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林精华：果戈理的尴尬:“乌克兰作家”或“俄罗斯文学”?（上）

果戈理的尴尬:“乌克兰作

家”或“俄罗斯文学”?

作者简介： 林精华, 男, 1965年生, 北京师范大学俄语文学博士,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文学及理论、俄欧文化关系、中俄关系。

摘要：果戈理以创作乌克兰故事题材的作品出名, 但当他试图在《与友人书简》中坦承自己的观点时, 却招致激烈的批判甚至否定。俄国人把他定位为俄罗斯经典作家, 使他的乌克兰身份尤其是晚年对乌克兰的诉求无法得到彰显。

关键词：

果戈理; 乌克兰身份; 俄罗斯帝国认同; 俄罗斯东正教;

导言

1844年, 来自乌克兰波尔塔瓦州密尔格拉德县索罗庆采小镇的果戈理早已是帝俄声名赫赫的作家, 但他的乌克兰同乡斯米尔诺娃却质疑道:“你的灵魂究竟是俄罗斯人的, 还是地道的乌克兰人的?” (1) 所幸这一质疑是在私信中提出。果戈理巧妙作答:“我把乌人和俄人两种特质合体矣!” (2) 对这一疑问, 俄罗斯人大概会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自1654年沙俄和乌克兰签署《佩利亚斯拉夫协定》以来, 乌克兰就已然成为俄国的一部分, 而帝俄—苏联—俄联邦的任何版本的俄罗斯文学史, 也都把果戈理视为俄罗斯现实主义经典作家。帝俄科学院院士佩皮恩在《俄罗斯文学史》第四卷中写道:“果戈理文学活动初期, 曾得到了别林斯基热情洋溢且极其出色的诠释。在当时和其他的情境中, 别林斯基透露的不仅是其个人的印象和信念, 还说出了他同时代那些文化人的观点。果戈理在俄罗斯文学中的伟大意义当时就已确立, 且意义不仅在艺术方面, 也在社会方面。” (3) 佩皮恩认为, 十九世纪初的文学以浪漫主义天才为标志, 紧随普希金的果戈理是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相较于普希金所形成的风格, 果戈理的创作是全然独特的”, “果戈理来自另一个圈子, 这个圈子轻松地输送出许多俄罗斯作家” (4) 。白银时代文学史家希波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史》一书中承认果戈理熟谙“小俄罗斯”的生活、民歌和民间文学, “不仅对当下乌克兰问题有兴趣, 也痴迷于过去的小俄罗斯”, 但他认为果戈理到彼得堡并进入普希金圈子后, 便对俄罗斯更有兴趣了, “培养出了要效力国家的自豪意识”, “在当时主流的浪漫主义文学趣味影响下, 表现出对所知晓的各民族文化的兴趣”, 这些导致他无论是在早期的浪漫主义阶段, 还是中期的现实主义阶段, 抑或晚期的神秘主义时期, 都不把“小俄罗斯”视为俄罗斯, 而是俄罗斯帝国的不同区域, “在俄罗斯现实主义历史中, 果戈理起了巨大作用, 他最先讨论现实主义理论, 率先自觉锻造了革新案例。果戈理热烈地爱着俄国, 全身心渗透了俄罗斯精神, 这决定着他的未来。这就是为何他在俄罗斯民粹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5) 苏联科学院版的《俄罗斯文学史》则把果戈理和普希金关联起来进行论述, 认为普希金声望快速上升的时候, 果戈理开始其文学生涯, 但该书对乌克兰之于果戈理的意义则做出相反阐释:“果戈理出生并成长于乌克兰, 终生把乌克兰视为具体家园, 自视为有‘地道乌克兰人’特质的俄罗斯作家”, 他熟悉乌克兰的生活方式, 青年时代就开始苦恼于外省庄园制度下社会的萧条、封闭, 幸运的是他逃离了那个粗俗危险之地, 由此《狄康卡近乡夜话》体现了浪漫主义的俄罗斯地方特色。 (6) 这种观点延及俄联邦时期, 如国立托木斯克大学教授亚努舍科维奇在《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 继续把果戈理视为俄罗斯现实主义经典作家。 (7)

文学史家的“严肃”定位, 有文学批评家或文学家的生动论述作为基础:从别林斯基到白银时代文学家罗赞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等, 无论他们的地位或审美观差异有多大, 他们都将果戈理视为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这对巩固果戈理的俄罗斯经典作家地位功莫大焉, 以至于后来的文学家几乎无一不以“俄罗斯经典作家”来定位果戈理, 而不虑及其乌克兰身份。

果戈理的母语是乌克兰语, 但他却用俄语写作 (8) , 且没任何作品首先问世于乌克兰, 哪怕成名后为“乌克兰历史”而撰写的《小俄罗斯构成之我见》, 也刊于彼得堡的《国民教育部杂志》。不过, 果戈理的早期文学作品, 题材若涉及外省, 却总有乌克兰的影子。他以家乡名字所命名的小说集《密尔格拉德》 (1835) 中的名篇《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明确说它描写的是发生在密尔格拉德的人和事, 对乌克兰之深情溢于言表。对此, 乌克兰哈尔科夫新俄国大学教授基尔皮奇尼科夫在《果戈理全集》 (1902) 中提出, 果戈理的创作是在乌克兰和沙俄合并之后的帝国化语境中展开的, 面临着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乌克兰史学家萨夫琴科在《被隔离的1876年的乌克兰:1860—1870年代依据大量档案的乌克兰史》 (1930) 一书中认为, 用乌克兰语还原乌克兰身份在帝俄时期是被限制的;美国乌侨学者多罗申科在《果戈理与乌克兰》 (1955) 一书中提出果戈理首先是乌克兰作家, 并非如俄罗斯人认为的那样认同帝俄。 (9) 在2009年乌克兰教育和科技部与波尔塔瓦高师联合举行的“波尔塔瓦果戈理阅读报告会”上, 卡扎林教授发表演讲称:

今天需重新严肃思考“乌克兰和俄国文学之相互关系”。传统上把两者关联起来的理解很不充分, 苏联解体后该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提出该问题不仅是因为要适应政治情势, 而且是因为政治情势显示出传统认知的严重不足。这种对“乌俄问题”的长期认知方式, 其令人不满的地方, 不在于相关研究既包罗万象又细致入微, 也不在于多从“老大哥” (старший брат) 的立场写作。必须承认, 在更宽广的语境下, 俄乌文学关系就建立在此原则基础上, 那是任何政治情势都不能完全否认的。病态地强调“老大哥”这个词, 就是要突出在“小弟弟” (младший брат) 家他是老大。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解除彼此的血缘关系。在兄弟俄罗斯的框架内, 乌克兰文学家创造了伟大的乌克兰文学, 在邻居波兰人看来, 乌克兰作家仅是在讲另一种语言的外国文化世界里的文学帮手。 (10)

西方斯拉夫学界和乌克兰人一样, 对果戈理的讨论远不限于其俄罗斯现实主义经典, 还包括其奇异风格、乌克兰因素、修辞手法和独身、魔鬼学、心理特性、同性恋、对当时社会和政治问题之反映等话题, 以及《狂人日记》、《外套》、《鼻子》、《塔拉斯·布尔巴》等作品所涉及的身份认同问题。 (11) 对果戈理认知的复杂化趋势, 与果戈理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出生于乌克兰且19岁之前在乌克兰生活, 但用俄语写作, 19岁后生活在彼得堡, 身后葬在莫斯科, 他引起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一

使果戈理的声望在帝俄达及顶峰的是《死魂灵》第一部。该作结尾叙述了乞乞科夫架着三套马车出逃, 叙述者对此感叹道:

罗斯 (Русь) , 你这架勇猛的三套车不也是向前飞奔吗?在你脚下, 路升腾出尘雾, 桥轰鸣作响, 一切都落在后面, 并一直落在后面。旁人被圣迹所震撼而惊呆在那里:这不是来自天空的闪电吗?这种启示性惊异的前行意味着什么呢?世人所不知的马匹, 内含着怎样的神秘力量呀?哦, 马, 马, 马呀!你们鬃毛也吹起了旋转的尘土吗?在你们每条血管里会奔涌着敏感的听觉吗?从空中听到熟悉的歌声, 便立即和善地挺起坚强的胸膛, 几乎马不停蹄, 变成一条条线, 在空中飞翔起来, 一切被神所鼓舞而飞驰起来……罗斯, 你要驶向何方?给我答案吧。她无法提供答案。铃铛发出奇美的叮当声:叮当作响声消失于空中;一切从车旁飞过, 大地上的一切, 其他国家和国君, 皆会不情愿地闪开, 为你让路。(12)

这番感叹显示出作者担忧以基辅罗斯为始基的帝国命运, 却未必意味着他是以俄罗斯人 (русский) 身份关怀俄罗斯帝国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 因为果戈理还认为, “无论是‘小俄罗斯’面对俄罗斯, 还是俄罗斯面对‘小俄罗斯’, 谁也无法主导谁。就如同上帝慷慨赐予的大自然, 万事万物各自生长, 但却不是成长在别处, 而以它们应彼此补充为显著特征。它们过去的历史本身, 就基于相互的不同, 以使各自的力量孕育出自己的特征, 从而形成万物的有机, 而自己成为组成世界统一的某种元 素” (13) 。这 表明即便是在《死魂灵》中也存在着乌克兰身份与帝俄认同的矛盾, 这是导致果戈理屡遭文坛争议的原因, 但他一直无法明说这种矛盾, 甚至忍痛焚毁了《死魂灵》第二部, 自此未能继续文学写作;至于引起更大争议的《与友人书简》, 实乃文学批评、散文、政论、时评、琐事记录的大杂烩。

果戈理最后十年文学业绩甚微, 并非“江郎才尽”所致, 而是因为他所置身的历史语境。他最初的文学创作尤其得益于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 而为推动帝俄认同, 当局鼓励图书市场和国民文学消费, 如刊于《祖国笔记》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因普希金向《俄罗斯残疾人文学副刊》出版商推荐, 很快就出了单行本。但此后果戈理并未迎合出版商, 续写帝国边陲的民俗, 而是选择知识分子之路, 因此他除了满足文学市场消费的要求外, 更得应对高风险和复杂的政治局势。

果戈理从家乡涅仁中学毕业后, 满怀抱负去帝国首都, 但只在不太重要的机关谋得了一个小公务员职位。失望之余, 他转向文学创作, 很快以《狄康卡近乡夜话》在文坛崭露头角。但此后他却放弃广泛流行的“夜话”体, 不再用民间故事方式讲述帝国边陲的风土人情, 而是立志成为叙述帝俄现实或前途问题的文学家, 由此写出了《密尔格拉德》和《彼得堡故事》 (1842) 等小说集、剧作《钦差大臣》 (1836) 和史诗《死魂灵》 (1842) 等。这些作品以不同于俄罗斯人的视角书写乌克兰或俄罗斯帝国问题, 从而吸引着俄国文坛, 同时也引发了俄罗斯批评家的争议和误解, 如《密尔格拉德》中的《塔拉斯·布尔巴》以1637—1638年哥萨克反对波兰起义为背景, 讲述布尔巴父子三人为乌克兰自由而战的悲壮故事, 直接彰显乌克兰认同, 但别林斯基却认为它是“用喜剧的兴奋, 克服对忧伤和郁闷的深刻感受” (14) ;再如《死魂灵》第一部第二部分创作于乌克兰敖德萨, 叙述乞乞科夫在外省冒险时目睹各种愚昧落后的情形, 这近乎是《旧式地主》 (1835) 描写乌克兰被俄罗斯化后的愚昧的扩展版, 却被认为是对俄罗斯现实问题的真实反映。但其实, 对果戈理来说, 乌克兰不只是题材, 而且是一种潜藏于字里行间的身份;不只是帝俄西部边陲, 而且是有其主体性地位的家园。

从十二世纪开始, 基辅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北部的弗拉基米尔转移, 进入封建割据时代, 出现了罗斯托夫-苏兹达里、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等大公国, 分化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等等。1240—1480年间, 鞑靼蒙古采用分封制的治理方式统治各大公国, 族裔分化加剧。果戈理的《小俄罗斯构成之我见》认为蒙古统治期间被称为“乌克兰”即边陲地区的加利西亚和沃伦王国 (位置正是古罗斯西南边境) 没有被蒙古人征服, 而是受立陶宛大公国统治, 但第聂伯河左岸流域被蒙古人蹂躏成无人区 (居民纷纷逃到波兰、立陶宛、东北俄罗斯, 基辅早已不再是首都) ;蒙古统治末期, 莫斯科公国开始统一周边地区, 成为东北罗斯, 包括扎波罗热地区在内的乌克兰大片区域被并入波兰。此后, 东北罗斯发展成统一的沙俄, 而西南罗斯则在立陶宛和波兰统治下逐渐形成了现代白俄罗斯的雏形、现代乌克兰的框架, 它们和俄罗斯近乎断绝了联系。乌克兰及其哥萨克后来并入沙俄-帝俄, 成为俄国南部的“土著”, 其语言吸收波兰语而异于俄语, 他们的希腊正教信仰受波兰天主教影响, 有别于俄罗斯正教, 他们“不立任何誓愿, 不遵守任何斋戒;不以苦修、禁欲约束自己;他们就像第聂伯河中的险滩那样难以制服……便形成这样的民族:就宗教信仰和居住地而言, 属于欧洲;就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服饰来说, 该民族则全是亚洲式的, 世界两个对立方位、两种特征奇异碰撞在一起, 即欧洲式谨慎 (осторожность) 与亚洲式粗糙 (беспечность) 、质朴和狡黠、强烈的事业心和极度的好逸恶劳并存, 对一切发展和完善及改革之举嗤之以鼻”。 (15) 1648年讲乌克兰语的扎波罗热哥萨克在首领赫梅利尼茨基领导下发动反抗波兰-立陶宛人统治的起义, 即波兰-哥萨克战争, 并于六年后建立哥萨克酋长国, 但这却意外地改变了乌俄关系:王国很快面临着奥斯曼土耳其和波兰-立陶宛的双重威胁, 赫梅利尼茨基最终决定与沙俄签订关于乌俄合并的《佩利亚斯拉夫协定》, 即乌克兰最高权力机构 (拉达) 须承认沙皇为最高权力、盖特曼 (哥萨克首领) 需向莫斯科通报对外交往情况, 不过乌克兰几乎享有独立国家的所有权力, 包括保留哥萨克制度, 拉达 (议会) 继续为乌克兰最高权力机构, 哥萨克有权选择盖特曼;保留哥萨克军团建制, 市民和农民有权选举地方行政长官以及乌克兰的财政、税收及司法等制度不变。 (16) 但随着沙俄帝制进程加速, 俄罗斯开始削弱乌克兰人的权力, 导致在沙俄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而同瑞典发动北方战争 (1700—1721) 后不久, 盖特曼首领马泽帕择机转而和瑞典合作抗俄;1783年,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军队打败奥斯曼土耳其, 吞并其附属的克里米亚汗国, 随后大量移民于此, 改变了这里的人口和语言结构;十八世纪末, 帝俄和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 除加利西亚 (1772—1918年属于奥匈帝国) 之外, 古罗斯旧地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大部分并入帝俄版图, 俄国得以迅速强大, 进而对所辖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紧实施俄罗斯化战略, 包括强制推行俄语、限制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 以牺牲少数族裔为代价的帝俄进程使乌克兰在帝国的主体性地位快速消失。

果戈理无法回避以怎样的身份面对帝俄认同的问题。他的文学生涯, 类似苏格兰的司各特爵士。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成不列颠, 在法律程序上确保了苏格兰在联合王国中享有和英格兰同等的主体性地位;在不列颠壮大为大英帝国的进程中, 苏格兰虽并未能和英格兰那样获得同步发展, 却也随着帝国的壮大而受益良多。为此, 爱丁堡作家司各特以苏格兰身份写下《威弗莱》 (1814) 和《昆丁·杜沃德》 (1823) 等许多关于苏格兰和英格兰关系的历史小说, 有意回避1707年之前苏格兰王国抵抗英格兰人的血腥历史, 以图建构统一的大不列颠认同及苏格兰在其中的角色。这类浪漫主义历史小说, 在果戈理时代被大量译成俄语, 畅销一时, 普希金的《论瓦尔特·司各特长篇小说》 (1830) 评价司各特小说的魅力不同于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之处, 正在于它不描写国王和英雄, 而是描写普通人。 (17) 果戈理深受感染, 他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与司各特的《苏格兰边陲地区歌谣集》 (1802) 一样, 也是温情脉脉地展示帝国边陲的民俗魅力, 生动地讲述地方民间故事, 而并不触及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这种对帝国边陲的叙事深得文坛青睐, 普希金在评注该作再版本时就指出, 果戈理从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中吸取经验, 睿智地书写乌克兰的民间故事题材、现实生活, 并赞誉果戈理不愧为俄罗斯的司各特。 (18) 这种情形还延至《密尔格拉德》, 其中的《塔拉斯·布尔巴》叙述乌克兰哥萨克为捍卫民族自由与曾经的母国 (波兰) 展开争斗, 并把这种爱国行为上升到东正教对抗作为异教的波兰天主教的高度。这样的作品, 得到自别林斯基以来的俄罗斯批评家的普遍高度赞誉。

然而, 果戈理的文学语境远比司各特要严峻得多:首先果戈理的创作处于沙俄严厉的报刊审查制度之下。从教会对宗教读物审查条例转化而来的报刊审查制度, 随着帝俄版图的急剧扩张、与欧洲现代文明接触的频密、欧洲自身的变化 (如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及其对欧洲局势的影响) 、图书出版业的扩张等等, 也趋于灵活和专业化, 如图书审查官把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1790) 当作旅行指南而允许出版, 但后来发现它有否定中央集权和庄园制度之嫌, 立即查禁, 该书作者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 彼得堡大学很多学者仅因阅读或讨论它也未能幸免于难;1804年7月9日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第一号报刊审查御令》, 规定“报刊审查制度须审查所有要在全国发行的图书和文集”, 未经审查机关许可的皆不得刊行。 (19) 果戈理的写作岁月, 正值十二月党人事件失败之后尼古拉一世强化审查制度之时, 如1826年成立的对社会思想政治进行监控的“第三厅”以及监视国民思想状态的秘密委员会使得书刊审查更为专业化, 分为国民教育部审查、外交部审查和内务部审查, 并任命书目专家克拉索夫斯基为书刊审查委员会审查官 (1832年任外国图书审查委员会主席) 。1847年6月国民教育部部长乌瓦罗夫伯爵致函彼得堡新闻审查委员会主任, 赞赏这样的专业化审查制度, 认为它能有效实施“官方国民性”理论, 并强力主张要对来自法国的图书进行更严厉的审查。由此, 《莫斯科电讯》、《望远镜》等名刊被查封。书刊审查制度严防欧洲思想在俄罗斯蔓延, 确保对外扩张、对内铁拳治理的帝国体制, 如1831年《莫斯科电讯》杂志准备刊行文章《论联邦国家结构》时, 莫斯科审查委员会却不批准, 表面理由是此文不合该刊宗旨, 实则因为“鉴于本委员会所掌握的情报, 它必须被禁止刊行” (20) ;连和皇室过从甚密的普希金也未能幸免被监控的命运, 第三厅主任甚至亲自监督其文学活动和出版。

这就使非俄罗斯裔作家更需谨慎, 如1820—1840年代畅销书作家布尔加林便是如此:他出生于波兰明斯克州 (十八世纪末随着波兰被瓜分, 该地区被并入帝俄) 的立陶宛大公之家, 其父不满帝俄统治, 参与刺杀波兰王国的俄罗斯总督的地下革命 (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 其母知波兰大势已去, 举家迁居彼得堡, 并让儿子考入陆军军官学校, 于1806年毕业, 随即加入皇家枪骑兵军团, 立功受奖。这种归化惠及布尔加林文学生涯, 如他按帝俄官方史学观创作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俄-土战争图景》 (1831) 、《马泽帕》 (1833—1834) 和《苏沃洛夫》 (1843) 等历史小说, 还写有彰显帝俄伟大性的《俄罗斯习俗图景》 (1842—1843) 、科幻小说《在芬兰和瑞典的飞行之旅》 (1839) 等等。这些作品彰显边陲作家的帝国认同, 让布尔加林成为声望赫赫的浪漫主义小说家, 先后获七、六、五等文官职位。

然而, 果戈理不仅不是如布尔加林这样迎合帝俄审查制度和帝国战略的作家, 他还面临着更为棘手且危险的局势:针对作为帝国西部边疆的乌克兰, 当局实施了专门的报刊审查制度。除上文提到的1795年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推行俄罗斯化政策之外, 1830年代又开始禁止使用“乌克兰”一词, 改用“小俄罗斯” (малороссия) , 还禁止私自研究乌克兰历史和文化。由此我们便能理解, 母语是乌克兰语的果戈理为何一直用俄语写作, 进而导致不懂俄语的广大乌克兰同胞无缘领略《狄康卡近乡夜话》叙述的乌克兰民间文化及其魅力。不过, 即便该作没有触及乌俄历史恩怨, 出版过程仍是一波三折:果戈理致函当时在皇室享有相当地位的诗坛泰斗茹科夫斯基说, “该作让我疲于奔命。这三天我马不停蹄地在印刷所和书报审查委员会之间来回奔波, 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21) 。充满着帝俄认同的《死魂灵》的审查过程也不相上下:1842年1月果戈理致信友人谈及审查过程, 说莫斯科审查官个人曾勉强同意, 但审查委员会仍禁止刊行;于是, 他拜托别林斯基把手稿寄给奥陀耶夫斯基公爵, 请其转呈皇帝, 这才使得彼得堡审查官尼基坚科于1842年3月许可出版《死魂灵》第一部 (22) ;但审查折磨并未就此结束, 其中关于柯别金大尉那一节仍被禁止。这加剧了果戈理在表达乌克兰诉求上的谨慎。

其实, 早在1830年代, 乌克兰人对这位同胞的文学作品就产生了兴趣:1836年末至1837年前九个月, 果戈理和他的乌克兰同乡查列茨基用乌克兰语通信讨论乌克兰问题, 启发了果戈理创作彰显乌克兰认同的《塔拉斯·布尔巴》 (23) , 这也成为他最早被译成乌克兰语的作品, 并被反复翻译达35次之多 (24) 。由此可见, 果戈理并非是去乌克兰性的俄罗斯作家, 只是碍于书刊审查制度而不得不表现得十分隐晦。

不过, 果戈理的文学活动是在俄罗斯帝国表面上强盛、内在危机加剧的时代进行的 (他去世不久, 俄土之间就发生克里米亚战争, 俄败) 。1812年抵抗拿破仑战争的胜利, 激发了帝俄居民对帝国的信心和认同, 许多有抱负的青年投身于帝国事业, 或在沙场上建功立业, 或献身于科学、艺术和学术, 从而使波及帝俄的欧洲浪漫主义迅速转化为促成帝俄认同的俄罗斯浪漫主义。当时只是中学毕业的果戈理和俄罗斯或其他众多归化帝俄的文学青年一样, 涌向彼得堡或莫斯科, 以图一展雄才。在彼得堡谋得小公务员职位的果戈理深切体会到按欧洲现代文明安排帝俄的社会制度对外省并不友好, 所幸乌克兰同乡会对他帮助良多, 使他有机会再度体验乌克兰情怀;与此同时, 帝俄有意识改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的环境——出版印刷机构和报刊增多, 读者市场扩大, 他也因此有机会在文坛大显身手。《狄康卡近乡夜话》的首篇《索罗庆采市集》即是对儿时所目睹或聆听的生活情境的实录, 《伊凡库帕拉节前夜》、《圣诞节前夜》、《危险之地, 古老生活方式》、《神奇之地》、《伊凡·费多罗维奇·什班卡及其姨妈》等作品则生动地再现了和东正教纠缠在一起的乌克兰民间故事或生活。这种表达乌克兰情感的写作, 在《密尔格拉德》和《小品文集》中得到延续。

不过, 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事, 促使当局放弃了以效仿欧洲而在俄国推动现代文明的举措, 转而引导作家和艺术家去发掘古罗斯、沙俄、帝俄之伟大性, 这导致果戈理表达乌克兰情怀之作在浪漫主义运动中被读解为帝俄边陲魅力之彰显, 它们和充斥于书市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各地风土人情的夜话、帝国边疆旅行记等一起迅速替代曾流行半个多世纪的俄译欧洲小说, 成为新时代的畅销书。

浪漫主义时代俄国批评家把果戈理俄罗斯化, 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果戈理对帝国的期望。在《密尔格拉德》之后, 果戈理的文学声望日益显赫, 这使他在《小品文集》中直接书写帝俄, 其中的名篇《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 (1832) 率先把普希金誉为“俄罗斯民族诗人” (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оэт) , 声称“其作品就像一部词典那样, 包容了我们语言的全部财富、力量、灵活机动的手段, 他比任何人都更宽阔地开拓了这一语言疆域, 展示其全部空间。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中非凡的也许是独特的现象:这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俄罗斯人, 这种人也许只有两百年后才会出现。俄罗斯本质、俄罗斯灵魂、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性格在他身上表现得如此清纯、明丽, 就如光学玻璃凸出的表面上映照了自然景色那样”, “充溢着俄罗斯大自然气息的普希金作品, 同俄罗斯大自然那样安谧、宁静, 唯有具备真正俄罗斯胸襟、以俄罗斯为祖国、心胸开阔、感情丰富、善于理解普通俄罗斯民谣和俄罗斯精神的人, 才能完全领会它们” (25) 。这番溢美之词, 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普希金塑像揭幕典礼上的演讲 (1881) 才可媲美。直到晚年的《与友人书简》, 果戈理才谈到普希金如何把诗歌题材扩大到俄罗斯之外, “从九霄云外的高加索和美丽的切尔克斯, 到贫穷的北方小乡村的巴拉莱卡琴演奏和酒馆里的特烈帕克舞, 目光所及——在时髦舞会上, 在村舍, 在草原上, 在旅途的敞篷马车里——一切都成了他写诗的材料” (26) 。果戈理晚年对普希金的认知变化与其《死魂灵》写作一致:他把用“旅行记”这一流行文体写的小说称为“史诗”, 并在第一部结尾把帝俄当作奔向世界大国的三套马车, 此时, 他不是以俄罗斯人身份, 而是以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基辅罗斯概念去理解俄罗斯帝国的前途问题。

果戈理以乌克兰身份书写帝俄外省之落后和接受现代文明之后果的作品, 自然触及俄国人习以为常的无序、无知, 而一次次震惊了俄罗斯人并引发了争论, 但他虽深知原委, 却尽力表现出帝俄认同。《就〈死魂灵〉致不同人士的四封信》的第三封信 (1843) 解释说, 该作让人难以接受, 并非因它揭露了某些创伤或内在痼疾、邪恶或无辜者的无助, 而是它揭露出那些并非恶棍的人显示出的生活庸俗 (пошлость жизни) 在俄国无处不在——这是了解俄罗斯的普希金也未曾发现的事实, 而果戈理一次次撕开一件件漂亮外衣或解下一个个勇士面具, 展露出他们的卑俗, 并断言这种噩梦“不是臆造出来的”, 而乃俄国实有 (see “Выбранные”:77) 。

《与友人书简》中的《俄罗斯诗歌实质和特性何在》扼要阐释了俄罗斯诗歌的帝俄认同:俄罗斯诗歌虽充满模仿特征, 却仍有独特性, 包括那些热心讴歌纵情豪饮和驰骋远方的民歌民谣、显露民间智慧的谚语、用来针砭时弊的生活用语、朴实的教会布道文等等, 如罗蒙诺索夫从德国人那里学到格律和诗学形式, 从某个高峰环视俄罗斯未经开发的自然风光, 他的诗呈现出俄罗斯地理上的轮廓, “为一个巨大国家勾勒外形, 用点和线画出边界, 让别人去涂色” (see “Выбранные”:151) ;尽管如此, 果戈理却还是不以为然, 说“这类文学几乎不为我们社会所知晓、了解, 因它是在另一种教育——法国、德国和英国影响下培养出来的”, “我们社会出现了其他国家未发生过的事, 在自己国家却被教育得不认识自己国家。甚至连语言也遗忘了, 我们的诗歌传播之途被截断了”, “我们的诗歌既不教育社会, 也不表现社会。她似乎感到其命运不是为了现代社会, 始终漂浮在社会上空, 要让其降临于社会, 或许只有用讽刺之鞭抽打之, 而非把其表现出来的生活当作后人的样板” (Выбранные:179, 180) 。

比果戈理稍年轻、出生于基辅一个哥萨克农民之家的谢甫琴科在果戈理最负盛名之际写了《致果戈理》 (1844) 一诗, 模拟《塔拉斯·布尔巴》而讽刺道:“亲爱的祖国, /再也听不到自由的炮声。/年迈的父亲, /再也不会为了乌克兰的自由、荣光、荣誉, /杀掉自己心爱的儿子。他现在不是杀子, /而是抚养其成人, /奉献给俄国皇帝送之赴沙场/他说这是我们寡妇的贡献/请收下吧。” (27) 这并非谢甫琴科之乌克兰认同的特例, 他的许多重要诗篇都是如此:《遗嘱》 (1836) 直抒胸怀道, 死后要葬在“我那亲爱的乌克兰故乡/好让我看见一望无际的田野, 波浪翻滚的第聂伯河” (Кобзарь: 289) ;《一位中了邪的姑娘》 (1837) 这样描述可爱的哥萨克小姑娘:“有谁爱她呢?/没有父亲, 没有亲娘/她孑然一人, 如一只小鸟流落在遥远异乡” (Кобзарь: 10) ;长诗《卡捷琳娜》 (1838) 称“俄罗斯佬是异类”, 乌克兰少女卡捷琳娜去莫斯科寻找亲人, 一路上遇到很多被去了莫斯科的丈夫所抛弃的可怜女人, 在回基辅的路上, 那些俄罗斯化的乌克兰权贵也不尊重她 (see Кобзарь: 20) ;《我的歌啊, 我的歌》 (1839) 诉说着乌克兰的悲伤:“我如何能把你们培养大, 我如何照顾你们, 我能把你们安放何处?孩子们, 回到乌克兰去吧!像一群孤儿寄人篱下” (28) ;《梦 (喜剧) 》 (1844) 则叹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处处美丽的乌克兰/被心灵的痛苦和忧愁所笼罩/内心苦闷, 遭到遗弃。” (Кобзарь: 201)

就果戈理与乌克兰认同问题, 英国斯拉夫学家考克斯在冷战时代刊行的《论果戈理的俄罗斯性》 (1984) 中断言:

果戈理认同俄罗斯甚于乌克兰文化, 这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心理现象, 是可资比较的矛盾心理, 超过了他对性问题的兴致和他作为职业作家的志向。把果戈理与另一位乌克兰文化人谢甫琴科进行比较, 令人饶有兴致:果戈理这位有乌克兰背景的人, 其文学生涯、生活和工作之大部分时间皆在彼得堡, 却更被认为是乌克兰人而不是俄罗斯人。果戈理对从乌克兰移居到俄罗斯后的困扰, 显露在他的一些作品中, 如《狄康卡近乡夜话》对乌克兰民间文化的矛盾态度, 《密尔格拉德》果断地否定那些背叛乌克兰祖国 (《塔拉斯·布尔巴》) 和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人 (《旧式地主》) 。这种否定性意象, 在其后期作品《罗马》中似乎翻转了。很难评估果戈理作品中的民间故事或风格的用途就族裔认同而言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些因素是果戈理作品中的特质, 而非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的标识。 (29)

这种认知在后冷战时代的斯拉夫学研究界得到了深化: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波雅诺斯卡在《介于乌克兰和俄罗斯民族主义之间的尼古拉·果戈理》中辨析道:“果戈里的俄罗斯性是由帝俄爱国主义及公民献身于帝俄的福祉和荣耀所定义的。而他的乌克兰性则确定了他的文化认同和族裔归属感, 直到1836年, 他都热衷于将这种归属感装扮为赫尔德 (30) 的民族主义, 而乌克兰也终生是其心灵深处的避风港。也许, 是果戈里的乌克兰理念使得他的帝俄爱国大计遭遇流产。同样, 也许是果戈里民族主义思想的赫尔德底色——尤其是依靠文化因素来定义一个民族——很符合他的乌克兰想象, 而对他的俄国认知则无甚帮助 (这也许也可以解释为何俄国自身偏向于黑格尔的民族主义, 因为, 在黑格尔的民族主义中, 国家才是关键) 。尽管当代乌克兰人, 跟当代俄国人一样, 被果戈里的讽刺所打动, 但果戈里对他的出生地却更为亲切, 许多俄国人由此谴责他。” (31) 果戈理掩饰自己的乌克兰身份, 使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艾弗列莫夫在《乌克兰文字史》 (1911) 中感叹道, 很少有人特别在意乌克兰人的历史命运和意愿, 但乌克兰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学, 应该还原乌克兰文学史的真相。在他看来, 谢甫琴科就是这种热心叙述乌克兰觉醒的作家, 但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经典地位的果戈理则难以成为乌克兰经典。 (32)（本文选自《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03期，未完，请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与注释略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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