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点 | 王旭峰：论《鲁滨孙漂流记》中的疾病
对《鲁滨孙漂流记》的研究和阐释历来是异彩纷呈。作家伍尔芙曾坦言，英国人“对笛福及他的故事的感情就像希腊人对荷马的一样”（61）。学者瓦特将《鲁滨孙漂流记》奉为英国小说的源流之一。 (1) 萨义德服膺卢卡奇关于“欧洲小说中的历史呈现”的研究，相信《鲁滨孙漂流记》这样的作品就是帝国“真实历史”的呈现（Said 77）。然而，在众多的研究中，对《鲁滨孙漂流记》中的疾病叙述进行集中和系统研究的却很少。实际上，在《鲁滨孙漂流记》中，笛福描述了两种疾病形态，即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在鲁滨孙出海之前、鲁滨孙到达巴西之后以及鲁滨孙流落荒岛这三个重要阶段中，笛福都进行了身体疾病的描写和叙述。小说中，这些复杂的身体疾病叙述起到了隐喻人物性格、变更叙述节奏和塑造经典形象的重要功能，且蕴含了笛福的殖民思想和帝国意识诉求。小说中关于鲁滨孙精神疾病的描写，则反映了17至18世纪欧洲医学和科学背景下，笛福对人类精神世界认知的深度和限度。对小说中这些疾病叙述的细致考察，将为我们打开《鲁滨孙漂流记》中另一个有趣的意义世界。
一、鲁滨孙在英国：痛风、瘟热与疾病的隐喻性
《鲁滨孙漂流记》开篇，在老克鲁索向儿子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和幸福观时，出现了一组重要的疾病描写：痛风（gout）和瘟热（distemper）。这两种疾病在小说中出现的语境及其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痛风。笛福写道：“有一天上午，父亲让我去他房间，他正因痛风而不得不呆在屋里，他热切地给予我关于生活问题的劝导”（Defoe 6）。这段描写包含了作家对老克鲁索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特征的描述。身体上，老克鲁索患有痛风病。精神上，老克鲁索急切地想要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灌输给鲁滨孙。从惯常的理解模式看，精神上的“劝导”显然是这里的关键词和主要情节，因为它和鲁滨孙后来的冒险经历密切相关；身体上“痛风”的意义则显得很模糊，我们似乎很难将其建构进小说的整体意义中。
那么，笛福为何提到老克鲁索患有“痛风”呢？这里有两种相反的解释可能：第一，这个细节如果不是多余的，至少也是可有可无的；不提他得病，或者换成其他什么疾病，比如感冒发烧或者下肢瘫痪之类的，都无不可。第二，老克鲁索的“痛风”是不可更改的疾病，其符合老克鲁索的形象以及小说整体意义的建构。显然，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对于经历过伦敦大瘟疫的笛福 (2) 来说，其对疾病的关注和重视绝不会是偶然的，更不可能是随意的。相反，笛福对老克鲁索痛风的强调必有深意。桑塔格曾说，现代世界的“疾病”常常“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17）。实际上，在18世纪早期的英国同样如此。笛福之所以强调老克鲁索患有痛风而不是其他疾病，这与当时英国人对痛风的理解和痛风在当时的隐喻意义，以及笛福对老克鲁索身份和价值观的定位密切相关。
从疾病史的角度看，“痛风”这种疾病很早就为欧洲人所了解。有研究者指出，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对痛风就有过描述。在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中，“痛风是某种体液过度积累的结果”（Gritzalis, Karamanou and Androutsos 84）。这种认识影响欧洲千年之久。到了笛福生活的时代，欧洲人对痛风的理解日益科学化。“17世纪晚期”，英国医生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对痛风进行了“临床鉴别”（贝内德克679）。欧洲人相信，痛风是“过度摄取食物和含酒精饮品”造成的（贝内德克680）。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希波克拉底医学时代还是17至18世纪的科学医学时代乃至今日，欧洲人对痛风的理解一直都存在某种共同之处：第一，“痛风”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中年男性的疾病（贝内德克678）。第二，对痛风病因的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治疗依据，都与一种“适度”的价值观密切相关（贝内德克680）。欧洲人普遍相信，患有痛风的人必须“控制饮食”，追求一种适度与平衡的生活方式（贝内德克680）。
明白了欧洲人对痛风的认识和理解，也就明白了笛福为何要让老克鲁索患上这种病了。欧洲人对痛风理解中的关键点“中年男性”和“适度与平衡”的生活方式，几乎就概括了老克鲁索的现实处境和生活特征：年过半百，子女长大成人的中年男性；患病之后，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极力提倡稳定、适度和平衡的中间性生存状态。换言之，老克鲁索所患之痛风与他的年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是高度一致的；其他疾病显然不具备痛风的这种隐喻特性。
在对鲁滨孙进行劝导的过程中，老克鲁索提到了另一种疾病“瘟热”（distemper）。“瘟热”这个词现在指“任何一种动物传染性疾病” (3) 。然而我们知道，词语的含义常随历史和时代而改变，笛福笔下的“瘟热”就与其现代含义不同。据学者考证，英语中作为疾病的“distemper（瘟热）”起源于中世纪的拉丁文“distemperāre”，表示的是一种人所患之疾病（Ayto 169）。笛福使用的就是这个意义。老克鲁索认为，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容易得“瘟热”，而处于中间位置的人因持有平衡适度的生活态度，则不会患这种疾病。正如老克鲁索所言，社会上层和底层的人“不是被邪恶、奢侈和极尽挥霍的生活所累，就是被艰苦的劳动、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和短缺的饮食所扰。这些人生活方式的自然结果就是患上瘟热”（Defoe 6-7）。在老克鲁索那里，“瘟热”是一种与“痛风”具有相反隐喻意义的疾病：患有“瘟热”的人是处在一种“极端”和“不安分”的存在状态中的；而在老克鲁索看来，这种存在状态无疑是病态的。
如果说鲁滨孙年轻人的冒险热情，代表了正在走向世界性海洋强国和殖民大帝国的青年英国的激进主义冲动的话，那么老克鲁索的生活态度和对鲁滨孙冒险思想的反对，则无疑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英国保守主义思想。老克鲁索所强调的基于现实的稳妥的生活态度，和后来形成的英国保守主义思想所强调的“以传统和习惯而非机会和思考来决定行动”（O’Hara 25）的准则是完全一致的。此外，以后见之明和长时段的历史视野看，“瘟热”和“痛风”还是对“大英帝国”未来命运的一个绝妙预言和隐喻。在经历了长期对外扩张和殖民帝国的“瘟热”病之后，其最终还是不得不归于保守主义的“痛风”状态。
二、海外冒险中的鲁滨孙：热病、不在场的疾病与笛福的帝国意识
在鲁滨孙离开父亲和英国，到海外进行冒险的过程中，疾病同样伴随着他。在鲁滨孙的海外经历中，笛福曾提及的一种疾病就是“热病”（calenture）。小说中，在跟随一位伦敦商人去几内亚做生意的过程中，鲁滨孙就患过这种热病。笛福写道，鲁滨孙“持续生病[……]得了一种非常厉害的热病（calenture) ” (Defoe 19）。这种疾病我们现在听起来很陌生，但在历史上，它却“是一个长期困扰在气候比较温暖的地区从事冒险活动的英国水手的大问题”（Fury 76）。企鹅印章经典版的《鲁滨孙漂流记》在注释中将“热病”解释为“一种热带发烧（a tropical fever) ” (Defoe 19），显然是过于简单了。以现代医学的眼光看，笛福所说的“热病”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而是一系列疾病的统称。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早在17世纪，热病就“被用来指称各种各样的热带疾病，尤其指疟疾和黄热病”；患热病的人，常常会陷入“谵妄”状态（Fury76）。由于疟疾、黄热病等常常表现出类似的症状，而限于条件，当时的人根本无法精确区分几者，因此就笼统称之为“热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中所说的“热病”应该算是一个历史词汇，其反映的是特定时代和特定情况下一种有局限性的疾病认知。
小说中，热病的频繁出现常常与地理和气候的转变有关。一方面，当鲁滨孙从一个地点达到另一个地点后，热病往往就会随之出现。另一方面，笛福则认为，热病来源于天气，尤其是“过度炎热的气候”（Defoe 19）。有研究者曾指出，将气候与疾病联系在一起是“17至18世纪作家”的普遍认知模式，笛福对疾病的“想象”可能正是此种认识模式的反映（Markley 298）。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鲁滨孙的海外冒险中，除了热病这样明显在场的疾病外，伴随其冒险故事的，还有一种“不在场的疾病”。这种疾病虽然没有直接在小说叙述中出现，但却同样是鲁滨孙冒险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主角。
小说中，抵达巴西的鲁滨孙本来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事业，可以安安稳稳地生活了，但是他却选择了再次出海去非洲。小说中，笛福很简略地交代了原因：巴西的种植园出现了劳动力的巨大缺口（Defoe 41）。但是，笛福在交代原因的同时却又忽略了或者说隐藏了两个问题：第一，巴西为何出现劳动力缺口，人都到哪里去了？第二，鲁滨孙为何选择去非洲而不是别的地方。这些缺失的内容，引起了我们巨大的好奇，也等待着我们去填补。
从小说内容看，在鲁滨孙到达巴西之前和之后的两个地点——非洲和鲁滨孙流落的荒岛——分别都出现了关于疾病的描写。这就让我们怀疑，巴西发生的事情是否也和疾病有关？历史的研究能够证实这种推测。疾病史的研究告诉我们，人员在不同地区的流动和新引入的疾病，确曾导致新大陆土著居民的大面积死亡（麦克尼尔119—133）。正如麦克尼尔所说，“新大陆的原住民并没有新的传染病可以向入侵的欧洲人和非洲人输出；与之相反，有着4000年文明史的欧洲人和非洲人，却带着他们自古以来陆续遭遇的诸多传染病踏上了新大陆，并给美洲印第安人带去了万劫不复的人口灾难”（119）。“在新大陆，非洲热带传染病可以轻易落户的地方，美洲印第安人几乎完全灭绝了”（128）。这必然带来“劳动力短缺”（123）。小说中，鲁滨孙离开巴西去非洲的故事，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小说剪裁版。一方面，正是鲁滨孙们所患之“热病”在巴西的传播导致了当地人口的大量死亡，并最终造成了小说中种植园劳动力匮乏这一情节的出现。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人还发现，虽然美洲土著很容易被疾病折磨致死，但是黑人却由于和旧大陆的疾病长期共存，“适应了大多数欧洲的疾病”并具有了“相对抵抗力”，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作为奴隶的价值”（基普尔434—435；另参见麦克尼尔128）。因此，鲁滨孙果断选择了去非洲寻找奴隶，而非其他什么地方。
那么，在这一故事中，笛福为何要把巴西的疾病隐藏起来，使疾病变得“不在场”而给作品留下一个叙事空白呢？是因为他的小说技巧不够圆熟？还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疾病的影响和重要性？又或者这其实是笛福一种有意的叙事策略？显然，最后一种答案更有说服力。笛福的叙述技巧和对疾病意义的深刻理解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笛福之所以在这里使疾病变得“不在场”，不是因为他轻视疾病的意义和重要性，相反恰恰是因为他太理解疾病的意义和重要性了。麦克尼尔曾说，“在欧洲扩张的整个过程中[……]土著人口的减少以及欧洲人口能够占领如此广大而多样的土地，无不得益于特殊的现代疫病模式”（136）。笛福实际上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很清楚疾病和殖民帝国之间密切的同谋关系，而细致地描写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会给英帝国的殖民者和殖民事业增加道德负担，这是笛福所不愿意看到的。在小说中忽略这一事实，使疾病“不在场”，虽然会造成小说叙事的不完整，但却更有利于塑造鲁滨孙的正面形象。可以说，当小说艺术和意识形态立场发生矛盾时，笛福果断地选择了后者。
三、荒岛上的鲁滨孙：岛上患病的叙述、伦理和神学反思与“病后鲁滨孙”的意义
流落荒岛是整部小说的核心性情节，而患病则是鲁滨孙岛上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笛福关于鲁滨孙岛上患病的叙述并非纯粹的现实主义，其同样是经过精心选择和有意裁剪的。小说中，“病前鲁滨孙”和“病后鲁滨孙”呈现完全不同的样貌，而正是疾病促成了“病后鲁滨孙”经典形象的形成。
在荒岛上，鲁滨孙的患病是小说中最重要和最集中的一次疾病描写。在笛福关于鲁滨孙这次生病的叙述中，有两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疾病的突然性。小说中，鲁滨孙的这次患病来得非常突然甚至突兀；在之前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六月十八日鲁滨孙就突然生起病来（Defoe 88）。其次，疾病引发了鲁滨孙深刻的伦理和神学反思。陷入疾病后，鲁滨孙最关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是产生了对自己人生经历和命运的回顾和反思。从小说叙述看，后者似乎才是笛福关注的焦点。笛福关于鲁滨孙患病叙述的这两个特点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考察一下，鲁滨孙的生病是否真的毫无征兆？如果有，笛福又为何在叙述中隐藏这条线索？细读文本可见，关于鲁滨孙生病的问题，小说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叙述痕迹和征兆。第一个是同行船员之死。小说中，笛福写道，在鲁滨孙从巴西出发，到达“北纬七度二十二分”的时候遭遇了飓风，他们的一个船员“死于热病”（Defoe 43）。既然同行的船员会患病，鲁滨孙也没理由独善其身。第二个是老鼠的出现。小说中，笛福曾提到鲁滨孙的船上有老鼠。笛福写道，船只失事后，鲁滨孙回到船上找东西，他发现了“大麦以及小麦”（Defoe 52）；不过，鲁滨孙“后来发现它们都已经被老鼠啃食和破坏了”（Defoe 52）。在岛上定居后，笛福又写道，有一次鲁滨孙“发现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的是一些“被老鼠啃过的谷物”（Defoe 79）。根据鲁滨孙的回忆，这包谷物并非来自巴西，而是来自“里斯本”（Defoe 79）。老鼠是欧洲文学中最重要的疾病传播者之一，“古代作品中充满了对[……]瘟疫与老鼠之间关系的暗示”，“它们也是[……]造访地球的流行疾病的主要传播载体”（Wyman 9）。可以说，死于热病的船员和来自巴西或欧洲的老鼠，正是鲁滨孙岛上患病的灰蛇草线。
从叙事的深层结构看，无论患热病而死的船员还是危险的老鼠，其实都指向同一个叙述结果：是鲁滨孙把致命的疾病带到了岛上。这一点也可以从此后的叙述中得到反证，即荒岛上的野人是没有疾病的。小说中，周边岛屿上的野人在笛福笔下都是强壮健康的，尤其有力的证据是星期五。在笛福笔下，星期五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语言落后、行为野蛮甚至生食等，但是星期五唯独没有健康问题。如果说鲁滨孙是最早来到这片岛屿上的欧洲人，那么鲁滨孙岛上患病的故事，正反映了欧洲人将疾病带入南美洲这一历史事实（麦克尼尔119；另参见基普尔433—434）。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何笛福要把鲁滨孙的患病描写得非常突然和突兀。因为显然，鲁滨孙给荒岛带来致命疾病的事情并不光彩，而一味维护鲁滨孙形象和支持殖民事业的笛福是不会对这样的故事揪住不放的。
其次，与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叙述相适应，笛福将鲁滨孙患病故事的重心转移到了他的自我反省上，并通过这种自我反省，重塑了鲁滨孙的心理和性格特质。根据笛福的描述，鲁滨孙历次经历的重大变故，包括他的离家出走、非洲冒险生涯、被葡萄牙船长拯救、同伴葬身海底而他侥幸生存等重要事件，都没有让他反思过自己的人生，唯独这次生病让他产生了深刻的自我反省（Defoe 90-92）。在小说中，“病前鲁滨孙”与“病后鲁滨孙”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鲁莽、轻率、叛逆和追求刺激，后者沉着、慎重、富有权威而重视精神生活。实际上，只有经历过“疾病—反思”的“病后鲁滨孙”，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经典意义上的鲁滨孙。
那么，病中鲁滨孙的精神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从笛福的描述看，病中鲁滨孙的自我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与父亲的关系”和“与上帝的关系”，即鲁滨孙的反思是在伦理和神学两个层面同时展开的。而在西方文化中，“父亲”和“上帝”这两个形象具有明显的同构性和同义性。无论是对“与父亲的关系”的反思还是对“与上帝的关系”的反思，其实都是在处理同一个问题，即鲁滨孙要重新认识“权威”，他要与“权威”和解。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角度讲，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去俄狄浦斯情结的过程” (4) 。
在西方文学中，俄狄浦斯情结所带有的反抗性使拥有此类情结的文学主人公常常被认为是处在自我探索的、不确定的和不成熟的状态中。与“父亲”/“命运”/“神”的尖锐对立，使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文学主人公难以找到真正的自我和塑造起自己的强者形象。在笛福的叙述中，鲁滨孙原本也是一个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主人公，但是岛上患病的经历却使他摆脱了这一情结。患病鲁滨孙的濒死体验，不仅使他重新面对上帝，也理解了父亲的用心。他主动放弃了和“上帝”/“父亲”的对抗并与他们走向了和解。弗洛伊德曾说，“俄狄浦斯情结 (5)的解除将加强男孩性格中的男子气”（132）。这符合鲁滨孙的情况。患病改变了鲁滨孙，“病后鲁滨孙”完成了由“男孩”向“男人”的精神嬗变，成为了真正强大的男性和权威，而经典的和真正意义上的鲁滨孙至此才真正形成。
四、“前精神病学”的叙述：笛福的精神疾病描写与认知限度
小说中，荒岛上的鲁滨孙实际上还面临着另一种疾病的严重威胁，这种疾病未被笛福命名，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就是“精神疾病”。小说中，笛福没有明确使用“精神疾病”这个术语，但他却凭经验和常识，叙述了鲁滨孙陷入精神疾病的状况，并描述了鲁滨孙克服精神疾病的尝试。精神疾病在《鲁滨孙漂流记》中呈现出的这种缺乏科学层面的理解却有文学层面的不自觉叙述的状态，与这种疾病在欧洲科学和文学中长期以来的存在状态是相符合的，也反映了18世纪初欧洲人对精神疾病的一般认识和理解水平。我们可以把《鲁滨孙漂流记》中关于精神疾病的这类描写称为“前精神病学”的叙述。
从历史上看，欧洲人对精神疾病的自觉认识和科学理解开始得非常晚。肖特就指出，直到“18世纪末之前，精神病学还完全没有建立起来”，而精神病的全面医学化和科学化理解则“是19世纪的事情”（Shorter 1）。另一方面，从文学史看，欧洲文学中很早就有关于人类精神疾病现象的不自觉记述。比如，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Narcissus），以现代精神病学的视角看就是一位患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病人（Black and Grant 400）。
在笛福笔下，荒岛生活使鲁滨孙的精神世界陷入病态的首要因素就是隔绝感和孤独体验。一般来说，隔绝感和孤独体验是人类一种普遍存在的体验，其可以在哲学的层面获得解释：世俗群体建构的意义世界在长期隔绝和孤独的个人生活中——这种隔绝和孤独甚至可能是一种主动的精神选择和对世界自觉理解的结果——必然会面临解体，从而使人陷入意义缺失甚至无意义的孤独和焦虑中，进而导致精神危机。不过，在笛福笔下，鲁滨孙的精神危机和疾病状态绝非仅仅是一种哲学思考和哲学体验，而是实实在在的生理体验和躯体感受。小说中，笛福是这样描述鲁滨孙的隔绝感和孤独体验的可怕后果的：“在思想最沉静的时候”，一种极端苦闷的情绪会突然“如狂风暴雨般在我身上爆发”，并导致鲁滨孙“双手紧拧，像个小孩子似的痛哭不止”（Defoe114）；有时候，这种感觉又会让鲁滨孙突然“坐地叹息，一连一两个小时的长时间地盯着地面”（Defoe 115）。显然，鲁滨孙的发病是突然的，其并不是长期哲学思考或意义困扰的结果，而是直接遭到了生理上的打击。可以说，此时的鲁滨孙的症状，已经严重到不是精神危机和意义缺失所能解释的，其实实在在是一种具有生理基础和生理后果的精神疾病。以现代的观点看，鲁滨孙这种程度的精神疾病绝非心理疏导可以治愈，而是需要一定的药物治疗。当然，限于医学的发展，笛福是不可能意识到和叙述到这一步的。小说中，笛福让鲁滨孙通过阅读《圣经》的方式来抵抗和治疗自己的精神疾病（Defoe 115），而且把这种方法描述得非常有效。笛福的这种叙述是可以理解的。时代的认识水平、精神医学的发展、对宗教作用的理解等，共同决定了笛福对鲁滨孙精神疾病故事的叙述只能呈现出其既有的面貌。笛福的想象力、理解力和把握经验世界的水平再高，也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科学认知的限度。
荒岛生活对鲁滨孙精神世界构成冲击的第二个因素是随时而来的恐惧感。如果说鲁滨孙的孤独感还有进行哲学层面的解释的可能的话，那么鲁滨孙的恐惧感就实实在在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疾病了。小说中，笛福对鲁滨孙恐惧体验的描写，主要集中在海滩上发现了人的足迹等内容中。笛福写道，初次发现脚印后，鲁滨孙感到“仿佛遭遇雷击”，“恐惧到了极限”（terrified to the last degree) (Defoe 155），而且“离那个恐怖场景越远，忧惧心理越强”（Defoe 156）。更严重的是，每当想到来到岛上的野人，鲁滨孙就会被吓得“灵魂出窍”并“长时间”陷入“抑郁”状态（Defoe 176）。可以看到，在笛福笔下，鲁滨孙的恐惧感主要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第一，这种恐惧感是异常剧烈的，其可以对鲁滨孙的情绪产生长期的抑制作用，甚至使他陷入抑郁状态。第二，鲁滨孙的恐惧体验主要不是源于外在的威胁，而更多是他病态精神世界的自我构造。第三，也是最可怕的，恐惧感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鲁滨孙应对这一外界信息的第一和首要情绪和情感体验。一般来说，在发现人的足迹那一刻，发现者不至于只是被恐惧体验所主导，也可能产生诸如好奇和惊喜等感受。但是，处于精神疾病状态中的鲁滨孙，其心理却迅速被巨大的恐惧感全面占据。在笛福的叙述中，这种恐惧感对鲁滨孙精神世界和身体世界的破坏程度远比隔绝感和孤独感要强。它甚至可以使“上帝信仰”和“宗教盼望”对鲁滨孙精神世界所产生的抚慰和医治效果彻底“失效”（Defoe157）。不过，无论如何，笛福最终还是让鲁滨孙战胜了恐惧而没有变成真正的疯子。毕竟，一个发疯的鲁滨孙并不符合18世纪自信心与日俱增的英国读者的口味。
【作者简介】王旭峰, 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西方文学。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请见《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