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林精华：果戈理的尴尬:“乌克兰作家”或“俄罗斯文学”?（下）

果戈理的尴尬:“乌克兰作家”

或“俄罗斯文学”?

作者简介： 林精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文学及理论、俄欧文化关系、中俄关系。

摘要：果戈理以创作乌克兰故事题材的作品出名, 但当他试图在《与友人书简》中坦承自己的观点时, 却招致激烈的批判甚至否定。俄国人把他定位为俄罗斯经典作家, 使他的乌克兰身份尤其是晚年对乌克兰的诉求无法得到彰显。

关键词：

果戈理; 乌克兰身份; 俄罗斯帝国认同; 俄罗斯东正教;

二

对果戈理身份认同的争议, 首先与果戈理不使用乌克兰语写作有关。关于语言, 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中的《谈谈何谓语言》 (1844) 中表示, 语言乃上帝赐予人的最高尚礼物 (see Выбранные:21) 。对语言如此敏感的果戈理自然在意“俄罗斯” (русский) 和“俄国” (Россия) 的区别, 如他在《俄罗斯诗歌实质和特性何在》中论及普希金时就指出, “在西班牙他即西班牙人, 同希腊人在一起他即希腊人, 在高加索他乃地道的自由自在的山民……顺便去农舍看农夫就完全是俄罗斯人:我们本性的全部特征在他那里都有回应……这种特性在他那里逐渐扩展开来, 之后他完整地把整个俄罗斯生活 (всю русскую жизнь) 转达出来, 就如同对其全部具体特征做出反应那样” (“Выбранные”:161-162) , 而从冯维金揭露俄国外省之麻木不仁的喜剧《纨绔子弟》中“你不能认出俄罗斯人”, “这些人似乎已不是俄罗斯人, 从其身上难以认出俄罗斯品质” (“Выбранные”: 173-174) ;论及格里鲍耶多夫的《智慧的痛苦》, 果戈理则说, 欧化教育把俄罗斯人变成既非俄罗斯人又非外国人的各种拼贴式大杂烩, 其人物和冯维金的“纨绔子弟”同为“俄罗斯怪物, 都缺乏显而易见的俄罗斯特征, 见不出俄罗斯公民性” (“Выбранные”: 176-177) 。这些认识, 并非果戈理晚年灵机一动的想法, 而是他的基本认知, 如他的《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就说, 普希金那些叙事长诗创作于到处是险峻山峰和奇幻云彩的高加索, “当时他沉浸于俄国心灵及俄国大平原, 更沉醉于对自己同胞的生活和道德的研究中, 他想要成为整个国家的诗人——其长诗已不再只是反映俄罗斯的卓越性和令人惊讶的英勇, 它呈现出来的是阿塞拜疆厄尔布鲁斯山峰、希腊、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的一切” (33) 。

只有基于乌克兰身份, 果戈理才会对“俄罗斯”有如此敏感的意识, 问题是, 他深信俄罗斯正教无法消弭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 且俄罗斯正教会正是促成这种冲突的重要因素;他根据官方正教会信仰和“官方国民性理论”创作了《死魂灵》, 却被指责为对俄罗斯根本不了解, 自此, 他失去对俄罗斯正教会的信心, 无法再继续展示帝俄前景, 并焚毁了《死魂灵》第二部。《与友人书简》中谈到此事时他写道:

要烧掉付出十五年辛劳的成果并非易事, 况且每一行皆经苦思冥想, 其中有许多我倾心之念。但一切已付之一炬, 且是在死神将至、我极想在身后为人留下美好记忆之际所为。感谢上帝赐予我力量去这样做。火焰卷走最后几页时, 全书内容如火中凤凰, 突然光亮地复现, 我恍然见到, 曾以为的井然有序之作, 竟是如此杂乱无章。第二卷若按既有样式问世, 弊多利少矣。我非为若干文艺爱好者写作, 而是为全体读书人提供艺术享受。描写几个呈现我们好品质的典型, 没什么意义, 只会激起轻浮的自豪和吹嘘。(“Выбранные”:82)

那么, 究竟是怎样的基督教信仰, 使果戈理书写俄罗斯帝国之梦最终失败?对以俄罗斯东正教之名展开的帝国伟业, 乌克兰人所获、所感, 同俄罗斯人迥异。1686年基辅主教区脱离君士坦丁堡普世教会, 转归俄罗斯正教会管辖, 但此举隐含着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所说的问题:“在1654年谈判中, 乌克兰-俄罗斯彼此不理解和不信任, 双方在共同关系上都没说出他们想要的和所不希望做的。” (34) 基 于对俄罗斯正教的信仰, 普希金在长诗《波尔塔瓦》 (1828) 中把乌克兰的英雄马泽帕塑造成俄罗斯祖国的叛国者, 是背弃正教会的叛教者。这种彰显俄罗斯认同的长诗, 进一步奠定了普希金的俄罗斯民族诗人地位。正教信仰不断被融化为帝国认同的话语, 且随帝俄进程而被强化, 到果戈理时代甚至和政治融为一体:1833年11月国民教育部长乌瓦罗夫提出“国民性理论” (Теорияофициальнойнаро´дности) 即“正教信仰”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Вера) 、“王道”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国民性” (Народность) , 以应对法国启蒙主义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这一官方理论, 当即成为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帝国意识形态, 主导着帝俄进程, 如佩皮恩的《俄罗斯文学史》就以该理论为指导描述俄罗斯文学变迁。但事实上, 这样的帝国进程并无法使俄罗斯正教会定于一尊:十七世纪尼康改革即用希腊正教仪式统一沙俄各教会, 却意外导致教会分裂, 可是政府仍赞成这一改革, 使大量坚守古罗斯传统敬拜方式的信徒遭到政教联合迫害并被贬称为“分裂教派”;十八世纪许多俄罗斯人去欧洲留学、旅行, 发现了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和新教对促进欧洲进步的贡献;到十九世纪初, 保罗一世公开同情分裂教派 (由此被改称为“旧礼仪派”) , 试图让俄罗斯正教会和天主教联合。这样一来, 帝俄十八世纪通过引进现代欧洲文明而展开的启蒙运动并未出现欧洲式的贬低教会的潮流, 也与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推动民族语言的趋势不一致。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及其后反而出现推崇天主教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果戈理创作了《塔拉斯·布尔巴》:就读于基辅神学院的安德烈返乡, 随父亲和兄长出征波兰, 却为女天主教徒之美丽所倾倒, 被波兰天主教堂之宏伟所震撼, 为其教堂建筑艺术所折服, 于是毅然跨越东正教和天主教的鸿沟, 哪怕为虔诚的乌克兰正教徒所不能容忍。这说明, 果戈理面对的基督教并非只是俄罗斯正教会, 即便其神学作用已与日益强大的帝俄意识形态相融合。在书刊审查制度下, 果戈理无法公开质疑俄罗斯正教会, 但他在《小俄罗斯史》和《小品文集》中凸显了乌克兰基督教信仰的魅力。在短暂停留罗马期间, 他结识了波兰天主教神父谢缅科及天主教作家卡伊谢维奇, 这两位曾参加反对帝俄统治波兰起义的波兰侨民常与果戈理讨论波兰与俄国的关系以及天主教等重大话题, 劝说果戈理信仰天主教, 他们向友人预言说:“果戈理这位小俄罗斯人、才华横溢的大俄罗斯作家, 很快就表现出对波兰天主教的强烈倾心。” (35) 

果戈理最终未成为天主教徒, 但是却也改变了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认知, 认为“事实上俄罗斯正教会是……几个世纪来妨碍基督教改革的教会:这个教会日益麻木不仁, 它的生活成了对耶稣的否定, 它对宗教的理解没有生命活力、没有实际作用、缺乏肉身支撑, 使人类不是朝着上帝而是沿着撒旦之路前行” (36) 。果戈理晚年着意于建构新宗教观, 服侍于普遍的基督教事业。别林斯基在《致果戈理的信》 (1847) 中对此颇不以为然, 说“您的改宗 (обращение) 可能是真诚的, 但您要把这一信息诉诸公众的想法令人不齿” (37) , 不希望他公开放弃俄罗斯正教信仰。在这种情形下, 果戈理用帝俄共识书写的“史诗”《死魂灵》虽涉及天主教 (如科洛鲍奇卡和贵妇人谈论法国天主教) , 却因文学的审美弹性被文坛误解为关乎乌克兰身份的作品。

越到后来, 果戈理对俄罗斯正教会及其神学就越不信任, 这典型体现于《与友人书简》中。在《关于我们教会和神职人员的几句话》即致亚历山大·托尔斯泰伯爵的信函中, 果戈理在转述欧洲天主教对俄罗斯正教会的攻击后, 小心翼翼地说, 要解决这个问题, 仅靠俄罗斯教士静心修道还远远不够, 只有俄罗斯正教会本身改革才能化解欧洲的疑虑, “这个教会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 “上帝不让我们去捍卫我们的教会, 还要贬低它” (“Выбранные”:34) 。果戈理在此暗示俄罗斯正教会对非俄罗斯基督徒而言是一种威胁。

此外, 果戈理还在《再论我们教会和神职人员》中直言, 俄罗斯正教会力量减弱, 是因为神职人员的活动与政府关系太过紧密。这暗示俄罗斯正教会担当帝国政府功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在致亚历山大·托尔斯泰的信函《必须爱俄国》 (1844) 中, 果戈理写道:“没有对上帝的爱就不会被拯救, 但您不爱上帝。在修道院找不到这种爱;唯有那些被上帝召唤的人才可入修道院……对于俄罗斯人来说, 目前正在开辟一条路, 这条路乃俄国本身。倘若俄罗斯人真爱俄国, 那么就是爱俄国所拥有的一切。眼下上帝正把我们引向这种爱……若真爱俄国, 您那些鼠目寸光的想法——眼下许多正派和聪明人也有, 似乎就无法为俄国效力……您不爱俄国就不会爱自己的弟兄们, 从而不可能爱上帝, 而不爱上帝, 就不会被救赎。” (“Выбранные”:83-85) 果戈理在此吁请俄罗斯正教会及其信徒要像善待俄罗斯人那样爱乌克兰等其他族裔的人, 否则, 就非真基督徒。他在《需漫游俄国》 (1845) 中谈到帝俄认同的艰难, 说“大家生活在外国报刊中, 而非活在自家。城市不了解城市, 人不了解人, 一墙之隔的人, 仿佛隔着若干海洋” (“Выбранные”:91) 。

在《何谓省长夫人》 (1846) 中, 他斥责俄罗斯正教会神父玩忽职守;在《争论》 (1844) 中, 他论及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 认为“更加自负的斯拉夫派, 其实是吹牛大王 (хвастуны) ” (“Выбранные”:49) , 因此才激起了西欧派对斯拉夫派更强烈的反感。他在《卡拉姆津》 (1846) 中说, “唯有我们那神奇的俄国, 才能满怀某种爱来倾听真理, 但目前流行一种传闻, 似乎俄国根本就不爱真理” (“Выбранные”:53) , 质疑源自俄罗斯正教会的“真理”的虚伪。他在《论戏剧》中 (1845) 断言, “基督徒不会谈论普希金作品中那些思想晦涩不明并可做出不同阐释的部分, 而是谈论其成熟年月写的意义明确的作品” (“Выбранные”: 62) , 要求俄罗斯正教严肃对待普希金的那些包容更多族裔声音的作品, 但又说“现在不是普希金和其他人该成为我们榜样的时候, 另一时代已经到来”, “现在诗人应以基督教的崇高修养来修炼自己。对诗歌来说另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正如各民族幼年时期的诗歌通过激发民族心中的好战精神来召唤他们奋战, 现在的诗歌须号召人们去进行另一种高尚的战斗——不是为我们的暂时的自由、权利和权力而战, 而是为我们的心灵而战, 因为我们天上的创世主就认为, 人之灵魂乃其创造物中最弥足珍贵的。现在有许多事要做——要让真正的美和被当下无意义的生活驱逐出社会的东西回归社会”;他谈到俄语从《圣经》话语中吸取了许多崇高语汇, 写道:

在使用悲悼激发我们的诗歌、冲击俄罗斯人心弦后, 把用任何力量和手段皆不能在人心中确立下来的神圣性植入了人的粗糙心灵;召唤我们爱我们的俄国——我们俄罗斯人的俄国:不是某些克瓦斯爱国分子给我们展示的俄国, 也非来自异国他乡的俄侨号召的俄国, 而是取自我们并用这种方式展示出来的俄国, 即无论大家的思想、教育方式和意见多么不同, 却众口一词:此乃吾辈之俄国 (Это наша Россия) ;我们在此深感惬意和温暖, 我们确实生活在自家, 那是自家, 而非异国他乡。(“Выбранные”:183, 185)

果戈理在此点明了普希金意义的有限性、《圣经》意义的普遍性, 并辨析了爱俄国的复杂性。

果戈理的这些书信表明, 他对自己的乌克兰身份、基督教信仰等问题极为敏感, 当他准备把这些篇什汇集成《与友人书简》时, 就预感到会引发争议, 便在首篇《遗嘱》中预先解释说:“该作不是杜撰和虚构, 而是上帝亲自用考验和痛苦培育出的心灵本身之自然流露, 这种声音来自我们深藏内心的力量, 我们有着共同的俄罗斯血缘 (русской породы) , 按血缘我是你们每个人的近亲。” (“Выбранные”: 12) 尽管如此, 《与友人书简》甫一问世, 争议仍然随之到来, 以至于果戈理在1847年6月20日从法兰克福致信别林斯基, 说:“怎么会这样呢?俄国所有的人一致对我生气, 我本人至今不明何故。东方派、西方派、中立派都对它感到不痛快。” (38)

教会反应尤其激烈, 俄罗斯正教神学家、修士大司祭布哈列夫在《致果戈理的三封信:写于1848年》中断言, 《死魂灵》的主要思想是一个堕落者的复活, 而《与友人书简》的作者则是一位道德上的孤独受难者 (39) ;时任彼得堡附近特洛伊采-谢尔季耶夫小修道院院长的伊格纳季谴责道, 该作“既发光又显黑暗, 其宗教观幽暗不明, 是凭着心目中模糊不清的无意识灵感而不是精神灵感之趋向来发展的” (40) 。别林斯基则在《致果戈理的信》 (1847) 中嘲讽道:

您对俄国的深刻了解, 只是作为艺术家而非作为思想者, 在您这部玄想无稽之作里, 思想者角色扮演是如此失败, 这并非因您不是思想者, 而是由于多年来您一直习惯于从美丽的远方看俄国;要知道, 再没有比从远方看我们希望看到的对象更轻松了;在这个美丽远方, 您过着与这个对象完全隔绝的生活, 自我封闭, 生活在自己内部或生活在和您心境相同又无力反抗您的影响的闭塞小圈子里。因此, 您不会注意俄国看到自己的得救之道不是神秘主义、禁欲主义、虔信主义, 而是成功的文明、启蒙和人文。目前俄国需要的不是布道 (人们听布道已够多了!) 、祷告 (已重复得太多了!) ……俄国急迫的国家问题乃是要消灭庄园制度、取消肉身体罚、尽可能严格实施已有的法律。 (41)

别林斯基用直观的社会现实问题掩饰帝国的族群冲突和正教信仰危机, 无视果戈理对俄罗斯正教的疑惑, 甚至断言伏尔泰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在十八世纪就已扑灭了宗教狂热和无知之火, 称俄罗斯人也抛弃了神父, 说该作之失败不是因它说出了残酷的真理, 因而果戈理“若真爱俄国, 就该和我一同庆幸该作失败” (42) 。意味深长的是, 众多批评家和思想家参与了这次讨论, 他们虽未必赞成别林斯基的主张, 却鲜有人指出别林斯基无视俄罗斯正教会支持帝国扩张所带来的诸多严重后果, 且多数人认为《与友人书简》表达了果戈理对俄罗斯的不敬或误解, 如斯拉夫派思想家格利戈里耶夫在《果戈理及其近作》 (1847) 中开宗明义地说“该作不触及我们文学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43) , 全然不顾果戈理提出的正教会信仰和帝俄认同等更重大的问题。

《与友人书简》试图以乌克兰基督徒的角度去体认俄罗斯正教会支撑的帝俄问题, 果戈理希望读者能理解它的用心良苦, 自然过于草率。他在《与友人书简》结尾篇章《光明之复活》中写道, 有的官员在复活节装模作样地吹牛说, 俄罗斯应有尽有, 有家庭生活的美德, 有严肃遵守的习俗, 比欧洲人更好地履行义务, 俄罗斯是让所有人都惊叹的民族。后来, 在《作者自白》 (1847) 中, 他又补充说, 症结不在于这种伪爱国主义作秀, 而是“我们的生活是否真的比其他民族更接近基督”, 断言“我们不比任何人优秀, 我们的生活比所有其他人的生活更加杂乱无序, ‘我们比其他民族更差’——此乃我等必须经常反省的东西”, 否定通过俄罗斯正教会建构俄国认同的奢望, 因为“我们还只是一种融化的金属, 尚未铸成自己的民族形式”, 而基督不是带着刀剑来到帝俄的, “我们斯拉夫人本性中有基督兄弟情谊原则, 结义兄弟在我们这里甚至比血亲兄弟更亲近”, “兄弟间敞开胸怀, 整个俄国就团结如一人”。 (44) 不过果戈理反对俄国和欧洲切割:“俄国人应知道欧洲”, “我们应从欧洲选择和借鉴什么, 欧洲是不会说的。在引进某种新东西之前, 不是草率而是要彻底地了解旧东西, 否则, 对科学中最有益发现之运用, 也不会顺利” (“Авторская”: 222) ;对有人指责他常去欧洲, 他自辩道, 除身体原因之外, 他去欧洲更是为了要冷静观察俄国, “生动地看到自己在某个异国他乡苦苦思念的祖国, 从未爱上异邦并对其产生激情”, 和普希金诗句“在我的非洲天空下/思念阴霾密布的俄国”有同感, “我置身于俄国却几乎看不清俄国……只有身在俄国之外才能知道俄国的价值, 且只有远离她才能获得对她的爱” (“Авторская”: 230, 231, 232) , “我在俄国期间, 俄国在我头脑里就渐渐消散和消失了。我无法把她聚集成一个整体, 我的精神坍塌了, 了解她的愿望减弱。而我一旦离开她, 她又在我思想中重新聚拢成一个整体, 希望认识她的愿望重又在身上复苏, 且要结识任何一位刚来自俄国的人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Авторская”: 242) 。

其实, 《与友人书简》这部果戈理极为珍视却使他的文学声望遭到重创的作品, 可与认同俄罗斯却希望帝俄加入现代文明圈子的恰达耶夫之《哲学书简》的命运相比——该作从基督教信仰出发质疑俄罗斯正教会及帝国妨碍了俄国社会进步, 这种诚恳论述被当局视为疯子之举;《与友人书简》对俄罗斯正教会的怀疑与波兰人和其他族裔居民拒绝俄罗斯正教而坚持天主教的倾向相吻合, 引起了帝俄社会紧张 (45), 也殃及作者的命运。此后果戈理声望下降, 去世后, 尽管莫斯科大学中世纪欧洲史教授格拉诺夫斯基希望他入葬莫斯科大学教堂, 但大学当局以果戈理不属于莫斯科大学校友而婉拒。《与友人书简》的再版也一波三折, 直到1874年四卷本《果戈理全集》出版才首次再版。

三

文学批评是帝国话语建构的重要场域, 果戈理则是其中的关键话题。《死魂灵》刊行伊始, 文学批评家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便发表《关于果戈理史诗〈乞乞科夫历险记, 又名死魂灵〉的几句话》, 其中写道:

小俄罗斯乃俄国充满生命活力的一部分, 而俄国是由强有力的伟大俄罗斯精神 (великорусский дух) 所创立的;在其保护下, 俄国表现出自身特质, 并作为鲜活因素进入罗斯共同的生活, 把古罗斯各部分融为一体, 也就不再称之为大俄罗斯, 而是叫俄国。当然, 整个来自大俄罗斯的元素, 赋予了俄国基本特征, 为其创造荣光……只要用俄语 (大俄罗斯语言) 写作, 来自小俄罗斯的诗人就可以且应该成为俄罗斯人, 这正是俄国公民的普遍特征, 他带着这些独特因素作为俄国成员而进入新生活。现在, 果戈理作品显露出小俄罗斯艺术特征, 包括优美的小俄罗斯诗歌、出色的艺术原则, 俄罗斯天才最终已产生, 此时国家总体生活充满着自己的全部要素, 并使之表露出巨大规模;新艺术因素广泛进入俄国艺术生活。果戈理给我们带来新因素, 它们产生于我们国家, 是广袤祖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果戈理乃俄罗斯人, 完完全全的俄罗斯人, 这在其史诗中有最出色的表现……重要的是这些小俄罗斯印象已是俄罗斯的、整个俄罗斯生活的充满着生命力的因素, 是大俄罗斯合法主导的。他出色地把小俄罗斯语言的这些因素带进了我们俄罗斯……果戈理在其史诗中如此经常地让我们想起俄罗斯歌谣。(46)

这位坚信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斯拉夫派思想家直接把果戈理视为去乌克兰身份的俄罗斯作家。这一倾向在莫斯科大学教授舍维廖夫的《果戈理史诗〈乞乞科夫历险记, 又名死魂灵〉》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他认为那些庄园主形象中的“笑”、“幽默”等要素反衬出俄罗斯人的善良, 断言从中“看到俄罗斯人的生活”, 会进一步展示“俄罗斯精神的无比可贵”。 (47) 在此果戈理全然是和乌克兰不相关的俄罗斯作家。

这种把果戈理俄罗斯化的倾向, 肇始于别林斯基, 他的《论俄罗斯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 (1835) 是果戈理被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他在其中评价果戈理说, “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之显著特点在于构思的朴素、国民性、十足的生活真实、独创性、总是被深刻的悲哀和忧郁所压倒的喜剧性……它是极其民族的 (народны) ……作为一个小俄罗斯人, 果戈理从小熟悉小俄罗斯 (малороссийская) 生活, 但其文学天才并不限于小俄罗斯”, “小俄罗斯的诗性素描, 充满着生命和魅力的特写, 大自然中所能拥有的一切美好东西, 平民乡村生活的一切诱人东西, 国民可能有的一切独创且典型的东西, 皆以彩虹一样的颜色, 闪耀在果戈理最初的诗情幻想之中” (48) 。别林斯基虽敏锐捕捉到乌克兰因素在果戈理作品中的广泛存在, 但把它们的意义缩小为题材层面。不过这样的评价是有历史基础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俄罗斯化进程, 《佩利亚斯拉夫协定》赋予乌克兰的主体性地位已几近消失, 这就使别林斯基在成名作《文学幻想》 (1834) 中称, 俄罗斯代表着和西欧不同的另一种普遍性, 俄罗斯文学的使命在于如何把作为爱恨交加对象的西欧及其价值观有效地俄罗斯化, 他确信“不久我们就有自己的俄罗斯国民教育;不久我们就会证明, 我们用不着外来才智的庇护。我们很容易做到这点”, 当那些重臣们“在俄罗斯教育的中央殿堂里, 站在那些充满求知欲的青年人面前, 向他们宣布君主的神圣意志, 指出以正教、王道和国民性的精神通往教育之路时” (49) , 这一目标就会实现。

别林斯基分析《旧式地主》等作品时, 也停留于相关细节的复述或点评, 并用“现实主义”把果戈理塑造成关注现实问题的俄罗斯作家。这样, 就如同其他少数族裔作家被俄罗斯化一样, 在论及果戈理时, 无论是其乌克兰身份, 还是其作品中的乌克兰题材及其乌克兰民族性表达, 都已失去主体性价值, 而这样的认知和果戈理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 因而, 到果戈理以虔诚基督徒身份表达些许乌克兰诉求的《与友人书简》问世时, 自称无神论 (50) 的别林斯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果戈理与友人书简》 (1847) , 斥责他曾尊敬有加的果戈理, “该书简直就是自古以来用俄语书写的最古怪又充满教训意味的作品”, “它离开文学问题, 满纸胡言” (51) ;又在《致果戈理的信》 (1847年7月15日) 中, 把果戈理归入法国通俗小说家柯克式的热衷描写下流和肮脏现象的作家之列。

别林斯基出于俄罗斯中心主义, 不仅如此对待果戈理, 也对和自己命运相当 (皆被帝俄当局监控) 并有私交的谢甫琴科毫不留情。 (52) 在他看来, “小俄罗斯语言对大俄罗斯语言共同体来说是不被需要的, 大俄罗斯语言已把欧洲生活的新因素注入国家, 以新的形式、话语同化科学和启蒙教育的成就, 而小俄罗斯语在这期间没任何发展变化, 从该语言中提炼到的只是外省方言” (53) 。别林斯基的批评大大影响了后来许多俄国知识分子对果戈理的认知。

意味深长的是, 果戈理经历的去乌克兰身份的过程, 与帝俄官方史学把乌克兰俄罗斯化相一致。帝俄乌克兰史学家科斯托马罗夫院士在《赫梅利尼茨基》 (1859) 中声称,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同一个罗斯民族的两个分支, 前者被波兰吞并后, “作为一个罗斯东正教族群, 想从暴虐的波兰天主教徒手里解放出来”, 而《佩利亚斯拉夫协定》的签署使“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再度统一起来”, 乌克兰通过俄罗斯重获民族身份。 (54) 这种史学, 和东正教信仰、国民教育、报刊审查制度等实施帝俄认同的战略一起, 促使乌克兰语自然转化为俄语的一种“方言”, 任何要把用这种“方言”创作的文学阐释成独立的乌克兰语文学的做法都不被许可, 乌克兰作家也自然被视为俄罗斯文学的一部分, 如著名出版商斯米尔金推出的《百位俄罗斯文学家》 (1841) 就包括了谢甫琴科等用乌克兰语表达乌克兰身份的作家 (55) 。

这种把乌克兰俄罗斯化的帝国战略进程, 反过来加速了果戈理在被经典化的过程中进一步丧失其乌克兰身份, 以至于到了白银时代这个多元化地重新讨论俄罗斯经典的时代, 甚至在纪念果戈理百年诞辰的时候, 他仍是没有乌克兰身份的俄罗斯作家。特鲁别茨科伊在《果戈理和俄国》 (1909) 中写道:

果戈理告诉我们的俄国究竟是什么呢?首先俄国之于他, 和广袤无限、无可测量的俄罗斯大地, 是同义词。无边无际, 并非没有内容, 而是国族存在的形式。为了寻找到俄国, 必须克服空间, 用创造性活动充盈其无限空间。在果戈理的作品中, 我们看到的是和空间奋战的人……显露出的是生活、运动和发展的无限空间。在果戈理的生活和活动中, 我们看到这些民间类型特征。就其本质而言, 他乃作家-朝圣者-寻神者。他的整个文学活动渗透在无限漫游中;这些漫游以特殊方式和其创作的实质关联在一起, 和他一生的基本事业息息相关, 其事业本质上是宗教的……他全身心渴望“圣罗斯”, 那是与其宗教理想相适宜的对象。这些漫游对他来说, 既是寻神又是寻找俄国。在《与友人书简》中他解释说, 它们彼此是一回事……他把这些关联起来思考, 朝圣俄国, 需“漫游俄国”, 以便爱它, 洞悉它, 并精神焕发地为它效力。(56)

这种从宗教哲学角度论述果戈理作为俄罗斯作家的特点, 自然就掩饰了他和天主教有关联的乌克兰基督徒身份, 使果戈理关于俄罗斯正教会的深刻思考被隐藏起来, 更无法触及他担忧俄罗斯帝国命运的基督教神学依据。

白银时代不仅从基督教信仰上去除果戈理的乌克兰身份, 而且从诗学上去语境化地讨论果戈理的创作, 完全不去触及其中的乌克兰身份认同问题。别雷在《果戈理的技艺》 (1934) 中具体分析果戈理所有重要作品的诗学, 却不去寻找其写作技艺背后的动力——乌克兰身份和并非俄罗斯正教会的基督教信仰, 从而巧妙避开了这一问题:“果戈理爱俄国, 爱自己的国家;果戈理爱俄国, 就如同男女情人之爱。” (57)与别雷一样, 形式主义批评家艾亨鲍姆在《果戈理的〈外套〉是怎样写出来的》中, 也从叙述技巧上讨论该作的诗学特征, 规避其诗学背后的核心问题——满怀乌克兰温情的果戈理以乌克兰身份叙述俄罗斯帝国及正教会面临的现实或前途问题。

在帝国晚期各族裔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 (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随着帝国解体而迅速独立) , 许多乌克兰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却变得模糊起来, 例如斯卡比切夫斯基本是乌克兰裔贵族, 却在乌克兰民族主义暗潮汹涌的岁月成为有俄罗斯民粹派倾向的文学史家和职业文学批评家。他认为果戈理用生动语言展示当时的俄罗斯, “开启了我们文学的新时代”, “1840年代的作家们热读果戈理, 把他视为有重大文学成就的导师”, “果戈理创作之初思想所及的高度, 不是通过掌握先进的欧洲思想, 而是借助内在道德以及陷入神秘复杂的抽象议论的迷宫[来达到的]”。 (58) 这类评论文字虽比当初的别林斯基更关注果戈理作品的批判性, 却更不正视其中的乌克兰题材及其所传达的乌克兰身份问题。

别尔嘉耶夫也是如此, 他本来置身于十九世纪末以来包括乌克兰民族觉醒在内的社会抵抗运动中, 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民族自决潮流却深不以为然, 在《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1917) 中说他在家乡乌克兰却深感格格不入, “乌克兰分离主义 (Украинский сепаратизм) 乃正在发生的毁灭和撕裂俄国的最危险和恐怖的事件”, “乌克兰民族主义正从内部瓦解俄国, 如同国际主义从底层瓦解它一样, 这两个层面的目标一致。为弱化并羞辱俄国, 奥地利早就幻想把小俄罗斯从俄国分裂出来。这极有利于德国帝国主义隆重登场。乌克兰系俄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存在着统一的俄罗斯民族、伟大俄国、俄罗斯国家”, “乌克兰分离主义……正在世界上改变着俄罗斯理念, 改变着俄罗斯文化, 改变着其民族的过去和伟大的未来” (59) 。

正是基于俄罗斯归化之认知,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革命精神》 (1918) 中宣称“果戈理属于最为神秘的俄罗斯作家, 哪怕他并未充分意识到其中原委。他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神秘的作家” (60) 。虽与果戈理同为乌克兰人, 别尔嘉耶夫却没有果戈理的民族身份意识, 反而以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份谈论果戈理的精神危机, 甚至并未因被布尔什维克政权驱逐出境而改变这一观点, 如其宗教哲学之力作《俄罗斯理念》 (1946) 就说“果戈理不仅属于俄罗斯文学史, 而且属于俄罗斯宗教和宗教社会探索史。宗教主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 “他不是现实主义者, 而是幻想家, 对现实感受力很迟钝”, “从未能看到和塑造人的形象, 人身上的神的形象, 这深深地折磨着他”, “果戈理是俄罗斯作家中最切近霍夫曼的浪漫主义者。他缺少心理分析, 没有鲜活灵魂。他从死亡观点出发看世界。他意识到自己缺乏对人的爱。他是基督徒, 热烈且悲剧性地体验着自己的基督教。但他皈依的是恐惧和惩罚性的宗教, 其宗教类型不是俄罗斯的那种。令人惊讶的是, 基督徒作家果戈理是俄罗斯作家中最不仁慈的。非基督徒作家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比基督徒果戈理更仁慈”。 (61) 别尔嘉耶夫的充分俄罗斯化自然使他无法冷静地辨析果戈理由乌克兰正教徒向波兰天主教的接近及由此带来的对帝俄的认知改变。

果戈理成为“俄罗斯文学经典”, 得益于俄罗斯知识分子对其俄罗斯化的阐释。无论帝俄-苏联历史如何变迁, “俄罗斯”具有的强大话语建构能力使任何类型的批评家论述他时都尽可能遮蔽其乌克兰身份, 凸显其俄罗斯情怀, 这作为惯例延续至今。伴随这一文学批评过程的戏剧、电影、雕塑等艺术也把果戈理经典化为俄罗斯伟大作家。 (62) 此外, 社会意识建构上也尽力使果戈理俄罗斯化, 如1929年安葬果戈理的丹尼洛夫修道院墓地开始被关闭, 1931年果戈理墓被隆重迁移到莫斯科新圣女公墓, 哪怕果戈理在致别林斯基的信中曾明言相告:“我根本不认识俄国 (я не знаю вовсе России) , 我不在俄国期间, 国家发生了许多变化, 我需要近乎重新去了解现今俄国的一切。” (63)（本文选自《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03期）

参考文献与注释略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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