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丘成桐：大部分中国小孩很少有解决问题的狂热，他们考虑的是要出国赚钱

在数学领域，丘成桐攻克了多个数学难题，并获得菲尔茨奖等多个世界级的数学大奖，其学术成就在世界上更得到了公认。在美国，他不仅提携中国的学术后辈，而且培养了多名杰出学生。在中国，他成立了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中心，在“不拿一分钱”的情况下，以一己之力大大提高了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水平。此外，他还在其他大学组建了数学中心，为整个中国的数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另一方面，丘成桐个性鲜明，他曾经在媒体上公开批评自己的学生田刚以及北大数学系，在学术界引发轩然大波，并因此引来了反击。对于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和学术评价机制，丘成桐都公开表达过自己的想法。

是哪些原因造就了丘成桐的成功？在他攀登数学高峰的道路上，曾经有过怎样的经历？丘成桐主要在海外，为何也会卷入华罗庚一派和陈省生一派的纠纷？在美国生活多年并且入籍，为何他自己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近日，丘成桐的自传《我的几何人生》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在书中，丘成桐详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从广东蕉岭到香港，从香港到美国求学，从美国再回归大陆，丘成桐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并且以数十年的实际行动支持了中国的数学发展。

就书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媒体采访了他。

丘成桐，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哈佛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院长。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获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克拉福德奖、美国国家科学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大奖。他成功解决了许多著名的数学难题，其研究深刻变革并极大扩展了偏微分方程在微分几何中的作用，影响遍及拓扑学、代数几何、表示理论、广义相对论等众多数学和物理领域。（张弘摄）

01

人文学能够形成科学研究的感觉

记者：你曾经建议教育部门，选择一些名人传记、数学科普书作为学生必读书；作为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国内也广为人知的数学家，这也是你写自传的原因之一吗？

丘成桐：这是原因之一，希望我生平念书的经验，对于年轻的学生会有些帮助。现在很多学生家里还算小康，他们没有什么道理念不好书，一些同学却往往抱怨念书困难。我出生于一个穷人家庭，在数学上也算是有所贡献，希望学生知道读书遇到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们在学业上也可以出人头地。

对于有志于学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一个真正有学问的学者。不仅仅要考试考得好，还要对学问有兴趣才行——我一辈子都对学问有兴趣，所以不怕困难，就算是有困难也能够克服。我对学问的浓厚兴趣，让我毕生受用不尽。

很多学生读书的唯一目标就是考试时拿到好的分数，而一般的学者的目标则是赶快去拿个头衔，然后去追求更高的名誉，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主要目标。中国有不少学者的学问还是不错的，但跟世界上有名的大师还是有一段距离，大概是因为他们追求的都是一些小名小利，所以终究不能成大器。

燕京书评：你认为，多读几部科学家传记、数学科普书，培养学生的兴趣，要比参加奥赛训练更重要。你在自传中也提及，有的大陆学生很聪明，也很有数学天分，但后来改行了。那么，你是强调“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吗？就你自己的亲身经验和教学观察，这一点是否明显？

丘成桐：“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一点很重要。你受到启发，会花很多功夫，去思考，去用功。如果对学问没有兴趣，勉勉强强懂一点点基本知识就以为够了，不会用生命深处爆发出来的精力去研究学问，很难成就大学问。有人很有钱，他还是喜欢冒险，爬很高的山，因为他觉得爬山挺有挑战感，就是要爬。美国一些有钱人喜欢去太空冒险，自己花钱去做太空船，赚不赚钱他不见得在乎；他觉得去太空够刺激，他有兴趣；假如没有兴趣，他不会去做这些事。很多大学问，都是因为研究者有兴趣做出来的。

二十世纪最出名的生物学大师沃森写了一本书，叙述他和他的同伴怎么发现DNA的过程。开章名义就说他当时很年轻，不到22岁就想去解决生物学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了解生命的基本结构。他认为他可以找到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非要将它做出来不可，就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这个问题上面去了。他找了他的朋友一起做，花了很多功夫，终于在几年内做出来了。当时，和他竞争的对手是诺贝尔奖得主珀伦，他也不怕，他和他的朋友抢先完成了这一研究。

沃森虽然只是很年轻的刚毕业的学生，但敢于闯敢于做大事，因为他觉得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揭示生命的结构，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答会让他青史留名。我想他做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过要拿诺贝尔奖，而是很狂热的投入，非要将最重要的结果做出来不可。

我坦白讲，在中国年轻的科学家，很少愿意把全部精力放进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非要解决它不可。大部分中国小孩子很少有这个狂热，他们考虑的是要出国要赚钱。

《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史蒂夫·纳迪斯著，夏木清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3月版

记者：你在自传中引用了大量的古典诗词，比如，王国维描述做学问的三重境界、屈原的诗句，包括书后所附你创作的古朴典雅的《中华赋》。你还说，《红楼梦》中的爱情主线让你感动，阶级冲突使你产生了切肤之痛，而这部小说的结构影响了你对数学的看法。这似乎是说，你早期受到的人文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于你的数学研究，或启发你数学研究的灵感。实际情形是否如此？

丘成桐：一般来说，一个好的科学家都会受到人文科学的影响。但是，每个学者开始做学问时，都会花很多时间去学好大大小小的基本功夫。先要走一段打好基础的路，再走一段其他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在走没有人走过的路时，往往要做一些决策，这个决策受到人文科学很大的影响。在三岔路时，要选择走哪条路才比较丰富，得出更好的成果？人文科学带给你的修养，往往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我们爬山爬到半路，遇到困难时，我们会不会放弃？这是个很重要的决定。做学问时，往往要走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我们走到半路时会不会不放心？这个决策是很重要的。爬过一座座山后，你是不是继续走这条路或是走另一条路，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决定，因为有可能走下去，会到尽头了，要知所进退。但有时候，你晓得路径是对的，走过去还会有很丰富的前景，后边尽管有风险，你还是要往前走。

做重要的决策不见得是科学的，往往由一种感觉来决定——你对学问的感觉或是你对大自然的感觉，对你的研究极为重要。你的感觉对不对，能不能带给你好处，对前沿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这个感觉往往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是我们和大自然交流得出来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诗词也是我们心灵跟大自然交流的一个渠道，假如和大自然交流得好，对科学就有感觉。做决断的时候，一个好的科学家跟第二流的科学家往往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和科学家受到哲学的培养，对学问的了解都有关系，不是完全孤立的。假如没有这方面素质的培养就做不好，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决定，怎么往前走，和人文的修养有密切的关系。

无论在历史上或者文学上，都有很多人类宝贵的经验记录下来，比如霍去病跨越沙漠去打匈奴，他决定要向前冲，去攻打匈奴单于，为什么他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些人会怕，因为从来没有人在大漠上奔驰千里去攻打匈奴，但霍去病决定要做，结果打了胜仗，但不是会打胜仗。他开始时不见得清楚，得要靠他自己的直觉，他要知彼知己，也要晓得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这种种经验都是训练出来的，不是随便得到的。

北大也好，清华也好，有些小孩子志气大得很，他说我要解决大问题，否则我就不算伟大。话很动听，但他有这个能力吗？他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夸口可就没有意思了。假如他要爬珠穆朗玛峰，赤手空拳就准备去爬，这不可能的事。对吧？总要拿一大堆工具。

这些都是人生的经验，所以人文的修养辅助上科学的修养。归根到底，最重要还是要学习基本的工具，不懂加减乘除就不可能懂得微积分，就像你爬山的时候没有好的鞋子好的手套，你想爬上珠穆朗玛峰是不可能的。

02

家庭的熏陶和教师质量很重要

记者：你的父亲丘镇英是早稻田大学硕士，他严格要求孩子们努力读书；你的母亲念完了高中，在你父亲去世之后拒绝了你大舅让你去养鸭的建议，在最艰难的时候仍然激励你努力读书。虽然你后来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比如萨拉夫的帮助、陈省身的指导等。但我觉得，这种家庭教育的理念会激励一个人努力学习。你对此有何体会？

丘成桐：对，这确实重要。我父亲是有学问的学者，他重视的是教导我一个学者应当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一个商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商人，他们期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够赚钱，不在乎孩子学习到什么新的学问，也不在乎孩子对大自然有什么了解，也不在乎孩子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而是希望小孩子以后一辈子无忧无虑，能够过着好的生活，无灾无难到公卿！——这就是一般中国家长的愿望。

很多小孩子都会迎合家长的要求，他们明明对某些学问有很大的兴趣，但他往往会受到家长的影响，慢慢地也不会把这些兴趣看得重要。毕竟人在年轻的时候，思想还没有稳定下来，会受到大人的影响。大人往往劝导你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念了也对你以后没有什么好处，甚至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你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赶快去念金融，研究投资，以后可以开公司，小孩子听多了就很容易改变态度。现在媒体常常描述，某一个商业成功者怎么赚到第一桶金，怎么成功创业，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天天讲这些事情，所以小孩子就不会觉得念书本身有价值，对学问的兴趣也少了很多，因为他不认为做学问是一个高尚、高雅的活动。

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想法，每一个团体也有不同的想法。假如你在唐朝的时候，你会觉得写诗写得好，是件很风雅的事，现在我们的社会认为做生意重要，所以有不同的风气。可幸我父亲跟我母亲从来没有认为念书是为了赚钱的，就算我家里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我以后要赚大钱，甚至没有要求我赚钱来维持家计，他们觉得我好好地念书就一定有前途，不用管其他的事。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因为小孩很多，他工作很辛苦。当时，我父亲一年的薪水才2000块港币，一个月的房租是100块钱，剩下的钱就很少了，但他还是维持下去，坚持我们要念书，他觉得念书很重要。同时，我父亲搞哲学，他常常会把学生召集到我们家里来讨论学问，这种做学问的态度跟风气对我影响很大。

我母亲在我父亲去世以后，希望我很快成长。因为生活很艰苦。但是，就算在生活艰苦的时候，我母亲也没有要求我去念电子工程或者金融，她觉得我念数学也没什么不好，只要我喜欢，只要成才，懂得这门学问，她就觉得很满足。

这对我很重要，让我有胆量去念一般人家认为不重要的科目。我中学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想念电机工程，我就对数学有兴趣，这是我父母对我的最大最重要的教育，放任我去念我喜欢的东西，使我一生受益。

1941年，丘成桐的父亲丘镇英和母亲梁若琳的结婚照。

记者：你就读的香港培正中学“数学老师尤其突出，绝大部分水平奇高”（20页），你还特别提到老师梁君伟非常棒（22页）。而培正中学也出了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七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数学家萧荫堂和你。由此可见，高质量的教师对于学生的重要性。在中国，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衡，绝大多数中学的数学教育都达不到培正的水平。在中学数学教师的培养上，你有什么看法？

丘成桐：教学的质量和教师的素质，跟学校得到的投资有很密切的关系。当年我念培正中学的时候，中学由美国浸信会支持，有不错的经费。但到了1980年代以后，教会就不大支持培正中学了，经费主要由政府付出，政府就管了很多事情，要培正跟其他比较差的学校看齐，要遵守政府定下来的规矩。当年我们念培正的时候，很多课都是其他学校不教的。我们的老师很好，能够教很多与众不同而有趣的课程，这对我们学生影响很大。

中国的小学教育，从前经费是不够的，现在比较好了。中学教育也开始大改变了，不是从前的光景了。20年前中国的中学教育实际上是不行的，但现在有很多很不错的中学，比从前好多了。所以，教育的发展跟经济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现在政府也愿意投资教育。同时，政府对中学教育的管制也慢慢放松不少。当年香港政府对培正中学管得不多，主要是学校自己管理，比较自由。薪资高了，老师也愿意多花功夫去教学生；如果薪资不够，学校请不到第一流的老师，素质就不大行。

老师的报酬太高也不见得是最好的事，但一定的水平总是要有的。假如一个老师要花全部时间教学生，他家里挨饿是不行的。如果老师的薪资太低，不能解决家里的基本生活开支，他怎么可能安心教书呢？这是现实的问题。我老家在广东蕉岭县，我第一次去时，穷得一塌糊涂，中学、小学都不行，现在的教育质量慢慢提上来了。

1979年，丘成桐游览北京颐和园。

03

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天才

记者：你1966年秋天考入香港中文大学的成员书院崇基学院，来自美国的数学学者萨拉夫在你大二时提出让你提前毕业，校长李卓敏建议你去和香港大学的数学家黄用诹见面，他无意考你，只想展示自己的工作，意识到你对他的工作不感兴趣之后就认为，你不是个天才。黄用诹1913年出生，到2004年才去世，当你后来在数学界功成名就之后，他有没有向你致歉？

丘成桐：你知道，香港大学是大英殖民地在香港成立的第一个大学，一百多年历史了。它是培养香港殖民地官员主要的地方。所以，港大教授一直以为自己很了不起。1963年以前，香港大学是香港唯一的大学，即使有大学问的学者如钱穆，也做不了香港大学的教授，他的薪水比香港大学的教授相差很多。香港大学的教授比一个在私立书院里面任教的普通教授，薪水可能相差10倍。基本上，香港大学所有的课程都用英文讲，全面认同港英。所以，香港大学的师生大致上都认为自己比其他大学高一等。

黄用诹做过香港大学副校长，当然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其实他做的数学专业是几何，跟我同行。他在几何学上的研究并没有太大意思，但他的权力太大，不大了解他自己在科研上不行，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对我的老师陈省生不能够不佩服，不敢不恭敬。我跟我的老师在一起时，他就对我很客气，因为陈省生先生是当代最著名的学者。有一次他从香港经过加州，陈省生先生请他吃饭，我也去了，他在我老师面前是毕恭毕敬，在这个时候他对我就没有这么傲慢。但是，在其他场合就不见得是这样子，我倒不在乎。他懂的学问其实不多，但有趣的是，他在香港大学的学生里面制造舆论，说他是世界十大数学家之一，这当然不是事实。

我对他还是很礼貌的，事实上我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天才，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天才。所以，这是一个小事件。

记者：你1969年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加过“钓鱼岛事件”引发的学生运动。你1971年22岁就拿到博士学位，然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你在书中说你和物理学者沈平、数学学者莫宗坚、项武忠等人聚会时，大部分时间在讨论《毛主席语录》。联想到1968年左翼运动在全球爆发，你们当时是否受到这股潮流的影响？

丘成桐：我想是受到了潮流影响。当时伯克利有很多美国学生对美国政府很失望，他们反越战，美国政府不理他们的抗议，还派了军警来镇压，并且开枪。所以，他们研究越南的文化。刚开始时他们研究越南共产党的领导胡志明，对他很仰慕。很多学生宿舍里面挂着胡志明的像，但学生随后发觉，胡志明其实很多理念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所以他们就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挂毛主席的像，同时也开始念毛主席语录，大概是1970年就开始了。

我刚刚进入伯克利的时候，中美还没有建交，当时台湾跟美国有正式外交关系。我们期望台湾替中国出头，保卫钓鱼岛。但是，台湾官员敷衍了事，不理我们。我们就很失望，因为美国人在挂毛主席的像，我们觉得我们也应当去研究一下毛语录是怎么回事，所以就开始阅读毛语录，至少搞清楚它的内容是怎么样的。我看过毛泽东的文章，觉得内容都不错，但我毕竟不在中国大陆，所以搞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只能够看到“文革”表面上好的地方，没有看到后面的东西，我很多朋友就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梦想。读毛语录时，我们都觉得不错，但不是能够身体力行地做到里面讲的，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1996年，丘成桐（右）和论文导师陈省身先生摄于台湾。

记者：你在自传中写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1971年7月尼克松宣布次年2月访华，莫宗坚1972年不顾众人苦苦劝告回到大陆，但半年之后就决定回到美国。你当时怎么看这件事？你当时想过回国吗？

丘成桐：莫宗坚是在台湾长大的，他对中国大陆内部的情形可能不了解。虽然我在美国时，对中国实际的情形也不太清楚；但去美国之前，在香港倒是知道一些中国大陆的事情。我在香港长大，我们看的报纸，对中国大陆内部的事情报道比较详细。同时，中国国内有些事情是眼睛可以看到的——“文革”中有文斗、武斗，很多尸体从珠江流到香港。我们去海边游泳时会看到，这些尸体是打架死掉后流下来的。这是第一点——我们晓得武斗是绝对存在的。第二点，我那时候住在沙田，是九广铁路经过的地方，广州到九龙的铁路，天天运货，中国的货物到香港换外汇，我小时候就天天走那条路，沿着铁路回家，所以对于火车上运什么东西晓得一点。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猪。从大陆运到香港的主要就是农产品或者牲口，就是猪牛这些牲畜。在“大跃进”和“文革”时，从中国运来的牲口特别瘦，差不多是皮包骨。所以我晓得，中国当时是很穷的。

结果，莫宗坚1972年年初回大陆，只待了很短时间就回到了美国。去大陆之前，他有一辆汽车想卖给我，我当时不需要，就没有买。他回美国以后，将车子开走了。一时之间，他没有工作，项武忠就打电话给莫宗坚的导师，莫宗坚就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然后项武忠到处吹，他是莫宗坚的衣食父母，这就太过分了。

1998 年摄于新疆，向学生展示书法。

04

做第一流的学问不能搞量化考核

记者：任正非曾经透露过华为拥有700名数学家，而你对此表示质疑，说这700人最多只能称为数学工程师，那么，纯理论数学家和数学工程师的意义、价值和重要性各在哪里？

丘成桐：华为这些数学家，无论是纯理论数学家也好，应用数学家也好，这些人我都没有见过。其实我很尊敬任正非，他为中国做了大事。但是，我估计在中国大陆，能够做好研究的数学家不会超过一两千个人。我来中国大陆很久了，一生研究数学，还没碰见过华为的任何一个数学家，所以人家问我的时候，我才有这个反应。  

记者：你认为，现在中国的学术界非常浮躁并且混乱，每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也更像关系到考核标准以及评职称的一项作业，所以基础研究越来越被忽视。现在很多院士都是在敷衍做事，为的不再是研究本身而是奖金补贴。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批评现行的学术体制，认为用量化标准来考核学者的做法很荒谬。综合你在美国和中国大学的执教经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丘成桐：当一个国家的学问还未转型的时候，可以用量化来作为衡量的指标。比如，以中学生，小学生为例，你会不会加减乘除，会不会解一次方程二次方程，那是很容易搞清楚的，很容易量化。你不会做这个试题，就表示不懂。

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比较原始的状态。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数学水平不高，可以用一定的量化方法作为衡量标准。当国家数学的水平提高很多以后，就不适合用一般的量化标准来考核，我们要研究的是大自然里深奥的问题，要走的是其他科学家以前还没有走过路。我先走了两步，其他人可能完全没有搞清楚我做的学问，因为这是新的问题。那你怎么量化？所以，中国假如真的要做第一流科学研究的话，不能够单靠量化的方法来衡量学者。

中下游的学问可以用量化方法来决定，中上游的学问不可能用量化方法来决定。量化有它一定的好处，但你要知道中国的数学程度不再是中下游了，我们要做第一流的学问，要向上看。

记者：按照你在自传中的描述，1941年华罗庚获得了国家科学大奖，但是陈省身和他住在一起，自此，“纷争容易形成，但难以化解”（102页），而两人的矛盾在他们的弟子、甚至再传弟子身上仍然延续（154页），并且和你产生牵连；1980年，吴文俊的一个学生和你产生了激烈争吵。应该说，这些矛盾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在你看来，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丘成桐：我在香港长大，我跟华先生跟陈先生当年没有任何关系，后来陈省生先生做了我的导师，我才和他有师徒关系。但是，我也学过华先生的著作，所以我对他们都很尊重。从感情上或者从数学上，我跟华门弟子没有什么矛盾。但是，他们为了很多小事情，吵架吵得一塌糊涂，直到现在——这是很不幸的事情。

我认为，根源在于个人把名利看得太重。像数学大奖也好，院士也好，不过就是为名为权为利，我个人看重的是对学问的追求。

记者：你曾经提出过120个数学问题（169页），后来又提出100个数学问题，这些问题的现在的研究进展如何？

丘成桐：我提出这些问题后在数学界影响很大，到现在大概解决了30%。大部分解决的结果是对的，方向是对的。

杨振宁和翁帆

05

学问不该论资排辈，不能倚老卖老

记者：你在书中认为，中国人有敬老传统（302页，305页），这在伦理道德方面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是，在学术研究上不应该“愈老愈强”，“敬老”过头，会对后代产生不必要的障碍。以你在东西方生活多年的经验，你认为理想的长幼关系是怎样的？

丘成桐：举例来说，我在哈佛的同事，很多是一代大师，到了六七十岁以后，这些大师们很珍惜自己的学术声誉。年纪大了后，他们会自己承认，现在学问和本领已经比不上从前。而中国是刚好相反，越老越好，中国文化历来提倡敬老，你看金庸的武侠小说，都是越老越厉害。像《神雕侠侣》中的周伯通和一灯大师，那么大的年纪了，还非常厉害。中国人往往会忽视一个人年纪大了以后，衰老是一个物理现象，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一些老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在这方面，外国的学者比中国学者谦虚。很少见到年纪大的中国学者愿意承认自己现在的学问比不上从前了，在专业领域可以退出来一点。刚才说的我在哈佛那位教授，他比我大20岁的样子，现在去世了。他在数学上是一代大师，当时我是系主任，他生日那天，我们做了一个派对，他当着很多人的面前讲，他到了60岁的时候，发觉他的数学的能力比从前差得多了，所以当时就决定不能在哈佛待下去了，因为他的能力不行了，他就决定退休，到得克萨斯大学去做教授了。

但是，论资排辈这个事情中国很难改变，这跟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有关，假如学者没有这个地位的话，很多生活上好处拿不到，但是，生活上的好处其实可以跟学术见解分开的，美国就是这样。我对你很尊敬，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帮你解决。但是，学术上的问题，你就不要添乱了。

记者：你曾在书中几处提到，自己幼年到大学受益于中国，之后从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受益匪浅。你对中国有深厚的故土之情，并且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但是，你对大学中的官僚主义颇为不满（296页）。同时，你也对美国感激良多，对美国数学界尤其如此。在美国你可以畅所欲言，在中国则要出言谨慎（306页）。那么，中国的教育体系和学术体制应该怎样改革？

丘成桐：现在有些媒体往往夸大和误导大家，有些事情我们在国外看得很简单，但在国内就有非议。比如，杨振宁先生和翁帆结婚，这是个人私事，在美国人看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有些老百姓觉得这不是很合适，很多非议。在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他的勇气。

总之，文化和制度两方面的问题都有，都需要改变。

记者：你之前对自己学生田刚的批评，对北大数学系的批评曾经引发轩然大波。有些人认为，你不像个中国人，有更多的有美国人的直率，比如说就事论事，不讲情面。你怎么想？

丘成桐：批评田刚，批评北大，对于我来讲都是小事情。田刚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他好好地做学问，他没有听，我就批评了他。北大数学系有很多作风对做学问不好，我也批评了，北大有些人不高兴，反应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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