的并且没有关联的体系之间交界、相互作用并发生关联的地方”19。简而言之, 分界面意味着在划分边界的前提下所产生的过渡, 从而暗示着“边界” (boundary) 与“过渡” (transition) 的悖反式语义叠合。

在讨论联系与隔断、开放与排斥的空间对立概念时, 齐美尔意外地发现了“桥”和“门”这两个空间符号所蕴含的社会学意义, 他指出“桥”与“门”在实体空间的功能意义上体现了人进行联系与隔断的意图, “桥体现了人类面对自然隔断之物所表现出的建立联系与实现统一的强烈意志”, 而门是更高层次的空间符号, 有着更为丰富的空间隐喻。桥强调的是空间之间的联系, 门的存在则“意味着分隔与联系不过是同一种行为的两个方面”。门的关闭状态暗示的是一种更为强烈的分离、建立边界和获取自由的意志;但是这种关闭可以随时开启, 边界可以消弭, 被隔离的个体可以重新与外界建立联系, “从而在无限的空间之中自行调节建立联系的需求” (see “Bridge ”:66-69) 。同样, 在卡夫卡的文本空间中, 门恰恰是在隔断空间的同时又成为两个对立空间之间的连接;这种看似矛盾的分界与交界的功能叠合, 在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中, 正是隔断联系与建立联系的胶着。

“门”作为分界面的建筑学意义以及在空间社会学上的启示, 有助于我们探讨在卡夫卡的文本空间中“门”作为分界面所隐匿的联系。纳博科夫发现, 格里高尔的房间有三扇门, 第一幕第二场开始的时候, “家里其他三个成员敲他的门, 并分别从过道、起居室和他妹妹的房间跟他讲话”20。莱奥纳多·莫斯则更关心从这三扇门外传来的三种不同的敲门声:“在与父母卧室相连的那扇门外, 他的母亲万分焦虑, 轻轻敲着。与妹妹的卧室相连的那扇门外, 妹妹格蕾特轻轻敲门, 用略带责怪的口气低声请求。父亲站在第三扇门外, 这扇门是卧室的正门, 正对着起居室, 他敲得并不重, 但用的却是拳头。”21

纳博科夫与莫斯为格里高尔的卧室所勾画的平面图略有出入, 但他们对小说中“门的意象”的重视以及将文本空间图纸化的意图却是一致的。米歇尔·福柯指出, 即便我们可以忽略房间内各种家具的确切位置, 或是不去辨明城市与楼房的具体位置, “却不能不弄明白各个房间之间在地理位置上的关系”, 因为, 这种空间上的联系, “保证人们在空间中的定位, 规定和引导人在空间中的行动方式, 并将他们的共生关系符号化”。22在此意义上, 对房间布局的空间还原也就成为在“解符号化”的过程中去呈现格里高尔与家人之间的共生关系。门是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分界面, 同时也是空间的连接, 从而成为不同空间内人物之间社会关系的空间化隐喻。由于门的设立, 内与外成为空间中人物之间最基本的关系;这种内与外的空间关系进一步“符号化”为个人与他者的对立与转化关系。通常情况下, 门开启时, 个人与他人发生联系;门关闭或锁上时, 个人与他人中断联系。因而, 在这种直接的空间共生关系的提示下, 莫斯指出, “在格里高尔家里, 开门和关门的动作出现了差不多上百次, 门的反复开合表现出格里高尔与家人重建亲情的良好意愿反复受挫”23。

以门的意象作为研究的线索, 可以在《变形记》文本中相当清晰地还原格里高尔和家人之间的共生关系。门的反复开合, 不仅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 图示出家人对变形之后的格里高尔从微弱的怜悯、冷漠到厌恶的情感变化, 同时也暗示着在虫壳之下的格里高尔日益浓重的孤独与绝望情绪。变形刚刚发生时, 在家人的催促下, 格里高尔费尽力气用嘴转动门锁, 打开了房门。这时, 格里高尔表现出的是回归家庭的急切愿望。但房门打开之后, 家人们尖叫躲避、乱作一团, 没有人真正关心格里高尔的命运, 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把这个怪物赶回房间。在仓促的关门声中, 格里高尔与家人建立联系的最初意图首次受挫。此后, 格里高尔自觉规范自己的活动范围, 尽量不去逾越门所划定的界限, 力图消解变形带给家人的误解和敌意。但是, 这样的善解人意却丝毫无助于关系的和解, 而是在家人一次又一次无情的关门声中发展为对亲情的绝望。格里高尔无数次躲在门后, 从黑暗的房间里观察明亮的起居室中家人的生活处境。在光与影的反差中凸显的并非仅仅是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隔离, 更有门后的主人公所感受到的隔阂与疏离。

最终出现在小说封面上那扇半开启的门, 体现的正是卡夫卡本人面对群体时的矛盾心态。尽管卡夫卡急切地渴望拥有“内心世界的单人间”, 能够在远离公众的寂静中寻找内心的力量与精神的纯净, 但他同样深切地意识到, 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绝对隔离的, 正如他无法真正逃离以家人为代表的他者。变形之后的格里高尔从未主动关上房门, 如果我们假定门的开合可以符号化人物的共生关系, 格里高尔对于门外家人的态度已经不言自明。

在空间共生的意义上, 门所连接的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也是个人和世界的关系, 正如齐美尔所言:“人无时无刻不站在门的里边或外边。通过门, 人从自我走向外界, 又从外界走向自我。” (“Bridge”:69) 因而, 莫斯有关小说中门的开合与格里高尔的意图受挫的理解尽管合理, 但也表现出某种局限性。事实上, 门与房间的空间关联只是第一层表象, 格里高尔与家人的亲情纽带是第二层表象, 处于更深层的是本体意义上的人与世界、存在与现实的关联。

理查德·朗在《家宅之门》一文中指出, 在现象学的意义上, 门是人的存在体验在空间中的实体表象, 通过门的围合, 空间成为家宅, 但是门的存在同时也使得个体与他者建立联系成为可能, “门通向外界的他者, 是个人与他者沟通、对话并表达自我的地方”24。朗在“家宅之门”的意象中所力图强调的, 是人的空间联系及社会交往关系的表象之下所隐含的本体意义上的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 “站在门前, 这种行为自身在深层意义上就意味着对他者的显现, 是对现实世界的等待……门界分出个人与他者的差别, 但是门同样驱使人走向群体, 并重新被纳入对立的他者 (others-in-difference) 之中”25 。

对卡夫卡而言, 他者首先是家人。但是, 卡夫卡与家人之间的关系颇具悖谬性, 是一种亲密的疏离, 表象的亲密掩饰的是情感的疏离, 因此卡夫卡自称是“家中的陌生人”26。格里高尔的社会身份是推销员, 颠沛流离的职业特征本身就暗示着稳定的社会关系的缺失;同样, 在时间与空间稳定性缺失的前提下, 自我与他人也很难建立信任感与亲近感。如果说变形前的格里高尔是一个被职业所异化的人, 他的家人们则毫不遮掩地暴露出另外一类被社会异化的群像。他们守在门外, 但其实并不关心作为家中儿子的格里高尔的命运, 令他们真正焦虑不安的是作为经济支柱的格里高尔失业后全家人的生活保障问题。格里高尔与家人之间的亲情受制于更为物质化的社会关系, 等在格里高尔门外的除了这群寄生虫一样的家人, 还有一个以秘书主任和房客们为代表的被异化的现实世界。这个冷酷的外在现实与卡夫卡的内心世界毫无和解可能, 正因如此, 卡夫卡像格里高尔一样, 躲在门后, 进退两难。

然而, 卡夫卡独特的悖反思维再次表现出对门所隐喻的共生关系实施重构的意图, 他甚至彻底调转了门与其所引发的共生关系之间的隐喻性关联, 也就是说, 门的打开与闭合, 并不必然地与联系和中断联系相对应, 而恰恰与其相反的属性建立了关联。变形刚刚发生时, 门是锁着的, 但无论是格里高尔还是他的家人们都“表现”出急切的“开门”意愿。后来, 格里高尔把门打开了, 甚至可以说, 在小说中大多数时候, 这扇门都是半开着的, 却再也没有人愿意进来了。家人进入格里高尔房间的愿望与门的开关状态呈现出一种反向背离的关系, 这样的空间信息暗示的是一种更为可怕的自我与他者的空间共生关系。卡夫卡式的异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被他者的异化, 而是一种主动的异-他者-化, 这种具有强烈主动性的逃避造成了卡夫卡的他者们“被疏离”的状态。

这种关门的意图以及矛盾的心态, 也表现出个体与他人和社会建立关联的焦虑, 是对过渡到对立空间的恐惧。但是, 由于分界的行为, 空间必然地产生了内与外的概念, 也因而建立了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性同时又是以“内与外”在空间概念上的相对性与相互依存性为前提的。巴什拉认为:“假如在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之间存在一个分界的平面, 那这一平面必定是左右为难的。” (Poetics:218-219) 作为分界面的空间符号, 门是独立于任何一个空间而存在的, 在切分空间的同时却不隶属于任何一个空间, 因而, 门正是这样一个“左右为难”的平面。

进退两难的还有站在门后的卡夫卡。内与外的矛盾处境也是巴什拉思考空间与存在的起点, “这个平面把自身的领域和他者的领域分隔开来”, “因此, 在存在的平面上, 存在自身既想要自我显现又想要自我隐藏, 关闭和开放的运动是如此频繁, 是如此颠来倒去、犹豫不决, 以至于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人是半开放的存在 (a half-open being) ” (see Poetics:222) 。巴什拉的论断成为卡夫卡将一扇虚掩的门设计在《变形记》封面上的空间现象学注脚。

半开的门、空间与空间之间暧昧不明的状态, 暗示着空间所符号化的共生关系不再稳定, 同样也暗示着个体面对他者和外在现实时的矛盾心态。卡夫卡的人物几乎总是处于向他者转化的无限变化状态。乡村医生、土地测量员K、卡尔·罗斯曼、格里高尔的悲剧无一不是根源于一个变为他者的虚妄念头;他们放弃了原有的主体身份, 成为一个变动不居的主体, 这种生成性的变化 (becoming) 最终造成卡夫卡的人物的迷乱、执拗与绝望。半开半闭的门, 以一种模棱两可的空间形态, 展现出卡夫卡及其人物在行动与踌躇、希望与绝望中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

三、文本之门——开敞的假象

在空间分界和连接之外, 门还具有空间防护的功能, 在空间的隐喻意义上, 也暗示着功能主义、目的论以及形式美学上的释义拒斥。27卡夫卡学界也时常以“卡夫卡的文本之门”来隐喻卡夫卡作品的释义防护和反阐释性。路易斯·科斯塔·利马指出, 早在卡夫卡生前, “如何阐释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卡夫卡早期评论家们最为尴尬的事情:“他们一方面以无比的智识鉴定出卡夫卡作品的独特价值, 但同时也意识到普通的阐释模式无法接近卡夫卡作品的深厚内涵。”28卡夫卡的语言风格简洁明晰, 故事的场景也很日常, 看似文本之门是开敞的, 但众多评论家在穷尽了宗教神学、心理分析、社会批判、原型分析、存在主义哲学、叙事学、现象学、版本学的理论阐释之后, 却时常陷入一种批评的困难。卡夫卡研究专家海因茨·波里策在研究卡夫卡四十余年后就曾感慨, 卡夫卡作品的最基本性质就在于:“任何想得到结论或揭开谜底的企图终是徒然。”29

事实上, 关于《在法的门前》的评述之争就充分体现出进入卡夫卡文本之门的困境。开敞的假象诱惑着一群野心勃勃的“乡下人”来到文本前面, 意图突破文本之门的重重防护。这群“乡下人”中不乏智识超凡的哲人, 德里达、齐泽克、阿伦特、德勒兹、阿多诺都曾对《在法的门前》做出过精彩的阐释。《在法的门前》不足千字, 近乎一个独幕剧, 场景也很单调, 是一扇略微敞开的大门, 人物单一, 只是乡下人和守门人, 情节简单, 无非是乡下人想进入法的大门, 守门人告诉他“现在不可以进入”, 但也不知道他何时可以进入。在守门人的告诫中, 乡下人得知法的大门里还有数不尽的大门, 每一个大门前面都有一个守门人, 一个比一个强大。乡下人最后选择在门前等候, 至死未能跨进大门。

从拉康心理学视角出发, 齐泽克指出, 门的意象在本质上是一个关于诱惑与排拒的主题。乡下人面前的门不仅不是为了通行而设立的, 反而恰恰是为了排斥他而建造的, 因为, 对于个体而言, 不可接近性正是法的本质。30雅克·德里达1982年研究卡夫卡的文本之法和释义防护的专文, 标题也是《在法的门前》。德里达指出:“《在法的门前》讲述故事的不可接近性, 讲述故事不可接近性的故事, 讲述历史不可靠性的历史;在这个通往禁地的地图上:没有行程、没有方法、没有路径通向法的认同, 通向可能的必然, 通向法的惯例。”31这种对于不可接近性的接近以及对不可阐释性的阐释最终会成为对文本的“误读”。可以说, 误读既是德里达所认为的卡夫卡的文本之法, 也凝练地概括出卡夫卡的作品在不断被解读和误读中的“反阐释”的阐释现状。

基于卡夫卡这则寓言, 德里达延伸出对“文学是什么”和“法律是什么”的双重追究, 意图对文学与法的建制概念进行解构与重构。在德里达的追问中,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卡夫卡的文本, 还有像门一样将文本围护起来的文本之法。在卡夫卡的寓言中, 法的每一重大门之前都有一个守门人。德里达认为, 文学之所以成为作品, 正是由于有一个比一个更为强大的“守门人”, “就文本而言 (例如所谓的‘文学’文本, 尤其是卡夫卡的这个故事) , 我们读者在它面前就像在法的门前一样”, 正如法的大门受到守门人的重重防护, 文本之法也受到卫士的保护, “作者、出版者、批评家、学者、档案员、图书管理员、律师等等”都是文本的卫士, 他们的存在是对文学合法性的维护。32

每一扇大门都仅仅是为一个乡下人所设立的, 不同的“乡下人”所意图维护的“合法性”也不尽相同。至少在卡夫卡研究专家瓦根巴赫看来, 门是卡夫卡的内心法庭, 是背叛婚姻的负罪感所驱动的自我审判。瓦根巴赫发现, 在《诉讼》中, 约瑟夫·K死于31岁生日的前一晚。现实生活中的卡夫卡, 在他31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 打算到柏林去解除与菲莉斯的婚约。卡夫卡对自己违背婚约深感内疚, 在日记中称“要在会面的柏林阿斯卡尼施霍夫酒店接受一次审判”33。瓦根巴赫的结论是, 《诉讼》和《在法的门前》“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自传性色彩的惩罚幻想”34。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罗纳德·格雷与桑德尔·吉尔曼, 他们认为, 酒店房间里有关解除婚约的一幕就是《诉讼》中审判法庭的现实原型。35乡下人面前的门就是令卡夫卡恐惧的婚姻, 大门之后的另一重现实就是卡夫卡无法接受的婚姻生活, 因为日常的生活会给写作带来干扰, 而写作才是卡夫卡存在的全部意义。

“婚姻之门”的解读视角在卡夫卡研究早期阶段被广为认可, 但这种内心审判的解读恰恰是德勒兹和瓜塔里甚为不满的“最令人生厌的三大主题”之一。在德勒兹看来, 内心法庭的审判以及内心的负罪感之类的解读只能触及卡夫卡文本的表象, 只有“对卡夫卡的作品进行现实的和社会的解读才能更无限地接近这个不可解读的内在机制”, “与其讨论一个从不露面的上帝, 不如讨论一下有关‘少数族文学’的问题”, 卡夫卡的“少数族文学”展现的是一种官僚机器, 试图“从社会表征 (social representations) 中抽取话语装配 (assemblages of enunciation) 和机器装配 (machinic assemblages) , 并拆解这些装配”。36卡夫卡并没有退缩于世界, 而是预先展示了“未来那恶魔般可怕的权力的敲门声——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37。

权力之门的解读, 在阿伦特那里则体现为对现代世界的极权主义统治的沉痛思考。38在她看来, 卡夫卡作品所揭示的“现代世界的异乡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 就是犹太人备受疏离、拒斥与边缘化的生存处境。法的大门悬置在个人世界与公共世界之间, 而这个公共的世界恰恰是作为“贱民”的犹太人被剥夺的某种特权, 因而卡夫卡的意义在于“意图建构一个符合人类需求和尊严的世界, 一个可以自主决定自己行动的世界, 一个由符合个体自身的法律而不是由一个来自上面或者下面的神秘权力所控制的世界”39。当这种“神圣”法则的谎言构成了现实的秩序, 这种神秘的权力之门就成为阿伦特痛批的极权主义。更为恐怖的是, 极权主义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 而是破坏信念的形成;对照来看, 卡夫卡的乡下人正是阿伦特所说的作为“贱民”的犹太人。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植入了“你不可进入”的观念, 并逐渐丧失了信念。阿伦特还总结出极权主义国家特有的规律:凡是政府机构, 越是明显可见的, 权力就越小, 越是隐而不显的, 权力就越大;这样的判断与卡夫卡文本中的“法的大门”有着惊人的相似:空间上不断生成的一重又一重的大门, 守门人一个比一个更强大, 而这一切都源自某种藏而不露的威慑。

这种“隐藏不露”的东西, 在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先行概念”的体系之下, 是仅仅“以伪装方式”显现的东西, 是被遮蔽得如此之深远以至于被遗忘的存在。40卡夫卡那带有迷惑性的开敞假象的文本之门的后面, 是否正如海德格尔所言, 是一种被遮蔽至深的被遗忘的存在?或者, 正如卡夫卡在故事中所说, 大门仅仅是为一个人所设定的, 每一个乡下人面前都耸立着一重大门, 故而乡下人的个人悲剧就上升为普遍意义上的存在困境。毫无疑问, 存在之门的解读也得到了昆德拉的赞许。在昆德拉看来, 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 “卡夫卡的世界是人的世界中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 (《小》:42-43) 。

意图走进卡夫卡的文本之门, 唯一的出路或许在于回到文本的立法者那里, “用卡夫卡自身来阐释卡夫卡才是唯一有效的阐释”41。在《诉讼》的倒数第二章“在大教堂里”, 约瑟夫·K和神父在《在法的门前》中谁是受骗者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论。约瑟夫·K认为守门人欺骗了乡下人, 但是神父认为真正受骗的是守门人, 守门人愚昧懵懂, “并不了解法的内部, 只知道在大门外面走来走去。他对法的大门之内的想象是幼稚的, 他用来威慑乡下人的恰恰是他自身感到恐惧的东西”42。和乡下人一样, 守门人也是被法的大门所威慑和禁锢的人。甚至相比较而言, 乡下人至少还是一个行动自由的人, 而守门人却是一个被职权控制的人;乡下人主动放弃了个人选择, 而守门人根本别无选择。

正如小说中那位神父所言, 守门人也受控于门后的那些神秘力量, 同样是在懵懂无知中耗费着生命。法及其所代表的正义与尊严躲在门后从未显身, 卡夫卡以一种假象伪装成的谎言戏谑了一个存在的真相:“谎言构成了世界的秩序。”法就是谎言, 假如我们逐渐接近的深藏不露的东西正是这个 “令人沮丧的结论”43, 也就更能领悟在谎言所构成的世界秩序之下, 人人都是受骗者这个令人绝望的真相。

如果执意要在这“令人沮丧的结论”中寻求某种希望的话, 我们将不得不以一种“反卡夫卡式”的确定性去界定这个非确定性的本质。在空间意义上, 卡夫卡的门是一种基于自我逃离的空间防护, 是处身与外界的隔离;在社会学意义上, 卡夫卡的门是闭门写作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是主动隔离的“异-他者-化”;在现象学的意义上, 门的开合意味着自我显现与自我隐蔽的内外两难;在存在的意义上, 关门闭户是朝向深不可测的存在的开敞, 是对被遗忘的存在的去蔽;在政治学的意义上, 门是官僚机构与极权社会的机制, 法是欺骗的蒙蔽, 谎言构成社会的秩序;在阐释学的意义上, 卡夫卡的大门是带有开敞假象的美学防护, 卡夫卡文本的内在建制是对建制的拆解, 不可阐释性是其文本之法。

在卡夫卡的门前, 诱惑与排拒、等待与绝望、行动与虚妄都是必然的, 正如瓦根巴赫所言, “大家都喜爱他, 尊敬他, 但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亲近他。他面带沉静礼貌的微笑敞开了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 但却对这个世界紧紧锁住了自己的心扉”44。

注释

1 See Vladimir Nabokov, Lectures on Literature, ed.Fredson Bowers,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 p.283.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讨论了他所尊崇的七位小说作家, 卡夫卡是其中唯一一位德语作家。在《弗兰兹·卡夫卡》这一讲开篇, 纳博科夫毫不掩饰对卡夫卡的推崇:“卡夫卡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德语作家。” (Vladimir Nabokov, Lectures on Literature, p.255)

2 See Leonard Moss, “A Key to the Door Image in ‘The Metamorphosis’”, 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17 (1971) , p.37.

3 John Winkelman, “The Liberation of Gregor Samsa”, in Harold Bloom, ed., 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 New York:Infobase Publishing, 2008, p.33.

4 John Winkelman, “The Liberation of Gregor Samsa”, in Harold Bloom, ed., Franz Kafka’s The Metamorphosis, p.33.

5 Franz Kafka, Letters to Friends, Family, and Editors, trans.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Schocken Books, 1977, p.114.

6 Franz Kafka, Letters to Friends, Family, and Editors, p.114.

7 Hayley Mitchell Haugen, Readings on The Metamorphosis, San Diego:Greenhaven Press, 2001, p.50.

8 George Simmel, “Bridge and Door”, in Neil Leach, ed., Rethinking Architecture: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New York:Routledge, 1997, p.6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Bridge”和引文出处页码, 不再另注。

9 Franz Kafka, “Grosser Larm”, in Herder-Blätter, vol.1, No.4-5 (October, 1912) , p.44.

10 See Franz Kafka, “Letter to Felice Bauer, November 11, 1912”, in Hans-Gerd Koch, ed., Briefe1900-1912, Frankfurt:S.Fischer, 1999, p.226;see also Franz Kafka, Drucke zu Lebzeiten, eds.Wolf Kittler, Hans-Gerd Koch, and Gerhard Neumann, Frankfurt:S.Fischer, 1994, p.441f.

11 多部传记著作中对卡夫卡的这段生活经历均有类似的描述 (see Klaus Wagenbach, Kafka, trans.Ewald Osers, London:Haus Publishing Ltd., 2003, pp.89-91;Reiner Stach, Kafka:The Decisive Years, trans.Shelley Frisch, Orlando:Harcourt, Inc., 2005, pp.22-23;Frederick Robert Karl, Franz Kafka:Representative Man, New York:Ticknor & Fields, 1991, p.205;Ronald Hayman, Kafka:A Biograph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58-59) 。

12 详见尼尔斯·博克霍夫、玛丽耶克·凡·多尔斯特《卡夫卡的画笔——曾是伟大画家的弗兰兹·卡夫卡》, 姜丽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年, 第15页。

13 详见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孟湄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年, 第109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小》”和引文出处页码, 不再另注。

14 Franz Kafka, Letters to Friends, Family, and Editors, p.115.

15 Gaston Bachelard, The Poetics of Space, trans.Maria Jolas, New York:The Orion Press, 1964, p.228.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Poetics”和引文出处页码, 不再另注。

16 Maurice Blanchot, L’arrêt de mort, Paris:Gallimard, 1977, p.124.

17 See Franz Kafka, “Memoirs of the Kalda Railway”, in Max Brod, ed.,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 1910-23, Harmondsworth:Penguin, 1964, p.310.

18 Lutz Koepnick, Framing Attention:Windows on Modern German Culture, 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7.

19 “interface”,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interface[2019-07-24]

20 Vladimir Nabokov, Lectures on Literature, p.261.

21 Leonard Moss, The Excess of Heroism in Tragic Drama, Gainesville:Th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95.

22 Qtd.in Paul Rabinow,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Interview of Michel Foucault”, in Skyline, 3 (1982) , pp.16-20.

23 Leonard Moss, The Excess of Heroism in Tragic Drama, p.94.

24 Richard Lang, “The Dwelling Door: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Transition”, in David Seamon and Robert Mugerauer, eds., Dwelling, Place and Environment, Dordrecht: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p.213.

25 Richard Lang, “The Dwelling Door: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Transition”, in David Seamon and Robert Mugerauer, eds., Dwelling, Place and Environment, p.213.

26 Franz Kafka, “Letters to Carl Bauer, August 28, 1913”, in Hans-Gerd Koch, ed., Briefe1913-1914, Frankfurt:S.Fischer, 1999, p.272.

27 See Andrew Benjamin, “Eisenman and the Housing of Tradition”, in Neil Leach, ed., Rethinking Architecture: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 p.298.

28 Luiz Costa Lima, The Limits of Voice:Montaigne, Schlegel, Kafk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185.

29 Heinz Politzer, ed., Franz Kafka, 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3, Introduction.

30 See Slavoj Žižek, Lacan:The Silent Partners, London/New York:Verso, 2006, pp.312-313.

31 Jacques Derrida, Acts of Literature, ed.Derek Attridge, New York/London:Routledge, 1992, p.196.

32 See Jacques Derrida, Acts of Literature, p.214.

33 Franz Kafka, The Diaries of Franz Kafka, 1910-1923, ed.Max Brod, trans.Joseph Kresh, New York:Schocken, 1976, p.293.

34 Klaus Wagenbach, Kafka, p.105.

35 See Ronald D.Gray, Franz Kafk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06;see also Sander L.Gilman, Franz Kafka, London:Reaktion Book Ltd., 2005, p.76.

36 See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Dana Polan,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46.

37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p.83.

38 See Hannah Arendt, “Franz Kafka:A Revalu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in Hannah Arendt and Jerome Kohn, ed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 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4, pp.76-77.

39 Hannah Arendt, “Franz Kafka:A Revaluat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His Death”, in Hannah Arendt and Jerome Kohn, ed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 p.80.

40 详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收入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 (上) , 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 第70页。

41 Terri J.Hennings, “Heidegger and Kafka Before the Law”, in Hans Rainer Sepp and Ion Copoeru, eds., Phenomenology2005, vol.IV:Selected Essays from Northern Europe, Bucharest:Zeta Books, 2007, p.295.

42 Franz Kafka, The Trial, trans.Mike Mitchell,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63.

43 《诉讼》中神父与约瑟夫·K有关乡下人和守门人的讨论正是以这句话收尾的:“令人沮丧的结论”。K说:“谎言构成了世界的秩序。” (弗兰兹·卡夫卡《诉讼》, 收入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3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 第177页)

44 Klaus Wagenbach, Kafka, p.27.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见《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侵删。

【作者简介】 张莉，苏州大学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

排版|张一诺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