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胡开宝：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进展与前景
胡开宝 | 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进展与前景
自 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翻译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一大批西方翻译理论著作先后被引介到国内，如语言学翻译理论和文化翻译理论，一系列翻译研究专题学术会议相继召开，如 1987 年分别于南京和青岛召开的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第一届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这些理论著作的译介和翻译理论研讨会的召开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从传统翻译理论向现代翻译理论的转型。尤其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数字人文的迅速崛起，语料库技术、键盘记录技术和眼动仪等计算机技术先后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不仅催生了以语料库翻译学和翻译过程实证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涵，而且使得翻译研究的研究方法发生了重要变革。本文拟集中谈两点。
一、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的进展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数字人文研究快速发展。计算机技术先后应用于语言学、文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一批语料库、数据库和数字化资源库相继建成并得到广泛应用，如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发的上海交大科技英语语料库、北京大学中文系研制的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和国家图书馆研发的敦煌遗珍数字化资源库等。在这一历史语境中，以语料库技术、键盘记录技术和眼动仪等技术应用为代表的数字人文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首先，语料库翻译学理论框架成功建构，语料库翻译学作为翻译研究范式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
1993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Mona Baker 教授发表题为“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的文章，分析了语料库在翻译研究中应用的价值及其具体领域。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年，杨惠中教授 (1993) 发表题为“语料库语言学与机器翻译”的文章。从此，以王克非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先后建设平行语料库和翻译语料库， 如中国英汉平行语料库、红楼梦汉英平行语料库、莎士比亚戏剧英汉平行语料库和翻译汉语语料库等，并以这些语料库的应用为基础开展一系列课题的研究，如翻译共性研究、具体语言对翻译语言特征研究、译者风格研究、翻译规范研究、翻译教学研究、机器翻译研究和口译研究等。这些研究既包括翻译主体和翻译客体的研究，也涵盖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既有翻译事实或翻译现象的描写，也有翻译事实成因的解释，有力推动了语料库翻译学理论框架的形成。值得一提的是，王克非 (2006) 和胡开宝 (2012) 先后讨论了语料库翻译学的界定、属性、特征和主要研究领域，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语料库翻译学的理论框架。此外，胡开宝先后出版了《语料库翻译学概论》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和《语料库翻译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等著作，全面论述了语料库翻译学的定义、属性、特征、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意义。至此，语料库翻译学的理论框架最终成功构建，而语料库翻译学作为全新的翻译研究范式的地位也得以确定。
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是指“具体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所必需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和标准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 (Kuhn, 1970:90) 众所周知，从事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研究者都接受描写性翻译学的理论主张，均推崇语料库方法的应用。而且，语料库翻译学具有稳定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研究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语料库翻译学具有研究范式的地位。
其次，翻译过程研究开始进入实证实验阶段，并且愈来愈得到学界认可。
翻译过程研究，旨在分析翻译过程的属性和规律，探讨译者的心理机制和思维规律。翻译过程研究通常可以选取社会学视角和实验实证视角。前者侧重于分析各种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后者，即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旨在通过实验方法分析翻译过程中译者大脑的思维活动和认知神经机制，揭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选择翻译策略和方法来完成翻译转换。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末，学界主要采用“有声思维法”探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和决策过程。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学界应用以键盘录入软件“Translog”为代表的键盘记录技术获取译者翻译行为的数据，并基于这些数据分析译者翻译过程中的思维活动。第三阶段为自 21 世纪初以来，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使用的技术和设备被用来探索翻译认知过程，如眼动仪和脑电分析等。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键盘记录技术和眼动仪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应用。一些学者分析了键盘记录技术和眼动仪在翻译过程研究中应用的意义、具体领域、进展和所面临的问题 (刘艳梅、冉诗洋、李德凤, 2013；谭思蓉、付莉萍, 2016) 。另外一些学者则应用键盘记录技术和眼动仪分析翻译过程的规律。冯佳 (2016) 利用 Translog II 键盘记录软件和 TobiiT120 眼动仪所做的研究表明，在翻译教学中使用键盘记录软件和眼动仪，可以让学生进一步了解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机制，增强学生的自我反思意识和对自身翻译行为的监控意识。王娅 (2017) 通过分析 Translog 软件记录的数据考察了 26 位翻译专业三年级研究生在翻译过程中处理语法隐喻翻译时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不同语法隐喻类型帮助实验组更加准确地辨别和理解翻译难点, 但却阻碍控制组受试完成翻译任务，控制组往往因缺少理论指导而过度依靠言外判断和联想。
最后，翻译研究方法实现了由定性研究向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转变。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一直以定性研究为主。研究人员常常凭借直觉、顿悟和思辨，在分析个别翻译现象或翻译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相关理论对相关翻译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论往往失之于主观、客观。然而，由于语料库技术、键盘记录技术以及眼动仪的应用，我们可以获取关于翻译现象或翻译事实的数据，并在分析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探讨翻译本质和翻译规律。翻译研究的方法因而实现了定性研究向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转变。定量分析方法是指提取关于研究对象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检验和分析，以测定关于研究对象特征的数值或求出因素间量的变化规律。一般说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所用的数据主要包括：1) 反映翻译文本词汇应用特征和分布的数据, 如词汇密度和词频等；2) 翻译文本句法特征的数据, 如平均句长和结构容量等；3) 体现搭配显著性的数据, 如Z值、T值和相互信息值或MI值；4) 用于检验相互比较的数据之间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的数据，如卡方检验和对数似然比。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所用的数据包括注视变量 (注视时间、凝视时间、总注视时间、注视次数) 、眼跳变量 (眼跳潜伏期、持续时间、眼跳距离、速率峰值) 、回视变量 (回视次数、回视出次数、回视入次数) 以及瞳孔直径变量等。
二、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前景
综上所述，我国数字人文视域下翻译研究成绩斐然，学界对于翻译文本和翻译过程的认识愈来愈客观、全面。然而，该领域的研究仍然面临一些问题，也有着广阔的探索空间。
一是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分析，对于翻译与文化之间关系关注不够。翻译研究本质上是一门交叉学科。人类翻译实践既与源语和目的语语言差异以及语言认知相关，也与文化因素相关。因而，翻译研究视角既有语言学视角，也有文学和文化理论视角。然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目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分析，很少将翻译中的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未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应重点关注翻译规范、译者风格和批评翻译学等领域的研究，分析翻译文本和翻译过程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语境，揭示翻译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是语料库翻译学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较为单一，有待进一步完善。前文述及，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是语料库翻译学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然而，语料库翻译学研究中所采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基本上是一些简单数据的计算。这类数据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于翻译语言的客观描写，但往往较为浅显，可揭示的翻译规律或现象也有限。因此，有必要将因子分析、多变量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引入语料库翻译学研究，必要时可建立数学模型，以更加客观、科学地分析翻译现象。应当指出，当代数字人文研究愈来愈重视文本深度挖掘和智能分析等方法的应用，强调数据的可视化。为此，未来语料库翻译学应采用智能分析方法对翻译文本进行深度挖掘，并通过数据的可视化，深度分析翻译本质和翻译规律。
三是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理论框架亟待建构。近年来，国内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该领域研究的理论框架尚未建构。一方面，学界尚未系统分析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属性、特征、理论依据、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另一方面，该领域研究缺乏宏观理论模型和相关理论的指导。翻译过程实证研究通常借用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原则，但这些理论只能解释与翻译过程相关的部分现象，对于译者一般翻译行为的认知机制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鉴于此，未来学界应加强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理论框架的建构。一直以来，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借用不同相邻学科来建构研究模式，确定研究方法。然而，来自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模式和方法应用于翻译研究之中，必须进行融合与改进，才能成为行之有效的翻译研究方法和模式。这就需要翻译研究者从自身研究的需求和实际出发，融合不同领域的理论、概念和模型，确定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方法和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最终形成适合于翻译过程实证研究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模型。
文章来源：本文原载《中国翻译》2018年第6期，第24-26页，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胡开宝，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现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语料库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