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史鹏路：流动的民族身份——文学选集与文学史视阈下的美国文学“少数性”特征研究
关键词：少数文学; 美国民族文学; 边缘; 身份焦虑;
法国学者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和菲利·瓜塔里 (Félix Guattari) 在论证何为“少数文学” (minor literature) 时, 总结出以下特点:语言的解域化;文学中的一切都是政治的;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景象的声音的创造 (invention of vision and auditions) 。 (1) 本文对美国文学选集和文学史视阈下的美国民族身份进行考察, 发现自美国学界开始对其民族文学进行专门研究以来, 其论述话语表征下的民族身份呈流动状态, 且该话语脉络下的美国文学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与“少数文学”的特征相吻合。
一、生成:美国文学史观变迁之因
纵观美国文学史, 经典美国文学这一概念并非呈现出静止、稳定的状态, 它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美国对自身的定义密切相关。美国从欧洲殖民者的疆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 它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希冀投射于世的形象发生了数次变迁。第一位美国文学史家摩西·科伊特·泰勒 (Moses Coit Tyler) 在其撰写的文学史中写道, “美国文学始于英国人移居美洲, 成为美洲居民的1607年”。 (2) 《美国文学世纪读本》在首章“开端———1787-1830” (Period of Beginnings, 1787-1830) 收录的第一位作家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 并在前言中对此编排给予说明:“本书认为最好以富兰克林和弗伦诺等第一批真正的美国作家开篇。” (3) 最通用的文学选集之一《美国文学的传统》 (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 第一至四版都把新教文化作为美国文学的源头, 而1979年才面世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直至第三版 (1989) 都把开篇设置为约翰·温斯洛普 (John Winthrop) 和约翰·斯密斯 (John Smith) 。在以去欧洲中心为主张的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下, 学界才达成了当下较具共识的意见———美国文学由西方传统和美国印第安传统两条线索交汇产生。在此基础上有了更详细的划分, 即以四个平行开端———美洲印第安传统、英国传统、西班牙传统和新教传统来定义美国文学的起源。 (4) 1988年出版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 (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最早呈现美国印第安人的声音。此后1994年出版的《剑桥美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及《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第四版亦将首章推进至“1620年以前的文学”, 后者不再将约翰·史密斯定位为美国文学第一人, 而是首次把哥伦布的书信及印第安人口头文学或收录在册或纳入讨论。彼时, 出版于1979年的诺顿选集在经历了15年三个版本的更迭后, 才把西班牙传统和印第安传统并入美国文学的源头。
美国文学起源之争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史观的变迁, 其背后有内外两个驱动力在并行发挥影响。其一是外在的, 即文学场域外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以及包括批评理论在内的文化风貌变迁。其二是德勒兹及瓜塔里所说的:“每一种文学的革命条件, 位于伟大 (已确立的) 文学的核心地带。” (5) 伟大的、已确立的文学是革命条件发生的土壤, 而这个革命指的是少数文学。在德勒兹等人的论述中, 少数文学既非少数族裔文学, 亦非数学概念中与“多数”相对的“少数”。他们认为, “多数”意指一种已确立的 (established) 状态, 而“少数”是一种普遍的、正在生成的 (becoming) 、未成型的、未被多数接纳且抵抗多数的状态。
二、少数书写:美国民族文学的开端
美国文学中的“美国”是一个地理概念, 还是一个民族国家政治实体概念?以殖民时期的文学来看, 它是一个被书写创造出的修辞。我们对进入研究论述话语体系的美国文学开端进行考察, 便可一窥该创造过程。哥伦布是美国文学开端中欧洲传统的重要代表, 在其留下的《哥伦布航海日记》中可见这样的描述:“大山高耸入云, 无数清澈的溪流顺山而泻……繁花满树, 姹紫嫣红……” (6) 哥伦布对自然景观的夸张描述实则出于这样的考量:“这种树是建造西班牙最大舰艇甲板和桅杆的最佳材料……此地笔直的树木伐下后可造船, 欲造多少皆绰绰有余。” (7) 众所周知, 欧洲在15、16世纪的殖民探险是以谋求国家利益为目标, 因此哥伦布日记中的经济动机不言而喻。
哥伦布的书写策略为我们理解美国文学源头及其对后世美国文学品格的影响有着重要作用。《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第四版将哥伦布给西班牙财政大臣的信收录其中。信中记录哥伦布登陆美洲大陆后, 遍寻国王、大城市及城镇无果, 只找到了“无数的小村子和不计其数的人, 没什么特别要紧的”。 (8) 哥伦布以欧洲范式来定义文明并判定文化之高下。当他发现新大陆“文明”并非以书面语言、哲学文化及类欧洲范式的社会组织等方式呈现时, 他做出判断———这是“次等”文明, 甚至不是文明。 (9) 因此, 哥伦布对“没什么要紧”的人的做法是“发布宣言, 并展开国旗, 以陛下之名, 在未受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他们”。 (10) 哥伦布攫取价值的方式是占领。他将印第安人异化为和土地、海港、树木一样的资源, 这一书写策略是对侵略行为的辩护。《诺顿美国文学选集》中收录的西班牙传统一脉, 可以说深深镌刻着帝国、政治和经济的烙印。
哥伦布的书写揭示了写作在彼时可发挥的实际效用。殖民者某种程度上都进行了把自己“写进”新大陆的尝试, 这其中英国一脉最为成功, 他们最终将英国文化确立为美国文化的核心。
在四个平行开端中的英国一脉里, 殖民地建立者和清教徒是两个代表性群体。姑以英国早期殖民者代表托马斯·哈利奥特 (Thomas Harriot) 和约翰·史密斯为例。哈利奥特的主要身份是科学家, 他提出了航海的数学原理, 并出版了《关于新发现的弗吉尼亚的简要真实报告》 (A Brief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 1588, 1590) , 该书对殖民地的潜在商品、物资、土地开垦以及印第安人的生活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数学家、天文学家哈利奥特的“客观记载”吸引了现当代人文社会学者的兴趣, 一方面是由于哈利奥特的科学记录中潜在的商业意识和帝国话语, 另一方面则因“《报告》是最先把美洲描述成花园或者第二个人间天堂的传统作品之一”。 (11)
1607年在弗吉尼亚地区建立了英国第一个永久殖民地的约翰·史密斯曾被认为是用英文写就“美国文学”的第一人。 (12) 在史密斯用充满意象的丰富语言描述这片新大陆时, 彼时尚无“美国”, 他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后世冠以“美国文学”开创者之封号。史密斯的《弗吉尼亚、新英格兰及夏季群岛通史》 (The General History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1624)不论是其外在的语言和功能、内在的手法及思想传统, 还是帝国主义剥削思想, 都与欧洲母国保持着紧密的亲缘关系。但大量研究显示, 史密斯的文字背后浮现出的是新“国家”观的雏形及为日后美国意识形态打下基础的过程。史密斯的写作常常打破作者和主人公、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界限, 打破客观的旅行日志和充满个人色彩的描述之间的界限。今天, 史密斯和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丝 (Pocahontas) 的浪漫故事被后人熟知。这一无从考证的故事及史密斯的其他书写背后的隐喻是殖民者业已建立起来的理解美洲的方式:如果哈利奥特认为弗吉尼亚理应是英国的土地, 那么史密斯则把占领推进到一种以彼时价值观看来更天然的方式, 即英国对美洲的占有就像男人对女人的占有。在揉合了文学手法的叙述中, 美洲印第安人的矮化、他者形象更加突出, 英国对美洲的占有更理所应当。与那些到弗吉尼亚积累财富和谋求生存的殖民者形成对照, 史密斯倡导引入充足的劳动力发展农耕渔牧, 斥责殖民者的大肆掠夺。“与这两者截然不同的是, 史密斯早就认为建设新世界就是建造一个新的自我。” (13)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编辑如此阐释史密斯的“建造自我”, 即“他展现了在他的心目中弗吉尼亚变得多么像个国家”。 (14) 哈利奥特和史密斯用自己的方式定义了美洲, 他们为欧洲人提供了理解美洲的途径和方式。二者的写作同哥伦布一样, 具有政治性, 且具备一定的解域性, 其中史密斯尤为甚之。如果说哈利奥特为英国殖民提供了工具, 那么正如上文所说, 史密斯并不将美洲视为盘剥财富的对象, 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新的国家。史密斯一边运用多数语言写作, 一边将自己的写作从国家和民族等固定的辖域中剥离出来。这恰恰是少数文学的实践方式。相对于欧洲业已建立起的伟大文学 (great literature) , 史密斯的写作就是一种少数文学, 以他为代表的殖民者进行的新文化创作便是美国少数文学的最初形态。
处在美国文化核心地位的清教传统同样运用书写将自己谱入“美国”这一概念。威廉·布拉德福德 (William Bradford) 是“五月花公约”签署人之一, 由他所著《普利茅斯垦殖记》 (Of Plymouth Plantation) 长久位于主要的美国文学选集及文学史序列。需要注意的是, 布拉德福德在日记中采用的修辞策略———清教预表法 (Puritan Typology) , 对清教传统进入美国文化体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预表法来源于基督教释经学, 即清教徒把《旧约》中的人物和事件看作对《新约》的和预兆, 前者是后者的预表, 后者是前者的原型。清教徒不仅用此法研读圣经, 更是将其引入对自身遭遇和现世生活的理解。预表法后来发展成为美国文学中特有的术语, 特指清教徒将圣经, 尤其是《出埃及记》中的符号与美洲的地理、人物、事件及自身经历相联系的思维方式与写作手法。
在布拉德福德的记录中, 新世界不再如哥伦布所见是丰富资源、迤逦景观的代名词, 相反, 它变成了上帝考验清教徒的黑暗世界。他的日记以时间顺序记叙, 在还未遇到美洲印第安人时, 布拉德福德插叙这样一段话:“圣经记载, 野蛮人见使徒保罗及其失事船只上的同伴们非常可怜, 以不小的善意招待了他们。但是, 当他们遇见这里的野蛮人时, 迎接他们的却是上了弦的剑。” (15) 这是预表法思维与写作的范例之一, 即他以自身遭遇比照圣经, 暗指清教徒是上帝的选民, 以此获取在新世界的身份, 并以这种方式理解世界、展望未来。这一插叙为下文即将呈现的清教徒与野蛮人的相遇做了铺垫。插叙暗示野蛮人是敌人, 因此在后来的战役中, “上帝非常乐意帮助他们战胜敌人并解救了他们”。 (16) 布拉德福德暗指依照圣经传统可将印第安人视作野蛮人。通过对叙述的编排和对文字的掌控, 布拉德福德让“预表法得到更自由、更广泛的运用, 使其进入了一个更为精妙的语言体系, 使诠释者能在现今的事件中发现圣经的预兆。这样一来, 清教徒跨越大西洋的航行就成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原型;新英格兰殖民地则变为基督再临迎接千禧年的新锡安”。 (17) 清教徒以神之名对印第安人的身份进行阐释, 并为自己的暴力辩护。这种以日记体呈现的材料假托形式上的客观, 掩盖了作者的技巧、叙事策略和实际意图。在阅读时, 读者记住的是作者详述的部分, 即清教徒为完成伟大事业遭遇的困难及做出的牺牲, 而野蛮人是其遭遇的困难的一部分, 解决困难是理所应当的, 因此受害者是微不足道的。清教徒不仅通过书写来获取自己在新世界的合法身份, 他们还将清教传统、圣经主题及意象编码进美国的文学、文化和政治系统, 将清教传统嵌入美国民族特性。
殖民者通过写作来影响和决定美国历史的进程, 殖民时期的文学帮助欧洲人实现了对新世界的控制, 获得身份的合法性。他们通过书写将“美国”这个符号发明出来, 并据为己有。就像埃德蒙多·欧戈曼 (Edmundo O’Gorman) 等人所说的那样, 美洲不是被“发现”的, 而是被“发明”的。而美洲印第安传统则从另一面说明作为一个修辞的美国与书写之间的紧密关系。1492年哥伦布踏上美洲大陆之前, 印第安人在此已繁衍生息了五千多年。由于印第安人缺乏与欧洲人相当的文字书写系统, 因此欧洲殖民者认为“与其文化相关的一切都是初等的, 而且, 由于未被写成文字, 也是稍纵即逝的”。 (18) 现代读者在阅读印第安口头文学时需要注意的是, 译本通常以英语小说或诗歌的方式来呈现, 这与大多印第安艺术家遵循的传统差别较大。 (19)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在第四版收录的印第安部落关于创世记的故事是由印第安裔美国人大卫·卡西克 (David Cusick) 翻译的, 他使用的是一种“印第安变形英语”。 (20) 印第安作者运用殖民话语来表述自己, 这种实践可被视为用“多数人的语言进行少数创作”。
当代印第安作家显然明晓语言与族群历史和族群政治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 因此诸多印第安作家把语言当作描绘或批评的对象。当代印第安作家多以英语写作, 他们通过对多数语言进行特殊配置而达到语言解域化的效果。如“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代表作家N.斯科特·莫马迪 (N.Scott Momaday) 在《日诞之地》 (House Made of Dawn, 1968) 中把英语作为主要叙述语言, 同时杂糅纳瓦霍语、塔诺语等多种部落语言, 使文本达到“某种陌生性 (strangeness) , 这是一种无法被同化的原创性 (originality) ……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strangeness at home) ”, 而这种陌生性是“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 (21) 同时, 这种语言的少数用法“透过发声的集体装配运作, 并且具备政治行动的功能”。 (22) 这一功能恰恰符合德勒兹的“少数文学是全然政治的”这一论述。
欧洲殖民者通过语言和写作来占领新世界, “发明”而不是“发现”美洲。作为美洲原住民的印第安人在1492年之后遭遇的种族灭绝、奴役及几个世纪的边缘化,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欧美大陆相遇时, 不拥有书写系统的印第安人在欧洲人看来不配拥有美洲的资源和土地。尽管今天的研究认为印第安人的史前岩画“在本质上与神话故事和原始歌谣的语言相通”并“透露出一些有关美国文学的本源的信息”, 但在15、16世纪, 殖民者话语与印第安话语之间是竞争的关系, 是在美洲竞相创造“美国”这一概念并抢占这个符号的关系。“少数文学是全然关乎政治的”, 这一论述在美国文学开端的四个重要传统中尤为如此。他们把“个人纳入政治, 使个人的冲突变成是社群的‘生死攸关之事’”。此外, 四个传统不约而同指向边缘、少数, 且都具有集体价值。印第安文化相对于欧洲殖民者而言是边缘的, 来到新世界的殖民者相对于欧洲大陆而言也是边缘的。少数是一个相对的位置关系, 这个关系由政治经济等因素决定。而少数文学“必须是集合的, 才能获取合法性”。行文至此暂可得出结论, 殖民时期写作于美洲及为美洲写作的文学所具备的特点为后来美国文学的建立及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文学在发轫之初就是一个修辞, 一个需要各族群运用语言、书写建构出来的修辞。
三、身份焦虑:美国民族文学的变革力量
严格来说, 建国前的文学虽不能被称为美国文学, 却对后来美国文学传统的建立起到塑形作用。首先, 它将美国主流文化确立为英国文化及清教传统。其次, 如上文所述, 殖民时期的文学在书写之时并无“美国”这一政治实体, 但殖民者业已具有身份意识, 他们主要通过写作、宗教、教育等文化行为为自己获取新世界身份, 同时剥夺原住民的合法身份。因此,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美国文学的潜在脉络, 会发现身份书写和身份焦虑, 连同对边缘、少数的指涉和强烈的政治性这些从早期文学脱胎的特点业已融入美国文学的基因, 并推动着美国文学的流变。
“听啊, 美国声称:‘时机已到!美国的人要成为美国人。美国如今在艺术上长大成人了。我们不再依附在欧洲的裙裾上, 行为举止像学校里失去管制的孩子———’” (15) 这是D.H.劳伦斯对19世纪以前的美国文学所作的观察。这种脱胎于欧洲母国却欲“彻底摆脱欧洲旧意识……生长出一层新皮”的愿望, 是美国文学在建立初期身份焦虑的一个表征。 (27) 这个身份焦虑不仅表现在表征———说了什么, 还表现在表征策略———怎么说, 以及未表征或表征不足———没说什么。
首先来看“长大成人”的美国说了什么。在爱默生倡导建立独立的美利坚民族文化之后, 美国民族文学的自身传统开始逐渐形成。爱默生的艺术主张是建立在挑战权威之上的:“羡慕就是无知, 模仿就是自杀……坚持自我, 绝不模仿。” (28) 这里的权威指的就是英国文学传统和欧洲伟大文学的范式及题材。这种想要通过文学书写来寻求族群身份的做法与德勒兹所说的少数文学或少数话语 (minority discourse) 意在还原或复兴族群文化身份的历史想象具有极大相似性。
以被誉为美国民族史诗的《白鲸》 (Moby Dick) 的经典化为例, 这是赫尔曼·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1819-1891) 于1851年发表的海洋题材的小说。这部作品在出版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沉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受到欧洲现代主义的影响, 人们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具有实验性。美国的文学批评家们对《白鲸》的发现和重新解读与期待视野 (horizons of expectation) 的变化有密切联系。在欧洲现代主义出现之前, 美国业已拥有如《白鲸》般文学价值深厚的作品, 它将海洋、文本、国家、宗教及对自然的征服连接在一起, 且与美国民族精神紧密结合。这一发现无疑极大提升了美国民族文学的价值。批评界从文本中挖掘出的美国民族特性寓言和美国民族神话, 是《白鲸》拥有经典地位, 进入公众视野的原因之一。
乔治·班克罗夫特 (George Bancroft) 的《自美洲大陆发现以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 1834) 是建国后第一部由美国人自己撰写的美国通史。班克罗夫特承袭欧洲传统, 认为美国精神源自殖民地时期人们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 其中清教传统起到决定性影响。 (29) 美国女诗人埃玛·拉塞尔 (Emma Lazarus) 同样怀着这一自由和包容的理想创作了《新巨人》 (The New Colossus, 1883) , 并将美国比喻为“放逐者之母”。这类解读都将欧洲殖民者视为美国文明的缔造者, 而印第安人及其他族裔是被排除在外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Fredrick Jackson Turner) 1893年在芝加哥展会上发表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的演讲, 反对美国文明源自欧洲的传统史观, 他认为“要真正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 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移到大西部……边疆在向西推进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美国”。 (30) 特纳的“边疆说”与“欧洲说”相比有了更加独立的意识, 但他把“活动的边疆”类比为“文明和野蛮的碰撞”, 这一策略同样隐性地将一部分人排斥在美国文明之外, 这种修辞性排他亦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因此, 在定义美国民族身份的学术论述中, 未被充分表征的部分同样重要。
如果对美国民族身份文学想象的讨论局限在不是源自欧洲就是由欧洲殖民者塑造的范畴, 那么我们就不会见证美国文学之定义、指涉及范畴的变化。彼得·凯洛夫 (Peter Carafiol) 认为, 少数族裔文学是美国文学的立足之本, 原因“并不在于它的作者均来自被压迫的少数族群, 而是由于它的叙述范式与修辞策略都来源于并指向其边缘地位”。 (31) 相对于欧洲, 尤其是英国, 美国文学处在边缘地位, 然而本质即属边缘的美国文学在构建“美国性”时却也运用各种修辞性排他来深化种族间的鸿沟。被压抑的“少数文学”普遍具有政治意义, “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 它是少数族群体共同的事业, “是人民的关怀”。 (32) 少数文学作为集体欲望的表达方式, 推动着美国文学经典观的演变。
在美国民族文学这一概念不断被修正的历史中, 女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成为两个最有活力的分支。以《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第一至六版为例, 收录的女作家人数分别是29位、35位、50位、63位、77位和80位。34年间的不断扩充反映了女权运动发展的成果。《诺顿妇女文学选集》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Literature by Women) 于1985年出版, 亦是女性文学被纳入典律的一个标志。女性文学的经典化与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形成一个亦步亦趋的双轴图。也就是说, 仅从入典这一视角看, 优秀的、有代表性的美国民族文学是一个动态概念, 且与社会运动及文学思潮紧密相关。在这里笔者不禁要对美国民族文学的经典化机制提出质疑, 即以政治动机为一大考量来建立美国文学经典时, 其机制是通过文学构建民族身份, 还是通过身份构建民族文学?
再来看少数族裔作家。第一版《诺顿美国文学选集》收录了七位犹太裔作家, 第二版入选了八位。截至第七版选集, 入选的犹太裔作家共有14位。非裔美国作家长期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1917至1950年间出版的21部教学文学选集中, 有的对黑人作家或作品缄口不言, 只有个别选集收录了一位, 最多不超过三位, 更不用谈黑人女作家。 (33) 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打开经典”思潮下, 《诺顿美国文学选集》将“公正评价黑人作家对美国文学和文化所做的贡献”视为己任, 并在第一版选集中收录了14位黑人作家。 (34) 犹太裔及非洲裔仅为一例。除了身份轨迹, 从作品内容看, 少数族裔作家入典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取材于本族群的文化和生活, 并多以文化冲突与融合、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身份杂糅、散居等社会现实为诉说主题。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即族裔身份清晰可辨, 这种对核心与边缘二元对立的刻画也许是其进入美国民族文学范畴的原因之一。
美国各个族群在相对的位置上均可被视为“少数”, 这些“少数”群体又在“美国”这个修辞范畴内存在身份焦虑。书写从欧美大陆相遇时便在历史进程中发挥出实际效用, 而从美国文学观念的变迁来看, 书写始终充当着美国社会的调节阀。美利坚民族对自身身份的反复诉说及修正, 可以说是推动其文学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
结语
德勒兹和瓜塔里论述道, “不幸生于拥有伟大文学的国家的人也必须用这个国家的语言写作, 如捷克犹太人用德语写作, 乌兹别克人用俄语写作一样。写作犹如狗仔刨坑或老鼠仔挖洞。写作就是发现自己未达的地方, 自己的方言, 自己的第三世界, 自己的沙漠。只有从内部进行多数语言的少数实践才能对通俗文学和边缘文化等加以定义。” (35)
美国文学从源起之时, 不论是殖民者之于欧洲大陆, 还是美洲印第安人之于殖民者, 或是黑人之于白人, 少数族裔之于美国社会, 每个历史阶段的每个群体都可嵌套进这一论述。这就决定了“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用写作来开拓的疆域。少数文学是由少数话语在多数语言中建构的, 它颠覆传统符码系统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解放, 对现行的符码系统构成一种“解码”的革命倾向。美国文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打开经典”及对自我指涉的修正是在不断的解辖域与再辖域及对身份焦虑的克服中进行的。美国文学指向边缘, 指向次要地带, 它的排斥与包容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在对美国精神的诸家之言中, 托尼·莫里森 (Toni Morrison) 的观点切中要点:“种族歧视造就了真正的美国。排斥才是真正的美国精神。” (36)
【作者简介】
史鹏路，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原文刊于《国外文学》2018年第3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