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中国文学“走出去”之翻译策略——以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的禅诗英译为例

摘要：翻译策略是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以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的禅诗英译为例, 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应采取的翻译策略。考察华兹生的禅诗译本发现, 其主要采用当代美国英语翻译的用语策略和紧贴原诗结构、放弃原诗韵律的诗体翻译策略。华兹生的汉诗翻译策略, 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赢得更多的英语读者,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华兹生;禅诗英译;翻译策略;诗体翻译;归化翻译;                

作者简介：李红绿,  怀化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文化翻译。

近年来, 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问题, 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如胡安江 (2010) 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英译莫言的小说为例, 从译者模式和翻译策略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学应如何“走出去”;张倩 (2015) 以童明的小说译本为例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策略与模式;魏清光(2015)分析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的问题、现状及应采取的策略。

美国当代汉学家华兹生译介中国典籍30余部,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学、哲学和佛学等领域,为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英语国家的推广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各种文学作品翻译中, 汉诗的翻译难度最大。因此, 在翻译汉诗时, 华兹生既十分注重译文的可读性, 重视译文译者的审美品位和文化背景, 也十分注重译文的忠实性, 重视保留原语文化, 通过适当的翻译策略, 在译文的可读性与忠实性之间维持平衡, 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学顺畅地“走出去”, 为更多读者所接受和喜爱。在多个译诗序言中, 华兹生均对其诗歌翻译策略作出解释, 如译文在内容、语言表达特点、译文风格和文体等方面应如何忠实于原诗, 应采用什么样的语言译诗等。从他的译诗译论中可以发现,华兹生的诗歌翻译策略主要集中在译诗用语与译诗诗体两个方面, 下面分而论之。

一、翻译用语策略:运用当代美国英语翻译

翻译用语决定译文的通达和流畅,是影响译文可接受性的一个主要因素。古今中外学者、翻译家对此都非常重视。我国早期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就与译语行文风格有关。质派以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为依据, 主张译文语言质朴, 翻译才忠实可信;文派则以孔仲尼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为依据, 主张译文语言须有文采, 译文才易于为信徒所接受而流芳百世。玄奘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译经标准。所谓“喻俗”就是要求译语符合大众的口味。清代翻译家严复提出的翻译三大标准“信、达、雅”,可谓影响深远, 其中“达、雅”都是对译语的要求。鲁迅先生提出“宁信而不顺”的译法, 强调译语表达的忠实性比译语的流畅性更为重要, 这样才有利于从西方语言中引进新的表达法, 输入新的血液。与之相反, 赵景深先生则提出“宁顺不信”。林语堂先生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 即“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其“通顺、美”的标准与严复先生的“达、雅”一脉相承。可见, 中国传统译论对译语的流畅性极为关注,只是在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实现译语的流畅性方面, 翻译家们见仁见智。

华兹生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如何实现译语的通畅和文采上。在其译著《中国抒情诗:从二世纪到十二世纪》的引言中, 他明确提出了翻译用语策略:“我把原文译成当今美国英语。毫无疑问,这种语言是我最熟悉的语言。因此也是我能取得成功的语言, 成功的机遇最大。这也就是说, 我做翻译的时候, 好似我在用自己的语言写作,而且是以我最仰慕的当代美国诗人为模范进行的创作。”他认为, 以当代美国诗人为模范, 用现代美国英语翻译诗是最佳的翻译用语策略。这是一种典型的归化翻译策略。劳伦斯·维努蒂 (Lawence Venuti) 曾说:“在英美翻译传统中, 归化翻译策略一直占据主流, 译者通过把原文译成流畅的英语, 使表达符合英文习惯, 就可以产生可读性较高的译文。”归化的翻译策略会降低原文的异质性特征, 使读者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 即译者隐形 (invisibility) 。但在译诗过程中, 华兹生并没有考虑这种译诗策略造成的不良后果, 他考虑的是尽可能使译文符合现代美国英语的行文习惯, 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因为可读性差的译本难以获得读者的认可,那是译者或译作更大的“隐形”, 译者不仅会面临读者的质疑, 而且需应对译作失败的各种困局。

华兹生的翻译用语策略显然是对西方传统翻译规范的坚守和遵循。18世纪英国著名翻译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提出翻译三原则: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华兹生的翻译用语策略是对泰特勒第三条原则的发展, 是对如何实现译文通顺提出的可操作性策略。20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贺拉斯·萨瓦里 (Theodore Horace Savory) 提出十二条翻译指导原则,其中第八条是“译文读起来应该像译者同时代的作品”, 与华兹生的译诗策略不谋而合。当代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 给出了翻译的定义:在译语中, 用最自然最贴切的方式再现原文的信息, 首先是意义方面的, 其次是风格方面。在华兹生看来, 奈达所追求的最自然、最贴切的翻译方式, 可以通过运用当代美式英语翻译得到最佳解决。

纵观西方翻译史, 从西塞罗·圣哲罗姆 (Cicero St Jerome) 的“译意论” (sense-for-sense)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的“用普遍民众的语言翻译”、多雷 (Dolet) 的翻译五原则, 到当代功能学派目的论所主张的流畅性原则 (coherence rule) , 都将译文的“流畅性”“可读性”视为非常重要的翻译原则。可见,华兹生的译诗策略与西方翻译传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传承性。在接受John Balcon的采访中, 华兹生坦承自己的译诗策略受庞德 (Era Pound) 和韦利 (Waley) 的影响很深, 尤其是后者。他说:“翻译, 尤其是诗歌翻译, 我发现最好的方法是尽力多读优秀的当代美国诗歌。我希望把当代美国英语中的习语运用到诗歌翻译中去。我从来没有想过把诗译成英语古代诗歌的形式或风格。”庞德所主张的“英文译文应用地道的表达”和“在译诗中放弃原诗词句的推敲, 抓住细节, 突出意象”,在华兹生的译诗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下面以华译寒山诗为例对其译诗用语策略加以说明。

My father and mother left me a good living;

父母续经多,

I need not envy the fields of other men.

田园不羡他。

Clack-clack-my wife works her loom,

妇摇机轧轧,

Jabber, jabber, goes my son at play.

儿弄口喎喎。

I clap hands, urging on the swirling petals,

拍手摧花舞,

Chin in hand, I listen to singing birds.

支颐听鸟歌。

Who comes to commend me on my way of life?

谁当来叹赏,

Well, the woodcutter sometimes passes by.

樵客屡经过。

这是华兹生《寒山:唐代诗人寒山诗百首》译诗集中的第一首译诗。寒山诗是典型的禅诗, 大多用通俗的白话写成, 寓哲于俗, 意近旨远, 读起来浅白如话, 但诗意隽永。在翻译这首诗时, 华兹生采用了大量口语化的词汇, 如a good living, at play, listen to, come, pass by等当代美式英语词汇。此外, 词法、句法表达也非常口语化, 如leave me a good living, need not envy, go at play, 以及由who所引导的一个简单疑问句等, 微妙地再现了原诗的风格。

华兹生的译诗用语策略不仅影响了译文的行文风格, 对译文的流畅性、可读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也对其译诗选本产生一定影响。在多部译作序言中, 他反复提到因为部分汉诗更适宜译为英文, 所以选译较多,如在《中国赋:汉魏六朝赋体诗》序言中, 他写道:“我选择的十三篇赋体诗,除一首外, 其余都出自《文选》中的赋篇……我选择的这些赋体诗除了我喜欢外, 它们更适宜译成英语。”对于在《哥伦比亚诗选》中较多选译白居易的诗,华兹生这样解释:“我觉得白居易的诗似乎比其他任何重要的诗人都更能有效地译成英语。在这一点上, 我与韦利 (Arthur Waley) 有同感。因此, 他的诗我选择的比较多。”在接受巴克利采访时, 华兹生表达了对白居易的仰慕, 称“白居易是我最喜欢的中国诗人。他的诗相对来说容易阅读, 容易翻译, 常带有一种幽默感。很多时候, 我对他所说的话都能感同身受。”对《苏东坡诗选》中的译诗选本也作了类似说明:“我的译诗选集《苏东坡诗选》包括112首诗, 2首赋,以及从上述信件中节选的部分内容……我选择的诗歌都是适合译成英语, 我所喜欢的诗歌。”在《中国抒情诗》一书序言中,华兹生进一步说明他译诗选本的三个主要因素, 其中之一便是原诗适于译成当代美国英语:“《中国抒情诗》大约选译了200多首诗, 选择这些诗不仅受我个人偏好的影响, 而且根据我的判断, 也最便于译成英文, 能够代表某一个时期最好的风格和诗学倾向。”17华兹生坚持运用当代美国英语翻译, 并将原文本是否适于译成当代英语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条件,因此他的译诗符合西方当代英语读者阅读品味, 容易被接受和认可。可见, 华兹生在翻译汉诗时具有强烈的母语意识, 非常关注读者的审美品位, 这使其译诗在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方面脱颖而出。

二、诗体翻译策略:紧贴原文结构, 放弃韵律

华兹生主张译诗应紧贴原文结构,放弃韵律。他在译著《哥伦比亚诗选:从早期到十三世纪》的译序中说:“译者只有将英诗传统中的节奏和韵律以及西诗的措辞与主题放置一边, 才可能成功地将古典汉诗译为英诗, 创造一种能够传达原诗表达与力量的更为自由的形式。这种创造行为已众所周知。通过庞德、韦利等人的笔墨在本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已大放异彩。至今,我们耕耘在此领域的译者仍受益匪浅。”他明确提出放弃保留原诗韵律的翻译策略, 且认为, 由于中英两种语言在读音上的差异,原诗歌的韵律在译文中是无法保留的。在《早期中国文学》一书译序中, 他也提出了韵不能译的观点:“我要求读者牢记, 诗歌比散文尤甚, 其美与音乐性存在于原文本中, 一经翻译成其他语言, 就无可奈何地丢失了。”在一次接受采访时, 狄蕊红问他:“在翻译中国古诗时, 您是否考虑韵律, 如何保持诗歌语言的优美?”华兹生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韵律, 我翻译的时候, 强调的是字对字的意思表达、实意表达, 没有考虑平仄。”他进一步解释采取这种策略的原因:“开始我非常担心会影响中国古诗的优美, 但当时在英语世界已经不考虑诗歌的韵律了, 所以我一直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 现在英语诗歌里面, 很少有人侧重韵律, 这是现实情况。所以翻译中国古诗变得很容易, 读者也容易理解。在19世纪的英语诗歌中有很多还在采用韵律, 韵律在20世纪的美国英语诗歌中几近舍去。”从这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华兹生反对因韵害义,主张以散体译诗。在其译作《庄子全译》序言中, 华兹生再次就放弃原文韵律的翻译策略作了解释:“我并不打算再现原文的押韵方式。在当代英语中, 执着于押韵技法的诗歌, 对我而言, 听起来似乎有一种诙谐滑稽的倾向。”因此, 在译诗时, 他对原文的词语游戏和听觉效果仅予以暗示或通过注释指出其存在的方式, 而没有考虑在译文中加以保留。

华兹生对诗体结构极为关注。在《杜甫诗选》序言中,他就汉诗中平行结构的翻译发表看法, 提出诗体结构的翻译策略。他说:“杜甫以纯熟的方式在律诗中创作了许多平行结构。这是他诗歌艺术的奇迹之一。这些平行结构也在他的其他诗体中广泛应用。但一经翻译, 译文读起来要么矫揉造作, 要么显得死板, 尤其是现代诗歌中已很少采用这种修辞形式。而且律诗语言高度浓缩, 全无句法, 一经翻译就成了一堆意象, 显得死板而无活力。有些译者通过有意打乱原诗平行结构的对称形态, 减少其矫揉造作的效果, 或者通过把某些诗行译成跨行句 (run-on line) , 延续到下一行, 改变原诗诗行末尾停顿结句的方式, 从而摆脱原诗的单调感。虽然我理解这些处理方式后面的动机, 但在我的译文中, 绝大多数情况下, 我尽量紧贴原诗的措辞与诗行结构。”华兹生的这番话道出了汉诗英译时两种不同的诗体结构翻译策略:一是打破中诗结构, 采用符合西方诗学理念的跨行句对译;二是紧贴原语结构翻译。第一种策略在西方用得较普遍。如叶维廉先生所言:“几乎所有中国古诗的英译,都忽略了中国古诗特有的句法结构, 即中国古诗特有的表达模式, 千篇一律地变成了英诗的结构。”华兹生采用了第二种策略。如果译诗时既打破原诗结构,又不保留或再现原诗的韵律, 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译文不过是改造了的西诗。华兹生虽然没有保留原诗韵律, 但保留了原诗的结构, 在忠实与变通之间维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下面以华译禅诗《鹿柴》为例来加以说明:

鹿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译文1:

The Form of the Deer

So lone seem the hills, then is no one in sight there.

But whence is the echo of voices I hear?

The rays of the sunset pierce slanting the forest,

And in their reflection green mosses appear.22

W.J.B.Fletcher, 1919

译文2:

Deep in the Mountain Wilderness

Deep in the mountain wilderness

Where nobody ever comes

Only once in a great while

Something like the sound of a far off voice.

The low rays of the sun

Slip through the dark forest,

And gleam again on the shadowy mess. ⁽¹⁾

Kenneth Rexroth, 1970

译文3:

Deer Fence

Empty hills, no one in sight,

Only the sound of someone talking;

Late sunlight enters the deep wood,

Shining over the green moss again. ⁽²⁾

Burton Watson, 1971

对比以上3首译诗结构可以发现,华兹生的译文虽没有用韵却最贴近原诗结构, 温伯格 (Eliot Weinberger) 和帕斯 (Octavio Paz) 在对比王维诗《鹿柴》的17个译本后作如此评价:“华兹生表达的意象像汉诗原文一样直接。一起用了24个英语单词 (每行6个) 对译汉诗20个汉字。他既翻译出了原诗中的每一个汉字, 也不显得放纵拖沓。与其他译者不同, 他采用电报式的翻译将字数控制到了最少。翻译诗歌, 最难做到的就是简洁。华兹生毫不费劲地保留了原诗中的平行对称结构 (parallelism) 。”由此可见, 紧贴原文结构翻译, 在译诗中保留汉诗简洁的风格, 是华兹生汉诗诗体翻译的主要策略。

三、结语

华兹生是当代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曾三度荣膺美国翻译金笔奖。他有多部诗歌译作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集·中国系列丛书, 其禅诗译作寒山译诗在美国成为经典, 寒山成为美国嬉皮士的精神偶像。华兹生出版了10多部诗歌译作, 为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根据华兹生本人的诗歌翻译论述, 结合其禅诗翻译实践, 整理和阐发了华兹生的诗歌翻译策略。通过研究发现, 在翻译汉诗时, 华兹生主要运用当代美国英语翻译, 确保译文语言明白畅晓, 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 获得读者的认可。同时, 华兹生放弃保留原文韵律, 力求保留原文的结构, 力争在结构方面再现原文的美感, 在诗歌翻译的韵律与结构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可以看出, 华兹生在汉诗英译时采取的策略是变通的, 既维护了译文的忠实性, 也考虑了译文的可接受性, 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省略：原文见《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