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林嘉新 李东杰：系统中的竞争、冲突与创造：当下世界文学视域中的翻译研究模式
摘要：当下世界文学研究的勃兴凸显了翻译的核心地位，展现了翻译在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关系中的建构性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将对当下世界文学视域中的翻译研究模式进行评介，主要包括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莫莱蒂(Franco Moretti)、阿普特(Emily Apter)、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与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学者的研究模式。以上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诗学、哲学与传播学等角度对翻译的世界文学性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基于翻译实践的、而非原文的世界文学理论或概念，进一步将语境因素纳入翻译研究范畴，突出了翻译研究之于世界文学的重要性，强调了尊重异域性的世界文学的价值，引导学界在世界文学观念中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位，其核心在于探究翻译对文学、文化关系的意义与作用。该研究模式丰富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范畴，拓展了翻译与国别文学关系等影响研究领域的维度，这对于中国文化外译战略，以及思考文学跨文化传播的人文性、传承性与共享性，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世界文学；翻译研究；民族文学；文学关系；跨文化传播
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植根于当下语言不平衡性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平衡发展，使语言不平衡性进一步凸显。一方面，语言霸权主义导致了民族文学在强势语言中的翻译、流通、接受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如果民族文学要在世界文学版图中获得一席之地，就不得不依附于强势语言的翻译、流通及接受，翻译、流动、传播的链条中任何一环的断层，都可能导致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上的“哑然失语”，抑或“隐鳞戢羽”。
当下对世界文学与翻译的讨论也凸显了二者的内发性关联(1)，当下“世界文学”概念具有不同程度的“翻译性”。世界文学与翻译交叉研究的蓬勃发展，也使其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研究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世界文学理论或概念，其中，卡萨诺瓦、莫莱蒂、阿普特、达姆罗什与韦努蒂等学者的研究最具原创性与理论性，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力，引起了翻译在世界文学观念中的重新定位，丰富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学科内涵。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考察翻译，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作为世界文学而流通的翻译文本之文本特征、生成方式，以及翻译文学与原语文学的互动关系。
在1827年，歌德在阅读了《好逑传》《玉娇梨》等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文后，有感于世界各民族间的交往愈发频繁、经济联系愈发紧密、相互依存性与共生性愈发凸显，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观念：“民族文学的意义现在已经不大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应促进其发展进程。”(歌德2010：5)可以说，从世界文学概念诞生伊始，翻译便全程参与了世界文学概念的意义建构。
令人遗憾的是，歌德之后的学者虽然均不否认翻译之于世界文学的必要性，但对其普遍持质疑的态度，其研究或讨论充也斥着偏狭，对翻译之于世界文学的意义与作用也有过分简单化的倾向。莫尔顿(Richard Moulton)虽然承认翻译所失去东西只与语言有关，并不影响文学本质，但充斥着翻译作品的世界文学无疑是“低一级学科”(Moulton 1911)。1965年美国比较文学会的“列文报告”(Levin Report)承继了学界对翻译的偏狭态度，认为将作为本科课程的世界文学，与作为研究生课程的比较文学加以相区别是有益的，而这种区别的仅仅是因为“比较文学课程要求学生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原著”(Levin 2005：23)。1975年的“格林报告”(Greene Report)在对待翻译问题上与“列文报告”如出一辙，认为“使用译文教授文学的大型讲座课程，对本科听众并未提出语言要求，并且似乎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等同起来”(Greene 2005：30)。2004年的“苏源熙报告”(Saussy Report)也表达了翻译对于文学同质化与简单化的担忧，认为阅读译本无法真正理解原作，“若从整体上消解不同文学类别的界限，使之成为统一文学，这就会抹杀(国别文学间的)差异性”(Saussy 2006：11)。卡罗尔(Michael Thomas Carroll)对使用译文编写世界文学选集的做法提出质疑，并在论文集《并非小世界：世界文学的幻象与修正》(No Small World：Visions and Revisions of World Literature，1996)中抨击了世界文学教学中，使用受到翻译影响的作品来阐释他者的做法。皮策(JohnPizer)也对世界文学实践中过分依赖翻译表达了担忧，认为“翻译过程中流失的远不止是语言的意义”(Pizer 2007：20)，因此主张在世界文学教学中应当更多地引入原文阅读。以上学者对翻译的认识充分反映了固有的“原文至上”本质主义偏狭，并没有将翻译视为不可或缺的客观存在，积极看待其文学文化意义与内涵。
翻译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凸显得益于当下世界主义的勃兴。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便处于全球化不断加速的状态，“当民族/国家的疆界变得模糊、国别/民族文学受到冲击时，超民族性和世界主义便有所抬头，作为文学界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世界文学的兴盛”(王宁 2009：26)；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也说：“世界文学是当前全球化的伴生物。”(米勒 2010：8)文学跨国传播的内在需要、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倾向，以及快消文化的蓬勃发展，使得文学成为商品而得以流通与阅读，有时也透过翻译，甚至原文本身就能超越自身文化圈，为更多异域读者阅读。翻译是民族文学间相互交往的中介和世界文学体系最终实现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其作用愈发彰显。翻译文本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流通与接受是世界文学实体得以形成的前提，没有翻译，世界文学就无从谈起。韦努蒂也认为，“没有翻译，世界文学就无法进行概念界定”(Venuti 2013：193)。这使得学界对翻译的学术偏见显得不合时宜，也促使学界正视翻译作为世界文学实现介质的作用、功能与意义。
卡萨诺瓦基本继承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她选择从民族文学译介的不平等现状出发，对产生的政治经济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文字的世界共和国》(Casanova 1999)中，她对现有的、以西方经验为核心的世界文学体系进行了猛烈批评，意图打破全球文学市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格局，并从世界政治经济交往史的角度对“巴黎是文学的首都”进行辩护，她认为这种说法“并非法国中心主义，而是缜密的史学研究结果。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文学资源十分罕见地集中于巴黎，并导致其文学的世界中心地位逐渐得到认可”(Casanova 2004：46-47)。首先，世界文学体系反映的是世界权力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这个格局，其表现是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的全球扩张，其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体系中愈发凸显，而弱小民族文学对其影响力下的相对隐形；其次，世界文学体系又相对独立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比如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落后，但是其民族文学却在世界文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日本、中国是世界政治经济强国，其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却知之不多；第三，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空间的比重具有不平衡性，位置也有中心与边缘之分，各民族文学间通过在各个层面的竞争角力，企图获得中心支配地位。“事实上，文学世界内部结构的不平等性引起了一系列关于各(民族)文学间的斗争、对抗和竞争。也正是由于这些碰撞，文学空间的持续统一的状态中才变得明晰”(Casanova 2005：74)。
在各民族文学间角力竞争中，由于语言不同，翻译变成了交流的介质，所有的民族文学交流都是通过借助翻译文学来同台竞技的，世界文学体系说到底还是翻译文学体系。“虽然，翻译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误解，但却是文学世界中文本流通之最重要的实现方式”(Casanova 2004：xiii)，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依靠的是一种“通过翻译获得认同的复杂机制”(the complex mechanism of recognition through translation)(Casanova 2005：84)。世界文学空间是不平等的，中心与边缘的权力关系区分事实上是翻译的政治角力，民族文学从边缘走向中心依靠的也是翻译，甚至可以说“一切文本都需要借助媒介(翻译)来成为世界性文本”(Casanova 2005：84)。因此，翻译是世界文学体系形成的重要媒介，也是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体系中竞逐中心位置的主要手段。但由于世界文学体系是建立在各民族文学文化资本不平衡的基础上，民族文学间的竞争本身就存在不平等性，因此弱小民族文学作品被翻译，从而进入到“文字的世界共和国”流通、传播的几率也就更少。在时空嬗变的传播语境下，仅仅运用单一的语言媒介进行跨文化传播，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李颖 2017：76)。
卡萨诺瓦的研究将翻译置于宏观层面，强调了翻译在世界文学市场中的竞争关系及其运作机制，揭示了翻译在世界文学不平衡空间中的“等级权力”与“政治角力”，以及其背后的世界格局影响，具有鲜明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内涵与深度。
2000年，莫莱蒂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对世界文学猜想》一文，首次正式提出自己的“世界文学”主张，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与思考；2003年，他又发表《更多猜想》一文，以此来回应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质疑。研究中，他运用进化论与世界体系论等观点，认为“世界文学”是一个统一、不平衡、动态、演进的体系，各民族文学通过相互交流、竞争、对抗以获取对其他民族文学的支配地位。对他而言，“世界文学”不是实体，而是问题，他提倡“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来捕捉文本外的文学要素，比如，叙事策略、主题、修辞、文类等诗学信息，因此他的“世界文学”主张更多地关注诗学问题，比如欧洲小说传统与其他民族小说是什么关系？文史学的编撰如何为不同诗学传统下的文学分门别类？本土与异域文学相遇时会发生怎样的形式变异？等等。
针对这些“世界文学”中的诗学问题，他形象地借用“树”和“波浪”两个隐喻来描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动关系。“树”这个隐喻来自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指文学在出现、演进过程中不断地产生新的文类、体裁、形式等，向外延展，从单一到多元的历史演进过程；而“波浪”这个隐喻来自历史语言学中所用的“波浪假设”(wave hypothesis)，指文学发展演进过程中，由于与其他文学不断地交流、对话、相互吸收，在“妥协”中文学差异性与多样性变少，而归于相对统一的状态。这两个隐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学史发展、演进的过程：“树”是民族文学所固守的，是民族文学发展的结果；“波浪”是世界文学所固守的，是当下市场选择的结果。“前者被视为自主发展的结果，而后者则被视为西方影响与本土资源相互妥协的结果”(Moretti 2003：78-79)。“这就是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分工的基础：对于那些看到‘树’的人而言，这是民族文学；对于那些看到‘波浪’的人，这就是世界文学”(Moretti 2000：68)。由于“树”与“波浪”的交互影响，“文化史总是合成的产物(composite ones)”(Moretti 2000：68)。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妥协”？莫莱蒂认为，通过翻译，外来形式与本土内容、本土形式会产生碰撞，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本土形式的变异，以产生本土文学的形式革新，因此它在文学、文化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是“妥协”实现的主要中介。正如莫莱蒂所言，“冲入本土传统的世界文学的波浪，必为本土传统所显著改变”(Moretti 2000：67)。与本土传播不同，民族文学在域外传播时，如果与译入语文化传统发生冲撞，其载体翻译必然会产生形式或内容上的“妥协”。因此，翻译不仅是世界文学形成的基础，还是民族文学进行诗学革新的重要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也呼应了佐哈尔有关翻译文学有助于民族文学诗学创新的说法。
莫莱蒂的研究正视了民族文学透过翻译进行交往、进而发生的文学变异现象，并积极地看待了由此产生的诗学创造功能；同时，也从理论上揭示了诗学革新与文学类型变化的机制，深化了学界对翻译的文学文化功能的研究与思考。
2009年，阿普特在继承卡萨诺瓦和莫莱蒂相关学说的基础上，在《文学的世界体系》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世界文学”主张。她认为文学研究的世界体系、自然科学的系统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世界体系理论之间具有紧密联系，通过综合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进化论、地形学、拓扑学、谱系学、媒介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理论，分别对这三者之间的同质性关系进行了论证与阐释理论。她指出，“文学世界体系论的最光明前景就是它能增强欧洲中心地区以外的比较文学研究，并能创造性地将时空体与基因类型、历史与进化论、地形学与拓扑学、地图与谱系、媒介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Apter 2009：55)。她借用生物学家皮亚兹(Alberto Piazza)的生物进化论观点，认为文学的传播与交流，如同生物自然繁衍一样，不可能生成出完全一致的文本与理解。翻译则为民族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与迁徙提供了保障，也为由翻译文学组成的世界文学体系提供了存在的基础，“尽管翻译为文学的生存提供了一种不完美的途径，但在确定文学形式的迁徙与变异(migration and mutation)能力时，它依然可以作为至关重要的变量出现”(Apter 2009：52)。在《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性的政治之维》(2013)一书中，阿普特一如既往地延续了其解构精神，对当下的世界文学观念进行了抨击，“近来许多复兴世界文学的努力，都依赖于可译性的假设。其结果是文学阐释未能充分考虑不可通约性，即不可译性”(Apter 2013：3)，“翻译与不可译性是文学的世界形式之本质所在”(Apter 2013：16)。
那么翻译对于世界文学的建构作用如何实现？对此，她进一步深究了翻译之于世界文学的作用、意义及其实现机制。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翻译可以视作一个地带，这个地带应建立在语文学关系的基础上，帮助比较文学突破自身个案性与地域性的束缚与局限。她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具有跨国性；其多语成分能体现语言旅行的历史，但不一定再现帝国的历史轨迹。比较学者运用星球性方法研究文学史，该方法不仅回应了地缘政治的动态性，也没有回避难以应对的边界战争”(Apter 2008：583)。“许多以西方文学实践和习惯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忘记’了其在跨文化层面上的不可通约性。此外，尽管当代比较文学新词汇的最终目的有可能是‘星球性’的兼容并蓄，但它们往往会似是而非地加强对某国家或民族唯名论的依赖，从而产生了新的排斥作用”(Apter 2008：581)。她以此为立足点，积极地看待了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翻译让不可译因素(untranslatables)获得“重生”(afterlife)，成为思想传承的跨语言、跨文化媒介。因为“不可译因素被描述为语言中无法交流的东西、一种‘异质’的内核，是一种只能在翻译中‘重生’而无法言喻的文本实质，抑或一种启示性语录的神圣文字形式”(Apter 2008：584)。真正的不可译因素最凸显特征表现为：产生了新的意义的旧词、不断被重译与误译的表达思想的新词，抑或明显具有不可通约性的翻译。在对如文化涵义丰富的新词、热词或抽象化程度高的专名、术语的“一译再译”的过程中，这些话语的内涵意义也得以在译语语境下产生、发展和丰富。
在阿普特看来，“文本似乎必须历经放逐，将文学形式移植出本土环境，使其必须直面文化和语言极大差异，它就会跳出既定的模式，从而产生形态革新”(Apter 2008：582)。在世界文学视域下，不可译因素反倒因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性而表现为“意义重生”，跨越了政治地理学的边界，跳出了政治意识形态先验的文学、文化研究框架。因此，她认为，从翻译的角度看待世界文学，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不公正对待非西方的方法问题。此外她还强调了不可译性在哲学层面上的意义。哲学命题的异域性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不可译性与哲学相伴相生，这恰好说明哲学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可译性的可译性悖论。对不可译性存异处理的思想，促进了不同民族与文化的相互比较，某种意义上预防了归化式翻译所带来的简单化与同质化认识。
一种文化语境土壤下生长的哲学在植入另一种文化语境时，必然产生新的语义。哲学语言间具有不可通约的特性，这是由哲学产生的文化语境所决定的，这对于以忠实为旨规的哲学翻译而言，概念的不可通约性必然会带来不可译性。对此，阿普特指出用哲学术语本身来翻译哲学，这不失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翻译发生的时间，也是影响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原文首次出版与译文出版时间差越大，文本被误读或创造性地语境重构的可能性就更高”(Apter 2010：52)。这体现了复译对于哲学命题在不断诠释和表达中走向丰富的意义。复译延伸了哲学著作的知识和想象的边界，译者不仅承担了哲学语言的转换任务，更推动了哲学思想、理论的跨语言、跨文化发展。通过解构不可译因素的消极意义，突出其积极意义，阿普特肯定了不可译的价值——让意义通过翻译得到表达，通过复译得到发展，最终在新语境中重生。
阿普特对“不可译性”因素的研究积极看待了翻译对文化多样性的传承共享意义，通过这种不断“意义重生”的翻译，民族文学得以登上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崭露头角、绽放异彩，其他民族文学也可以通过吸收这种“异质”文化，丰富本族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的概念域与表达形式。
达姆罗什也强调翻译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的关键作用，并从翻译的呈现方式、译文作用和阅读方式三个维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他认为：“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折射；2)世界文学是因翻译而获益的书写；3)世界文学更多是一种阅读方式，是对我们所处时空之外的世界的超然参与式阅读。”(Damrosch 2003：281)所谓椭圆折射式翻译是“以源文化和东道文化为两个焦点折射形成一个椭圆空间，世界文学居于这个椭圆空间，且与两种文化关联但不囿于一种文化”(Damrosch 2003：283)。世界文学是经由椭圆折射的翻译结果，其承载的文化既不能直接纳入源文化，也不可能完全归化成东道文化，而是因异质文化的相遇，导致了传播方向的改变。而经由椭圆折射式翻译，民族文学不可避免地杂糅了源文化和东道文化特质，使得拉长了时间距离的过去性和拉开了空间距离的异域性，与当下本土东道文化前置的文学传统相遇，促成异质文化间的化学反应，并以翻译文学的新形式表现出来。
世界文学是因翻译而获益的书写。民族文学经过椭圆折射式翻译，使得翻译文学兼具源文化和东道文化的双重特征，使文本既有异域文学的新奇性，也有与本土文学的共鸣性，从而最终进行陌生化文学效果的书写，译文在形式或语义上获益，并在东道文化中获得世界文学的地位。“把世界文学理解为是通过翻译而获益的书写结果，以有见地的、批评性的态度去欣赏、理解我们所处时空之外的世界，欣然接受世界文学是当下心智活动结果的事实……”(Damrosch 2003：291)。此外，这种翻译文学必须通过有效传播，才有机会进入世界文学的范畴。在世界文学的动态生成中，翻译起着媒介作用，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存储和传播民族文学，且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民族文学的延异和变形，使之“重生”于新的更为广阔的文学流通领域。译作的传播度和接受度决定了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内被阅读的命运。
因此，东道读者对翻译文学的阅读态度和方式也影响到民族文学转换成世界文学的进程。因此，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不是一套经典，而是对翻译文学所持的一种超然参与(detached engagement)的阅读模式，有别于进入式的民族文学阅读。“世界文学的阅读和对它的研究是固有的‘超然参与’；其作品展开一种不同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去识别或驾驭文本，而是有距离和差异的对话；我们与文本的相遇不是发生在源文化中心，而是相遇在充满了由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作品形成的张力的场域中”(Damrosch 2003：300)。如果在一开始，世界文学读者就将翻译作品当成翻译而非原文去阅读，那么他们首先获得了一种不同于民族文学读者一般需要追究原作所蕴藏的全部信息的超然参与姿态。在此前提下，世界文学读者也怀抱欣然的心态来解读原作在新的语境架构下如何经由译者阐释，领悟译作作为译作的文学性；甚至在阅读同一部作品的复译本时，通过比较译本，也能感受不同译者的不同阐释，透视世界文学形态的时代变迁。“如果优秀的翻译能被有效阅读，那它就是原作的扩展转换，是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是作品生命的新阶段，因为它从源文化家园走向世界”(Damrosch 2009：99)。
然而，翻译文学的世界文学性并非处于一成不变的状态，历史性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有可能会带来新的翻译文学，新翻译也有可能帮助民族文学完成其世界文学性表征的动态更迭，进一步提升民族文学的世界文学地位，是民族文学在新历史时期世界文学性的新表现形式。达姆罗什认为“这种界定是基于翻译让文本在形式和语义上获益。但对获益的察觉取决于文本细读、对细节的分析以及对原文到译文所发生的改变的详细考察”(Damrosch 2009：199)。从这个意义上看，具有世界文学性的翻译应是民族文学在东道文化下的当下书写。具有世界文学性的翻译文学体现了东道文化与源文化的当下交流，提升了民族文学的流传性与接受性，满足了东道文化的文化需求，丰富了东道文学的诗学形态，促进了读者与文本的当下交流，最终帮助民族文学完成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升级换代。
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与翻译的讨论凸显了文学关系的动态性与生成性，脱离了以往文学关系研究固有的“文本本质主义”偏狭，“尤为注重翻译和接受的意义”(方维规 2017：7)，脱离了以往“文本本质主义”的固有偏狭，同时也不失对译文文本自在性与审美性的观照，深化了对国别文学关系、文学影响研究与文学系统运行机制的思考，为更多非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形态进入世界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以上学者的论述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与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发，不仅引证频频出自这些文献，而且都还假定“文学世界系统”依赖于文化流通、文学市场和文体翻译的网络。当下世界文学理论中翻译研究承认了文学领域也存在一个世界体系，即世界文学体系，但它并非是全人类民族文学的叠加，也并非各民族文学经典之作的总和，而是一个依附于民族文学间文本再生产、流通、接受的巨大网络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各民族文学间存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性关系，它们通过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角力，以争取世界文学空间中心位置或支配地位，因而世界文学体系是一个动态、生成、建构的运作过程。世界文学也是一种独特的文本再生产(往往是翻译)与文学接收模式(通常是通过译文)：作为文本再生产，它包含了“异域”形式与“本土”传统的碰撞与交融；作为文学接收，它跨越了自身语言文化的藩篱，在异质文化与他国语言中流通与接受。在这种文本再生产与文学接收的过程中，文学翻译则被视作民族文学在异域文化中的具体呈现方式，并且作为一个子系统存在于目的语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之中，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结构分层，表明了语言和文学中的象征资本分配不均。当下世界文学视域中的翻译研究均试图将翻译的竞争、冲突与创造模式进行客观描述，进而对其理论化与合理化，最终以求探究翻译之于世界文学的文学、文化意义。
这些研究强化了在多元文化、多语世界中进行民族文学交往的“自我”与“他者”意识，同时也鼓励对话、协作与创新。翻译并不一定意味着消极误解与肆意阐释，也积极致力于拓宽、深化对话渠道，通过翻译，民族文学的交往可以最终到达“和而不同”的状态。同时，对话也将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文学的普遍性与差异性，以及建立在互相反应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共享性与传承性。正如达姆罗什所言，“世界文学(指译文)会进一步增添我们的阅读感受：我们会感觉我们置身于一个不同的真实世界，一个在时空与文化上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Damrosch 2012：424)。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当下世界文学理论中的翻译研究有“文学(文化)进化论”的色彩，过分依赖市场选择、政治干扰与读者接受等非文本品质因素的干涉，强调了翻译的建构性，忽视文本的文学性与文化性。翻译在世界文学市场中的竞逐与流通虽然受制于市场，但译文的文学品质与文化传递依然是翻译的首要任务，这也牵涉了更深层次的文学伦理性与翻译本质的讨论。加之，相较于一般翻译研究对策略、过程、方法与技巧的讨论，世界文学视域中的翻译研究富余哲思，显得过分“形而上”，缺乏对具体操作性的思考。这也不禁让人产生进一步追问：怎样的翻译能有助于译文在全球化市场竞逐？如何翻译能带来诗学创新？不可译因素的翻译方法是什么？世界文学从翻译中的所获具体指什么？超然解读的方式具体指什么？与远距离阅读和细致阅读的关系是什么？等等。但毋庸置疑，当下世界文学视域中的翻译研究展示了翻译的文学文化功能与人文传承意义，丰富了比较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内涵，这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外译战略以及文学跨文化传播的人文性、传承性与共享性，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外语教学》2018年第6期。
作者简介：
林嘉新，广东财经大学教师，翻译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中外文学关系与海外中国学。
李东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史、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