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梁元生：创造“文化新天地”：清末民初广东基督教徒对上海城市文化的冲击和改造

创造“文化新天地”：清末民初广东基督教徒对上海城市文化的冲击和改造

梁元生

原刊于《史林》2012年第4期

摘要：本文透过清末民初在上海的广东人基督教群体，以察看及分析其中两组人对上海城市文化所作的贡献。其一是创办和经营百货公司的基督徒，其二是以新技术印刷图书画报的文化人和出版商人，他们许多也有基督教的背景。这群广东人在沪的发展和际遇，比较起早期由粤来沪的商人和买办，无论其职业、心态以及对城市经济的冲击和对文化产生的作用，都有着显著的差别。

关键词：“文化新天地”；上海；清末民初；广东基督徒

近代上海文化有一个相当明显的特征，就是它对于接受新事物和吸收新知识、新技术，乃至外来的新文化，都存着积极而开放的态度。换言之，“海派文化”不同于一般传统中国文化者，就在其创新和求新的一面。民国初年上海的一家公司，即以“求新”为名，创办人朱志尧( 1863—1955) 的志趣和背景———传统士大夫家庭和天主教的背景，加上留学和重视科技的儿子，兼顾传统人情及商业网络的维系等，在在表露出上海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以及“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的混杂性格。① 这种包含中西而又融会新旧文化性格，除了朱志尧的家族可以具体表现出来之外，近代上海的其他社群也都带着一些共通的特质，尤其是外来的广东人和宁波人。本文主要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旅居上海的广东人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对文化创新方面的态度与贡献。文中更集中探究上海广东人中间的一小撮边沿人( 大概不到十分之一的在沪粤人) ———即广东籍的基督教徒———在这方面的表现。他们来自广东和香港以及信仰基督教多半是华侨的背景，构成了他们兼容中西、融合新旧的性格特质，使其在近代上海的“海派文化”的氛围中有施展的余地和发挥的空间。

广东人很早就来到上海，但大规模的移民来沪，是鸦片战后的事。早期的广东移民，多半投身商贸，尤其是帮助外国洋行，从事买办工作。这些买办商人如唐景星、徐润、吴健彰、郑观应等，在上海崭露头角，建立事业和声名，史迹昭彰，为人共知。而广东买办在上海的历史，也已经有不少著述，如郝延平、顾德曼、宋钻友、黎志刚等，皆有相当深入的研究。② 然而，19 世纪后半至 20 世纪初期，仍然有不少广东人继续移民到上海，其中当然少不了商人，但也有工人、艺人、报人、教育工作者、牧师、传道以及其他各种行业的人。无论其职业为何，对于颇为团结的广东人而言，其生活圈子和日常来往，总离不开几个地方，要不就是同乡会，例如广肇公所及潮州会馆; 要不就是去粤剧上演的戏园或茶园，或者就是粤人集中的老区，例如在 19 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许多广东人就集中在工人做工及生活的江南造船局高昌庙一带。后来发展到 19 世纪末年和 20 世纪初叶，另外有几处地方，开始成为上海粤人喜欢聚集之地，先是虹口，后是闸北。1920 年代，除了教会之外，一部分的广东商人和文化人又喜欢聚集在百货公司汇聚的南京路上的新雅饭店( 始建于 1926 年) 和四川北路的良友图书公司( 1925 年成立) 等地方，会谈畅聚，指点江山。这几处地方也因此逐渐变成广东知识分子在沪的文化据点，成为民国年间由粤传来的新文化的桥头堡，与 20 世纪上海城市文化的建构与转变，实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本文尝试论析这几处地方———特别是沪上的粤人教会、良友出版集团以及四大百货公司和上海粤人带来之新文化风潮之间的关系，而此数处粤人聚集的地方，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基督教的渊源。换言之，这些从南方粤省和香港来到上海的移民，其中有一部分是基督教徒，他们大都受到不同程度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且和海外的华侨及世界性的基督教组织有着间接或直接的连系。在世纪之交的上海，他们怎样利用其所知所学以及其亲属和信仰建立的网络，在上海创造一种新文化和新潮流，成为沪上流行文化的特色，这是本文拟探讨和考究的目的和重点。

一、近代上海的广东人和基督教群体

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外商络绎而来，广东人也随着北上，寻找贸易和工作的机会。这些人中，人数最多的是和外国商人合作的进出口商人以及为外商服务的买办。这批由粤港到上海的商人和买办，其中较多的是香山人，也有在香港和澳门工作过的广府人和四邑人。例如莫仕扬(See Yong) 家族，就是早年在香港担任外商洋行买办的香山人，并且在上海开埠时就前来上海当买办的。③在开埠的头 20 年中，上海的粤籍人口甚至比邻近的浙江人为多，但到了太平天国乱后，浙人蜂拥避难而来，人口暴增，远超过广东人，故此从 19 世纪后半始，一直到 20 世纪，在上海流寓或移民来沪的外省人，就以浙江人最多，广东人由初时的 20% ，逐渐递减到 20 世纪初的 10% 左右，并且百分比继续减少至 30 年代的 5% ( 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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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人口资料，在上海开埠后的20年，在沪的广东人约有2万人左右，是粤人在沪的高峰期，因为按比例计算，斯时粤人为沪上人数最多的第一大帮。最早一批来到上海的广东人，多从事买办行业，倚靠外贸致富及营生，这主要是由于上海开埠，开始进行国际贸易，引来了外国商人，也因此需要为外商服务的买办和通事(即翻译)。稍后，因为现代工业开始发展，例如江南造船厂和军械库的开办和创建，上海又得大量的向南方招募熟悉器械和维修船只的工人，因此有许多粤省和香港的劳工也被招募到上海，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造船和机械方面有较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上海主政的粤籍官员喜欢用同乡及同语的广东人在其手下服务。1860年之后在沪为官的道台丁日昌、招商局的唐廷枢、织布局的郑观应等，在其发展现代化企业时，向广东方面大量招募了不少下属和工人。因此，商人、买办和工匠共同组成了19世纪旅居上海的广东籍同乡的主要成员。到了20世纪初期，从广东来到上海的人就不止是买办商人和工匠了，许多新型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如艺术家、摄影家、出版家、教育家，乃至舞台及电影工作者，都来到这个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和急剧国际化的大都市寻找机会，而大量新移民的涌入间接也引起了广东人社群中的内在变化。民囯初期，旅居上海的广东籍人口大约有5万人。到了1935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十余二十万人之多。在20世纪早期的上海，广东商人已经不完全是倚靠外商的买办，很多是自资的独立商人或民族资本家，他们从事各种行业的生意，并非单一地依赖外贸。当然粤商也利用他们和外国洋行及海外华侨的关系，经营一些进出口业务，并且也有创新的企业，例如开办新型的百货公司，如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新和新新公司等，这些公司也大量从广东招募工人，但这些工人的工作性质和环境都和机械厂及制造局工人有很不同的地方，尽管他们都来自广东省和香港澳门两地。

沪上这个广东人群体，开埠初期人数不过数千，但随即迅速增加到过万之数。在19世纪的后半，人数大概在4万到8万之间上落。这样大的起跌，实际上和现实政治情况有关，早期的粤籍官员，都喜欢任用粤人，但小刀会乱后，闽人和粤人因参与暴乱于事平之后受到排挤，浙江人(特别是宁波人)抬头，所以造成在沪粤人减少的现象。④至20世纪初期，上海的广东人，大约有十余万人，其中信仰各种宗教及神灵者，都大有人在。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基督徒群体，主要是信仰基督新教的人，但广义来说，也可以包含一些信仰天主教的人，正如本文之初提到的朱志尧。在广东人之中，这个社群有一定之数，估计占沪上粤人的半成至一成之间。在20世纪初期，广东籍的基督徒估计约有数千之众，大概不到一万人。究沪上广东籍的基督徒的历史，渊源甚早，大概在开埠时便来到了上海。我们细察在鸦片战后最初来沪的广东买办的背景，就发现在他们之中，不乏基督教的信徒，例如著名的唐景星(唐廷枢)家族，大部分的族人都是信仰基督教者。⑤研究上海广东人历史的学者宋钻友云:“在买办、使役随洋行大班一同北上的同时，广东地区的中国教徒也来到了上海。1847年上海老北门浸信会堂成立时，最初的8个会友，除6个是西方教士外，另外两个就来自广东。”⑥根据宋钻友的研究，广东籍的基督徒在清末上海开始建立自己的方言教会，也开办附属的学校和圣经班，甚至有些教会还有自己的坟山和墓园。而上海广东人的教会主要有四间，较早成立的是上海广东浸信会，19世纪后期已经开办，由黄景山主领，但得到美国浸信会母会的批准，则是1905年的事。第一任的牧师是粤人汤杰卿，其附属学校叫明德学校。广东浸信会的会址经过数迁，最后在白保罗路(今新乡路)自购地皮四亩和大洋房两座作为会址，可容纳数百人。在1920年代，教会会友人数约三百至四百人，尚可够用，但后来人数递升，1929年记录有会友467人，至1939年，竟升至一千多人，是沪上最大的广东人教会。⑦另外一所广东人教会，是1915年创立的旅沪广东中华基督教会。这是一所独立教会，不靠外国教会和宗派资助，实践自立、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其创始人是华侨背景的广府人崔通约牧师，他伙同周仲彝医生、张竹君医生以及青年会干事何少流、许民辉、欧彬、邝富灼、李少弼等，借青年会礼堂作主日崇拜聚会，其后另觅会所。1917年自建新堂，名富吉堂，可容800人。中华基督教会虽然历史不长，但其会友不乏显赫之辈，包括商人、医生、教授、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故有人视之为“富人的俱乐部”。⑧仔细查验其会友名册，果然沪上有名的粤人多在此教会聚会，包括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高层人员:欧彬夫妇、郑昭斌一家、黄泽生(以上先施人)、郭顺、郭乐、郭琳爽一家(以上永安人)，以及兄弟牙刷公司的梁日盛、光明制造水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梁伯枝等，皆身家富有之人，至于何少流和邝富灼等青年会干事，身家或许不算丰厚，但留学外国，职业稳定，属于思想进步的中产阶级。⑨此二者之外，还有岭东中华基督教会和上海广东使徒信心会，都是上海广东人的方言教会。⑩根据熊月之所提供的资料，1949年上海的基督徒人数达四万三千人，教堂则有280所，教牧人员808人，其中外籍传教士305人。⑪照这样推算，民国初期上海的全部中国基督徒人数，估计就在三、四万人之间。而广东籍的基督徒人数大概就在数千左右。他们不完全集中在以上四间粤人教会聚会，但上述的浸信会和中华基督教会确实是沪上许多广东基督徒聚集和交流的地方。

教会和教徒，以至由此派生的有形与非形式的关系，例如和外国传教士及差会的连系，以及因此而对西方文化及信息有更多的熟悉和了解，都促使他们成为上海社群中的一个新兴的形象鲜明的群体，叫有些人侧目，也有些人嫉视，和有些人排挤。当然，从广东来的一批基督徒，由于他们语言有别，风俗也有差异，而其与外人之连系及“洋气”之文化氛围则一，更叫沪上一般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海的广东人，虽然不算是最大的外来人群体，但也算人多势众，而且影响力强的一个族群。在20世纪初期约十多二十万粤籍人口中，当然基督徒的数量不多，大概不过三数千人而已。但这数千人中，对沪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起着不可轻视的力量。由这群人发出的能量，掀起和改变了沪上消费、饮食、娱乐，乃至阅读的习惯。以下专就广东基督徒带动的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新兴百货公司带来的消费行为和流行文化，二是良友画报及其他出版物带来的新的阅读品味。

二、广东基督教商人与新兴的百货公司消费文化

早期从广东地区来到上海的商人多半从事洋行买办的工作，已如前述。在这些粤省商人之中，有部分是基督教徒，例如前面提到的唐景星家族。其他较为有名的而具有基督教背景的粤商，还有关致平和陈志源等人，都是19世纪中后期活跃于上海商场的广东买办。陈志源(Chen Tsz Yuen)是香山人，1865年生于澳门，年青时已经来到上海的中西书院读书，毕业后进入招商局工作，后转往外国洋行Messrs．H．Mandl＆Co．及Messrs．Hopkins，Dunn＆Co．担任买办之职多年。⑫至于关致平(Kwan Che Ping)的基督教背景则最为清楚，他于1872年在香港出生，是英国伦敦会会友，在教会学校读书，后在中央书院升学。17岁即北上到唐山煤矿局任事，辗转调职，从天津、香港，最后来到上海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家庭儿女多留在香港。⑬这些从广东或香港来的商人基督教徒，扮演着中西贸易之间的中介人角色，也是生活在中西文化夹缝之间的人物。但显然对于创造沪上文化新潮流和引进新知识，都没有很主动地和有意识地积极参与。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另一批来自相同地区的广东商人则不同，他们主动地介绍给上海人一些不熟悉的事物和新知，主要在于推动一种新的消费文化，有助于他们经营的新兴商业和销售产品。这就是四大百货公司在沪兴起的故事。四大公司是20世纪初广东商人北上到上海发展的新尝试。这些公司不单代表着更多的粤商来到上海，也不只是广东人在上海多开几个大型商铺，而是代表着一种新兴消费文化的产生和流行，并且进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以前的百货业，大多是按照行业分工分别售卖，不会百货杂陈，都摆设于一个店铺之中。新兴的百货公司，即英文所说的De-partment Store，实际起源于西方，把顾客及其家庭的各样需要，尤其是工艺产品，都分别置放在同一商店中不同的部门，以便一次过购买。这种经营方式，不但为顾客带来方便，也使顾客有进入商店作层层观赏，选择购物时，有着观光游览的感觉，带给市民一种新鲜的感受。这是一种新的消费文化，而上海百货公司的引入，主要是广东商人的带动。首先是先施公司，1917年在上海开办，店址是南京路630号;然后是永安公司，1918年也在上海南京路开业。先施公司(TheSincere＆Co.)的创办人马应彪(1860—1944)，永安公司(WingOnCo.)的创办人郭乐(1874—1956)和郭泉兄弟，乃至其后的新新公司(Sun Sun Co.)(创办人刘锡基及李承基家族)和大新公司(The Da Sun Co.Ltd.)的老板蔡昌(1877—1953)，都是香山华侨商人，也都在香港有经营百货公司的经验。然后再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工业兴起和消费大盛的时机，来到上海开设百货公司。

这些香港广东商人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对消费产品的需求增加，便把在香港开办百货公司的经验，迅速转移到上海来尝试。这种新的营销方法，大概是从澳洲那里学来的，因为早年他们都在澳洲工作和生活过，是来自香山的澳洲华侨。他们也累积了较为充裕的资本，可以建一幢宽大多层的商业大楼，作为百货公司的基址。这些百货公司又引入明码实价的制度，和在装饰华丽的橱窗内陈列各种货品，并且首次聘用年轻女郎为售货员，又设立专卖玻璃橱柜等。而且除了购买百货，公司也是提供娱乐的场所，里面附设娱乐场、舞厅以及一些新兴的西方传入的娱乐风，叫一般上海顾客感觉新鲜。上海档案馆的邢建榕说：“在百货公司内，一般附设有旅馆、游乐场、影戏院、跳舞厅、茶室等等，永安公司附设的大东舞厅，开创了商业与娱乐结合的先例。这家舞厅也是上海首先挂出“舞厅”招牌的。于是，“到公司去”，成为上海人外出游玩、娱乐的代名词。到了夏天，南京路上的永安、先施等公司的游乐场就搬到了楼顶，号称“屋顶花园”。⑭这些新的商业经营模式和风格，叫上海市民耳目一新，也真的刺激起沪上消费的狂热。⑮

百货公司作为20世纪20年代上海流行的商业文化，当然与上海的广东人密切有关。但这种新兴商业文化中，也夹杂相当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主要原因是这几间百货公司的创办人和经营者(永安郭家、先施马家、新新蔡家、大新李家)，皆有着基督教的背景，而且相当虔诚。根据永安郭家自述：“(创办人)郭氏兄弟尝从一中国牧师学习英语，继而受洗，信奉基督，而此种宗教信仰，不但深深铭刻其生命之中，且成为其立身行事之精神指导。彼等俱为虔诚之教徒，凡属荣神益人之善举，无论在出力或输财方面，均有重大之贡献。”⑯他们又都有意识的把基督宗教放到公司文化里，甚至在公司大楼内设立礼拜堂，让员工在礼拜日可以在公司参加崇拜聚会。此外，又有诗歌班和查经班，宗教气氛浓厚，让员工和顾客都感受到这种宗教色彩，并且把这种新兴商业文化和西方基督教传统看为一种合并的新事物。

三、广东基督教知识分子与出版文化

另外一批来自广东和香港的基督徒，是从事教育和出版的较年轻的文化人。这批人经常聚集在四川北路851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内，有些是良友的编辑部人员，有些是作者或朋友。

《良友》是一本新潮画报，但良友图书公司还有其他业务，如印刷、设计、出版图书和其他刊物等，可以说是一个出版集团。这个集团的领袖是伍联德，良友图书公司的老板，也是《良友画报》的发行人和首任编辑。他是广东台山人，家庭有海外华侨背景。年轻时读过基督教岭南学堂，长时间接受基督教的熏陶。他在岭南毕业后就来到上海，满心想学美术，但后来做了出版和编辑。他和他的出版界朋友，以及其他在良友公司工作的编辑们，都会把自己视为一个新知识分子，并把这个以良友图书公司为中心的集团看作一个专业人士的群体。他们声称具有关于这个崭新世界的认识，预算把这新世界中的新思想和新文化，透过良友画报的照片和文字，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李欧梵、李孝悌和Ezra Block等历史学家已经对这种利用崭新印刷技术的文化内涵进行了相关的讨论，例如彩色印刷和新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每期画报出现的封面女郎对流行文化和读者的影响等。由于印刷技术和画报文化已有不少学术研究和分析，本文将集中讨论《良友》特征中一个鲜为人知的一面，即广东文化和基督教义，这二个元素被看作是杂志的创办者、出版者，以及大部分编辑们的经历之集中体现。以下的考察，让我们从《良友》的创办者和第一位主编伍联德开始。

伍联德(1900－1972)，广东台山人，是良友印刷公司的创办者和《良友》画报的首位主编。他曾在广州岭南学堂从小学到大学预科学习长达10年。在岭南大学预科学习的时候，他对艺术和设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他决定违背父亲的意愿不去美国，而去上海谋生。⑰首先他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投靠馆内工作而本身也是广东台山人的邝富灼，在其所负责的翻译处工作。邝富灼少时离家，曾经在美国呆了二十余年，初是萨克拉曼多打工的洗衣工，后在旧金山救世军中做厨师，其后他决定去盘马奈学院(Pomona College)学习，但最终获得加州大学的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教育的硕士学位。1907年，他回到中国。经过朝廷考试选拔为归国“洋进士”，派到邮传部工作，但邝氏不习惯官场生涯，最后选择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翻译的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28年他60岁的时候才正式退休。⑱邝氏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工余参加许多教会和基督教机构的工作，如青年会、教育会和翻译等。伍联德初到上海，在商务的几年，明显受到这位同乡的照顾和影响，不但在宗教义理上，也在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上，都从邝富灼身上学到不少新的思想和得到新的启发。此外，伍联德又在邝富灼同一教会———旅沪广东中华基督教会中认识了粤商欧彬夫妇，欧彬夫人谭惠然女士是上海先施公司的经理，由于欧氏夫妇以及其他来自广东和香港的商人和银行界朋友，为他提供贷款，终于在1925年7月设立了良友印刷公司。⑲

在良友集团中，伍联德有另外一个来自广东的得力助手，他是梁得所，也曾是邝富灼在商务印书馆的同工。基于这层关系，一位学者曾经指出，《良友》公司实际上是上海商务印书馆衍生出来的“副产品”。事实上，《良友》公司和良友画报与商务印书馆并不存在实际营运和经济上的往来。一些《良友》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曾经在商务印刷局工作过，因为商务印刷局曾经雇用过大量的广东籍工作人员，包括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主编王云五。这些在上海生活的广东人对彼此都十分了解。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甚至属于同一个广东方言教会的会友。比如，邝富灼和伍联德都同是上海广东人基督教群体的领袖，他们在上海可能时常在不同基督教的场合中碰面，也可能参加相同的基督教的聚会或其他基督教机构如YMCA及扶轮社举办的活动。

《良友》后期的主编们均有着相似的背景，不足为奇。譬如之前提及的梁得所(1905—1938)，也是一个来自广东的基督徒。作为一所广州教堂牧师的儿子，梁年轻时在基督教办培英学校读书。培英为一所老牌基督教学校，与岭南学堂齐名。读完中学后，梁德所被父母送到山东的基督大学———齐鲁大学去学医，但他对医学提不起兴趣。不久就退学到上海发展。在上海，他与一些广东朋友结识，在良友公司工作。梁对出版事业很感兴趣，具有一个艺术家独到的眼光和热情。不久，梁作为《良友》的主编，对画报艺术风格和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为杂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梁得所是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音乐家，也是摄影师、翻译家、诗人和作家。在他当编辑的6年中，《良友画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力显著地提高，发行量和读者人数都升幅明显，成为在上海极受欢迎的杂志。后来梁得所被其他出版公司高薪聘用，另组公司出版其他画报和杂志，与《良友》抗衡。可惜天不假年，他在33岁时便英年早逝了。

另一位编辑马国亮(1908－2002)，也是来自广东而具有基督教背景的人。他同样毕业于广州培英中学，比梁得所要低一届。之前他曾经在香港生活过两年。培英毕业后，他继梁得所之后由广州来到上海。他们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并都对艺术和绘画有浓厚的兴趣。与梁得所不同者是，马国亮并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便直接到上海新华艺术学院学习油画，1929年加入良友团队，成为良友公司旗下杂志《今代妇女》的助理编辑。1933年，马国亮成为《良友》的第四任主编，并于1938年创办了他自己的《大地新报》。

《良友》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还有其他编辑人员。早期的文字编辑有：陈炳洪、明耀五、谢恩祈、魏南潜、潘比德、李青；参与艺术设计的编辑包括：万籁鸣、李旭丹、丁聪；图片编辑有：张建文和张沅恒。他们其中大部分是广东人，有的毕业于培英学校，有的毕业于岭南大学。这些在新式的基督学校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不同于走学术道路的传统学者，因为他们更注重专业和技术训练，如摄影、美术和设计等，而且更容易适应这个不断变化中的现代社会。

在这个团队人员之中，伍联德、梁得所、马国亮、陈炳洪和张沅恒都具有相同的文化视角：他们对绘画和摄影都有极大的热情，并且把这份热情注入《良友画报》之中。他们先后加入《良友》，有的是出于《良友》创办初期的运作需要，有的是因为几年后由于公司规模的扩大，急需大量在艺术和摄影方面的专业人士。例如陈炳洪，他曾是伍联德在岭南学堂和大学预科的同学。之后他远赴美国升学。1927年他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攻读新闻学的时候，恰逢伍联德来到好莱坞访问。伍联德当时就力邀陈炳洪回到上海来帮助《良友》发展。随后，由于市场和金融部门急需领导人和经营者，伍氏再次利用他在岭南学校的网络招募人才。伍联德打电话找到他在广州的旧同学，一位从岭南小学一直到预科都和他同学的余汉生，请他来上海帮忙打理印刷事业。到了20年代末，余汉生的姐姐余贵美也被招聘到沪，成为《良友》旗下附属杂志《现代妇女》的编辑。⑳

广州的岭南大学计划于1927年在上海建立分校。1926年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钟荣光，前往上海筹集资金，安排建校事宜。而当时伍联德和陈炳洪领导的良友集团，是接待委员会的主要成员。㉑这点显示了良友和岭南/培英的联系非同一般。此外，这种广东和基督教的联系也反映在杂志的内容上。有足够的资料表明，作为主编的伍联德，梁得所和马国亮，利用他们地域性和教堂的联系为《良友》的专栏邀约散文和文章，特别是一个叫做《现代社会成功人士自传》的专栏。其中，邝富灼、王云五(商务印书局的知名编辑，翻译和作家)、梁寒操(南京政府的广东籍高级官员)、黄柳霜(来自台州的移民家庭，在上海和好莱坞开辟演艺事业的演员)、李惠堂(代表香港和中国比赛的著名足球运动员)、以及刘湛恩和王立明夫妇(毕业于上海浸会大学，信仰基督，颇有影响力的教育家和社会工作者)都接受了伍联德和马的邀请。他们在短文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其基督教的受教经历。㉒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良友》的几位负责人和主编具有基督教背景，但《良友》并不是传播宗教信仰的媒介。它以许多成功人士和社区领袖的生活故事为特色，虽然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如邝富灼、刘湛恩和王立明，但它绝对不是直接传播福音的材料。相反，《良友》对于流行文化的报导，例如戏剧、时尚界，偶尔也会引起保守基督徒的惊讶的神色和批判的眼光。

此外，在《良友》画报和印刷公司的投资者和股东中，多于半数的人都具有相同背景：来自广东，有基督教的受教经历，以及与海外保持密切联系。例如，在1928年的8个董事中，3个是上海人，3个是香港人，1个来自广州，另一个来自美国。而在59个股东中，3个来自上海，持有公司11．7%的股份；一个来自苏州，持有0．3%的股份；15个来自广州，共持有18．6%的公司股份；还有19名来自香港的股东，持有44．6%的股份，是持股比重最大的。此外，1个来自新加坡的股东持股0．8%，以及19个来自美国的股东，共持股24%。㉓对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推测，这帮来自美国，新加坡和香港的股东也可能具有广东的背景。如果我们把他们这帮人和广东的另一帮人放在一起，那么在1928年他们共持有《良友》集团超过80%的股份。他们代表了新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工作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媒体和文化事业(电影业)，为在上海的广东人开辟了一项新事业。

确切地说，《良友》画报便是这项事业的投射。这个事业以一帮来自广东和香港的年轻人为先锋，他们通过自身专业和教育背景及与外界的联系来推广他们在上海的事业和文化的宣传。所谓的广东圈已经随着市场的深入而普及到其中的独立的个体。

然而，这群广东人有别于在上海的传统上以广肇公所为纽带的广东商人。后者通常是热衷于社区服务的商人，他们常常维护坟场，保护庙宇，热心慈善和经营“善堂”(hall)的公益事业。正如顾德曼(Bryna Goodman)在她的作品《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中提到的一样。然而，广东文化背景下的《良友》集团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其他在上海的群体，他们并没有同传统的广肇公所地区的精英混合在一起，相反地，他们有自己的朋友圈，通常是来自广东和香港的基督学院和学校的校友，例如岭南和培英。他们当中的一些更热心于教会的工作，例如专注于基督教青年会(YMCA)或女青年会(YWCA)的会务，或者是扶轮社(Rotary Club)的工作。

结语

本文主要是透过研究清末民初在上海的广东人基督教群体，以察看及分析其中两组人对上海城市文化所作的贡献。这两组人的其中之一是创办和经营百货公司的基督徒，如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先施公司的马应彪，大新公司的蔡家和南洋烟草公司的简家等，都是民初上海有名的粤商；其二是以新技术印刷图书画报的文化人和出版商人，他们许多也有基督教的背景，特别是由岭南及培英学堂出身的一群。他们或者为了升学深造，又或为了寻找发展的机会而来到上海，集结一起，成为“良友”集团，对上海的新兴文化和流行文化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群广东人在沪的发展和际遇，比较起早期由粤来沪的商人和买办，无论其职业、心态，以及对城市经济的冲击和对文化产生的作用，都有着显著的差别。本文尝试从其基督教的背景探讨这批广东人在上海所扮演的角色，作为民囯时期上海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侧影。

注释

①创立“求新”机器厂的朱志尧的事迹，以及其家族的士大夫与天主教的背景，其后人既继承传统又出国留学，回国后从事科技和商业的发展，在在表现出创新和继承的上海企业家精神。见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158页。

②Hao Yen－ping，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 Bryna Goodman，Native－Place，City，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 —1937.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又参见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版)及马学强、张秀莉《出入于中西之间: 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版)。

③有关莫仕扬生平，可参见莫华钊《香山莫氏家族》、莫华钊编《澄怀今古:莫家三代珍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9版)，第12—13页。

④参见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陈同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2。

⑤Carl Smith，“A Register of Baptized Protestant Chinese，1832—1842，”in The Chung Chi Bulletin，v．49，1970，pp．23－26，以及Arnold Cartwright，Twentieth － Century Impression of Hong Kong，Shanghai，Etc. p．548 提到的唐元湛( Tong Yuen Cham)，即其家族成员信教并留学外国者，第 532页。

⑥宋钻友:《上海的广东人》，第172页，引自《浸会在江苏布道的情况》，吴立乐编《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民囯丛书》第5编，卷15，第82页。

⑦宋钻友:《上海的广东人》，第173－174页。

⑧同上书，第179页。

⑨同上书，第179页的注释。

⑩㉑同上书，第181－182页。

⑪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⑫Arnold Cartwright，Twentieth － Century lmpression of Hongkong，p．556．

⑬Ibid．，p．564.

⑭王楠:《揭秘上海四大百货公司成长史》，《新闻晚报》2011年4月14日。

⑮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第265页。

⑯永安百货公司编《永安百货一百周年》，香港永安百货公司2007，第23－24页。

⑰伍联德父亲是美国华侨，曾在纽约唐人街充当洗衣工人。而伍联德到沪任商务印书馆美术编辑，进身出版界的经过，见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0卷许敏著《民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193页。

⑱邝富灼的生平事迹，见梁元生《边沿与之间:邝富灼的跨地域和跨文化经验》，《边沿与之间》，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7－146页。

⑲村井宽志:《良友画报与华侨关系网》，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0页。

⑳参见王若梅有关良友画报博士论文(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2006年)，第四章。

㉑李瑞明编《岭南大学》，香港:岭南校友会1997，第204页。

㉒《良友》杂志所采访的对象，当然并非全是广东人和基督徒，但从上述个人背景看来，这两方面的人物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关于这些采访记录，在《良友》中可以看到，另外也可以参看程德培、郜元宝、杨扬编《良友人物1926—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㉓村井宽志:《良友画报与华侨关系网》，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第422－426页。

作

者

简

介

梁元生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研究专长及兴趣包括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儒学与基督教、海外华人社会（美国及东南亚），以及上海、香港与深圳的城巿文化。主要论著有《晚清上海：一个城巿的历史记忆》、《边沿与之间》、《双龙吐艳：沪港之文化交流与互动》、《基督教与中国》，以及《新加坡华人社会史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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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公众号：跨界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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