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杨建刚：中国问题的西方理论及其身份认同
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步伐，西方（包括苏联）文学理论进入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程。可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论就是在与西方文论的相互激荡中前进和发展的。这一过程可以宏观上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对中国文论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是引进欧陆的近现代文论和美学思想，并带来了中国文论由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转型，(1)或者说，学科形态的中国“文艺学”或“文学理论”就是译介西方文论的直接产物。(2)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70年代末期，主要是引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促使马克思主义文论（主要是苏联模式）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中国文论的主流形态。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主要是引进西方（欧美）现当代文论。新时期之初，中国学界把西方文论这一外来话语作为反思“文革”、解放思想的“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武器，而在90年代之后，伴随着“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学术格局的转变，西方文论被作为先进的学术资源参与到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之中。经过新时期以来的全方位引进和研究，西方文论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文论建构的外来资源，甚至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文论、现当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等相并列而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的主要形态之一。
刘康教授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基本上是遵循“西方理论—中国问题”的框架，沿着“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中国道路”前进的。(3)他通过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的分析，进而探讨“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4)，为我们思考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作为“中国问题”的内在组成部分的西方文论，因其参与和介入中国问题的不同方式和程度，以及中国学者对待和审视西方文论的不同视角和态度，使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形成了作为知识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他者和自我镜像等不同的“身份”。对这些身份的认同差异，也彰显着新时期中国文论建构过程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本文借刘康教授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一思路，来对“中国问题的西方理论”及其“身份认同”问题展开考察和分析，以期对当代中国文论中的西方话语及其价值与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在引进西方文论的过程中，中国文论界首先是将它作为一种来自异域的知识对象加以接受的。对作为“知识对象”的西方文论的研究，主要关注其“是什么”的问题，即对西方文论中的流派、学说、体系、方法，以及理论家的思想及其著述等进行研究，重点是还原其状貌、梳理其脉络、考察其源流、阐释其价值和意义，等等。这种研究一直是中国西方文论研究的主流形态。一个世纪以来，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几乎所有大理论家的思想和学说都被介绍到中国，其主要理论著作很多都有了中译本，并在中国拥有极大的读者群体。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各大流派更是被快速地介绍进来。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接受理论、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文化研究、生态批评，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主要理论流派的学说中国学者都已经不再陌生，甚至耳熟能详。经过四十年追逐式的引介和研究，以及学术交流的日益便利和深化，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文论的了解基本上已经与西方文论的最新发展相同步了。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文论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被压缩为短短百年，尤其是新时期的四十年，便被走马灯似的过了一遍。这种高度压缩的学术接受方式，致使中国学者马不停蹄地在追新求异的道路上焦虑地前进，而这些流派及其代表性的思想家在中国学术界也是“各领风骚三五年”，并没有被充分消化，甚至充满了错位、遗漏和误读。刘康教授以“詹姆逊主义”为个案对中国接受詹姆逊思想过程中的错位、遗漏和误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詹姆逊主义”是经过中国接受者加以改造，甚至想象性加工和阐释之后所形成的中国化的詹姆逊思想，已经与詹姆逊本人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差距。正如詹姆逊在中国的代言人、《詹姆逊文集》的编译者王逢振所言：“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在理解和联想的基础上，说明（翻译）原作的意思。这样说，我并不是为‘不忠实’的翻译开脱，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构成，驰骋自己的想象，前后左右进行联想，以便从这些文集中获取更多的启示。”(5)王逢振将这种翻译和对文本的理解看作是布鲁姆所说的“肯定的误读”。布鲁姆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真正忠实于作者原意的阅读是不存在的，而且，肯定的误读本身就具有生产性，甚至是学术创新的一条重要路径。就像萨义德所说的，理论在旅行过程中必然被注入旅行地的接受者的理解和阐释而发生变异。但是，王逢振在其翻译时就“充满联想”，并希望读者在阅读时“驰骋自己的想象，前后左右进行联想”，那么读者所读到的就已经不是本真的詹姆逊的著述，而是王逢振加工和“联想”的詹姆逊。虽然理想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理论著作的翻译都是充满了“联想”甚至“臆测”。加之现在从事理论著作翻译的大多为年轻学者，其质量不再像朱光潜那样的理论大家翻译的著作可靠。因此，正如刘康将翻译为汉语并被中国学者加以阐释的充满错位和误读的詹姆逊称为“詹姆逊主义”，那么自然还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海德格尔主义”“巴赫金主义”“阿尔都塞主义”等等中国式的西方思想家。这种情况是理论旅行的常态，唯有继续深入的研究才能填补遗漏、调整错位、减少联想和想象、还原理论的原貌。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目前的西方文论研究还不是太多，其质量和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
从与中国问题的关联度及对中国文论的影响程度来看，作为“知识对象”的西方文论又具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西方文论进行纯粹的还原式研究，其所关注的理论家的思想、流派的学说或重要的理论命题等，都是基于西方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并不具有关联度，或者关联度较少。比如，近年讨论较多的艺术终结论和后理论时代的文论走向问题。艺术终结论问题重点讨论的是黑格尔、阿瑟·丹托和希利斯·米勒等的理论命题。如果说米勒所论的电子媒介和全球化时代对传统纸媒的文学和艺术所造成的冲击与中国现实还有些关联的话，黑格尔和丹托有关艺术终结论的观点基本不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现状产生影响。伊格尔顿是对中国文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之一，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具有教材性质的著作对中国学界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文论提供了知识指南。他的《理论之后》一书出版之后在中国文论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时间“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成为热点问题，“从文学理论、理论到后理论”也成为对西方文学理论发展脉络和阶段的一个基本划分。但是，西方的后理论时代是以阿尔都塞、巴特、福柯、德里达等理论大师的相继离世为节点，其所讨论的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文论的发展状况问题，而中国的研究者在讨论的过程中并不在前面加上“西方”的定语，使“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俨然乔装成为中国文论中的重要问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还有一些西方理论命题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现实相契合，直接与中国问题相结合而融入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建构之中，并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比如，王国维借用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学说而撰写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研究的典范之作。王国维、宗白华和朱光潜等一代学人引介西方文论和美学并将其与中国文学相结合，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文艺美学传统。(6)与此类似，蔡元培通过引入康德和席勒等人的美育思想而开创并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审美教育。这种情况在新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新时期之初，学术界试图摆脱将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意识形态论观念，将文学看作审美对象，强调文学应回归自身、文学研究应探讨文学自身的规律。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中，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等形式文论的文学自律性和本体论主张，及其科学化的文学研究方法，因与这种时代脉搏共振而备受学界关注。也正是通过借鉴形式文论的理论与方法，新时期文学形式本体论观念才得以确立。(7)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受到中国学界的青睐，不仅仅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延续而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接近，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学界思考和应对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了理论武器。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需要新的理论工具加以阐释，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等正是在这一需要的推动下才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深入的研究。海德格尔虽然与纳粹的关系暧昧，但他提出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生态思想却为当代生态美学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快餐文化快速发展而传统文学经典备受冷落的中国现实面前，布鲁姆的《西方正典》的翻译及其对文学经典的讨论恰逢其时地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理论武器，一时间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中国的西部地区虽然甚至还处于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之中，但是一线城市文化中的后现代因素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趋势正在向全国范围蔓延，使得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由费瑟斯通和韦尔施提出的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状况受到了中国学者们的关注，并被看作中国美学的新趋势而加以讨论。也正是基于对中国新兴的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文化现实的关切，詹姆逊和鲍德里亚等的后现代理论才能够在中国学术界落地生根。因此，我们并不能将中国现代文艺美学和美育传统的建立，以及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和美学界诸多理论问题的讨论，简单地看作是西方文论和美学直接刺激而中国学者只是被动反应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文论界对西方文论的引介和研究并不是西方有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更多的是出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需要而对西方文论加以甄别和选择的结果，即“以西方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正如王一川所言：“其实，西方文论中国化在这里并非意味着简单的外来文论的强势入侵，而实在也同时是、甚至更多的是出于中国文化界和文论界寻求自身现代性转向这一必然要求。”(8)这种“刺激—反应”的二元对立模式忽视了中国学者接受西方文论和美学的主动选择，抹杀了新时期以来一代学人为阐释中国文学、美学和文化现实而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将西方文论作为“知识对象”加以接受，并不能满足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的需要。因此，中国学界在对作为“知识对象”的西方文论展开深入研究的同时，关注其文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启示。这一趋势在新时期之初就已经开始，至今仍在持续，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除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即“老三论”和“新三论”）等系统科学领域中的科学方法在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的尝试性移植和运用之外，西方文论中的诸如形式批评、精神心理分析、原型批评、格式塔心理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各种批评方法被介绍进来并加以运用。文艺学方法论研究方面的著作就有赵宪章的《文艺学方法通论》（1990）、陈树鸣的《文艺学方法概论》（1992）、胡经之主编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1994）、张伯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2002）等。甚至在近几年，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依然备受关注，相关的教材也不断出版，比如邱运华的《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2006）、赵炎秋的《文学批评实践教程》（2011）、赵利民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与实践》（2011）、杜宁的《文学批评的方法论研究》（2014）、胡亚敏的公开课《文学批评的方法与实践》等等。在这些方法论著作中，除了张伯伟的纯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赵宪章的著作中专章研究中国文学批评方法之外，其他著作基本都是对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诸种方法的介绍和批评实践。
如果说新时期之初主要是通过介绍西方文论的各种方法来为中国文论提供方法论指导的话，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已经逐渐将这些方法运用于具体的文学艺术研究和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之中。这种学术发展路径体现在三个方面。
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方面。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成为新时期以来诸多文学理论教材编写的基本框架，即使新近单小曦等人试图将网络文学纳入文学理论框架而撰写的《网络文艺学》也是以对四要素基本框架的突破为起点。韦勒克的《文学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被翻译成中文以来，发行数万册，一时间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成为文学理论研究模式的基本划分标准。
文学批评实践方面。新时期之初，用西方理论来解剖和分析中国的文学作品成为风尚，被看作非常前沿的学术成果，因为它为中国的文学批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角度，使中国学者从文学作品中发现了从未被关注的问题。于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研究李清照、张爱玲、王安忆等成为新潮，也正是这种女性主义方法的运用使中国学术界重新审视张爱玲的作品才重新发现了张爱玲，对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才给予了新的定位。新方法和新视角的运用，使学者们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作家和作品，或对已有作家作品给予新的评价。但是，当这些方法被不断运用之后，审美疲劳也就自然出现了。用各种方法去套用和解析中国作品演变为模式化的技术操作，中国文学成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这种“经注我、理论先行”的“强制阐释”进而受到诟病。基于此，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再次倡导回归文学作品，以文学的沉浸式阅读和真实的审美体验为基础，展开对作品的批评和分析，而不是理论先行和僵化套用。
学者个人的学术道路发展方面。很多学者年轻时将西方文论作为“知识对象”，晚年则将早年的西方文论知识转化为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研究方法”，侧重点也逐渐由对西方文论的研究转向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这方面的工作在文学的语言形式研究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成绩也最为显著。以叙事学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西方叙事学研究始终方兴未艾，但同时又有鲜明的中国化倾向。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西方叙事学的接受和研究主要还停留在介绍的层面，相关的叙事学著述无论是理论学说、概念术语还是所分析的文学作品都是西方的。伴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试图用西方叙事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赵毅衡的《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傅修延的《中国叙事学》等均是如此。也正是在西方叙事学推动下，中国叙事诗、小说、戏剧等叙事性作品得到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成果。近年来，研究者试图基于中国的叙事性作品，融会中西方叙事学方法，来建构中国的叙事学理论。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傅修延有关听觉叙事的系列成果均是这方面的代表。在形式美学方面，赵宪章在80年代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后转向对文艺学方法论的研究，出版了《文艺学方法通论》，进而在文学形式研究方面进行深究完成了《西方形式美学》。近年来，他试图把早年的方法论和形式美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推进到对具体的文学现象的研究，于是对当代文学中出现的新文体展开研究，尤其是在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方面开启了新的领域，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学语言研究也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前进的。80年前后有关文学语言研究的文章基本上是作家的经验性描述，90年代以来的文学语言研究则主要借用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而近年来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成为文学语言研究的主要资源。目前，文学语言研究已经超越对语言学方法的挪用，试图建构文学语言的基本理论，马大康的《文学行为论》就是借用言语行为理论而进行的关于文学行为的基础性研究。
把西方文论由“知识对象”转化为“研究方法”，借此展开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并以此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是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研究的重要推进，表明中国文论研究者学术自主意识的显著增强和理论建构能力的明显提高，也表明通过对西方文论研究方法的借鉴中国文论最终必将走上自我建构的理想之路。
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对西方文论的过度引介及其理论局限性，尤其是对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消极影响的担忧和反思同时存在。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就是在回归文化传统、建构民族文论的保守立场与学习西方文化甚至全盘西化的激进立场这两极之间进行钟摆式的运动。每当西方文论受到过度关注的时候，对西方文论进行反思的声音就会响起。在新时期，将西方文论作为“理论他者”进行反思的声音始终存在，尤其是在近期倡导树立文化自信、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语境中，这种反思的力度变得尤为强劲。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文论发展的高潮时期，曹顺庆就提出了著名的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在他看来，西方文论的各种学说在中国快速地轮替登场使中国学者眼花缭乱，在追逐学习中疲于奔命，而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族文论传统却被束之高阁。其结果是，“在五花八门的时髦西方理论面前，我们失去了民族传统中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运思方式，只能照搬和套用西方的理论，扮演学舌鸟的角色，结果既未形成当代具有民族创造性的理论，同时在对传统文论的研究方面也难以取得真正进展”。(9)这一论断振聋发聩，很快激起了中国文论界的热烈回应，甚至有人将西方文论的冲击上升到了文化安全的层面。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状态，中国学界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中国化”等应对策略和方法，并展开了持续的讨论和研究。
西方文论是以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为基础，针对其自身的文学问题而建立的理论形态。因此，有学者认为，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和文学特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西方文论在中国就显得水土不服，用“他们的”文论解读“我们的”作品也就往往是生搬硬套、隔靴搔痒、削足适履、不得要领。孙绍振教授从解读文学文本的效力方面对西方文论提出了批判，认为“西方文论往往追求哲学化的普遍性，以高度抽象甚至超验的演绎牺牲文学文本的特殊性、唯一性。传统哲学主客体二元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无法对应文学文本由主体、客体和形式构成的结构”。(10)西方文论的这种结构性缺陷致使其在对中国文学文本的解读方面显得低效甚至无效。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丁国旗指出：“倘若不顾中西文学的差异以及本国文学艺术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传统和艺术魅力，而将当代西方文论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随意独断中国作品，得出错误的结论不说，对学者自己的声誉或者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恐怕是都没有好处的。”(11)因此，中国学者要对西方文论保持审慎的态度，不能凡事只认西方，对西方文论盲目崇拜。
在反思的过程中，很多学者认为西方文论自身具有非常明显的理论缺陷，并对此展开了批判。朱立元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反思，认为“它对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将导致消解文艺学、美学的唯物史观根基；其反本质主义思想被过度解读和利用，容易走入彻底消解本质的陷阱；它对非理性主义的强化，诱发了国内文艺与文论的感官主义消极倾向；它具有反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倾向，不利于文艺创作和理论的发展；它‘反对阐释’，意味着从价值中立走向价值虚无”。(12)西方后现代理论不但与中国社会文化不相契合，而且对西方后现代的过度传播给中国文论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陆贵山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即缺乏富有震撼力的思想和学说，整体软弱无力，耽于幻想，把人的解放和精神救赎寄托于思想造反、文本解构、文化批判和语言暴力而缺乏现实社会的革命精神，这也就导致西方文论的缺陷异常明显，表现为脱离历史的人文诉求、脱离民生的审美乌托邦情节和脱离实践的批判精神。(13)对西方文论的批判最为激进的当属张江。张江指出：“应该说，新时期以来对当代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推介，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但是，总体上讲，当代西方文论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孕育而出的产物。这一特殊的生成语境，决定了当代西方文论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文化特色，也决定了它自身无可避免的问题和无法超越的局限。”(14)西方文论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脱离文学实践，用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阐释文学文本、解释文学经验，并将之推广为普遍的文学规则；出于对以往理论和方法的批判乃至颠覆，将具有合理因素的观点推延至极端；套用科学主义的恒定模式阐释具体文本”(15)。最终，张江用“强制阐释”这一标志性概念对西方文论诸种问题与局限加以概括，在文论界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和回应。
西方文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论的发展，但其在中国文论界的过度膨胀却又反过来成为中国文论建设的障碍，产生了消极影响。将西方文论作为“理论他者”，对其自身的缺陷和局限、与中国文学现实的适应性，以及对中国文论的消极影响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体现了中国学者面对西方文论强力冲击的焦虑心态，以及树立文化自信、建构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体系的努力和尝试。
如果说上述几种身份还是基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的话，将西方文论作为中国问题的“自我镜像”则试图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在中西对话的主体间性的框架中重新审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从而为我们解决这一颇受争议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与“西学东渐”相伴随，中国文化也经历了一个“东学西传”的过程。西方的理论家试图从中国的学术话语中寻找思想资源，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问题也成为他们建构自身理论的重要参照。无论是近代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现代的卢卡奇、海德格尔、布莱希特，还是当代的阿尔都塞、詹姆逊和德里克，等等，都在他们的著述中论及中国问题。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论述为我们思考自身的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从而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曾军有关“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系列成果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在中西文论互为镜像、互动生成方面，刘康教授的视野更加开阔，并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刘康大学就读于南京大学外语系，20世纪80年代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比较文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美国高校任教，近十年来又兼职上海交通大学艺术研究院。这种求学和工作经历以及专业背景，给予他“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这一跨越文化界限来审视中西文化的新视角，也使他有关中西文论和美学的关系研究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写作《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16)一书时，刘康教授就提出了“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的学术研究思路。他的这本书就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思想之间的结合点为出发点，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之间的关联、平行与差异，将中国问题作为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视域中加以审视，从而“对中国的现代性、现代化问题进行重新认识”。(17)中国在不断地学习西方，试图借此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把目光投向中国，从而发现了“中国”，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现代性的不同选择。在这本书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中心，分析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过来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看到了这种挑战，并借此来反省自身。对理论的这种双向旅行及其相互作用的分析，打破了比较文学的传统框架，建立了研究中西方文论和美学关系的新框架。
如果说二十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与美学》是这一学术理路的建立，近期的系列文章则是这一思路的最新推进和发展。在《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一文中，刘康以中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接受过程中的错位、误读和变异而形成的中国的“詹姆逊主义”为例，对“以西方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这一学术理路及其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一文中，刘康教授认为应该取代“世界与中国”这一二元对立结构，代之以“世界的中国”这一立足点。中国不是站在世界之外，而是在世界中，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问题也自然是世界的问题。同理，世界的理论也可以运用到对中国问题的阐释和解决。传统的“中国特殊论”限制了研究者的思路，也为中国文论的世界化设定了人为的障碍。他以阿尔都塞、詹姆逊和巴赫金三者不同的学术范式为例，对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如果说曾军教授的“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更多侧重于讨论西方理论家们在其理论和学说中如何讨论中国，或者中国如何成为其理论建构的资源，比如阿尔都塞、詹姆逊等对毛主义的分析和借用，那么刘康教授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则进一步讨论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互动和生成关系及其理论生产能力。
刘康教授所分析的三位理论家均对中国文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们的理论学说与中国文论之间的互动与共生关系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詹姆逊和阿尔都塞对中国问题颇感兴趣，并深受毛主义的影响，毛主义已经成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巴赫金并不像他们二人对中国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其著述中涉及中国问题的言论也很少。虽然以詹姆逊与阿尔都塞为代表的中西互动、互为镜像、双向旅行的理论模式是讨论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理想形态，但这样的情况相对较少，大多数情况属于巴赫金式的“理论折叠”。他们并没有直接论及中国，但其理论学说与中国问题之间具有极大的契合度，对于阐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从而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文论建设乃至社会进程。因此，站在建设中国文论的立场上，考察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把重心放在巴赫金式的“理论折叠”更为重要。这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就转化为“中国问题的西方理论”。如果说前者侧重于中国问题如何具有普世意义，成为西方理论的内在问题，后者则强调摆脱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之间单一、线性的“刺激—反应”的传统理解模式和接受史研究，把重点放在西方理论如何内化并介入中国问题、推动中国文论的发展。
西方文论的引介对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以“西方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西方理论—中国问题”的理论建构模式也是新时期文论建设的有效路径，其历史功绩不可忽视和抹杀。但是，如果继续把阐释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工具寄托于西方世界，过度依赖西方文论，显然是不能满足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时代任务的，模式的改变势在必行。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探索和创造中国的理论话语，以阐释和解决中国问题，是必然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将西方文论作为“理论他者”完全加以拒斥，相反，对于作为知识对象的西方文论我们不但不能减少，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将其转化为研究方法，为建构中国文论话语提供理论参照。中国“在世界中”，世界包括中国。因此，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尤其是在以西方文论为学科范本的文学理论领域，继续秉持保守的“中国特殊论”的文化立场，是不利于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的。唯有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继续加强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与融通，并在对方的镜像中反观自己，才能够建构起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文论话语，也才能推动中国文论走出去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和注释省略，原文请参阅《文艺争鸣》2019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杨建刚，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