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方梦之：建设中国译学话语:认知与方法

【摘要】新世纪以降，我国学人建设译学话语的呼声日隆，多见宏观思考，方法、途径斟酌少。本文根据翻译研究的实际，提出四种建设中国译学话语的策略与方法:挖掘传统术语、提炼现代概念、借鉴国外范畴、完善已有表述，以凸显中国智慧和中国思维。中国译学道路不是简单地“寻古”或“去西方化”，而是以中国现实、中国立场寻求与西方对话。

【关键词】中国; 译学话语; 术语; 途径; 西方

1．引言

翻译学有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区别于其他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因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翻译学的建立与其他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分支一样，历经引进、消化、融合、创新的过程。“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中国学术话语与西方学术话语不断碰撞和融合的历史，就是中国人力图通过学习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以求实现传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历史。” (徐国利，2011:94)

话语体系指“某一学术、专业领域所使用的话语，具有特定的词汇语法特征、结构形式、专业术语以及写作规范等” (黑玉琴，2013:12)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西方译学的引进期。时值国外新理踵出、学派林立、“转向”频繁，各种译学思潮此起彼伏，在中国的译学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外论，国内研究者一时间旁搜远绍、曲传其义，虽然未必领略其全部要义，也争先恐后地译介，以捷足先登为荣，写文章、做演讲，言必称奈达、纽马克。时见玄虚奇谲的学术言词，学者们初始闻之愕然，但欣然涵容，逆来顺受;可也有诧异莫名感叹“乱花渐欲迷人眼”者，把林林总总的国外译论比作迷眼的“乱花”。其间，西方的翻译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及其话语系统渐入国内学人的字里行间，美其名曰追赶现代译学研究步伐。翻译学术成果常以西方学术话语衡量，凸显了西方学术话语在我国的强势地位。用国外理论话语来评说中国翻译实践，以此分析中国翻译实际问题，不免榫枘不合。一篇文章如果缺乏外来理论的包装，很可能被斥之为没有深度、高度和广度的幼稚之作，以致功亏一篑、前功尽弃。这是我国翻译研究的“学徒期”。

新世纪前后，翻译学的学科地位确立，译学话语已成体系，概念表述也自成方圆，但只要粗略地检视一下，就会发觉承载译学体系的基础概念主要来自西方。但是，近十多年来，国人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已被唤醒，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主体性、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学术范畴、学术命题、学术表述的译学话语体系已成为我国学人研究的目标。话语体系的基础建构是创新理论概念和学术范畴。新的译学话语要求有充分的原创性、学理性和可传播性。我们的任务是立足本土，建立具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体系，自觉在学术研究中确立中国视角、彰显中国价值。翻译学是经验科学，无论从传统译学还是从当代翻译实践都可以提炼标识性概念，发展新范畴、提出新表述。那么，怎样概括出联系实际的科学、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提出新范畴，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译学话语体系呢?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做法，挖掘传统术语、提炼现代概念、借鉴国外范畴、完善已有表述是个中之道。

2．挖掘传统术语

术语是某一专业领域概念的表征，也是学术话语的基本单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自有一整套术语可以用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和定理的基本概念。新世纪以降，译学的发展不再以新术语的大量引进为表征，而以学理的深化、内涵的丰富和范畴的拓展为其基本特征;其中，传统术语的挖掘正当其时，补以往重外轻内之不足。但是，“古代译论难以充任当今译学理论……当代译学理论的建设，只能以现代理论为基点” (张柏然等，2002:32) 。我们所说的传统译论主要指近现代译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的深厚基础。要挖掘并阐发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恩格斯曾说过，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以此来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意味着我们首先应把构建中国学术话语理解为具有民族性和继承性的学术话语创新过程。” (赵光辉，2019) 历代和近代中国，翻译命题、研究范畴虽有局限，但也有一套在当时条件下自洽的话语结构。在历史的长河中，译家使用种种标识性概念弘道论文，积微成著，自成格局，用来交流当时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方法。例如，用“案本”“厥中”“求真”“善译”“神似”“三美”等来表述翻译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用“五失本”“三不易”“六例”“名从主人”“会通”“约定俗成”“归化”“译意”“信达雅”“宁信不顺”等来表述翻译策略和方法;用“象胥”“寄”“象”“舌人”“译师”“笔受”“译者”“翻译”等来表述翻译主体;用“逐字译”“重译”“死译”“归化”“欧化”“西化”“理解”“表达”等来表述翻译过程论;等等。

在传统话语结构中，我国的古圣和近贤自铸新词，创造出不同范畴的译学术语，足以表达他们的译学思想。至今，经过时代的洗礼，有的术语被淘汰，有的沉淀下来，有的被现代译学吸纳并改造利用，有的虽被时间淘汰，但核心思想犹存，像道安 (314-385) 的“三不易”、彦琮 (557-610) 的“八备”、玄奘 (602-664) 的“五不翻”等。随着佛经译场的消失，表达翻译主体的“译主”“笔受”“证梵”“润文”“证义”“总勘”等译场职务分工的言词也随之而去。有些古代表述则趋于淡化，如贯穿我国佛经译论之争的“文”与“质”，有很深的文化渊源。这对佛经译论的基本范畴，现代译论已把它们束之高阁，而讨论翻译史时仍不可或缺。(方梦之，2017)

有些术语表达的概念发展了。例如，“会通”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黄寿祺，张善文，2004:508) 。又说“变通者，趣时者也” (黄寿祺，张善文，2004:530) 。“趣时”即“趋时”，“通”即“通达”“通晓”。“会通”简单地说就是“融会贯通”，“变通”寓于其中。翻译所会通的双方是中学和西学，强调中学对西学的信任、开放、包容与接受，而非彼此的遭遇与冲突，在翻译方法上作灵活处理。翻译会通论突破了原文中心论的藩篱，目的不是对原作表面的“信”，而是更强调把西学融入中学。时至今日，对会通的理解“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更是对待他文化的一种交流态度与互动方式———即在中西学术会聚过程中打通中西，获得更深层次的认知与理解，进而为我所用，以求‘超胜’” (潘琳玲，朱守信，2015:29-35) 。可见，当代的会通已进入文化层面，不再是翻译方法上的权宜之计。

又如“回译” (back translation) 最初的概念是:原文A译为B，再从译文B返回到A，主要用于检验译文的质量。可是，回译的概念在发展，林语堂、张爱玲、老舍等的英文小说自译或他译成汉语，现时也称回译。而且，“回译”并不止于此，还有无本回译 (原本佚失或无原本) 、文化回译等，回译的内涵和外延都大大扩张了，不再是单纯语言层面上的，而是更强调文化意义上的回归。

此外，在传统译论中，还可进一步挖掘，诸如慧远 (334-416) 的“厥中论”、叶君健的“精品论”、曾虚白的“感应论”、郭沫若的“风韵译”等一系列主张和论述。

古代哲学和文艺学是传统译论之源头，是我国译学不可动摇的基础，在传统译论的长期滋养下，已产生一批重要的概念表述，奠定了今日译论的话语基础。“就理论阐述而言，中国理论的优势在于:由于汉语言文字自身在表意上综合性和形象间接性，所以在宏观理论的阐述上往往长于高度的理论概括，常能高屋建瓴、一语中的、直逼真理。但是缺点也就正好在产生优点的地方显示出来。中国理论 (尤其是古代理论) 往往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流于模糊、抽象的定性概括，在具体论证上显得草率。” (辜正坤，2001:10-11) 它的缺点是往往本身没有严格界定或很难做出严格界定。

3．提炼现代概念

新概念伴随着新思想、新范畴的产生而产生，而创新的术语是表述新概念的有力工具。

当代学者关注所面临的翻译现实，注意到学术话语的提升和术语的创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张培基等编著的《英汉翻译教程》，方法上以英汉语言对比为主线，引入了一批源自语言学的术语，创造性地总结和整理了英译汉常用的方法和技巧，从词义的选择、引申和褒贬、词类转换、语态转换、增词、省略、重复、正反译法、分句合句、从句译法直到长句译法，把传统语法中的词法和句法合理对应。提炼概念、创新术语，是翻译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

黄忠廉从历史层面和现实层面总结、归纳、分析了各种翻译变体，提炼出变译的概念。变译包括编译、摘译、译述、缩译、综述、述评、译评、改译、阐译、译写、参译等十余种 (黄忠廉，2001) ，以上翻译形式都是译者须臾不离的。现在用“变译”两字提纲挈领，并加以理论化。变译理论从大量实践中提炼出广泛的、有普遍意义的理性见解，融入现实语境，与全译相区别、相对应，拓展了译学的阐释维度，加深了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提炼出新的话语类型和阐述方式，在我国的译论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概念的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变译论研究翻译的各种变体以及变体间的关系，提出变译原则和不同翻译变体的变译方法，阐明变译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衡量理论价值的标准之一是理论所及的覆盖面的大小，理论能解释的问题越多，能指导的面越广，理论的价值就越大。变译与全译相对，是一种涉及各领域、各文体、各语类、各语种翻译的普遍现象。从翻译工作的实况来看，变译的份额、变化的范围远远超过全译。笔者早年在科研单位从事翻译，主要是变译，除了那些规范性的文献，例如合同、技术标准、工艺规程以及一些重要文件之外，大多通过变译来汲取重要的科技信息。不仅科技信息的处理是这样，新闻稿、文摘报，不论汉译外或是外译汉都采用编译、摘译、缩译，教材的编写，各类简报的编译无不是二次加工的产品。信息是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信息化时代节奏快，各种实用信息和专业信息面广量大、瞬息更新，人们需要阅读简练的、有针对性的文字以节约时间，所以从社会需求来看，变译是翻译工作之重。

黄友义 (2004) 在外宣翻译的实践中提炼出“三贴近”的原则———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他认为，一般情况下，凡是要对外介绍的素材，理所当然是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和贴近国外受众的需求的。对于从事外宣工作的翻译人员来说，最应该注意的是要潜心研究外国文化和外国人的心理思维模式，善于发现和分析中外文化的细微差异和特点，时刻不忘根据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去把握翻译。此外，我国译界从翻译实践中提炼出不少新概念、新表述，如“翻译标准多元化”“三美”“解释性翻译”“翻译生态环境”“文化竞赛论”“阐释关键词”等，这些都成为国内译学话语的常用关键词。

4．借鉴国外范畴

学术思想潮起潮落，新世纪以降，国外译学研究的锐势渐减，系统新理闕略，我国引进的学术资源渐少。另一方面，国内译学界自主意识加强，已从国外翻译研究的追随者转变为同行者，正在创新自己的译学体系和学术话语。大规模引进已成过去，但是吸收、借鉴西方理论，为我所用，仍然是构建我国译学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途径。我国译学的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地“去西方话语”，而是要以中国立场寻求与西方学术的深度融合，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促进中国学术话语的发展。我们仍然需要研究和借鉴国外翻译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手段，对于一些积极的译学前沿的概念和范畴仍需引进，如:

“娱乐化改写 (rewriting for entertainment) ”:译者采用娱乐化特色词汇和结构对原文改写，以迎合“娱乐至上”泛娱乐化的价值取向。“所有的改写，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从而操纵文学在特定的社会里以特定的方式起作用。” (Levevere, 1992:vii) 近些年来，网络、报刊、电视等媒体有明显的娱乐化倾向，对其中的文字翻译部分不乏娱乐化改写;除了情节和人物塑造外，轻松、幽默、调侃的语言和网络语言成为译制娱乐片的重要元素。

“数字化翻译 (Digitalizing translation) ”:数字化是将图书、期刊、报纸、杂志、文献、论文等内容通过数字化加工，以标准电子文档资料格式存储和管理;可分类查找、全文检索、添加、修改、浏览、下载、打印。数字化翻译即以数字化文本为基础的翻译。

引进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立足翻译实践，进一步完善概念、发展学理。例如，由阿皮尔 (Appiah, 1993:817) 提出的深度翻译作为一种普遍的翻译策略，其实在我国翻译实践中早已有之。严复在其译文中附有大量按语和注释，对原著的历史背景、作者的学术观点、论述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论述，加上他自己的观点，均一一录入。据粗略统计，严复所加的按语约占他所译十部译著字数的十分之一，而《天演论》的按语占了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严复的译作可算作我国翻译史上典型的“深度翻译”。

我国学者曹明伦关注深度翻译的理论范畴 (见下述) 的实践内涵，对之加以补充和创造性的发挥，丰富和发展了“深度翻译”。曹明伦 (2014) 把深度翻译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深度翻译是指明显可见的解释性文字，有两种形式:置于文内，加上括号;置于文外，脚注或尾注。隐性深度翻译是指与原文融为一体的注释性文字，一般为同位语、介词短语或从句。现分别举例叙述之。

显性深度翻译将文本置于深厚的语言文化背景之中，为便于理解、免生歧义，对原文的某些蕴含原语文化的词句加以注释。张佩瑶 (2010:23) 在《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 (上卷) 一书中，为了区分古汉语中“道”的不同词性和用法，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选段中，对“道”和“名”另加注释:

It is a typical feature of classical Chinese that a single character can often function as both a noun and a verb.So Tao道is at once a noun (the Way) and also a verb (spelt out) .Name名, too, is at once a noun and a verb.

中国文言的典型特点是单个汉字常常能够兼作名词和动词。因此，“道 (Tao) ”在本文中既是名词 (the Way) 也是动词 (spelt out) 。“名”也是动名兼用。

隐性深度翻译是“在正确判断译文读者认知语境的前提下，在译文正文中增加原文有其意而无其词的说明性字词，从而使译文更接近原文，或者说使译文对译文读者的影响方式和程度更接近于原文对原文读者的影响方式和程度。隐性深度翻译可以免加过多的注释，从而保持译文流畅。……隐性深度翻译的标准或尺度有三:一、增添的只能是原文有其意而无其词的字词;二、增添字词后的译文不能改变原文的本意;三、增添字词后的译文应明白畅晓，使原文本意更鲜明透达。” (曹明伦，2014:112, 114)

“五四”以后，到了“新红学”的时代。代表人物有胡适、俞平伯等。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saw the beginnings of the new Redology, represented by scholars such as Hu Shi and Yu Pingbo. (杨宪益译)

汉语读者对“五四”的所指都了如指掌，但英译时须加上Movement of 1919，才便于西方读者明白。

5．完善已有表述

理论概念和学术范畴是构成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直接环节，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实践内容。概念的表述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现实的进步在不断完善。话语的表达，除了创造新的形式之外，还可对旧形式赋予新内容。对于纷繁复杂的同类表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学术论文以其客观、凝练、中立的文体风格而著称。学者们使用不乏积极涵义的词语”。(卫乃兴，2019) 要回避那些词不达意、繁琐累赘，甚至骇人听闻的词语。因此，润改少数已有表述也是对话语体系的完善。话分两头:一是对外来术语的改进，二是对自生术语的修改。以下就外来术语和本土术语各举两例:

深度翻译 (thick translation) ，即通过各种注释和评注 (annotations and glosses) 将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的翻译。“深度翻译”这个概念适用于含有解释材料的译作，不管这种解释材料是脚注、评注还是扩充的介绍。提供背景资料的目的是使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多一份敬意，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异语文化的人们思考问题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Shuttleworth, 1997) Thick translation，最初按字面译为“厚翻译”，读者对翻译的“厚”“薄”难解其意;后改译“厚重翻译”，略见改善;现译为“深度翻译”，似可得原文之精髓。又如:

cannibalism，一般译为“食人主义”，也译“食人行为”，指通过翻译吸收和消化原文的精华，为本土输入新的养分，源于“食人怪” (cannibal) 的比喻。“食人主义不仅反映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势文化渗透的一种文化态度，也是翻译外来文化的一种策略。食人主义将翻译比作输血，用别人的血液增加自身的体能。冈波斯视翻译为侵越和食人。但‘食人’概念没有掠夺、肢解、毁伤和吞食之意，却注入了敬重和爱意，象征着通过输血吸收异质文化精华，翻译由此成为一种授权和滋养行为。” (Gentzler, 1993:192) 以上根茨勒对cannibalism的解释有褒义，意为吸收外来事物的长处为我所用，据此，不妨归化为“拿来主义”。当然，鲁迅的“拿来主义”是阐明借鉴文化遗产及吸收外来文化，语境有所不同，但意义基本相当。译为“拿来主义”，虽表面词义不符，但避免了“食人”隐喻的奥旨和赤裸裸血性的表达，似更得体，易为我国学术团体成员所接受。

现有“翻译产业”与“语言服务业”两词相颉颃。翻译产业包含为社会公众提供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口头或书面翻译的产品，或翻译产品的衍生品。中国翻译协会 (2012) 对语言服务的定义为:包括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教学与培训、语言相关咨询业务，属于现代服务业的一个分支，与文化产业、信息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外包业交叉融合。李明宇 (2014) 认为，语言服务就是指利用语言 (包括文字) 、语言知识、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数据、语言产品等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政府、社会及家庭、个人的需求。语言服务的对象几乎无所不在，比如语言培训、语言翻译、语言节目、文字艺术、语言信息技术与产品、语言资源、语言智库咨询、语言病理的诊疗与康复等等。可见，翻译产业的内容已完全整合入语言服务业之中，虽然在概念上语言服务业离不开翻译。“翻译产业”已成为“语言服务业”的下位词，两词不宜混用。

在表述翻译方法时常见译者自立名目。例如，在表述“原语形式肯定，译语否定;或者原语形式否定，译语肯定”这样的翻译方法时，笔者竟发现有10余种异曲同工的说法，诸如反译法，同义反译法，正反、反正表达法，正说反译、反说正译，反译，反正，用反语，正反译法，反面着笔法，反面着墨，语义反述法，正反译，反说，正说与反说，反义表达法等16种。在“正”“反”“译”“法”等四字之间颠来倒去，竟能异曲同工，意义等同。按照术语的科学性和简明性原则，似以“反译法”为好。

6．结论

术语是专业话语的基本成分，以上主要通过术语的传承、提炼、借鉴、发展、完善来具体讨论译学话语的建构。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国家标准GB/T 10112-1999《术语工作原则和方法》中给术语的定义是:“术语是专业领域中概念的语言指称。”术语是从概念 (所指) 出发所考虑的名称 (能指) ，也就是说，概念先于名称。术语可以用来表达专业领域的理论、观点、态势、现象、方法、客体等种种方面。术语有约定俗成性、科学性、理据性和确切性等特征。译学概念是翻译理论的起点。概念的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术语忠实地书写了译学的成长，历时和共时地记录了其学术进步的足迹，回应了专业领域过去和现时的热点、焦点和重点。

跨学科翻译研究是推动学科前进的强劲动力，目前，新术语多产生于交叉学科，包括社会学、生态学、脑科学、文化学、心理学、语言学、信息技术等。其中，尤其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跨学科研究强调知识的统一与契合，由此产生新概念、新范畴并有助于解决翻译问题的新知识。跨学科研究以翻译学的系统概念为基本结构基础，融合相关学科知识，进而创造出新的知识体系和行为模式，推进翻译研究。

立足我国翻译事业伟大实践，建构译学话语体系，提出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搭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的译学理论话语体系，重点放在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界定上，把古今中外的译学基本概念、范畴和方法进行学理上的爬梳、提炼和整合，在兼收并蓄中有所创新和突破，凸显中国概念和中国思维。总之，赓续传统，借鉴西方译学思想，找到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气派;贯通中西，整合、转化、创新，以铸就中国译学话语体系是当今译学界不可回避的重任。

参考文献（略），原文刊于《上海翻译》2019第4期，侵删。

 【作者简介】方梦之，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上海翻译》名誉主编，研究领域：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译学辞典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